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西方世界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后，大清帝国仍自命为世界中心，期待着万邦来朝，结果，等来的却是一群群乘着坚船、架着利炮不知来自何方的“蛮夷”。老朽的王朝被打得丢盔弃甲、屡战屡败，以至于曾严格恪守的那种“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1〕的华夷之分原则也不得不有所松动，帝国精英中最开明人士开始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旗号，主动将重闭多年的国门启开一道小缝，小心翼翼地伸出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如何。
最初的试验品是一群小孩子，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留美幼童”，这个试验充分显示出事业草创之际当事者的天真与无畏，大清帝国居然首先选择了一个与其在各个方面都迥然相异的国家派遣留学生。从现在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在美国学业有成、生活愉快，可在当时，除了玉成此事的容闳认为孩子们是在健康成长而倍感兴奋外，其他留美学生督监却大多处于倍感焦虑的状态，尤其是1876年上任的吴子澄。
这位视留学为离经叛道之举的吴督监可谓保守至极，但若称其“正统”，在那个时代似乎更为准确些。他日通消息于北京，告状道：“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礼拜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2〕
自1872年始，原定十五年的留美计划就在这日渐强烈的“正统”抗议声中于1881年提前结束了，共一百二十名“幼童”除去先期遣返、执意不归和病故的二十六人外，其余九十四人被分三批遣返回国。虽然他们中出了詹天佑、吴仰曾、蔡绍基、唐绍仪等许多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可如此小的体量，又作为教育失败的典型，被重新注回四万万“正统思想”控制的同胞中间后，无论他们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在当时真正产生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之后的数年，清政府外派留学生的事业一直处于低谷，直到一位日本人的出现才有所改观，此君便是1897年至1899年间担任日本特命全权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谷野这个人不仅有想法，而且胆子也很大，他在1898年4、5月间不但口头上讲，还写信给中国官员，表示日本政府承诺支付两百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的费用。这种未经授权的擅自行动立刻受到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申斥，可日方觉得既已承诺，便有责任履约，接受留学生一事便这么定了下来。
对于自己的行为，谷野在1898年5月14日致西德二郎的密函中做了解释，即：“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國，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依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3〕
甲午战争后，豪赌得胜的日本政客忘乎所以、漫天要价，导致俄、德、法三国干涉，不得已退还了辽东半岛，暴发户们也被这一闷棍打清醒，立刻将自己的兽性藏进西装、礼帽里，重扮出一幅亲善的面容，殷勤地拉拢起刚被它狂殴了一番的大清国。明眼人能勘破，后来，陶希圣曾有几则笔记描述汪精卫投敌前后的心理变化：“其始也觉日人之易与，其继也觉日人之可亲，其终也始发现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4〕好在清廷朽则朽矣，当国重臣们倒还老辣，不会轻易就上了日本人“易与”、“可亲”的当，他们面对谷野的大礼包，接是接了，却并非草率且别有打算。
以当时形势看，自甲午一战，堂堂大清居然惨败给历来轻视的蕞尔岛国，无论保守还是开明士绅才痛彻地感到了“国”、“教”、“种”之危机，甚至连清朝统治者希望只管自己穿衣吃饭的小老百姓们也纷纷议起国是来了。可要保“国”、“教”、“种”，靠原先那极“正统”的路子自然不行，可开放到向处处与帝国相异的美国学习，留美幼童的前鉴不远。因而，在开明士绅看来，学是肯定得向夷学的，但夷也分三六九等，得找个合乎本国国情的夷学习想学的东西才是正道，所以当日本主动示好时，帝国官员很快意识到：这个夷就很合适！
明治之初的日本虽然没入清朝文武的法眼，可经甲午一役，大清官员立刻对日本刮目相看，到日俄大战后，日本简直就成了大清朝举国上下的神话。同时，明治十四年政变（1881）使日本最终抛弃了英式自由主义道路而选择了德式集权专政的道路。次年伊始，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向文部卿传达贯彻儒家思想教育方针的‘圣谕’，12月以‘敕谕’将元田编纂的专门强调孝道和忠节的《幼学纲要》‘下赐’给地方长官和学校教员，以为修身教科书”〔5〕。从此，福泽谕吉倡导的所谓“文明开化”日渐式微，维新政府喜欢的终是“小心翼翼规规矩矩的良民”。
到“明治二十二年宪法”（1889）颁布，“天皇制”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因宪法得到进一步加强。同年10月，随着“教育敕语”的“下赐”，“规定天皇是干涉和决定国民的道德观和社会观，并具有政治和道德（即代替欧洲的宗教）双重大权的存在”〔6〕。而1891年9月文部省发行的《敕语衍义》不仅继续强调传统的宗教道德，进而开始强烈抨击基督教。工业呈井喷式发展，军队又特别能打，关键皇权愈加牢固，思想上重归儒教与神道传统，这套“和魂洋才”的维新模式对于迷茫中的大清君臣来说，简直是救死还魂的灵丹仙草。
1898年初，张之洞派出以吏部姚赐光任团长的第一个赴日教育考察团，姚返回后，于1898年4月22日向张之洞提交考察报告（后来以《东瀛学校举概》之名公开发表）。同年4月，张之洞完成了《劝学篇》的写作，其中对留学事宜有专门论述，即：“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7〕 相比于“留美幼童”的草率盲目，留日准备工作實在周到细致，故而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称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的《劝学篇》6月上报皇上，7月25日便有上谕下令印刷四十份，分送总督、巡抚及各省学校。之后，虽有“庚子之役”的小插曲，但“东南互保”使得大半中国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倒是原先极“正统”的势力经此一役势力丧尽。之后，随着清廷大力推行“新政”，久受压抑的维新冲动重又释放出来，再配上1905年废除科举，一时游学东瀛之洪流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粗略估计，从1898—1911年间，至少有二点五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西方学者马里乌斯·詹森“认为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而且，“这一浪潮是‘到那时候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8〕。也许二万五千名学生在今天看来是个小数字，但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人口情况和阶层比例，这个数字绝对不小。
按陈志让估算，清末“绅士阶级”“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二”〔9〕，这些人中“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二”〔10〕。而且废科举后，“凡知识分子，见科举已停，贫士无进身之阶，遂相属投军”〔11〕。所以，刨去少数公费支持的贫寒之士（这些人多是各地武备学堂出身，入日本士官学校），当时有钱留日的学子大多出于可入咨议局的上层士绅之家，两万多人就意味着上层士绅几乎大半将孩子送到了日本去留学。
与区区一百二十人且出身平常甚至低微的“留美幼童”相比，留日大军集结了当时中国精英家族的大半子女，当他们学成归国后，就不能不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清末留日学生在学业上却乏善可陈，入士官学校的武人倒是学习刻苦，可偏偏人家在这方面藏着掖着、生怕多教一点儿，而大多数官宦家庭及其子女不过是以留日代替科举，务求速成，日本方面接待留学生的主要大学亦多开速成班，宽进宽出，皆大欢喜。进而，钱多、人傻、好骗的清国留学生大军成了日本社会的新财源，“留学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906年，中国学生超过五十人的学校已超过五十间。其中不少是‘学店’或‘学商’，是热衷于牟利而降低标准吸引学生的文凭工厂”〔12〕。
学业虽不理想，但出去看看总是有好处的，张之洞就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13〕甚至是那些纨绔子弟、急功近利之徒，也能生出诸多感慨。正如美国学者任达所言：“姑勿论书本上学习的水平或质量如何，在日本的经历本身就是教育。……1901年9月26日发行的《北京新闻汇报》刊登一篇留学生的观感，文章称‘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一份中国学生的杂志感慨万千地说：‘昔日之师傅（中国），不如今日之弟子（日本）。’中国的落后和衰弱，使每个学生都非常痛苦，激发了混合着耻辱、民族自尊和危机感的意识。”〔14〕
对于长久闭关锁国的清朝，这些感慨、激愤、耻辱与痛苦，恐怕比单纯知识的作用要大得多。同时，这知耻而后勇的感慨最终也让谷野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游学日本的经历并未让广大留学生成为日本控制中国的先锋队，反而培养出了他们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从忠君的顺民转变成为真正的爱国者。这些人中亲日分子固然有之，但更多的人则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成为日后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坚力量。
另外，晚清重臣之所以敢大开留日之门，也因他们早就另有打算，恰如张之洞大谈留日之利后，不忘补上一句：“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15〕一则，不论日本政客多么殷勤客气，始终没有让晚清重臣们失了戒心，伤疤还没好，怎么可能忘了痛。再则，虽然日本国力骤升，但大清举朝举国打心底里还是没有将日本“以其本身资格作为一个国家，或作为一种文化而表示兴趣或适当评价”。日本只“是块垫脚石，是获得西方知识、导致中国富强的捷径，使用后便遭抛弃”〔16〕。
进而，以当时的形势看，张之洞所谓再赴的“西洋”一定不会选美利坚合众国，而更倾向于欧洲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然而世事难料，游学东瀛的那波留学生等不及再赴西洋，回家后做的第一大事业竟是革了大清的命，不过对国门初开的留学事业来说，这倒也是个不错的开局。
注释：
〔1〕（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3页。
〔2〕（美）容闳著、恽铁樵 徐凤石译：《容闳自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7页。
〔3〕〔8〕〔12〕〔14〕〔16〕（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页、第48页、第54页、第61页、第49页。
〔5〕闻少华：《汪精卫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5〕〔6〕（日）远山茂树著、邹有恒译：《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第93页
〔7〕〔13〕〔15〕（清）张之洞著、李凤仙评注：《劝学篇》，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第87页、第88页。
〔9〕〔10〕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页、第11页。
〔11〕（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最初的试验品是一群小孩子，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留美幼童”，这个试验充分显示出事业草创之际当事者的天真与无畏，大清帝国居然首先选择了一个与其在各个方面都迥然相异的国家派遣留学生。从现在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在美国学业有成、生活愉快，可在当时，除了玉成此事的容闳认为孩子们是在健康成长而倍感兴奋外，其他留美学生督监却大多处于倍感焦虑的状态，尤其是1876年上任的吴子澄。
这位视留学为离经叛道之举的吴督监可谓保守至极，但若称其“正统”，在那个时代似乎更为准确些。他日通消息于北京，告状道：“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礼拜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2〕
自1872年始，原定十五年的留美计划就在这日渐强烈的“正统”抗议声中于1881年提前结束了，共一百二十名“幼童”除去先期遣返、执意不归和病故的二十六人外，其余九十四人被分三批遣返回国。虽然他们中出了詹天佑、吴仰曾、蔡绍基、唐绍仪等许多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可如此小的体量，又作为教育失败的典型，被重新注回四万万“正统思想”控制的同胞中间后，无论他们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在当时真正产生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之后的数年，清政府外派留学生的事业一直处于低谷，直到一位日本人的出现才有所改观，此君便是1897年至1899年间担任日本特命全权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谷野这个人不仅有想法，而且胆子也很大，他在1898年4、5月间不但口头上讲，还写信给中国官员，表示日本政府承诺支付两百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的费用。这种未经授权的擅自行动立刻受到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申斥，可日方觉得既已承诺，便有责任履约，接受留学生一事便这么定了下来。
对于自己的行为，谷野在1898年5月14日致西德二郎的密函中做了解释，即：“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國，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依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3〕
甲午战争后，豪赌得胜的日本政客忘乎所以、漫天要价，导致俄、德、法三国干涉，不得已退还了辽东半岛，暴发户们也被这一闷棍打清醒，立刻将自己的兽性藏进西装、礼帽里，重扮出一幅亲善的面容，殷勤地拉拢起刚被它狂殴了一番的大清国。明眼人能勘破，后来，陶希圣曾有几则笔记描述汪精卫投敌前后的心理变化：“其始也觉日人之易与，其继也觉日人之可亲，其终也始发现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4〕好在清廷朽则朽矣，当国重臣们倒还老辣，不会轻易就上了日本人“易与”、“可亲”的当，他们面对谷野的大礼包，接是接了，却并非草率且别有打算。
以当时形势看，自甲午一战，堂堂大清居然惨败给历来轻视的蕞尔岛国，无论保守还是开明士绅才痛彻地感到了“国”、“教”、“种”之危机，甚至连清朝统治者希望只管自己穿衣吃饭的小老百姓们也纷纷议起国是来了。可要保“国”、“教”、“种”，靠原先那极“正统”的路子自然不行，可开放到向处处与帝国相异的美国学习，留美幼童的前鉴不远。因而，在开明士绅看来，学是肯定得向夷学的，但夷也分三六九等，得找个合乎本国国情的夷学习想学的东西才是正道，所以当日本主动示好时，帝国官员很快意识到：这个夷就很合适！
明治之初的日本虽然没入清朝文武的法眼，可经甲午一役，大清官员立刻对日本刮目相看，到日俄大战后，日本简直就成了大清朝举国上下的神话。同时，明治十四年政变（1881）使日本最终抛弃了英式自由主义道路而选择了德式集权专政的道路。次年伊始，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向文部卿传达贯彻儒家思想教育方针的‘圣谕’，12月以‘敕谕’将元田编纂的专门强调孝道和忠节的《幼学纲要》‘下赐’给地方长官和学校教员，以为修身教科书”〔5〕。从此，福泽谕吉倡导的所谓“文明开化”日渐式微，维新政府喜欢的终是“小心翼翼规规矩矩的良民”。
到“明治二十二年宪法”（1889）颁布，“天皇制”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因宪法得到进一步加强。同年10月，随着“教育敕语”的“下赐”，“规定天皇是干涉和决定国民的道德观和社会观，并具有政治和道德（即代替欧洲的宗教）双重大权的存在”〔6〕。而1891年9月文部省发行的《敕语衍义》不仅继续强调传统的宗教道德，进而开始强烈抨击基督教。工业呈井喷式发展，军队又特别能打，关键皇权愈加牢固，思想上重归儒教与神道传统，这套“和魂洋才”的维新模式对于迷茫中的大清君臣来说，简直是救死还魂的灵丹仙草。
1898年初，张之洞派出以吏部姚赐光任团长的第一个赴日教育考察团，姚返回后，于1898年4月22日向张之洞提交考察报告（后来以《东瀛学校举概》之名公开发表）。同年4月，张之洞完成了《劝学篇》的写作，其中对留学事宜有专门论述，即：“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7〕 相比于“留美幼童”的草率盲目，留日准备工作實在周到细致，故而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称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的《劝学篇》6月上报皇上，7月25日便有上谕下令印刷四十份，分送总督、巡抚及各省学校。之后，虽有“庚子之役”的小插曲，但“东南互保”使得大半中国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倒是原先极“正统”的势力经此一役势力丧尽。之后，随着清廷大力推行“新政”，久受压抑的维新冲动重又释放出来，再配上1905年废除科举，一时游学东瀛之洪流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粗略估计，从1898—1911年间，至少有二点五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西方学者马里乌斯·詹森“认为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而且，“这一浪潮是‘到那时候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8〕。也许二万五千名学生在今天看来是个小数字，但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人口情况和阶层比例，这个数字绝对不小。
按陈志让估算，清末“绅士阶级”“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二”〔9〕，这些人中“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二”〔10〕。而且废科举后，“凡知识分子，见科举已停，贫士无进身之阶，遂相属投军”〔11〕。所以，刨去少数公费支持的贫寒之士（这些人多是各地武备学堂出身，入日本士官学校），当时有钱留日的学子大多出于可入咨议局的上层士绅之家，两万多人就意味着上层士绅几乎大半将孩子送到了日本去留学。
与区区一百二十人且出身平常甚至低微的“留美幼童”相比，留日大军集结了当时中国精英家族的大半子女，当他们学成归国后，就不能不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清末留日学生在学业上却乏善可陈，入士官学校的武人倒是学习刻苦，可偏偏人家在这方面藏着掖着、生怕多教一点儿，而大多数官宦家庭及其子女不过是以留日代替科举，务求速成，日本方面接待留学生的主要大学亦多开速成班，宽进宽出，皆大欢喜。进而，钱多、人傻、好骗的清国留学生大军成了日本社会的新财源，“留学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906年，中国学生超过五十人的学校已超过五十间。其中不少是‘学店’或‘学商’，是热衷于牟利而降低标准吸引学生的文凭工厂”〔12〕。
学业虽不理想，但出去看看总是有好处的，张之洞就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13〕甚至是那些纨绔子弟、急功近利之徒，也能生出诸多感慨。正如美国学者任达所言：“姑勿论书本上学习的水平或质量如何，在日本的经历本身就是教育。……1901年9月26日发行的《北京新闻汇报》刊登一篇留学生的观感，文章称‘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一份中国学生的杂志感慨万千地说：‘昔日之师傅（中国），不如今日之弟子（日本）。’中国的落后和衰弱，使每个学生都非常痛苦，激发了混合着耻辱、民族自尊和危机感的意识。”〔14〕
对于长久闭关锁国的清朝，这些感慨、激愤、耻辱与痛苦，恐怕比单纯知识的作用要大得多。同时，这知耻而后勇的感慨最终也让谷野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游学日本的经历并未让广大留学生成为日本控制中国的先锋队，反而培养出了他们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从忠君的顺民转变成为真正的爱国者。这些人中亲日分子固然有之，但更多的人则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成为日后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坚力量。
另外，晚清重臣之所以敢大开留日之门，也因他们早就另有打算，恰如张之洞大谈留日之利后，不忘补上一句：“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15〕一则，不论日本政客多么殷勤客气，始终没有让晚清重臣们失了戒心，伤疤还没好，怎么可能忘了痛。再则，虽然日本国力骤升，但大清举朝举国打心底里还是没有将日本“以其本身资格作为一个国家，或作为一种文化而表示兴趣或适当评价”。日本只“是块垫脚石，是获得西方知识、导致中国富强的捷径，使用后便遭抛弃”〔16〕。
进而，以当时的形势看，张之洞所谓再赴的“西洋”一定不会选美利坚合众国，而更倾向于欧洲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然而世事难料，游学东瀛的那波留学生等不及再赴西洋，回家后做的第一大事业竟是革了大清的命，不过对国门初开的留学事业来说，这倒也是个不错的开局。
注释：
〔1〕（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3页。
〔2〕（美）容闳著、恽铁樵 徐凤石译：《容闳自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7页。
〔3〕〔8〕〔12〕〔14〕〔16〕（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页、第48页、第54页、第61页、第49页。
〔5〕闻少华：《汪精卫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5〕〔6〕（日）远山茂树著、邹有恒译：《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第93页
〔7〕〔13〕〔15〕（清）张之洞著、李凤仙评注：《劝学篇》，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第87页、第88页。
〔9〕〔10〕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页、第11页。
〔11〕（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