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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项目总监黄武军访谈录
英国人带来的,仅仅是三张手绘图,严格来说,那只不过是设计师的一个创意。中国的工程师们,除了施工建造,还要完成前期的深化设计,把设计师的灵感变成实实在在的可行性方案,为每一个建造工序画出详细的图纸。难怪当时有人说,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会飞的建筑
英国人把他们在上海世博会的国家馆叫作“会飞的蒲公英”。当风从黄浦江上吹来时,坐落在世博园后滩上的这座建筑,身上的60686根“触须”就会在风中摇曳,好像真的在飞。
建筑和它的风格,是2010上海世博会的一个重头戏,在世博园内,每个国家馆,每个主题馆都是一座个性张扬的建筑物。被称做“种子圣殿”的英国国家馆,说不上是一个宏大的建筑,但却是一个最独特的艺术品。
所有参观过上海世博会的人,都会对英国馆留下深刻印象,它不可避免地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这简直不像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件躺在包装纸上的奇妙礼物。
英国馆的设计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开放式公园,展馆核心叫做“种子圣殿”。它是一个圆角立方体,外部生长有6万多根向各个方向伸展的触须,在风中轻舞飞扬。更有趣的是,仔细看“种子圣殿”的6万多根“触须”,它们随风轻摆时会形成一个“米”字,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恰好是英国国旗上的“米”字。
外观上,整个建筑几乎无任何支撑地坐落于公共广场上方,就像一朵偶尔休憩于此的蒲公英,随时就会飞走。
主展馆“种子圣殿”是一处最多仅能容纳100人的空间。“我们不想造一座足球场那么大的展馆,因为占地越大,就需要越多的空调制冷设备。出于环保考虑,白天不需要开灯,利用亚克力杆将光线透入馆内,不但节省能源,也体现了让自然走进城市的理念。”托马斯坦言,希望游客参观时能关掉手机,忘记平时繁忙的工作,静下心来感受片刻的宁静。
60686根“触须”从内部向外延伸,每一根亚克力杆长达7.5米。白天,触须会像光纤那样传导光线来提供内部照明,营造出现代感和震撼力兼具的空间;夜间,触须内置的光源可照亮整个建筑,使其光彩夺目。
如果仔细观察那些晶莹透明的亚克力杆,就会发现它们每根顶端都嵌着一颗或几颗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植物种子。被26万颗种子环绕的人们能充分感受到生命的力量,这就是“种子圣殿”名称的由来。
英国人的梦
建筑需要如磐石般稳固,现在却想飞,这是一对深刻的矛盾,近乎一个空想。19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梦想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
两百多年后,他的后辈,一位名叫托马斯·赫斯维克(Thomas Heatherwick)的小伙子,在设计室里为他“会飞的建筑”画下了三张草图。
对于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政府十分重视。拿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奉献给中国观众,让他们煞费苦心。
2007年8月,世博会英国馆的6个候选方案正式在上海展出,并接受市民一个月的投票。当时的候选方案包括“网络展馆”、“创意展馆”、“岛屿展馆”、“文化纽带之旅”、“我们的岛屿”、“沟通国界、分享创意”六种。
而五彩炫目的“创意展馆”——也正是托马斯的“种子圣殿”——受到了最多人的青睐。这一方案外形简单,是一个立方体,不过它的花样可不少,外墙上密布着从所有方向向外伸展的细密触须,每根触须顶端都有一个小光源,整体看上去颜色千变万化。
“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创意,将场馆本身作为展示品,而不是造一个大盒子把内容放进去。”英国馆馆长米罗娜认为这正是托马斯最终获胜的原因。“这样一个独特的建筑一定会吸引很多人前来参观。
应战
时间还要回到2年多前。
2008年夏天,英国人把托马斯画的这三张草图带到了中国,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国家馆的设计方案,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这是一份来自英国的礼物,但其实,更像是一份向中国建筑界发出的挑战书。
黄武军看到了这三张图纸。在这位建筑师的眼里,图纸上的东西有创意、有灵感,却天马行空,无迹可寻。但他接下了。
后来问起为什么要承接这个可能吃力不讨好的项目时,黄武军说:“我一直想做一个能让自己的自尊心得到小小满足的建筑。当初看到英国馆草图的时候,觉得很炫很酷,就是它了。”
他如愿担任了英国国家馆的项目总监。
黄武军师出名门,毕业于同济大学。这位近40岁的青年人遇事平静,做事果断。
活的种子、亚克力杆、重型木结构、悬挑的“包装纸”……英国馆具有前所未闻的建筑形式。从空间结构形式和建筑表现手法来看,无疑是建筑史上的突破和创新,找不到行业规范,没有先例可循。
建筑从表现形式上有两种相对的难度,一是往“大”里做的,例如跨海大桥;二是往“小”里做,好似让张飞绣花,难度丝毫不逊大工程。英国馆就堪比面积虽然不大,却是各种创意、工艺和结构形式的融合体。
英国人带来的,仅仅是三张手绘图,严格来说,那只不过是设计师的一个创意。中国的工程师们,除了施工建造,还要完成前期的深化设计,把设计师的灵感变成实实在在的可行性方案,为每一个建造工序画出详细的图纸。难怪当时有人说,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工程全面展开的时候,一直习惯于西装革履的黄武军,每周去施工现场都穿牛仔裤。一位跟了他多年的助手惊讶地说:“你平时总是穿西装,现在怎么又把牛仔裤翻出来穿了?这么多年从来没看到你去一个项目要穿牛仔裤的。”
接手英国馆项目,感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
黄武军说:“做英国馆这样的项目,没有激情是不行的,但前提是要敢于挑战自己。”
从2008年7月初次接触这个项目,到英国馆正式竣工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黄武军带着他的一支年轻团队,不辱使命,终于让全世界看到“蒲公英”真的在飞。
2010年3月26日,英国馆正式建成并移交给英方。这天,托马斯也来到了现场。因为英国馆,这位设计师的名声此时已是如日中天。他细细打量着面前这个灵动的建筑物,说,英国馆现在体现出来的效果,比他当初想象的还要好,非常感谢黄武军团队成就了他的梦想。
如果英国馆可以在建筑史上留下一笔,那么建造英国馆,这段充满风险、挑战、意外,困难重重,体现着激情、坚韧、想象力和专业精神的跌宕起伏的历程,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章节。
在热闹和喧嚣过后,回顾这段经历,黄武军平静地说:“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项目,一种有益的尝试。我更看重的,是这个团队的专业准备和这一路的心路历程。”
对话黄武军
英国馆项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什么位置?
我一直觉得,职业生涯里要做些值得纪念的事情。比如,一个人20岁的时候要做一件很开心的事情,30岁的时候要做一件很自豪的事情……所以我喜欢给自己做五年规划。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不断丰富,从事建筑行业就会体现出一个好处——建筑会记录我们一部分的人生足迹。将来老的时候,可以带着亲朋好友去看看曾经做过的东西。
我说过,接手英国馆项目,是为了让自己的自尊心得到小小的满足,做完以后果不其然。不仅因为它是上海世博会中的一个公共建筑,更在于它特殊的形态吸引了很多目光。
在这样一个建筑上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是值得的。毫无疑问,英国馆在我做过的项目中,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作品。
作为项目总监,你如何理解英国馆要表达的含义?
我认为英国馆比较恰当地表达了这届世博会的主题——Better City,Better Life。
英国馆是来自未来的礼物,从专业的角度展示了英国的文化创意。种子是传播希望、传播理念的。同时种子作为载体,表达一种思考的方式,含有很深的寓意。这个寓意说出来很简单,但走进英国馆的观众,带着不同的生活背景,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收获,如果观众能通过自己的思考去发现,就会收获惊喜。
以一个工程师的角度,你如何评价英国馆这座建筑?
英国馆建成后,我曾经陪同迪拜棕榈岛的设计师Larry Ziebarth去参观。他在馆内馆外停留了4个小时,又在“包装纸”的草坪上躺了半个小时。起身后他说,上海世博园内所有的展馆,如果从建筑表现力方面来讲,英国馆是No.1。
英国馆是一个奇特的建筑物,在建筑技术上有很多创新和突破。你和你的团队在建造过程中,需要面对很多问题和困难。这些挑战来自哪些方面?
坦率讲,我第一眼看到托马斯画的草图时,就觉得它很有挑战性——是我从事建筑行业近20年来,遇到的最难的混凝土结构、最难的钢结构,和从来没遇到过的重型木结构。但从我个人的职业经验来看,这种挑战是可以跨越的。
以前我们做的项目,是按图施工,有行业的规范可以参照。英国馆这个项目,有传统建筑的普遍特性,这个时候按照建筑业的普通规律来实施就可以了。但它的创意之处在于,它还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在空间结构、建筑材料的使用上是创新的——没有先例、规范可以参照。所以在整个深化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需要我们自己不断地探索和再次创新。这是一个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编制全新标准的过程。
我们了解到,在对英国馆方案进行深化设计时,你改变了设计师托马斯和英国方面很多原来的想法?
从技术角度说,这个建筑本身的表现形式是颠覆性的。比如运用亚克力材料,比如用悬挑梁板来表现“包装纸”的褶皱效果。在和英国方面协商设计方案时,设计师曾经提出用亚克力作为承重的支撑杆件。凭我多年专业积累的经验判断,亚克力这种易燃、易老化的材料,如果作为一座公共建筑承重结构的基本构件,应该是很难得以实现的。
托马斯是一位很有创意的设计师。他的一些想法,以我们建筑业目前的设计水平和拥有的技术条件,在上海世博会这样的外部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
从某种角度讲,英国馆是一座促进中英两国交流的桥梁。在世博会这样一个预计有7000万参观流量的大型展会中,无疑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甚至是国家责任。我深刻感觉到这种责任的重大,不容半点闪失。所以在管理上要求精益求精,甚至要求苛刻,它需要比一般建筑给予更多的关注。现在做完了以后,我们对这份责任的体会更深。话说回来,如果当时想这么多就会有顾虑。(笑)
你的团队中部分核心成员都是“80后”,英国馆这么一个难度极高,又不容半点闪失的世博项目,你怎么有勇气交给这些年轻人来做?
经过英国馆项目,我彻底改变了对“80后”的看法。从他们身上,我找到了激情。他们的所有技术和管理积累都在这个项目上体现出来了,没有任何浮躁。你看他们黑黑的脸,就知道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很多故事。
这些年轻人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难道没有彷徨沮丧的时候?
我让他们感受到了压力。当意想不到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的时候,团队不可避免地有急躁情绪。但饭要一口口吃,问题得挨个解决。
现场经理韩毓和技术经理胡永,会为了某个技术难题做不下去而来找我诉苦。而我总会把他们“骂回去”。为了帮助他们减轻压力,我给了他们另外一种工作上的压力:排出每天的工作时间表,每个问题都要有两到三套解决方案,然后从专业、科学的角度选出相对合理的一种方案,再进一步地论证。其实这是一种心理暗示,用这种方式,可以消除因为技术上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惶恐心理,使他们的思维方式按照正确的方向走。
你是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处于这样一个角色,做什么、怎么做是最重要的?
我记得电影《阿甘正传》里有句台词“RUN!RUN!RUN!”,用以敦促和鼓励周边的人勇往直前,不要停下来。更重要的是,我要做那个在两边设置栅栏的人。
在做“包装纸”悬挑结构时,空间定位问题让现场经理韩毓等人绞尽了脑汁而没有好办法。他们想得很复杂,希望按照图纸精确到分毫不差。但我的理解是,设计师只是需要表现出一个包装纸的形式。我告诉他们,按照两点一线、三点一面的原则,做到形似就可以,不必刻意满足对测量误差精度的要求。这样一道“栅栏”,帮助团队节约了很多时间。
在整个深化设计和施工建造过程中,你们有没有特别艰难的时候。当时是怎么面对的?
我已经很多年不管具体的项目,英国馆项目也可能是我做项目总监、直接管理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和英国方面签合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之后会遇到很多问题。最初的想法是,喜欢就做,并没有去想太多。
就难度而言,技术问题钻研得越深,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多。我们最苦恼的时候是在2009年的5、6月份,当时在我桌上堆的问题大概有这么厚(黄比划了10厘米左右的高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没有标准,这个过程是艰难的。我一直跟我的团队讲,解决问题的方案多种多样,要从专业的角度,把合理的方案,通过反复试验、不断修正,转化为一个相对正确的成果。除了具备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个关键是做事要有计划性。把问题按先后顺序、时间节点排序,然后逐步予以解决。
套用温总理讲的话,我们的心态一直是“如履薄冰”,深感责任重大。比如,木结构的剪力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曾经犹豫过,是不是要把木结构重新设计为钢结构。但这个设想是不现实的,要增加300吨的荷载,没有那么多时间返工。
你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如何养成的?
我的工作习惯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
一位是尹亮俦,是我原来工作单位的一名总工程师,治学严谨,专业技术上对我启发很大。他常讲,做学问要学会“偷”,要做个有心人。他对待工作的严谨从生活中就可以看出来:永远是裤缝笔挺、皮鞋锃亮,他还曾经让我去帮他买发蜡。仔细想想也对,皮鞋都不能走的施工现场,在管理上肯定一塌糊涂。另一位老师叫尹书贵,四川人,睿智,处理问题简洁明了。他喜欢和人聊天,每次我和他在一起就听他讲故事。他是个很会讲、也很不会讲的人。了解他的人,一听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不熟悉他的人,很难抓住他的重点。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有时候得和风细雨,有时候得当头棒喝。
所以现在和我共事的人,熟悉我风格的会很喜欢我,不了解的很难与我相处。我也很感谢英国馆项目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我。
做完英国馆项目,你感觉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建造英国馆的过程是不可复制的。我们这个行业有趣的地方在于,每天的经历都不同。十几年前有一个同事说,你就像一个部落的酋长,带领我们去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我的同伴们有所收获,那也就是我的收获。
过程是很痛苦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些“80后”们身心都得到了很大满足,从专业角度上讲,他们应该很有底气了,今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至少具备了一种健康的思维方式。
英国馆的项目建设,对每一个参与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职业高峰。我不知道将来是否有机会、有可能超越它,这种心理历程、我们经手的每一件事,无疑都是值得被记忆的,也是应该被记录的。我开玩笑说,英国馆建造过程中,丁杰得了一个女儿;现在英国馆造好了,这是他另外一个收获。
从建筑施工方面看,英国馆可以得几分?
设计师托马斯说,英国馆现在体现出来的建筑效果,比他当初设计时,灵感闪动那一刻的想象还要好。比如外立面能够展现出英国国旗的“米”字,这个效果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的,真是意外之喜。
而这个项目最终获得了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的杰出项目管理奖,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吧。
英国人带来的,仅仅是三张手绘图,严格来说,那只不过是设计师的一个创意。中国的工程师们,除了施工建造,还要完成前期的深化设计,把设计师的灵感变成实实在在的可行性方案,为每一个建造工序画出详细的图纸。难怪当时有人说,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会飞的建筑
英国人把他们在上海世博会的国家馆叫作“会飞的蒲公英”。当风从黄浦江上吹来时,坐落在世博园后滩上的这座建筑,身上的60686根“触须”就会在风中摇曳,好像真的在飞。
建筑和它的风格,是2010上海世博会的一个重头戏,在世博园内,每个国家馆,每个主题馆都是一座个性张扬的建筑物。被称做“种子圣殿”的英国国家馆,说不上是一个宏大的建筑,但却是一个最独特的艺术品。
所有参观过上海世博会的人,都会对英国馆留下深刻印象,它不可避免地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这简直不像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件躺在包装纸上的奇妙礼物。
英国馆的设计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开放式公园,展馆核心叫做“种子圣殿”。它是一个圆角立方体,外部生长有6万多根向各个方向伸展的触须,在风中轻舞飞扬。更有趣的是,仔细看“种子圣殿”的6万多根“触须”,它们随风轻摆时会形成一个“米”字,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恰好是英国国旗上的“米”字。
外观上,整个建筑几乎无任何支撑地坐落于公共广场上方,就像一朵偶尔休憩于此的蒲公英,随时就会飞走。
主展馆“种子圣殿”是一处最多仅能容纳100人的空间。“我们不想造一座足球场那么大的展馆,因为占地越大,就需要越多的空调制冷设备。出于环保考虑,白天不需要开灯,利用亚克力杆将光线透入馆内,不但节省能源,也体现了让自然走进城市的理念。”托马斯坦言,希望游客参观时能关掉手机,忘记平时繁忙的工作,静下心来感受片刻的宁静。
60686根“触须”从内部向外延伸,每一根亚克力杆长达7.5米。白天,触须会像光纤那样传导光线来提供内部照明,营造出现代感和震撼力兼具的空间;夜间,触须内置的光源可照亮整个建筑,使其光彩夺目。
如果仔细观察那些晶莹透明的亚克力杆,就会发现它们每根顶端都嵌着一颗或几颗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植物种子。被26万颗种子环绕的人们能充分感受到生命的力量,这就是“种子圣殿”名称的由来。
英国人的梦
建筑需要如磐石般稳固,现在却想飞,这是一对深刻的矛盾,近乎一个空想。19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梦想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
两百多年后,他的后辈,一位名叫托马斯·赫斯维克(Thomas Heatherwick)的小伙子,在设计室里为他“会飞的建筑”画下了三张草图。
对于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政府十分重视。拿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奉献给中国观众,让他们煞费苦心。
2007年8月,世博会英国馆的6个候选方案正式在上海展出,并接受市民一个月的投票。当时的候选方案包括“网络展馆”、“创意展馆”、“岛屿展馆”、“文化纽带之旅”、“我们的岛屿”、“沟通国界、分享创意”六种。
而五彩炫目的“创意展馆”——也正是托马斯的“种子圣殿”——受到了最多人的青睐。这一方案外形简单,是一个立方体,不过它的花样可不少,外墙上密布着从所有方向向外伸展的细密触须,每根触须顶端都有一个小光源,整体看上去颜色千变万化。
“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创意,将场馆本身作为展示品,而不是造一个大盒子把内容放进去。”英国馆馆长米罗娜认为这正是托马斯最终获胜的原因。“这样一个独特的建筑一定会吸引很多人前来参观。
应战
时间还要回到2年多前。
2008年夏天,英国人把托马斯画的这三张草图带到了中国,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国家馆的设计方案,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这是一份来自英国的礼物,但其实,更像是一份向中国建筑界发出的挑战书。
黄武军看到了这三张图纸。在这位建筑师的眼里,图纸上的东西有创意、有灵感,却天马行空,无迹可寻。但他接下了。
后来问起为什么要承接这个可能吃力不讨好的项目时,黄武军说:“我一直想做一个能让自己的自尊心得到小小满足的建筑。当初看到英国馆草图的时候,觉得很炫很酷,就是它了。”
他如愿担任了英国国家馆的项目总监。
黄武军师出名门,毕业于同济大学。这位近40岁的青年人遇事平静,做事果断。
活的种子、亚克力杆、重型木结构、悬挑的“包装纸”……英国馆具有前所未闻的建筑形式。从空间结构形式和建筑表现手法来看,无疑是建筑史上的突破和创新,找不到行业规范,没有先例可循。
建筑从表现形式上有两种相对的难度,一是往“大”里做的,例如跨海大桥;二是往“小”里做,好似让张飞绣花,难度丝毫不逊大工程。英国馆就堪比面积虽然不大,却是各种创意、工艺和结构形式的融合体。
英国人带来的,仅仅是三张手绘图,严格来说,那只不过是设计师的一个创意。中国的工程师们,除了施工建造,还要完成前期的深化设计,把设计师的灵感变成实实在在的可行性方案,为每一个建造工序画出详细的图纸。难怪当时有人说,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工程全面展开的时候,一直习惯于西装革履的黄武军,每周去施工现场都穿牛仔裤。一位跟了他多年的助手惊讶地说:“你平时总是穿西装,现在怎么又把牛仔裤翻出来穿了?这么多年从来没看到你去一个项目要穿牛仔裤的。”
接手英国馆项目,感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
黄武军说:“做英国馆这样的项目,没有激情是不行的,但前提是要敢于挑战自己。”
从2008年7月初次接触这个项目,到英国馆正式竣工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黄武军带着他的一支年轻团队,不辱使命,终于让全世界看到“蒲公英”真的在飞。
2010年3月26日,英国馆正式建成并移交给英方。这天,托马斯也来到了现场。因为英国馆,这位设计师的名声此时已是如日中天。他细细打量着面前这个灵动的建筑物,说,英国馆现在体现出来的效果,比他当初想象的还要好,非常感谢黄武军团队成就了他的梦想。
如果英国馆可以在建筑史上留下一笔,那么建造英国馆,这段充满风险、挑战、意外,困难重重,体现着激情、坚韧、想象力和专业精神的跌宕起伏的历程,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章节。
在热闹和喧嚣过后,回顾这段经历,黄武军平静地说:“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项目,一种有益的尝试。我更看重的,是这个团队的专业准备和这一路的心路历程。”
对话黄武军
英国馆项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什么位置?
我一直觉得,职业生涯里要做些值得纪念的事情。比如,一个人20岁的时候要做一件很开心的事情,30岁的时候要做一件很自豪的事情……所以我喜欢给自己做五年规划。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不断丰富,从事建筑行业就会体现出一个好处——建筑会记录我们一部分的人生足迹。将来老的时候,可以带着亲朋好友去看看曾经做过的东西。
我说过,接手英国馆项目,是为了让自己的自尊心得到小小的满足,做完以后果不其然。不仅因为它是上海世博会中的一个公共建筑,更在于它特殊的形态吸引了很多目光。
在这样一个建筑上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是值得的。毫无疑问,英国馆在我做过的项目中,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作品。
作为项目总监,你如何理解英国馆要表达的含义?
我认为英国馆比较恰当地表达了这届世博会的主题——Better City,Better Life。
英国馆是来自未来的礼物,从专业的角度展示了英国的文化创意。种子是传播希望、传播理念的。同时种子作为载体,表达一种思考的方式,含有很深的寓意。这个寓意说出来很简单,但走进英国馆的观众,带着不同的生活背景,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收获,如果观众能通过自己的思考去发现,就会收获惊喜。
以一个工程师的角度,你如何评价英国馆这座建筑?
英国馆建成后,我曾经陪同迪拜棕榈岛的设计师Larry Ziebarth去参观。他在馆内馆外停留了4个小时,又在“包装纸”的草坪上躺了半个小时。起身后他说,上海世博园内所有的展馆,如果从建筑表现力方面来讲,英国馆是No.1。
英国馆是一个奇特的建筑物,在建筑技术上有很多创新和突破。你和你的团队在建造过程中,需要面对很多问题和困难。这些挑战来自哪些方面?
坦率讲,我第一眼看到托马斯画的草图时,就觉得它很有挑战性——是我从事建筑行业近20年来,遇到的最难的混凝土结构、最难的钢结构,和从来没遇到过的重型木结构。但从我个人的职业经验来看,这种挑战是可以跨越的。
以前我们做的项目,是按图施工,有行业的规范可以参照。英国馆这个项目,有传统建筑的普遍特性,这个时候按照建筑业的普通规律来实施就可以了。但它的创意之处在于,它还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在空间结构、建筑材料的使用上是创新的——没有先例、规范可以参照。所以在整个深化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需要我们自己不断地探索和再次创新。这是一个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编制全新标准的过程。
我们了解到,在对英国馆方案进行深化设计时,你改变了设计师托马斯和英国方面很多原来的想法?
从技术角度说,这个建筑本身的表现形式是颠覆性的。比如运用亚克力材料,比如用悬挑梁板来表现“包装纸”的褶皱效果。在和英国方面协商设计方案时,设计师曾经提出用亚克力作为承重的支撑杆件。凭我多年专业积累的经验判断,亚克力这种易燃、易老化的材料,如果作为一座公共建筑承重结构的基本构件,应该是很难得以实现的。
托马斯是一位很有创意的设计师。他的一些想法,以我们建筑业目前的设计水平和拥有的技术条件,在上海世博会这样的外部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
从某种角度讲,英国馆是一座促进中英两国交流的桥梁。在世博会这样一个预计有7000万参观流量的大型展会中,无疑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甚至是国家责任。我深刻感觉到这种责任的重大,不容半点闪失。所以在管理上要求精益求精,甚至要求苛刻,它需要比一般建筑给予更多的关注。现在做完了以后,我们对这份责任的体会更深。话说回来,如果当时想这么多就会有顾虑。(笑)
你的团队中部分核心成员都是“80后”,英国馆这么一个难度极高,又不容半点闪失的世博项目,你怎么有勇气交给这些年轻人来做?
经过英国馆项目,我彻底改变了对“80后”的看法。从他们身上,我找到了激情。他们的所有技术和管理积累都在这个项目上体现出来了,没有任何浮躁。你看他们黑黑的脸,就知道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很多故事。
这些年轻人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难道没有彷徨沮丧的时候?
我让他们感受到了压力。当意想不到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的时候,团队不可避免地有急躁情绪。但饭要一口口吃,问题得挨个解决。
现场经理韩毓和技术经理胡永,会为了某个技术难题做不下去而来找我诉苦。而我总会把他们“骂回去”。为了帮助他们减轻压力,我给了他们另外一种工作上的压力:排出每天的工作时间表,每个问题都要有两到三套解决方案,然后从专业、科学的角度选出相对合理的一种方案,再进一步地论证。其实这是一种心理暗示,用这种方式,可以消除因为技术上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惶恐心理,使他们的思维方式按照正确的方向走。
你是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处于这样一个角色,做什么、怎么做是最重要的?
我记得电影《阿甘正传》里有句台词“RUN!RUN!RUN!”,用以敦促和鼓励周边的人勇往直前,不要停下来。更重要的是,我要做那个在两边设置栅栏的人。
在做“包装纸”悬挑结构时,空间定位问题让现场经理韩毓等人绞尽了脑汁而没有好办法。他们想得很复杂,希望按照图纸精确到分毫不差。但我的理解是,设计师只是需要表现出一个包装纸的形式。我告诉他们,按照两点一线、三点一面的原则,做到形似就可以,不必刻意满足对测量误差精度的要求。这样一道“栅栏”,帮助团队节约了很多时间。
在整个深化设计和施工建造过程中,你们有没有特别艰难的时候。当时是怎么面对的?
我已经很多年不管具体的项目,英国馆项目也可能是我做项目总监、直接管理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和英国方面签合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之后会遇到很多问题。最初的想法是,喜欢就做,并没有去想太多。
就难度而言,技术问题钻研得越深,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多。我们最苦恼的时候是在2009年的5、6月份,当时在我桌上堆的问题大概有这么厚(黄比划了10厘米左右的高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没有标准,这个过程是艰难的。我一直跟我的团队讲,解决问题的方案多种多样,要从专业的角度,把合理的方案,通过反复试验、不断修正,转化为一个相对正确的成果。除了具备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个关键是做事要有计划性。把问题按先后顺序、时间节点排序,然后逐步予以解决。
套用温总理讲的话,我们的心态一直是“如履薄冰”,深感责任重大。比如,木结构的剪力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曾经犹豫过,是不是要把木结构重新设计为钢结构。但这个设想是不现实的,要增加300吨的荷载,没有那么多时间返工。
你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如何养成的?
我的工作习惯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
一位是尹亮俦,是我原来工作单位的一名总工程师,治学严谨,专业技术上对我启发很大。他常讲,做学问要学会“偷”,要做个有心人。他对待工作的严谨从生活中就可以看出来:永远是裤缝笔挺、皮鞋锃亮,他还曾经让我去帮他买发蜡。仔细想想也对,皮鞋都不能走的施工现场,在管理上肯定一塌糊涂。另一位老师叫尹书贵,四川人,睿智,处理问题简洁明了。他喜欢和人聊天,每次我和他在一起就听他讲故事。他是个很会讲、也很不会讲的人。了解他的人,一听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不熟悉他的人,很难抓住他的重点。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有时候得和风细雨,有时候得当头棒喝。
所以现在和我共事的人,熟悉我风格的会很喜欢我,不了解的很难与我相处。我也很感谢英国馆项目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我。
做完英国馆项目,你感觉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建造英国馆的过程是不可复制的。我们这个行业有趣的地方在于,每天的经历都不同。十几年前有一个同事说,你就像一个部落的酋长,带领我们去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我的同伴们有所收获,那也就是我的收获。
过程是很痛苦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些“80后”们身心都得到了很大满足,从专业角度上讲,他们应该很有底气了,今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至少具备了一种健康的思维方式。
英国馆的项目建设,对每一个参与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职业高峰。我不知道将来是否有机会、有可能超越它,这种心理历程、我们经手的每一件事,无疑都是值得被记忆的,也是应该被记录的。我开玩笑说,英国馆建造过程中,丁杰得了一个女儿;现在英国馆造好了,这是他另外一个收获。
从建筑施工方面看,英国馆可以得几分?
设计师托马斯说,英国馆现在体现出来的建筑效果,比他当初设计时,灵感闪动那一刻的想象还要好。比如外立面能够展现出英国国旗的“米”字,这个效果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的,真是意外之喜。
而这个项目最终获得了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的杰出项目管理奖,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