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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以“通俗性、写实性”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白居易诗歌抛开含蓄、选择直白，丢弃华丽、选择朴实，可谓“大唐的口语先锋”。他的这种大众意识、平民意识决定了其诗歌的语言风格，他在《新乐府序》中说，诗歌语言要做到“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白居易的这种创作理念有点近似于当下口语诗歌的创作理念，真是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界的诗歌口语，代表着先锋、实验、前卫的口语诗歌的流行，标志着文学大众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这类眼睛向下的平民心态或大众意识的诗歌，反意象、反辞藻、反隐喻，从语言、内容、题材、形式等方面都与“含蓄蕴藉”的传统诗学理论格格不入，让我们想起了白居易，应该说，这是可以直接从白居易的诗歌艺术中学到不少东西的。
白居易遍尝酸甜苦辣，看尽世事沧桑，而留给后人的，却是跌宕了一个时代的柔肠。白居易的政治生涯是从他到周至县上任开始的，怀揣着“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愿景，希望跻身仕途有所作为，实际上却做着“拜迎长官”“鞭挞黎庶”、催租逼税的营生。百姓的痛苦常常充溢于心头，使他不堪忍受，但又身负王命，无可奈何。这使他苦闷、彷徨，他亲验了人民的疾苦，于是开始用诗歌反映人民的疾苦。《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是白居易早期的讽喻诗，叙事明白，直歌其事，结构自然，层次清楚，顺理成章。白居易在结构文本的过程中，使用了一种较为自由的口语符号系统，最大程度地释放了诗的天性。诗一开头，诗人先交代了背景，标明是五月麦收的农忙季节。接着写妇女领着小孩往田里去，给正在割麦的青壮年送饭送水。随后就描写青壮年农民在南冈麦田低着头割麦，脚下暑气熏蒸，背上烈日烘烤，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还不觉得炎热，只是珍惜夏天昼长能够多干点活……诗人采取夹叙夹议的写作形式，触景生情，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内心感到非常惭愧，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白居易的口语诗并不是信口开河，他以内省的视角和直抒胸臆的方式，真实而自然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日常意象的放大，既具有智慧，又凸显其社会责任的担当。
在周至两年多的县尉生活，虽然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却使他有机会验证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了他改革弊政的信念，增添了他“兼济天下”的抱负和勇气，也开启了他写讽喻诗的模式。白居易处在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夹缝当中，带有挥之不去的历史沉重感，他深刻地意识到在巨大的历史转折之中，必须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同时正是历史的无奈也让白居易陷入身份的焦虑和危机之中。他的好友，善于写乐府诗的张籍十分推崇他的《新乐府》，叹道：
《杜陵叟》《卖炭翁》《红线毯》《黑龙潭》等，矛头所指，从阉臣直至圣上，真正勇敢之至！
他的另一位好友唐衢也叹道：
《观刈麦》《秦中吟》《暮宿紫阁山北村》和新乐府等诗，是一吟兴嗟叹，再吟垂涕泗。真乃讽喻之绝唱！继承了陈子昂和杜甫的传统，怎不令人一唱三叹！
白居易的这种简洁平实的诗风不是在写作过程中自觉形成的，而是一直以来他就有自己明确的诗歌创作主张，他有意识地继承并发展了来自《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传承杜甫“因事立题”的路数，创建了新乐府体制，以“诗—事—题—意”的格式鲜明地标注出写作目的。他提出“学无常师以真为师”，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其文论、诗论自然也是求真、求实的。他主张不做虚无内容的文章，要作有现实内容的文章，为现实的事物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作，而不是为自己、为作文而作文。他竭尽所能，将常人所理解的复杂诗意，置换成通俗易懂的口语，直面时代发言，并在写作中贯注了灵魂的评判和投入了较深层次的思想审视。
白居易一方面直歌其事，以写实的手法揭示出农民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针砭时弊，揭发统治阶级的贪污强暴。在白居易这里，诗的功能变成了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白居易強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洩导人情”，但我们在这里应该明确，白居易谈到的“时事”并不是一般的社会事件，而专指阴暗腐败的社会现象，所以白居易的讽喻诗不是一般地、抽象地强调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而是具体明确地介入现实，主张诗歌要通过暴露社会黑暗、政治弊端来干预政治，惟其如此，才能发挥其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白居易以诗的方式对社会和时代发言，创造了一种抵抗的声音，制造了一种反叛的景观，体现了一个口语先锋诗人的责任感和良知。当然，由于白居易在其位谋其政，他曾经是谏官，写作的目的性很强，这也导致了他对于诗文美学功能认识存在一定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对白居易诗歌的评价，历来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他的诗格调卑下，过于俚俗，但多数人持着与此相反的意见。宋代张镃在《南湖集》里认为：
诗到香山处，方无斧凿痕。目前能转物，笔下尽逢源。
学博才兼俗，心平气自温。随人称白俗，真是小儿言。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穷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身者无异，颂其事，不知其人可乎？
白居易善于以诗的形式叙述生活琐事，所见所闻，一切皆可入诗。无论是其前期的讽喻诗，还是后来的闲适感伤诗，他都善于从身边小事入手，抓住细节进行描摹，生活的画面感十足。如《采地黄者》：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
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
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
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诗通过叙述一个农民采取地黄，向富家换取马料以饱饥肠的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在灾荒年头，连牛马食都吃不上的悲惨遭遇，有力地抨击了豪门大户对农民剥削的残酷性。诗人主要通过“采”“持”“易”“荷”“盈”“携”“卖”等一系列动词进行细节描摹，生动展现了农民的非人生活，表达了诗人对封建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的痛恨。再比如《纳粟》中“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同样利用动词揭露了官吏的横征暴敛；《卖炭翁》中则用心理描写“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写出了卖炭翁的凄惨境遇。
白居易历经官场沉浮，早已看尽人间冷暖，至此变得无畏亦无奈。但是，他本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在生命的中晚期，由关注社会现象而走向自己的个人生活，他随笔记录的也是自己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事。他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在这类闲适题材的诗歌里，他偶尔也会寄情言志，但大多数时候对一些社会现象也仅仅是单纯地记录和表达罢了，如《七年元日对酒五首》中“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糖”，《早秋独夜》中“独向檐下眠，觉来半床月”，《病中宴坐》中“有酒病不饮，有诗慵不吟。头眩罢垂钓，手痹休抚琴”等。
罗宗强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谈及白居易时说：
在中唐元和年间，诗坛上兴起了一种多写身边琐事、吟咏日常生活情趣的创作倾向，而开这种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就首推白居易。
白居易写诗不事雕琢，随意中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如《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特别是结尾，采取口语入诗的收尾模式，轻言细语，嘘寒问暖，贴近心窝，溢满真情，充满了生活的情调。白居易虽然擅长口语表达，但他从未因此陷入口语的平淡之中，他甚至拒绝一切平庸，对时代和社会进行了较深层次地介入，很大程度上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也引起一种共鸣和感佩。白居易注重词语的恰如其分，他的用词精当、准确，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书写。让人不得不相信，他是如此关照社会现实、时代精神，且有一定的讽喻性，直抵人类灵魂的最深处。
白居易的诗歌主体质直平实而不艳俗，也有些诗句音辞讲究华美，但又美而有度，可以说很好地践行了自己标榜的风格。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乐天作品词句简单流畅，如自然之散文，却仍富诗歌自然之美”，评出了白居易诗歌语言“华美有度”的美学风格。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描写，“回眸一笑百媚生”“梨花一枝春带雨”，把杨玉环美丽动人的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琵琶行》中的人物描写“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卖炭翁》中关于老人贫寒形象的描写“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观刈麦》中关于劳动者在艰难的环境中辛勤工作的描写“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这些描写都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特征，用诗歌语言奏出了华彩乐章，也确实做到了“华美有度”，力求形象出之、声情相动、韵律自如，而绝非铺陈堆砌，特别是有以上生活体验的读者更能产生共鸣。
白居易作为中国诗歌史上通俗型诗歌的代表，他对诗歌语言的通俗化有着刻意的追求，“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是白居易对自己诗歌创作的定位，他要求自己的诗“辞质而径”，目的是“欲见之者易谕也”（《新乐府》序），他的诗歌语言口语化、大众化，像是和读者促膝而谈。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说：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
白居易甚至用民间俗语入诗，并且不加任何修饰，如他的诗作《闲居》：
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
綿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
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
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
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
诗歌通篇写了自己日常起居的生活情况，展现了闲适自在的生活情趣，以及对生活的满足感，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所以很多初学写诗的人，都特别喜欢白居易的语言风格。我们不难发现，白居易在语言创造、修辞运用和意象叠加方面都没有太多的想象力，更多地源自他的生活时代与社会现实，在这里他只是充当了社会观察者与记录者的角色。
叶燮《原诗》论断：“元白长庆集，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王安石说：“世间俗言语，已被白乐天道尽。”白居易诗歌流传广，就是因为他的很多诗歌口语化后接近现实生活，更容易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和他的真实可信、通俗易懂、便于入乐歌唱有很大关系，所以他最终的走向是超越性的，超越语言之外的，他并没有让自己的诗歌陷入空洞，而是进入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境界。
在群星璀璨的大唐诗坛，白居易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理论，都自成一家，他开启了中国诗歌俗文学之先河，其诗在创作形式上也尽量突破格律的限制，把诗歌语言的通俗性发展到了极致，在表达手法上多用叙事和描写，以故事性提升文本的阅读趣味，从而树立了现实主义诗歌写作的典范，为后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较为重要的向度。
（作者简介：杨瑞芳，集宁师范学院科研处副教授；敬笃，哲学硕士，任职于集宁师范学院宣传部。）
直歌其事 情系苍生
白居易遍尝酸甜苦辣，看尽世事沧桑，而留给后人的，却是跌宕了一个时代的柔肠。白居易的政治生涯是从他到周至县上任开始的，怀揣着“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愿景，希望跻身仕途有所作为，实际上却做着“拜迎长官”“鞭挞黎庶”、催租逼税的营生。百姓的痛苦常常充溢于心头，使他不堪忍受，但又身负王命，无可奈何。这使他苦闷、彷徨，他亲验了人民的疾苦，于是开始用诗歌反映人民的疾苦。《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是白居易早期的讽喻诗，叙事明白，直歌其事，结构自然，层次清楚，顺理成章。白居易在结构文本的过程中，使用了一种较为自由的口语符号系统，最大程度地释放了诗的天性。诗一开头，诗人先交代了背景，标明是五月麦收的农忙季节。接着写妇女领着小孩往田里去，给正在割麦的青壮年送饭送水。随后就描写青壮年农民在南冈麦田低着头割麦，脚下暑气熏蒸，背上烈日烘烤，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还不觉得炎热，只是珍惜夏天昼长能够多干点活……诗人采取夹叙夹议的写作形式，触景生情，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内心感到非常惭愧，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白居易的口语诗并不是信口开河，他以内省的视角和直抒胸臆的方式，真实而自然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日常意象的放大，既具有智慧，又凸显其社会责任的担当。
在周至两年多的县尉生活，虽然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却使他有机会验证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了他改革弊政的信念，增添了他“兼济天下”的抱负和勇气，也开启了他写讽喻诗的模式。白居易处在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夹缝当中，带有挥之不去的历史沉重感，他深刻地意识到在巨大的历史转折之中，必须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同时正是历史的无奈也让白居易陷入身份的焦虑和危机之中。他的好友，善于写乐府诗的张籍十分推崇他的《新乐府》，叹道：
《杜陵叟》《卖炭翁》《红线毯》《黑龙潭》等，矛头所指，从阉臣直至圣上，真正勇敢之至！
他的另一位好友唐衢也叹道：
《观刈麦》《秦中吟》《暮宿紫阁山北村》和新乐府等诗，是一吟兴嗟叹，再吟垂涕泗。真乃讽喻之绝唱！继承了陈子昂和杜甫的传统，怎不令人一唱三叹！
白居易的这种简洁平实的诗风不是在写作过程中自觉形成的，而是一直以来他就有自己明确的诗歌创作主张，他有意识地继承并发展了来自《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传承杜甫“因事立题”的路数，创建了新乐府体制，以“诗—事—题—意”的格式鲜明地标注出写作目的。他提出“学无常师以真为师”，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其文论、诗论自然也是求真、求实的。他主张不做虚无内容的文章，要作有现实内容的文章，为现实的事物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作，而不是为自己、为作文而作文。他竭尽所能，将常人所理解的复杂诗意，置换成通俗易懂的口语，直面时代发言，并在写作中贯注了灵魂的评判和投入了较深层次的思想审视。
白居易一方面直歌其事，以写实的手法揭示出农民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针砭时弊，揭发统治阶级的贪污强暴。在白居易这里，诗的功能变成了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白居易強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洩导人情”，但我们在这里应该明确，白居易谈到的“时事”并不是一般的社会事件，而专指阴暗腐败的社会现象，所以白居易的讽喻诗不是一般地、抽象地强调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而是具体明确地介入现实，主张诗歌要通过暴露社会黑暗、政治弊端来干预政治，惟其如此，才能发挥其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白居易以诗的方式对社会和时代发言，创造了一种抵抗的声音，制造了一种反叛的景观，体现了一个口语先锋诗人的责任感和良知。当然，由于白居易在其位谋其政，他曾经是谏官，写作的目的性很强，这也导致了他对于诗文美学功能认识存在一定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目之所见 笔之所录
对白居易诗歌的评价，历来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他的诗格调卑下，过于俚俗，但多数人持着与此相反的意见。宋代张镃在《南湖集》里认为：
诗到香山处，方无斧凿痕。目前能转物，笔下尽逢源。
学博才兼俗，心平气自温。随人称白俗，真是小儿言。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穷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身者无异，颂其事，不知其人可乎？
白居易善于以诗的形式叙述生活琐事，所见所闻，一切皆可入诗。无论是其前期的讽喻诗，还是后来的闲适感伤诗，他都善于从身边小事入手，抓住细节进行描摹，生活的画面感十足。如《采地黄者》：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
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
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
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诗通过叙述一个农民采取地黄，向富家换取马料以饱饥肠的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在灾荒年头，连牛马食都吃不上的悲惨遭遇，有力地抨击了豪门大户对农民剥削的残酷性。诗人主要通过“采”“持”“易”“荷”“盈”“携”“卖”等一系列动词进行细节描摹，生动展现了农民的非人生活，表达了诗人对封建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的痛恨。再比如《纳粟》中“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同样利用动词揭露了官吏的横征暴敛；《卖炭翁》中则用心理描写“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写出了卖炭翁的凄惨境遇。
白居易历经官场沉浮，早已看尽人间冷暖，至此变得无畏亦无奈。但是，他本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在生命的中晚期，由关注社会现象而走向自己的个人生活，他随笔记录的也是自己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事。他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在这类闲适题材的诗歌里，他偶尔也会寄情言志，但大多数时候对一些社会现象也仅仅是单纯地记录和表达罢了，如《七年元日对酒五首》中“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糖”，《早秋独夜》中“独向檐下眠，觉来半床月”，《病中宴坐》中“有酒病不饮，有诗慵不吟。头眩罢垂钓，手痹休抚琴”等。
罗宗强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谈及白居易时说：
在中唐元和年间，诗坛上兴起了一种多写身边琐事、吟咏日常生活情趣的创作倾向，而开这种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就首推白居易。
白居易写诗不事雕琢，随意中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如《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特别是结尾，采取口语入诗的收尾模式，轻言细语，嘘寒问暖，贴近心窝，溢满真情，充满了生活的情调。白居易虽然擅长口语表达，但他从未因此陷入口语的平淡之中，他甚至拒绝一切平庸，对时代和社会进行了较深层次地介入，很大程度上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也引起一种共鸣和感佩。白居易注重词语的恰如其分，他的用词精当、准确，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书写。让人不得不相信，他是如此关照社会现实、时代精神，且有一定的讽喻性，直抵人类灵魂的最深处。
质直素朴 华美有度
白居易的诗歌主体质直平实而不艳俗，也有些诗句音辞讲究华美，但又美而有度，可以说很好地践行了自己标榜的风格。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乐天作品词句简单流畅，如自然之散文，却仍富诗歌自然之美”，评出了白居易诗歌语言“华美有度”的美学风格。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描写，“回眸一笑百媚生”“梨花一枝春带雨”，把杨玉环美丽动人的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琵琶行》中的人物描写“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卖炭翁》中关于老人贫寒形象的描写“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观刈麦》中关于劳动者在艰难的环境中辛勤工作的描写“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这些描写都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特征，用诗歌语言奏出了华彩乐章，也确实做到了“华美有度”，力求形象出之、声情相动、韵律自如，而绝非铺陈堆砌，特别是有以上生活体验的读者更能产生共鸣。
白居易作为中国诗歌史上通俗型诗歌的代表，他对诗歌语言的通俗化有着刻意的追求，“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是白居易对自己诗歌创作的定位，他要求自己的诗“辞质而径”，目的是“欲见之者易谕也”（《新乐府》序），他的诗歌语言口语化、大众化，像是和读者促膝而谈。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说：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
白居易甚至用民间俗语入诗，并且不加任何修饰，如他的诗作《闲居》：
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
綿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
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
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
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
诗歌通篇写了自己日常起居的生活情况，展现了闲适自在的生活情趣，以及对生活的满足感，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所以很多初学写诗的人，都特别喜欢白居易的语言风格。我们不难发现，白居易在语言创造、修辞运用和意象叠加方面都没有太多的想象力，更多地源自他的生活时代与社会现实，在这里他只是充当了社会观察者与记录者的角色。
叶燮《原诗》论断：“元白长庆集，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王安石说：“世间俗言语，已被白乐天道尽。”白居易诗歌流传广，就是因为他的很多诗歌口语化后接近现实生活，更容易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和他的真实可信、通俗易懂、便于入乐歌唱有很大关系，所以他最终的走向是超越性的，超越语言之外的，他并没有让自己的诗歌陷入空洞，而是进入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境界。
在群星璀璨的大唐诗坛，白居易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理论，都自成一家，他开启了中国诗歌俗文学之先河，其诗在创作形式上也尽量突破格律的限制，把诗歌语言的通俗性发展到了极致，在表达手法上多用叙事和描写，以故事性提升文本的阅读趣味，从而树立了现实主义诗歌写作的典范，为后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较为重要的向度。
（作者简介：杨瑞芳，集宁师范学院科研处副教授；敬笃，哲学硕士，任职于集宁师范学院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