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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17世纪中叶，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对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顺利召开，以及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法律秩序化都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国际秩序因此被界定为国际法规范下的国际社会秩序，这是由法律所确认的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本质乃是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国际关系学界也逐步形成了一个“潜规则”：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是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的起点；同时，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先進的、文明的、光辉的。而其他时空环境里的国际关系思想和实践，哪怕再丰富，总是落后的、愚昧的、黑暗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外学者都是心照不宣。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对此深表担忧。他们认为，这样的“潜规则”可以叫作“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会导致学科的发展和人们的想法深受限制：
这意味着无政府结构和均势行为的假设成为国际秩序分析的先决条件，意味着部落、帝国等其他政治形式被边缘化，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之外，意味着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前瞻理论受到阻碍。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国际法的诞生与近现代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今国际社会，自诩为人类文明灯塔的美国常常违反国际法，国际秩序的正义性、公平性、和平性也日益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如果大家只盯着走马灯似的“霸权更迭”，热衷于国际舞台上的“尔虞我诈”，或者纠结在亦真亦假的“敌我之分”，那就难免少了些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
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把时代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真是大智慧。国际关系的研究应当去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战争与和平”“动荡与稳定”“衰落与繁荣”等几对核心的辩证关系，并且努力找寻实现人类共同的和平、稳定、繁荣的科学规律。
中国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很多，并且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争论的话题也随之而来：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能不能解释东方的历史？毕竟，东西方历史在发生真正的碰撞之前是很难通约的。即使存在相似的历史现象，也很有可能源自不同的历史根源。
例如，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形成了“百年和平”的局面。尽管存在像克里米亚战争一类的冲突，但欧洲没有发生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百年和平”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多极均势。
与此相似，在东亚，从1759年清朝统一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80余年间，也存在一段显著的和平稳定时期。作为中央国家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及周边各国之间，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显然，欧洲均势的逻辑不适用于此，那又该如何解释？这也是我在阅读了古今中外上千种各类文献和上千万字著述之后的最大困惑。
拙作《礼和天下：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便是一种初步的回答，出版后已加印多次，获得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感谢潘忠岐、倪世雄、陈志敏、陈玉刚、苏长和、唐世平、张建新、冯绍雷、姚勤华、张小明、夏立平诸师在写作过程中给予的莫大鼓励和深刻启迪。
本书也是复旦大学《古代中国对外关系》课程的教材。我在点评学生的期末论文时，还会额外送上一首小诗，或以明志，或以抒怀。在同学们的建议下，我也尝试用一首七律来概括《礼和天下》的内容：
中华大统正衣冠，礼乐雍容寰宇安。
琴瑟和弦通异域，珠玑迎送步金銮。
绥怀斩浪文皇帝，柔远拂尘天可汗。
岂是千年无变数？声威广震定波澜。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国际法的理念传到东亚和中国的过程颇费周折。在晚清先是被翻译成“万国公法”，随后，在西方的猛烈冲击下，缺乏自信的民国知识分子曾一度想论证古代东亚也存在国际法，但却很难找到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依据。近些年来，中国台湾学者高明士进一步提出了颇具东方特色的“天下法”概念。细细琢磨可以发现，他说的“法”其实更偏向“礼”的意涵。于是我便又大胆地提出了“天下礼”的说法。
天下礼的礼节内涵和仪式形式之根本基础是中国国内礼仪思想和制度的发展，其渊源包括各国礼典、国际习惯和一般礼仪原则，其核心礼仪规范是“五礼”之一的宾礼，由礼部等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和实施，并详细记录在历朝会要、礼典、《二十四史》等经典文献之中。
“礼之用，和为贵。”《礼和天下》一书指出，在传统东亚秩序中（公元元年前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国际秩序，覆盖的范围包括中枢区域、泛游牧区域、小中华区域、曼陀罗区域四个次级地缘区域），中央国家通过推行礼治来发挥主导作用，并和周边国家一起实现了“礼治稳定”。用一大三小镶嵌在一起的四个正三角形可以描绘理想状态下传统东亚秩序的稳定模型：
“理”（理念构建）三角由克己复礼、礼尚往来、失礼入刑三个礼治原则构成；“力”（权力运用）三角由示威、示好、示范三种礼仪逻辑下的权力运用方式构成；“利”（利益分配）三角由册封、贡赐、和亲三大主要天下礼制构成。
当理、力、利三者处于一种相互配合和彼此适应的情境时，传统东亚秩序就会处于均衡状态，形成一种非常稳定的礼治秩序（或曰“礼秩”）。由于礼、理、力、利四个字的汉语拼音恰好都是“li”，我们姑且可以把这种稳定模型称之为“4Li稳定模型”。
进一步看，可以将“礼治稳定说”概括为：中国越强大，礼治越成熟，东亚越稳定。其内在规律是：
首先，实力逐步壮大使中国具有越来越高的国际威望（所谓“天下正统”），并有更多能力和意愿在国际层面推行礼治。理念构建的礼治原则、权力运用的礼仪逻辑、利益分配的天下礼制不断发展成熟。天下礼进入规范的礼典化和组织化进程，内涵不断深化，形式愈加丰富，各国普遍接受。
其次，以礼治为核心，传统东亚秩序逐渐形成层次性和层级性并存的“塔型结构”——既是“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也是垂直型互动关系模式。这种国际体系结构非常不同于西方国际秩序着重探讨的单极、两极、多极等“极型结构”。结合传统东亚秩序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看，塔型结构的变迁过程依次是：公元前2世纪初到公元7世纪中叶的覆钵塔型结构，7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准楼阁塔型结构，13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楼阁塔型结构。 古代东亚的国际秩序和国家间互动因此呈现出长稳定、长和平、可预期、可持续的基本特征。而1759年到1840年的80余年就是传统东亚秩序“礼治下的和平”最成熟和最显著的时期。
然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较为封闭的传统东亚秩序带来了不少“意外”，西方世界远道而来、风格迥异的人员、思想、传统、技术、货物等，逐步引发了18世纪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剧烈碰撞，典型标志便是西方与中国的两次“礼仪之争”：
第一次礼仪之争发生在宗教、思想和社会领域。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下诏严禁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而康熙皇帝则认为这是中国内部事务，必须遵守一百多年前利玛窦定下的规矩（天主教教义应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但这一立场并未得到教皇认同，导致后来清朝开启了一场“百年禁教”。
第二次礼仪之争发生在外交、政治和经贸领域。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奉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之命访华，初衷是想开拓中国市场，建立中英之间的商贸关系。但在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过程中，中英双方对应该施行东西方何种礼节产生了巨大分歧，并以英使拒绝“入乡随俗”而告终。
中国虽然在“礼仪之争”中顶住了压力，却败给了西方殖民者后来源源不断的坚船利炮。传统东亚秩序及其礼治也在19世纪末走向崩溃，各国最终被无情卷入到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就读国际关系专业本硕博期间，一共上过100多门各类课程（因为还在管理学院修读会计学二学位，所以上的课更多些）。作为团委机关报《复旦青年》副主编，专访过陈思和、丁纯、顾东辉、顾钰民、季立刚、龙永图、陆建松、孙少晶、王德峰、吴心伯、薛求知、郑正等各个学科的知名教授。
这些学习经历都帮助我极大地开拓了视野。“量变”的一个结果，是把高中时代的理科生，变成了爱看“杂书”的文科生，并且选择了做跨学科研究的道路——既不简单套用，也不完全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从东亚历史出发，努力将东西方智慧有机结合起来，对传统东亚秩序进行诠释。
就拿“礼”的概念来说。中国是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周公制礼作乐。随着汉语的发展，“礼仪”一词包含了“礼”和“仪”的含义，因为“礼”字诞生更早、影响力更广、重要性更大，所以现在多可用“礼”指代“礼仪”。西方也有非常丰富的礼仪文化，但英语往往不像中文那样可以“一言以蔽之”。据统计，至少有20多个英文单词用来表达礼仪的意思。
跨学科视野下的礼更是如同一座知识富矿。根据经学与美学的诠释，礼有四大价值追求：节制人性、达到仁爱、实现有序、促进和谐。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解释看，礼的两种社会功能是整合与互惠。综合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分析，礼与权力建构了三组关系，分别是展示权力、建构权力和维系权力。基于这些理论的梳理，便有了传统东亚秩序“礼治稳定”与“礼治下的和平”的论述。
“礼治下的和平”可以翻译成“Pax Li”，主要的启发来自于颇具西方特色的“治下和平”理论，对应的是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基督教治下的和平（Pax Ecclesiastica）、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等概念。“pax”一词的词源是拉丁语的“paciscor”，最初是指早期基督教教堂使用的一种金属装饰板，后被引申为“和平女神”“和平”“安宁”等含义。参考这种“古今对话”的形式，便可以用更为古典的“礼和天下”来表述“礼治下的和平”了。
除了“礼”之外，还可以找到许多西方理论中没有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去一探究竟，比如“王道”“天下”“关系”“势”“一”“和”等。这些富有历史深度的概念不仅能反映中国人的战略思维，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想必会对人们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价值。我们正展开的这项研究已经得到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的大力支持。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也将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去挖掘和提炼更多的历史智慧， 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好的建议。
（作者系国家高端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青年学者，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17世纪中叶，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对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顺利召开，以及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法律秩序化都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国际秩序因此被界定为国际法规范下的国际社会秩序，这是由法律所确认的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本质乃是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国际关系学界也逐步形成了一个“潜规则”：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是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的起点；同时，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先進的、文明的、光辉的。而其他时空环境里的国际关系思想和实践，哪怕再丰富，总是落后的、愚昧的、黑暗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外学者都是心照不宣。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对此深表担忧。他们认为，这样的“潜规则”可以叫作“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会导致学科的发展和人们的想法深受限制：
这意味着无政府结构和均势行为的假设成为国际秩序分析的先决条件，意味着部落、帝国等其他政治形式被边缘化，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之外，意味着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前瞻理论受到阻碍。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国际法的诞生与近现代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今国际社会，自诩为人类文明灯塔的美国常常违反国际法，国际秩序的正义性、公平性、和平性也日益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如果大家只盯着走马灯似的“霸权更迭”，热衷于国际舞台上的“尔虞我诈”，或者纠结在亦真亦假的“敌我之分”，那就难免少了些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
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把时代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真是大智慧。国际关系的研究应当去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战争与和平”“动荡与稳定”“衰落与繁荣”等几对核心的辩证关系，并且努力找寻实现人类共同的和平、稳定、繁荣的科学规律。
中国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很多，并且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争论的话题也随之而来：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能不能解释东方的历史？毕竟，东西方历史在发生真正的碰撞之前是很难通约的。即使存在相似的历史现象，也很有可能源自不同的历史根源。
例如，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形成了“百年和平”的局面。尽管存在像克里米亚战争一类的冲突，但欧洲没有发生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百年和平”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多极均势。
与此相似，在东亚，从1759年清朝统一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80余年间，也存在一段显著的和平稳定时期。作为中央国家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及周边各国之间，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显然，欧洲均势的逻辑不适用于此，那又该如何解释？这也是我在阅读了古今中外上千种各类文献和上千万字著述之后的最大困惑。
拙作《礼和天下：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便是一种初步的回答，出版后已加印多次，获得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感谢潘忠岐、倪世雄、陈志敏、陈玉刚、苏长和、唐世平、张建新、冯绍雷、姚勤华、张小明、夏立平诸师在写作过程中给予的莫大鼓励和深刻启迪。
本书也是复旦大学《古代中国对外关系》课程的教材。我在点评学生的期末论文时，还会额外送上一首小诗，或以明志，或以抒怀。在同学们的建议下，我也尝试用一首七律来概括《礼和天下》的内容：
中华大统正衣冠，礼乐雍容寰宇安。
琴瑟和弦通异域，珠玑迎送步金銮。
绥怀斩浪文皇帝，柔远拂尘天可汗。
岂是千年无变数？声威广震定波澜。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国际法的理念传到东亚和中国的过程颇费周折。在晚清先是被翻译成“万国公法”，随后，在西方的猛烈冲击下，缺乏自信的民国知识分子曾一度想论证古代东亚也存在国际法，但却很难找到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依据。近些年来，中国台湾学者高明士进一步提出了颇具东方特色的“天下法”概念。细细琢磨可以发现，他说的“法”其实更偏向“礼”的意涵。于是我便又大胆地提出了“天下礼”的说法。
天下礼的礼节内涵和仪式形式之根本基础是中国国内礼仪思想和制度的发展，其渊源包括各国礼典、国际习惯和一般礼仪原则，其核心礼仪规范是“五礼”之一的宾礼，由礼部等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和实施，并详细记录在历朝会要、礼典、《二十四史》等经典文献之中。
“礼之用，和为贵。”《礼和天下》一书指出，在传统东亚秩序中（公元元年前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国际秩序，覆盖的范围包括中枢区域、泛游牧区域、小中华区域、曼陀罗区域四个次级地缘区域），中央国家通过推行礼治来发挥主导作用，并和周边国家一起实现了“礼治稳定”。用一大三小镶嵌在一起的四个正三角形可以描绘理想状态下传统东亚秩序的稳定模型：
“理”（理念构建）三角由克己复礼、礼尚往来、失礼入刑三个礼治原则构成；“力”（权力运用）三角由示威、示好、示范三种礼仪逻辑下的权力运用方式构成；“利”（利益分配）三角由册封、贡赐、和亲三大主要天下礼制构成。
当理、力、利三者处于一种相互配合和彼此适应的情境时，传统东亚秩序就会处于均衡状态，形成一种非常稳定的礼治秩序（或曰“礼秩”）。由于礼、理、力、利四个字的汉语拼音恰好都是“li”，我们姑且可以把这种稳定模型称之为“4Li稳定模型”。
进一步看，可以将“礼治稳定说”概括为：中国越强大，礼治越成熟，东亚越稳定。其内在规律是：
首先，实力逐步壮大使中国具有越来越高的国际威望（所谓“天下正统”），并有更多能力和意愿在国际层面推行礼治。理念构建的礼治原则、权力运用的礼仪逻辑、利益分配的天下礼制不断发展成熟。天下礼进入规范的礼典化和组织化进程，内涵不断深化，形式愈加丰富，各国普遍接受。
其次，以礼治为核心，传统东亚秩序逐渐形成层次性和层级性并存的“塔型结构”——既是“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也是垂直型互动关系模式。这种国际体系结构非常不同于西方国际秩序着重探讨的单极、两极、多极等“极型结构”。结合传统东亚秩序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看，塔型结构的变迁过程依次是：公元前2世纪初到公元7世纪中叶的覆钵塔型结构，7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准楼阁塔型结构，13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楼阁塔型结构。 古代东亚的国际秩序和国家间互动因此呈现出长稳定、长和平、可预期、可持续的基本特征。而1759年到1840年的80余年就是传统东亚秩序“礼治下的和平”最成熟和最显著的时期。
然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较为封闭的传统东亚秩序带来了不少“意外”，西方世界远道而来、风格迥异的人员、思想、传统、技术、货物等，逐步引发了18世纪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剧烈碰撞，典型标志便是西方与中国的两次“礼仪之争”：
第一次礼仪之争发生在宗教、思想和社会领域。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下诏严禁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而康熙皇帝则认为这是中国内部事务，必须遵守一百多年前利玛窦定下的规矩（天主教教义应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但这一立场并未得到教皇认同，导致后来清朝开启了一场“百年禁教”。
第二次礼仪之争发生在外交、政治和经贸领域。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奉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之命访华，初衷是想开拓中国市场，建立中英之间的商贸关系。但在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过程中，中英双方对应该施行东西方何种礼节产生了巨大分歧，并以英使拒绝“入乡随俗”而告终。
中国虽然在“礼仪之争”中顶住了压力，却败给了西方殖民者后来源源不断的坚船利炮。传统东亚秩序及其礼治也在19世纪末走向崩溃，各国最终被无情卷入到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就读国际关系专业本硕博期间，一共上过100多门各类课程（因为还在管理学院修读会计学二学位，所以上的课更多些）。作为团委机关报《复旦青年》副主编，专访过陈思和、丁纯、顾东辉、顾钰民、季立刚、龙永图、陆建松、孙少晶、王德峰、吴心伯、薛求知、郑正等各个学科的知名教授。
这些学习经历都帮助我极大地开拓了视野。“量变”的一个结果，是把高中时代的理科生，变成了爱看“杂书”的文科生，并且选择了做跨学科研究的道路——既不简单套用，也不完全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从东亚历史出发，努力将东西方智慧有机结合起来，对传统东亚秩序进行诠释。
就拿“礼”的概念来说。中国是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周公制礼作乐。随着汉语的发展，“礼仪”一词包含了“礼”和“仪”的含义，因为“礼”字诞生更早、影响力更广、重要性更大，所以现在多可用“礼”指代“礼仪”。西方也有非常丰富的礼仪文化，但英语往往不像中文那样可以“一言以蔽之”。据统计，至少有20多个英文单词用来表达礼仪的意思。
跨学科视野下的礼更是如同一座知识富矿。根据经学与美学的诠释，礼有四大价值追求：节制人性、达到仁爱、实现有序、促进和谐。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解释看，礼的两种社会功能是整合与互惠。综合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分析，礼与权力建构了三组关系，分别是展示权力、建构权力和维系权力。基于这些理论的梳理，便有了传统东亚秩序“礼治稳定”与“礼治下的和平”的论述。
“礼治下的和平”可以翻译成“Pax Li”，主要的启发来自于颇具西方特色的“治下和平”理论，对应的是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基督教治下的和平（Pax Ecclesiastica）、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等概念。“pax”一词的词源是拉丁语的“paciscor”，最初是指早期基督教教堂使用的一种金属装饰板，后被引申为“和平女神”“和平”“安宁”等含义。参考这种“古今对话”的形式，便可以用更为古典的“礼和天下”来表述“礼治下的和平”了。
除了“礼”之外，还可以找到许多西方理论中没有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去一探究竟，比如“王道”“天下”“关系”“势”“一”“和”等。这些富有历史深度的概念不仅能反映中国人的战略思维，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想必会对人们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价值。我们正展开的这项研究已经得到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的大力支持。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也将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去挖掘和提炼更多的历史智慧， 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好的建议。
（作者系国家高端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青年学者，牛津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