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忠的《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是一部文学体学术论述或学术化文学叙事。这部作品从国家理想切入家族纪事，从世界视野切入民族历史，从文化经验切入海权现实，从高端理论切入平常生活，由此探询了中国海权理想和海权文化的发展与施行可能，让民族记忆中非国家性的家族集团纪事变得具有国家意义，让隐含在平常生存中的海权理想突显出来。
　　从国家利益去延伸海权观念
　　中国海权思想怎么表达，在什么时候表达？这部作品告诉人们，这是个需要迫切表达中国海权思想的时刻，并采取文学叙事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殊方式，让思想记忆与历史记忆融合在一起，去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效果。文学必须表达思想，同时也表达一种记忆，人们往往需要恢复一些过去的记忆以满足现实的需求，问题在于为什么挖掘记忆、挖掘什么样的记忆、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挖掘才能产生挖掘这部分记忆的意义。
　　那么，这部作品关于中国海权的记忆根据是什么？明末清初之际，由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主导的郑氏海商集团既是海上贸易集团，又是维护海域权益的武装集团，它打破了当时全球第一家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控制和垄断了东西大洋的海上贸易，通商的范围曾遍及东南亚甚至到达欧洲。
　　郑氏海商集团在东西大洋纵横捭阖的记忆与今天中国国家安全和安定生活密切相关，作品中体现的海权思想是在与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相一致中产生的。为给予这段历史纪事以海权战略叙事的意义，作品以国家权益为主导、以国家精神为主题、以国家强盛为目标，从中国国家现实去看待历史中的族群生存经验，让一个家族商帮的兴亡引发国家启示，从而融合商贸、国家、族群、制度、秩序文化的一体化思考，由此去设定对一个家族商贸集团的文学纪事，形成了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的对海权战略的叙事联想。
　　由此，这部作品以海权战略的叙事联想全程呈现思想与文学的交融，将郑氏家族的个体化经历看作中国海权实践的开端与海权战略的启示，以一个家族商贸集团为依托，去构建国家海权战略的思考和历史之思的纪事，从中国海洋战略的理想目标出发，把海权战略看作完善国家形象的一种状态和过程，这种思考贯穿着大观念、大视野、大理想，让阅读有强烈的国家叙事感受。
　　在具体的叙事感知中，这部作品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郑氏集团这个特殊生活组织的概貌。而生活组织与国家组织、国家生活密切相关，于是这个概貌中隐含着国家海权意味。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的经历，郑氏集团的海贸经历是对国家海洋利益和权利的一种选择，也是对国家海权的一种评价，这种选择和评价在书中的一体化思考，产生了对与国家海权相关的生活形式的思考，而以文学纪事对这些生活记忆的复原，以及对郑氏集团常见生活因素的感知，让读者获得了一种类似感知日常生活那样对国家海权的感知。
　　这样，这部作品以文学纪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个人与历史的联系，让读者从文学进入历史，以文学感知的方式体验到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经验的共同性。当读者以郑氏集团经历衡量一个时期的内外特征时，会发现一些与今天相连的内外因素，这就启示今天要思考我们的海权得失，就像反思郑氏集团的海权得失一样，去触动中国生活与世界生活关系的隐藏逻辑。
　　因此，这是从过去出发探讨现实的纪实文学作品，对这些历史事实的文学记述，是对中国海权的观念发现和经验描写。对中国而言，这部作品中所记述的历史事件是中国现实海权损失和被动的初起，从郑氏集团的海权经验出发，中国需要从各个方面入手立体建构自身的海洋权益。对人类的普遍秩序而言，中国维护海洋权益是丰富和完善个体权益与国家权益的一种状态和过程，郑氏集团因被放置于这个过程的开端而具有启示意义，这就是作者为什么选择写这样一部历史纪事的缘由。
　　用文化想象设计国家海权理想
　　这部作品所面对和建构的国家形象与海权战略首先是理想的。这来自一种国家理想，是从国家理想去看待郑氏集团的意义，并由此去有选择地进行文学叙事。这样的来自国家海权理想视点的文学纪事，是针对中国的国家现实需要而设计的，也是面对当代国际秩序的公平合理而设计的。所以作者在郑成功失败后指出：若郑成功的海洋战略成功施行，今天中国就不会有与周边国家的海权麻烦了。
　　作为一种观念性思想叙事，这部文学叙事的要点是通过对郑氏集团的纪事引发海权理想，而海权理想是由立体的海权文化形成的，于是作品着重体现中国海权文化的懵懂、孕育、觉醒以及海权理想突破的可能。根据书中海权理想的要求，海权战略的形成来自海权文化的综合力量，没有文化与科技、经济、政治等对应的进步，难以形成能有效实施的海洋战略，郑氏家族缺乏稳定的文化品质和文化秩序的事实，为此提供了经验。
　　这种文化构成细致地遍及作品的各个角落，让一种思想渗透在铺展开的各种情景和因素中，正是这部作品作为文学叙事的长处。这种文化构成所涉及的范围从理想和想象开始，但这种理想和想象却是必需的，是真正的开始，没有理想和想象就没有现实，因此这部作品由郑氏集团经验而对中国海权充满期待，这正是这部作品处理历史事实的特有视点，有了海权理想和想象，才有了对郑氏集团的叙事发现。
　　书中警示出，今天的海权战略与规则和秩序密切相连，呈现了这样一种海权经验：海权战略应该是由想象的国家与个体共同构建的主体规划，而郑氏集团缺少国家的依托就独木难支。郑氏海商集团的海上贸易、海域治理、海权维护本来应该三位一体才有稳固的根基，但它缺了疆域治理的规则与秩序这一块，集团行为和个人行为都由领导者个人意愿决定，这导致它最终覆灭，也导致海权战略失败。
　　所以，这部作品连接了中国特定的海商生活传统和明清社会情境，感性地和想象地对中国海权经历进行文学叙事，但由理性出发辨识中国海权经验和海权理想。这包括对郑氏集团全部生活方式的分析，也包括郑成功欲杀妻杀子引发集团内部不满而招致兵败，这说明海权得失与生活观念、社会理想密切相关，生活因素和制度因素对今天中国的海权理想同样起作用，郑氏集团的贸易组织、集团结构、社会关系、制度约束、成员交流等都与海权状态相关。 　　从对郑氏海商集团的优劣去发现经验、从理想和想象出发去思考国家利益与国家错误、从郑氏集团的海权失败悟出今天海权战略的重要，在这个叙事过程中，中国海权战略意识逐步从低级向高级显示，中途经过的是与中国社会生活相连的海权状态变化过程，这样纪事的特定目标不在于感叹具体得失，而在于确立一种思想文化和制度体系的警示，在于通过郑氏集团的海权得失去发现中国海权战略的一般趋向。
　　这部作品力图由郑氏集团经验告知人们：中国海权理想是一种生活组织的全面完善，海权战略是从一个社会基本的文化构成起步的，因此，作品以一种海商集团的整体性去集合零散的历史资料，重新描述这段历史过程和家族变迁，是在阐明一种与中国海权思想密切相关的社会理想和生活形式，也是在阐明文化形式中包含的意义和价值，这种阐明将包括中国海商生活和制度文化。
　　让观念性文学构成与学术辨识对历史双重定位
　　文学叙事并不是仅仅表现为语言、内容、情节、人物、故事描写的文学性，更主要的是表现为叙事形式的文学性，能清晰简洁、流畅有序、生动完整地组织出最好状态的叙事，才能真正体现出文学叙事的独特，而这部作品的独特在于文学性与学术性的有效结合。
　　不论从社会需求、国家利益、生存文化还是学术研究出发，这部作品的与众不同都是将大量文献转化为观念性文学构成，既给以文学描述趣味，又赋予学术思考条理。作为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不满足于文献记录的刻板事实，也没有将郑氏集团作为主流历史的副产品，而是深入文献记录中隐含的观念生活和主流意识，将郑氏集团成败看作中国海权整体历史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有文学趣味的纪事性研究，与真正的、复杂的海权战略设想相联系。
　　作为文学纪事与学术论说并蒂而立的独特情景，这样的文学纪事还未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突出出现过，它的形式特点是学术性与文学性相得益彰，酣暢一体，生动的可读性与严谨的论说感双重并行，严密一体，明快流畅，在形象生动的叙述感觉中，包容着清晰的思想路线和论说启示。在文学形象性和学术逻辑性的并行中，可由循序渐进的叙事情景发现逐渐展开的中国海权思考，这种思想言说虽不以论证的方式出现，却仍然有理论视野和学术价值。
　　文学描述活动与学术论述活动重合的同一性在于：借助语言的细节和叙述的简明，清晰明澈地呈现了观念活动和经验性质，而贯彻这个过程始终的，则是作者明确的观念性写作活动，因此，对郑氏集团活动的形式描述和惯例评价，是从国家理想出发，实际上是对中国海权经验的描述和评价，只是依托于郑氏集团纪事范围而具体生长勃发，所以，这部纪事从类似对海权理想的探讨过程开始，直到发现海权战略的意义。
　　这个文学过程以阐明和评价中国海权思想的过程为主要目的，在纪事中强调观念性发现过程，直到这个发现过程与文学过程以及被描述的历史过程在海权思想的同一主题上统一起来。在对郑氏集团的特殊分析完成之后，这个过程又与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联系起来，于是，文学描述过程由此进入社会历史过程，在主题和观念的引导下，叙事就像严密论证一样，显示海权理想与海权战略最终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密切相关：没有今天的社会状态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海权理想，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必然要去呼吁海权理想，这部作品就是作为这种呼吁的突出表现和特殊形式而呈现出来。
　　出于中国生存发展，这部作品对过去纪事是对今天的满足，这不仅表达学术价值和文学含义，也表达现行生活制度和日常行为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某些价值与意义。中国海权思想的现实表达以及海权文化由当前中国生活的需求构成，出于今天的生存观念才去描述郑氏集团，根据中国现实的社会情绪、文化构成、理想诉求、利益表达诸方面形成了这部作品，这是写作和阅读这部作品的当代生活动力。
　　将这部往事记忆与今天现实相联系，就会发现，通过这部作品对郑氏集团事件的特殊文学描述方式，去观察体会一般中
　　国海权思想和实践时，关于海权战略的一些构成要素在这种文学叙事自然铺展出来，通过文学与学术结合而形成特殊的意味。在这个特有的文学结构中，郑氏集团不可能从历史中众多构成要素中分离出来，不联系特定社会历史，就不可能对郑氏集团进行文学与学术结合的叙事、观察、分析，研究，正是有了作者的观念性引导，才有了这个叙事，而这种引导就是主题。在这种引导下，郑氏集团经历才可能生发出叙事所需要的海权理想和历史意义，也就是说，郑氏集团的意义被这部作品在历史中重新定位，这个定位与今天的社会观念和作者的写作观念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