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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先生为了控诉段政府的倒行逆施,为了记念“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学生刘和珍而怀着悲愤与沉痛的感情所写的文章。在结构上,鲁迅先生不从刘和珍写起,正是由这种强烈的感情交错所决定的。“……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鲁迅先生这一句话就流露出他的深思,中外反动派狠毒的子弹,爱国青年抛洒的热血,给幸存的人们以怎样的启示和教训?革命应该如何迎接更大的风暴到来?应该探求怎样的方法来取得斗争的胜利?……先生的深思,又流露出沉痛与悲愤的感情,这强烈的感情,又感染着读者,……这就是本文修辞上的“感情共鸣”的作用,这篇文章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
强烈的感情基调,决定着鲁迅先生在行文中一再地使用反复、反问和反语的修辞手法。“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鲁迅先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其动机不仅限于悼念烈士,更在于奋起反击,找出教训,激励后来人。先生接着说的“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并非真的无话可说,而是悲愤到了极点!但这哀痛的感情到了第一节里,就转入了对现实的感慨。这时,鲁迅先生又说“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反复前面,一字不差,感情与含义却较之进了一层。因为这是在赞颂了“真的猛士”并进而提醒“暂且偷生”的庸人之后说的,这就明明告诉活着的人,应该为彻底摧毁这“似人非人”的黑暗世界而继续战斗。最后再补一句“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着重强调在离三月十八日已有两星期,不要忘却了!
为了唤起人们对烈士的记念和对反动派的愤恨,鲁迅先生反复描写了刘和珍君的音容笑貌。
“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居,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的尸骸为证:……”
这样温柔的女学生,多么令人喜爱呀!然而,她的可爱的生命却被反动军阀狠毒的子弹所夺走,这又是多么令人愤恨呀!这里,反复修辞格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让读者也不由得加强了悲愤的感情。
文章第四节写“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到了第六节又写“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虽然这样,但还是没有料到反动派竟会下劣凶残到如此地步!这就是说,“用最坏的恶意来推测”都在意料之外的事,反动派竟然干了出来!可见反动派是何等下劣凶残卑鄙了!这样,反复修辞格的运用,就把指控的语意极大地增强了,指控的效果也极大地增强了。
为了抒发强烈的感情,鲁迅先生又用了反问修辞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这一反问,加强了对“真的猛士”的肯定和赞扬的语气。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人,才称得上“真的猛士”,这样的猛士,才有资格哀痛刘和珍君等光荣而骄傲的烈士:只有这样的猛士,才能配称烈士们的战友和同志。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鲁迅先生还用了另一种反问,那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这一反问,不仅表明了鲁迅先生无比的震惊、愤恨,也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敌人下劣凶狠到了极点!
反语是鲁迅先生经常用的修辞格。这一篇由于是强烈地谴责敌人罪行的,当然更不例外地运用了反语。
“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这里的“文明人”,其实是“野蛮人”或是“刽子手”,这里的“伟绩”和“武功”,其实是“罪行”和“祸患”。鲁迅先生含着满腔悲愤用反话说出来,语意更加尖刻辛辣,更增加了控诉的气氛。这里,唯育“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是用以歌颂“三个女子”的,它不是反语。
如果说“反复、反问、反语”的修辞格加强了文章的感情色彩,那么“排比、对比、对偶”的修辞格则使得文章的结构紧密,语意严谨,气势雄壮。
“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一连三个惊叹句,有如排炮之成,打得敌人无力还击、无地自容。这一组排比句,也充满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对“当局者”用“凶残”,对“流言家”用“下劣”,都是贬义词:而对“中国的女性”,则用“从容”——一个褒义鲜明的形容词。
鲁迅先生还将“庸人”和“真的猛士”两相对比,强调指出离三月十八日已有两星期了,在“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的时候,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激励人们象“真的猛士”一样去战斗,不要象“庸人”那样容易忘却。这样一对比,既使得文意鲜明,又使得结构紧凑。文章最后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力而前行。”这样的对比,借助一个“更”字,又把意义推进了一步。于对比中点出了希望。
鲁迅先生是善于运用对偶辞格的大师。“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这一对偶句,结构严谨,语意深刻。这里,写了对“惨象”和“流言”的强烈感受。同时,又将“惨象”与“流言”进行比较,用“已使”和“尤使”强调指出“流言”比刀枪更惊心动魄。尤其绝妙的是,在“惨象”和“流言”之后,分别用了逗号,强调了主语,使得句意更加鲜明突出。鲁迅先生这时从“实在无话可说”的极度悲愤中悟出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那就是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反动文人的无耻欺骗。所以,鲁迅先生紧接着是竭声呼唤:“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里虽然用了选择句式。但语意是明确的、坚定的,那就是号召人们一定要在沉默中爆发!何以见得?因为谁愿“在沉默中灭亡”呢?这种语言表达效果,也是鲁迅先生精选句子的功力所在。
有的对偶句,在句式整齐之外,还注意音韵的和谐。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里,“惨淡”、“人生”,是叠韵字;“淋漓”、“鲜血”是双声字。叠韵双声,真象贯珠滚动,接踵而至;朗诵起来,波澜起伏,声情并茂。
为了语言的简炼,鲁迅先生也用了借代修辞手法。例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这里,“广有羽翼”指代“到处有帮凶”。鸟有了翅膀,就可以自由飞翔;坏人得了帮凶,就可以为非作歹、仗势欺人。这一借代,多么形象而富有讽刺意味呵!再看另一例:“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手枪”借代“手枪的子弹”。若说“手枪子弹”,文字上累赘些,而且重复,不如单说“手枪”简炼。虽然是临时拿来代替的,读者却不会误解,并且都知道,使用手枪的是当官的。当官的亲临现场、亲手开枪,可见,这次惨案,完全是段政府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地制造的。这也是使用“借代”辞格一箭双雕的修辞效果。
由于斗争的需要,鲁迅先生在文字上又运用了含蓄隐晦的表现手法。如:第六节说“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这话就有几层意思。一是说这被害的四十多以至两百多青年在反动派眼里“是不算什么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草菅人命的祸首,死这么几十几百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二是说少数人的徒手请愿,对于中国的黑暗统治,起不了多大作用,几十青年的牺牲并不能激起革命的风暴去冲击反动统治的根基,而“街市依旧太平”。三是说革命者的牺牲,并不能唤起庸人们的觉醒。……看。这么复杂的意思,包含在“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短短的一句话里,其容量之大、意义之深,多么耐人寻味!这也就是含蓄即婉曲的修辞功力之所在。
强烈的感情基调,决定着鲁迅先生在行文中一再地使用反复、反问和反语的修辞手法。“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鲁迅先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其动机不仅限于悼念烈士,更在于奋起反击,找出教训,激励后来人。先生接着说的“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并非真的无话可说,而是悲愤到了极点!但这哀痛的感情到了第一节里,就转入了对现实的感慨。这时,鲁迅先生又说“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反复前面,一字不差,感情与含义却较之进了一层。因为这是在赞颂了“真的猛士”并进而提醒“暂且偷生”的庸人之后说的,这就明明告诉活着的人,应该为彻底摧毁这“似人非人”的黑暗世界而继续战斗。最后再补一句“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着重强调在离三月十八日已有两星期,不要忘却了!
为了唤起人们对烈士的记念和对反动派的愤恨,鲁迅先生反复描写了刘和珍君的音容笑貌。
“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居,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的尸骸为证:……”
这样温柔的女学生,多么令人喜爱呀!然而,她的可爱的生命却被反动军阀狠毒的子弹所夺走,这又是多么令人愤恨呀!这里,反复修辞格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让读者也不由得加强了悲愤的感情。
文章第四节写“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到了第六节又写“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虽然这样,但还是没有料到反动派竟会下劣凶残到如此地步!这就是说,“用最坏的恶意来推测”都在意料之外的事,反动派竟然干了出来!可见反动派是何等下劣凶残卑鄙了!这样,反复修辞格的运用,就把指控的语意极大地增强了,指控的效果也极大地增强了。
为了抒发强烈的感情,鲁迅先生又用了反问修辞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这一反问,加强了对“真的猛士”的肯定和赞扬的语气。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人,才称得上“真的猛士”,这样的猛士,才有资格哀痛刘和珍君等光荣而骄傲的烈士:只有这样的猛士,才能配称烈士们的战友和同志。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鲁迅先生还用了另一种反问,那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这一反问,不仅表明了鲁迅先生无比的震惊、愤恨,也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敌人下劣凶狠到了极点!
反语是鲁迅先生经常用的修辞格。这一篇由于是强烈地谴责敌人罪行的,当然更不例外地运用了反语。
“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这里的“文明人”,其实是“野蛮人”或是“刽子手”,这里的“伟绩”和“武功”,其实是“罪行”和“祸患”。鲁迅先生含着满腔悲愤用反话说出来,语意更加尖刻辛辣,更增加了控诉的气氛。这里,唯育“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是用以歌颂“三个女子”的,它不是反语。
如果说“反复、反问、反语”的修辞格加强了文章的感情色彩,那么“排比、对比、对偶”的修辞格则使得文章的结构紧密,语意严谨,气势雄壮。
“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一连三个惊叹句,有如排炮之成,打得敌人无力还击、无地自容。这一组排比句,也充满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对“当局者”用“凶残”,对“流言家”用“下劣”,都是贬义词:而对“中国的女性”,则用“从容”——一个褒义鲜明的形容词。
鲁迅先生还将“庸人”和“真的猛士”两相对比,强调指出离三月十八日已有两星期了,在“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的时候,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激励人们象“真的猛士”一样去战斗,不要象“庸人”那样容易忘却。这样一对比,既使得文意鲜明,又使得结构紧凑。文章最后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力而前行。”这样的对比,借助一个“更”字,又把意义推进了一步。于对比中点出了希望。
鲁迅先生是善于运用对偶辞格的大师。“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这一对偶句,结构严谨,语意深刻。这里,写了对“惨象”和“流言”的强烈感受。同时,又将“惨象”与“流言”进行比较,用“已使”和“尤使”强调指出“流言”比刀枪更惊心动魄。尤其绝妙的是,在“惨象”和“流言”之后,分别用了逗号,强调了主语,使得句意更加鲜明突出。鲁迅先生这时从“实在无话可说”的极度悲愤中悟出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那就是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反动文人的无耻欺骗。所以,鲁迅先生紧接着是竭声呼唤:“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里虽然用了选择句式。但语意是明确的、坚定的,那就是号召人们一定要在沉默中爆发!何以见得?因为谁愿“在沉默中灭亡”呢?这种语言表达效果,也是鲁迅先生精选句子的功力所在。
有的对偶句,在句式整齐之外,还注意音韵的和谐。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里,“惨淡”、“人生”,是叠韵字;“淋漓”、“鲜血”是双声字。叠韵双声,真象贯珠滚动,接踵而至;朗诵起来,波澜起伏,声情并茂。
为了语言的简炼,鲁迅先生也用了借代修辞手法。例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这里,“广有羽翼”指代“到处有帮凶”。鸟有了翅膀,就可以自由飞翔;坏人得了帮凶,就可以为非作歹、仗势欺人。这一借代,多么形象而富有讽刺意味呵!再看另一例:“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手枪”借代“手枪的子弹”。若说“手枪子弹”,文字上累赘些,而且重复,不如单说“手枪”简炼。虽然是临时拿来代替的,读者却不会误解,并且都知道,使用手枪的是当官的。当官的亲临现场、亲手开枪,可见,这次惨案,完全是段政府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地制造的。这也是使用“借代”辞格一箭双雕的修辞效果。
由于斗争的需要,鲁迅先生在文字上又运用了含蓄隐晦的表现手法。如:第六节说“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这话就有几层意思。一是说这被害的四十多以至两百多青年在反动派眼里“是不算什么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草菅人命的祸首,死这么几十几百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二是说少数人的徒手请愿,对于中国的黑暗统治,起不了多大作用,几十青年的牺牲并不能激起革命的风暴去冲击反动统治的根基,而“街市依旧太平”。三是说革命者的牺牲,并不能唤起庸人们的觉醒。……看。这么复杂的意思,包含在“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短短的一句话里,其容量之大、意义之深,多么耐人寻味!这也就是含蓄即婉曲的修辞功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