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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人物：瞿大我，退休教师。2006年登记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队伍行列，致力于红十字精神传播，累计志愿服务时数达9000多小时。
1.延续
凌晨三点，万赖俱寂。奔波了一天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瞿大我也不例外。
梦里的他走在一块被浓雾笼罩的空旷土地上，四周没有建筑，没有植物，眼前只有一位步履蹒跚的白发老者，那是瞿大我今天早上在遗体捐献者告别仪式上“送走”的杨老。
浓雾横亘在二人中间。杨老是因癌症去世的，最后几个月被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此时却有一抹微笑挂在嘴角：“大我呀，其实我……”
丁零零——
“其实我什么？”瞿大我没有听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3年前在嘉定区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的张老，医院刚刚下了病危通知书。瞿大我接完张老家属的电话二话没说，10分钟内穿戴好衣服，顶着料峭的寒风出了门，直奔医院。
医院抢救室里，张老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瞿大我协助张老的家人联系了上海交通大学遗体接收站，在一旁见证了整个遗体捐献的实现过程……忙完这一切已经是凌晨五点，他来到医院的走廊上坐下，稍稍平复心绪，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饱含深情的给张老写下这样的悼词：“……今天，张老结束了人生的最后一段里程，但他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他的生命将随着祖国的医学事业一起前行……”
写完悼词后，他便匆匆赶回嘉定区红十字会“志愿者之家”，草草吃了个饭就联系了下午做志愿服务工作的人。
这样的日子对于瞿大我来说并不特殊，在成为志愿者的12个年头里，这已经变成了他的日常。有邻居不理解他的工作，这么累，图啥啊？
图什么啊？有必要吗？
2.重生
有没有必要，嘉定区马陆镇的陈秀菊最有发言权。
遗体捐赠，是捐献者对生命大爱最直接的体现，真正的难处往往来源于实现者的家属。在经过漫长的“难以接受”的阶段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人最终释怀，但还有很多人始终活在悲伤的阴影里。为了帮助这部分人走到阳光下，瞿大我和妻子李瑛参与了嘉定区红十字会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者联谊会（又称“春蚕之家”联谊会）的筹建。
翻阅材料时，他发现了陈秀菊。
陈秀菊曾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家庭和睦，儿子小龚孝顺懂事，一路顺风顺水地长大，又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可儿子参加工作还不足一年，她就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龚体检查出淋巴癌，晚期。从此，陈秀菊全家走上了艰难地从死神手中抢救儿子生命的道路。天不佑人，家中积蓄全部用完，负债累累，因为2002年的医保没有现在这样完善。走投无路之际，有许多好心人伸出了援手——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不等，村里也给予了适当的补助。收到了各方的爱心款，懂事明理的小龚有点坐立不安，担心自己，无法回报。直到有一天，在看到遗体捐献的电视新闻后，他的不安有了解决办法：“妈妈，我要登记遗体捐献，将来有一天我走了，就把我的身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研究出治疗绝症的办法，挽救像我一样患病青年的生命。我不想别人的妈妈也和你一样每天以泪洗面，看得我心疼。”
陈秀菊泪如雨下。
5年的抗争后，小龚走了，留下了千疮百孔的家和心如死灰的陈秀菊。她怀疑自己的灵魂也跟着小龚走了，每天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给儿子的QQ留言，即便再也得不到回复了。
瞿大我和妻子李瑛来到陈秀菊家里时，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景象——
昏暗的没开灯的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是电脑屏幕发出的幽幽蓝光，桌面上只有一个打开的QQ窗口，聊天记录很长很长，都是些零碎的生活日常，没什么新意，外人看来或许很无聊，但却是一个母亲对儿子全部的想念——
“今天隔壁张阿姨家儿子结婚了。我是看着你们俩一起长大的……我以前还经常想你结婚会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做了你喜欢吃的蒸虾，好久没做都有点手生了，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聊天永远是单方面的，但她好像也不介意，不回复也没关系，很多话她都说给自己听。
人生里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掠过的风、淋过的水，人会因为它们一点点变样。但小龚的离开就像一阵台风、一场洪水，把陈秀菊原本的人生轨迹全都摧毁了……直到瞿大我夫妇出现。
瞿大我夫妇两人没有一来就硬拉着她出门，毕竟长期在黑暗里生活的人是不能立刻见到阳光的。他们只是轻轻地把房间里的窗户打开了一个口，好让屋外的阳光可以一点点照进来——“秀菊，想想小龚正在看着你呢，还记得他捐献遗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不让更多的母亲像你这样痛苦吗？”
最终是瞿大我这样一段话让陈秀菊重新站了起来：“秀菊，小龚做出这样有意义的决定，帮助影响到了很多的人，你难道不愿把他的事情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你的儿子活在更多人心里？”
……
陈秀菊的第一篇稿子刊登在联谊会的报纸《春蚕之家》上后，夫妇俩登门给她送了过来，瞿大我告诉她：“有人来做遗体捐献登记咨询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们看你的文章，告诉他们遗体捐献的意义。”他顿了顿，“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嘉定红十字文艺宣传队？”
没有太多的犹豫，陈秀菊点了点头，她知道儿子也会乐意看到她迈出这一步。
从那天起，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在QQ上和儿子对话，但是内容却有了改变——
“今天我第一次参加红十字文艺宣传队的活动，是合唱排练，妈妈五音不全你也是知道的，幸亏‘春蚕之家’的姐妹们一直热心地鼓励我，下个礼拜五我还会去的。”
“我们《生命之歌》的合唱特别成功，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又找到新的意义了。”
“妈妈和你爸爸一直是家里的老大，遇到瞿大哥和李瑛大姐后，终于知道作为妹妹被照顾是什么感觉了。”
…… 3.永恒
被瞿大我帮助过的人不止陈秀菊一个，毕竟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10年。
退休之前，瞿大我这样介绍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名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退休之后，瞿大我的介绍有变化，但又没怎么大变：“我是一名红十字志愿者，用自己的人道行动去传递博爱精神，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教师启迪生命、塑造人生，遗体捐献志愿者则升华灵魂、延续生命——比如生前家住环城北路的郁承暐老先生。
郁老是红十字文艺宣传队的一名骨干队员，多年来一直参与红十字精神宣传活动。他早就萌生了遗体捐献的念头，只是这个念头总是遭到子女一次次坚决反对——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我国，遗体捐献时常遭遇“入土为安”思想的阻碍，子女如果不能让父母完整地离开，不仅自己于心不忍，还会因为没有为老人体面地办后事而被人“看不起”。
与此同时，遗体捐献的宣传工作如同行走在钢丝上，必须拿捏好一个度——太轻，没有效果;太重，又容易变成道德绑架。瞿大我不能强硬地宣传遗体捐献，但他可以陪伴——他可以在郁老重病在床的时候告诉他外面发生的事情，他可以协调——通过多次拜訪，老人和子女剑拔弩张的气氛渐渐缓和。老人有老人的意愿，活得越久，对尘事看得越开;子女有子女的不舍，人是需要寄托思念的，遗体捐献后，逢年过节连个祭拜的对象都没有，只能徒留一腔悲伤、一缕茫然。
沟通得多了，沟通得郁老的子女都和瞿大我非常熟悉了，那一天还是快到了。
在郁老病危的一个星期天，瞿大我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匆匆赶到时，郁老好像已经知道自己生命的沙漏快流完了，睁着已经很难对焦的双眼，颤巍巍地举起手：“我要登记遗体捐献……”
周一上午，瞿大我和区红十字会的领导赶到医院，在郁老家属的见证下帮他办理了登记手续。两天后，郁老离开了人世，走得平静而安详。
4.尾声
又是一天深夜。瞿大我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草草洗了把脸就准备躺下，突然又是一阵急促的催促他去医院的电话铃声——
这样的铃声在他的志愿者生涯里响起过不知多少次——在他想出去旅游时响起，拖住了他离开上海的脚步;在他刚进入梦乡时响起，打断了他嘴角旁的一抹微笑;更在他无数个彷徨的时刻响起，给了他前进的方向、晚年人生的意义。
去医院的路很远，靠在车窗上，他一不小心睡着了，梦里又回到了文中开头那片空旷的土地，杨老停在前方回了头：“大我呀，其实我——”
这次，他终于听完了杨老的话：“其实我特别开心自己做了遗体捐献这个决定，我现在很满足、很幸福。”
那就好。他想起了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2007年，岳父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并立下遗嘱要求子女将来落实其捐献大愿。次年，瞿大我和妻子李瑛在老人的感召下，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后，一起加入了红十字志愿者的队伍。十几年来，他经历过心酸、经历过不被理解，日日和忙碌做伴，酸甜苦辣都体会过，但唯独没有后悔，就像他所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唱的那样：“这里有一条生命的长河，奔腾不息水长流……”爱让我们走到一起，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但这一路总有爱相伴。
（插图/桑麟康）
1.延续
凌晨三点，万赖俱寂。奔波了一天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瞿大我也不例外。
梦里的他走在一块被浓雾笼罩的空旷土地上，四周没有建筑，没有植物，眼前只有一位步履蹒跚的白发老者，那是瞿大我今天早上在遗体捐献者告别仪式上“送走”的杨老。
浓雾横亘在二人中间。杨老是因癌症去世的，最后几个月被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此时却有一抹微笑挂在嘴角：“大我呀，其实我……”
丁零零——
“其实我什么？”瞿大我没有听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3年前在嘉定区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的张老，医院刚刚下了病危通知书。瞿大我接完张老家属的电话二话没说，10分钟内穿戴好衣服，顶着料峭的寒风出了门，直奔医院。
医院抢救室里，张老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瞿大我协助张老的家人联系了上海交通大学遗体接收站，在一旁见证了整个遗体捐献的实现过程……忙完这一切已经是凌晨五点，他来到医院的走廊上坐下，稍稍平复心绪，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饱含深情的给张老写下这样的悼词：“……今天，张老结束了人生的最后一段里程，但他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他的生命将随着祖国的医学事业一起前行……”
写完悼词后，他便匆匆赶回嘉定区红十字会“志愿者之家”，草草吃了个饭就联系了下午做志愿服务工作的人。
这样的日子对于瞿大我来说并不特殊，在成为志愿者的12个年头里，这已经变成了他的日常。有邻居不理解他的工作，这么累，图啥啊？
图什么啊？有必要吗？
2.重生
有没有必要，嘉定区马陆镇的陈秀菊最有发言权。
遗体捐赠，是捐献者对生命大爱最直接的体现，真正的难处往往来源于实现者的家属。在经过漫长的“难以接受”的阶段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人最终释怀，但还有很多人始终活在悲伤的阴影里。为了帮助这部分人走到阳光下，瞿大我和妻子李瑛参与了嘉定区红十字会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者联谊会（又称“春蚕之家”联谊会）的筹建。
翻阅材料时，他发现了陈秀菊。
陈秀菊曾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家庭和睦，儿子小龚孝顺懂事，一路顺风顺水地长大，又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可儿子参加工作还不足一年，她就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龚体检查出淋巴癌，晚期。从此，陈秀菊全家走上了艰难地从死神手中抢救儿子生命的道路。天不佑人，家中积蓄全部用完，负债累累，因为2002年的医保没有现在这样完善。走投无路之际，有许多好心人伸出了援手——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不等，村里也给予了适当的补助。收到了各方的爱心款，懂事明理的小龚有点坐立不安，担心自己，无法回报。直到有一天，在看到遗体捐献的电视新闻后，他的不安有了解决办法：“妈妈，我要登记遗体捐献，将来有一天我走了，就把我的身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研究出治疗绝症的办法，挽救像我一样患病青年的生命。我不想别人的妈妈也和你一样每天以泪洗面，看得我心疼。”
陈秀菊泪如雨下。
5年的抗争后，小龚走了，留下了千疮百孔的家和心如死灰的陈秀菊。她怀疑自己的灵魂也跟着小龚走了，每天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给儿子的QQ留言，即便再也得不到回复了。
瞿大我和妻子李瑛来到陈秀菊家里时，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景象——
昏暗的没开灯的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是电脑屏幕发出的幽幽蓝光，桌面上只有一个打开的QQ窗口，聊天记录很长很长，都是些零碎的生活日常，没什么新意，外人看来或许很无聊，但却是一个母亲对儿子全部的想念——
“今天隔壁张阿姨家儿子结婚了。我是看着你们俩一起长大的……我以前还经常想你结婚会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做了你喜欢吃的蒸虾，好久没做都有点手生了，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聊天永远是单方面的，但她好像也不介意，不回复也没关系，很多话她都说给自己听。
人生里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掠过的风、淋过的水，人会因为它们一点点变样。但小龚的离开就像一阵台风、一场洪水，把陈秀菊原本的人生轨迹全都摧毁了……直到瞿大我夫妇出现。
瞿大我夫妇两人没有一来就硬拉着她出门，毕竟长期在黑暗里生活的人是不能立刻见到阳光的。他们只是轻轻地把房间里的窗户打开了一个口，好让屋外的阳光可以一点点照进来——“秀菊，想想小龚正在看着你呢，还记得他捐献遗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不让更多的母亲像你这样痛苦吗？”
最终是瞿大我这样一段话让陈秀菊重新站了起来：“秀菊，小龚做出这样有意义的决定，帮助影响到了很多的人，你难道不愿把他的事情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你的儿子活在更多人心里？”
……
陈秀菊的第一篇稿子刊登在联谊会的报纸《春蚕之家》上后，夫妇俩登门给她送了过来，瞿大我告诉她：“有人来做遗体捐献登记咨询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们看你的文章，告诉他们遗体捐献的意义。”他顿了顿，“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嘉定红十字文艺宣传队？”
没有太多的犹豫，陈秀菊点了点头，她知道儿子也会乐意看到她迈出这一步。
从那天起，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在QQ上和儿子对话，但是内容却有了改变——
“今天我第一次参加红十字文艺宣传队的活动，是合唱排练，妈妈五音不全你也是知道的，幸亏‘春蚕之家’的姐妹们一直热心地鼓励我，下个礼拜五我还会去的。”
“我们《生命之歌》的合唱特别成功，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又找到新的意义了。”
“妈妈和你爸爸一直是家里的老大，遇到瞿大哥和李瑛大姐后，终于知道作为妹妹被照顾是什么感觉了。”
…… 3.永恒
被瞿大我帮助过的人不止陈秀菊一个，毕竟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10年。
退休之前，瞿大我这样介绍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名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退休之后，瞿大我的介绍有变化，但又没怎么大变：“我是一名红十字志愿者，用自己的人道行动去传递博爱精神，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教师启迪生命、塑造人生，遗体捐献志愿者则升华灵魂、延续生命——比如生前家住环城北路的郁承暐老先生。
郁老是红十字文艺宣传队的一名骨干队员，多年来一直参与红十字精神宣传活动。他早就萌生了遗体捐献的念头，只是这个念头总是遭到子女一次次坚决反对——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我国，遗体捐献时常遭遇“入土为安”思想的阻碍，子女如果不能让父母完整地离开，不仅自己于心不忍，还会因为没有为老人体面地办后事而被人“看不起”。
与此同时，遗体捐献的宣传工作如同行走在钢丝上，必须拿捏好一个度——太轻，没有效果;太重，又容易变成道德绑架。瞿大我不能强硬地宣传遗体捐献，但他可以陪伴——他可以在郁老重病在床的时候告诉他外面发生的事情，他可以协调——通过多次拜訪，老人和子女剑拔弩张的气氛渐渐缓和。老人有老人的意愿，活得越久，对尘事看得越开;子女有子女的不舍，人是需要寄托思念的，遗体捐献后，逢年过节连个祭拜的对象都没有，只能徒留一腔悲伤、一缕茫然。
沟通得多了，沟通得郁老的子女都和瞿大我非常熟悉了，那一天还是快到了。
在郁老病危的一个星期天，瞿大我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匆匆赶到时，郁老好像已经知道自己生命的沙漏快流完了，睁着已经很难对焦的双眼，颤巍巍地举起手：“我要登记遗体捐献……”
周一上午，瞿大我和区红十字会的领导赶到医院，在郁老家属的见证下帮他办理了登记手续。两天后，郁老离开了人世，走得平静而安详。
4.尾声
又是一天深夜。瞿大我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草草洗了把脸就准备躺下，突然又是一阵急促的催促他去医院的电话铃声——
这样的铃声在他的志愿者生涯里响起过不知多少次——在他想出去旅游时响起，拖住了他离开上海的脚步;在他刚进入梦乡时响起，打断了他嘴角旁的一抹微笑;更在他无数个彷徨的时刻响起，给了他前进的方向、晚年人生的意义。
去医院的路很远，靠在车窗上，他一不小心睡着了，梦里又回到了文中开头那片空旷的土地，杨老停在前方回了头：“大我呀，其实我——”
这次，他终于听完了杨老的话：“其实我特别开心自己做了遗体捐献这个决定，我现在很满足、很幸福。”
那就好。他想起了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2007年，岳父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并立下遗嘱要求子女将来落实其捐献大愿。次年，瞿大我和妻子李瑛在老人的感召下，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后，一起加入了红十字志愿者的队伍。十几年来，他经历过心酸、经历过不被理解，日日和忙碌做伴，酸甜苦辣都体会过，但唯独没有后悔，就像他所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唱的那样：“这里有一条生命的长河，奔腾不息水长流……”爱让我们走到一起，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但这一路总有爱相伴。
（插图/桑麟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