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圣贤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你看，这就是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所面临的一种权衡取舍。那时候还不像今天这样讲究动物保护，所以人们还有可能吃到熊掌。鱼和熊掌都是想要吃的东西，但二者不能得兼，必须做出选择。孟子的选择是“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看来，对孟子来说，熊掌要比鱼更有吸引力。当然，对别人来说也可能是另一种选择。
　　孟子讲这个话是为了引出下面这层意思：“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也是每个人所面临的一种权衡取舍。那时候还不像今天这样讲究尊重生命，保护人权，所以孟子要人们舍却生命而去追求所谓的“义”。对孟子来说，“义”要比生命更重要。当然，对有的人来说，或许他认为“好死不如赖活”。
　　对每个人的选择做道德评价不是经济学的任务，我们只知道，不管是吃什么东西的生活小事，还是在做人的价值观念方面，人们总是要根据自己的偏好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做选择就要有所取舍，就要进行权衡，每个人都面临权衡取舍，这是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之一。
　　经济学认定，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要将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穷的欲望，这就需要进行“选择”，选择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一个难题。
　　经济学中所说的“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比如说，你口袋里的金钱，就是你用来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的资源，无论你多么富有，即便是个百万富翁，家里的钱也总是有限的。你要用你的钱，去买吃的穿的用的东西，支付理发、看演出、治病等费用，你用这笔钱买了这个，就不能再用它买那个了，所以你得好好算计，怎么让你的钱为你带来最大的效用。
　　再比如说，你生命中的每一天，或者精确到每分每秒，都是你用来做各种事情的时间资源。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一年最多366天，一生也不过几十年，难得有上百岁的人瑞，而你做任何事情(吃饭、睡觉、读书、工作)都是需要时间的。你读书的时间不能用来睡觉，睡觉的时间就不能用来读书，读书的话，读了语文书就不能读数学书，读了数学书就不能读语文书，因此，你也得好好地安排你的时间，让你能够做好你想做的更多的事。
　　对一个国家来说，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各种人力物力财力是该国的国民生存和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资源，它也是有限的。即便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也总有疆界；以人口为基础的人力资源是有限的，只有在全部人口中合乎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才能进行劳动；财力作为过去劳动的货币积累，当然也是有限的；土地是有限的，用作生产粮食的耕地就不能造工厂盖房子，而筑路、修广场和建设城市，必然要占用一定面积的国土；地底下深埋的矿藏资源也是有限的，它在地球生成的亿万年间慢慢积攒起来，现在挖一点就会少一点。当然，智慧的人们能够去发现、去创造新的可用资源，但“在一定时期内”它还是有限的。
　　而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位国民，作为一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欲望。或许作为一只动物，它的欲望是容易满足的，它吃饱喝足以后就睡觉了。但是人的本性是不仅要生存，而且要享受，不仅要顾眼前，还要虑及将来。“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所以人总要积攒财富，并且多多益善。这虽然有时被人们贬斥为本性贪婪，但正因为人的这种贪婪本性而导致的行为，才使得人类能够更好地抵御大自然的威胁而生存得更好，生活得更幸福。如果人人都像孔子赞扬的贤弟子颜回那样清心寡欲地过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的话，社会的进步就会因缺乏内在的动力而举步维艰。
　　所以，能够用来生产产品的各种资源(劳动、土地、资本)都是有限的，而社会要用它来生产各种产品以满足我们的欲望，这就是经济学中的稀缺性问题。假如我们将所有这些产品简单地分类为民用品和军用品，我们可以用“黄油”和“大炮”来象征，“黄油”代表我们的生活水平，“大炮”代表我们的安全程度。有人说，对一个人而言，生活是第一位的，也有人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安全比富庶更为重要，事实上它们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多生产“黄油”就要少生产“大炮”，多生产“大炮”就要少生产“黄油”，所以我们要选择“黄油”和“大炮”的合理配置。在前苏联，国家过于看重军事工业而忽略民用产品的生产，以至于卫星升天而人民买不到卫生纸。有个笑话说，一个苏联青年工人，想要给即将出生的孩子买辆婴儿手推车，可市场上怎么也买不到，于是他每天从工厂偷一个零部件回家，想自己装一辆，可最后他装来装去，怎么也装不成手推车，装成的总是一挺机关枪。这个笑话就是嘲讽国家在“黄油”和“大炮”的选择中比例安排不当。
　　我们认识到生活中“每个人都面临权衡取舍”的经济学原理是重要的，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说，它有以下几重意义。
　　第一，它使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选择的权利既是天赋的、神圣的，也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每个人总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趋利避害，顺理成章地去做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事情。比如，我们国家在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时，广大农民都只能在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上劳动，他们既不能外出打工，也不能做生意，连养个老母鸡下蛋，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所有挣钱的可能性都没有了，他们的选择权都被剥夺了。但是，正如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其仁所指出的，就在这样看起来是毫无选择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也还是在顽强地做着选择：既然是“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们的最“好”(这里之所以加个引号，是因为其实这并不好，只是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的)选择就是“出工不出力”，为自己省点儿力气。而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由于“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的最好选择就是努力耕作，增加产量，利国利民又利己。
　　第二，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简单的思维模式，使我们的思想丰富起来，以便能与复杂的真实世界相适应。只有充分了解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选择，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我们以往的思维往往很单一，对某个事物的评价，说好时一好百好，把它的可能的坏处都忽视了；说坏时一无是处，把它的可能的好处也不计了。比如，工厂制造产品要讲究质量，这本是对的，但决不是质量越高越好。要知道高质量的代价是高成本、以至高价格，过高质量导致的过高价格就会排斥一部分消费者，所以必须有高中低的不同质量档次供人们选择。又比如，现在许多城市禁止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认为它们不安全、有污染，这是问题，但它们也有比公车和私车更节约的好处。最好的政策就是让它们各得其所，让人们有多种出行方式。如果一定要做“择一”选择，我们必须先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各种备选方案的全部真实信息。
　　第三，一个良好的社会体制就要尽量增加人们的选择。一般来说，更多的选择意味着人们自由度的增加。无沦是人们消费的物品和劳务，还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选择机会可以满足不同偏好的需求。据说在讲究美食的法国，光是奶酪就有二百八十多个品种供人们选择。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消费品不仅在总量上匮乏，而且在品种上稀少，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买米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肥皂要肥皂票，买火柴要火柴票，逢年过节才能配给每个人二两花生米。那时候人们对就业也是绝无选择权，叫你干啥就干啥，而且要干一辈子，还要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拧在哪里，就要在哪里闪闪发光。而今天，人们的选择已经大大增加。虽然也有人说，过多的选择反而会使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有人做过实验，在一个只有6种口味的果酱摊前，有30％的顾客至少购买了一瓶果酱，而在有24种口味的果酱摊前，却只有3％的顾客购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愿意回到没有选择的年代。
　　当然，认识到“每个人都面临权衡取舍”的经济学原理只是最基本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做出选择。经济学正是研究每个人在面临权衡取舍时如何做“选择”的一门学问。学习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做选择。
　　
　　王治平，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教授，主讲经济学课程，数次被全校学生评为“我最喜爱的老师”。近年来大量发表经济学随笔和经济时评，著作有《经济学阐释》、《将效率进行到底》、《金钱法则》等，在《钱江晚报》开设“平说经济”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