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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春，在西安交大的校园里，虽然寒霜并未散尽，但春意已经悄然来到了。踩着尚未消融的残雪，走过60年前由第一批西迁教工亲手植下的树木，让人的心头掠过一阵的激动。那些最早盖起的砖混结构的教学楼，就掩映在同它一起站立在这块土地之上的树木粗劲的枝干中间。它们在新建的现代化的图书馆、学术中心和其他建筑中，丝毫不显得过时和老旧，恰恰相反，经过一甲子时间的磨砺，它们在岁月之中的风骨尽显。
学生们还处在寒假期，交大的校园，此时比往日要显得宁静。偶尔有人走过图书馆前的空地，塔楼之上的时钟，更为明晰地映入了人的眼帘。这座与昔日唐朝兴庆宫毗邻的校园，它的沉静，它在时光之中所呈现的样子和其中渐渐沉默的部分，它背后鲜为人知的精神心路，让它内在的光辉，早已盖过了富丽堂皇的宫殿。
当今中国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何为最有发言权的人们，已经从这所校园离开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来得及留下片言只语，就走了。或许是时间的偶然和历史的巧合，那些早年从黄浦江畔来到西安城里的第一批西迁的交大教职员工，他们并未以精神星火与思想心灯的传递者自居，也没有完全意识到，长安实乃中华文化传播的源头之一。但他们汇入了源头的宗脉，重新叙写了更为惊人魂魄的精神镜像，续写了另一曲心灯的传递。真正的守夜者守护的是永远都不可能降临的白日；对于他们心中的白日，除了守护之外，或许并没有更多要说的话。
站在西安交大的校园里，作为一个后来者，面对那些已经长眠于长安厚土里的这所学校的开拓者，我除了前来凭吊和缅怀之外，胸中还有被他们激起的翻滚的热浪。
在中国现代史中，教育一直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反抗命运绝望的道路。“鸦片”战争之后，所建立的西安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它是由危机催生的渴望新生的花朵。经由危机的震荡所唤醒的生命意识，对于习惯于忘却的集体记忆，是多么的珍贵呀。尤其是在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形下，交大120年的心路历程，仍然在惊示我们：忘危必亡。要在危中见机，并且要有化危为机的能力与意志。要能够在绝望中赢得希望。
开拓者的脚下，从来只有无路之途。早起南洋公学的办学条件，不是等来的。没有时间和机会，让人坐而论道，等着万事俱备，而后东风习来。盛宣怀这位智者，意识到了将中国人从苦难的底层解脱出来的最好办法，便是刻不容缓地兴办新式的学堂。他目光远大，图强变革，又寝食不安，提出了：“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并且促成了南洋公学的建立。
盛宣怀这位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商父”的人物，又能开现代教育的风气之先，最终经他之手，在上海和天津促成南洋公学与北洋中西学堂的设立。从个人角度看，这一切与他的生命所呈现的格局不无关系。尽管他在思想上是保守的，但他能够包容和延揽张元济、蔡元培等，与他在各个方面都完全相异的人士。在他的胸怀里，学术只有湛深，没有闻达。他可以出于个人原因，对人对事，形成自己的好恶，一旦放在公共与国家的层面上，个人可以不喜欢，但天下需要，就是己任。
在个人生命与社会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重叠交汇的联结点。生命美的答案与历史前行的逻辑，就隐匿其间。它们由公与私的各种因素构成，又受其所形成的机制支配，并且偶尔只在具体的时间、地点里闪现。
关于盛宣怀和西安交大的历史，此前，我都知之甚少。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的历史，很少能够走出它的围墙和大门。那些暖人的东西，被封存在档案或校史的陈列室中，而功利主义却在大行其道，正在导致社会的堕落。高智商、利己善变的人，早已经为自己的未来谋好了出路。因此，120多年前的盛宣怀和西安交大的开端——南洋公学，才更加吸引我。
1916年4月，盛宣怀签出了自己人生最后的两张支票，其中一张20万元是给南洋公学的。一个人与一所学校或集体的关系，看似抽象，又十分具体。但在盛宣怀身上，他能将私我与公我两种矛盾对立的东西、演化得完美统一。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盏灯，燃油耗尽的过程，不仅为随后的交大带来了温热，而且也让自己内心爱的境界，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给予。120多年来，西安交大能走过风雨，他一直都在起点上，给予着指引。
在西安交大的校史陈列室里，我见到过上世纪50年代教师所写的教案和学生的作业，虽然纸张已经老旧，但在工整的字迹之上，仍然令我感到其中认真、干净的用心。那些单纯严谨的字迹，在今天的老师与学生中已不多见；让人敬意油生的是，在这些纸张背后，同样能让人感到的是，它的那些无名的书写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内心里的纯静。安静的书写者和他们所写的极为安静的文字，在空荡的陈列室里，比安静还要安静。这一切，让我不由得想到另一位在西安交大早期同样贡献巨大的唐文治。
“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这是唐文治为南洋公学所拟校歌的两句。他在学校9年的时间里，首建铁路专科，又设电机专科，打造了上世纪初中国最尖端的科技利器；他还在南洋公学创建了航海专科和铁路管理科。至民国初年，学校工程技术教育的学科专业框架基本形成。工程训练所必需的金工机械、电机、材料、无线电实验室以及铁路测量实验室、木工模具厂、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得以扩建。
“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须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唐文治是这样讲的，并且也做到了他所说的。蔡元培曾评价唐文治治理下的南洋公学“成绩之优美，为举国学校所仰慕。”
我个人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唐文治也属于能让人安静的人，并且更加确信：我在交大读到的老师与同学文字之上凝聚的安静，都与唐文治给我带来的个人印象有关。
这样一种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怒任事的精神，或许根本就无须借助任何声音，便能在人世间传扬。相比那些个所谓今日的学术明星，他们对什么都能发言，都敢发言，都不知耻地拿来供人消费和消遣的行径，在唐文治和有良知的交大学人身上，仍然无声传递的东西，更加美好，更加令人着迷。 写关于西安交大的文字，既非我有这一方面的所长，也不是因为我能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来从中归纳分析交大学人120年风雨所咏涵的精神价值。相对交大人最为闪光的部分，我既无资格，还感羞愧，更遑论能写下与他们相符的文字。我之所以还要写，是因为他们西迁的壮举，触痛了我已经麻木的神经。
有一组交大西迁的数据，其背后涉及的需要个人和家庭承担的具体困难，无法想象。许多人必须在那个对他们而言都是重大变迁的过程中，用肉身承载一点一点，每时每刻，因为西迁的巨变所引起的震撼、惊愕、不适，甚至是痛苦和生离死别。
1955年底交大在册教师556人，迁来西安341人，占61.3%，留在上海的215人，占38.7%。而留在上海的215人中有51人，迁校期间仍坚持在西安任教。
1956年底交大在册教师737人中，迁来西安的有537人，其中教授24人、副教授25人、讲师141人、助教358人，占教师总数70%。青年教师中有80%加入了西迁的行列，后来这批人中当选院士的有姚熹、屈梁生、谢友柏、涂铭旌、林宗虎、汪应洛等。在上海入学，又出国深造，学成后回西安任教的有史维祥、潘季、向一敏、蒋国雄、马乃祥、葛耀中等。
从上海西迁西安的学生，1954级和1955级共计2291人，占两个年级总数的81.1%，1956年的入学新生2133人，全部在西安报到就学。
1956年至1957年，运送西迁物资的列车满装700多个车厢。全校约19万册图书中的14余万册，也被运抵西安。全迁或部分迁至西安的实验室25个，迁校过程中新增实验室20多个，在上海、西安分校之际，西安交大重要的仪器设备数量超出上海交大近乎一倍。
从1955年3、4月间启动交大西迁，5月即完成了西安校址的勘察，10月份就建房子，一年多以后，在原先的麦田和荒地上，一所新的校园基本建成了。到1956年的9月10日，交大在西安举行的新校开学典礼为止，共有师生员工及家属6千多人进入西安新校，还不包括后续迁来的系科师生，及他们的家属。
在交大调往西安的教职工中，最早需要解决调动配偶家属的有近300人，交大校内一时无法全部安置，有许多人被安排在西安市区内的医院和单位工作。他们每天要赶早挤公交车，到新的环境和陌生的地方工作。他们的付出实实在在，又无法看见。交大西迁带给教工及家人个人承担的部分，需要他们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加以接受。
交通大学1956年、1957年两届毕业新教师的80%，也被分配在西安工作。其时交大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等主要领导干部以及所迁各系、专业的党员和骨干教师的大多数都迁到了西安，实现了交通大学的主体西迁。内迁西安的交大，等于在大西北再造了一所大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教学与科研所需要的一切基本条件都已就位，新生按时入学、教学的节奏未受影响，西安新校不仅拔地而起，而且在多个方面都超过了上海老校，所有这一切，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原本看似无法做到的事情，交大人将它们变成了现实。育人为本、课比天大、教学优先，或许是西迁一代交大学人心目中的真问题，他们在迁徙和动荡所造成的极度困难里，实际地解决了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将他们认为的大学理念，变成了具体的实践，并在各自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得到了贯彻。
最终促成交大西迁得以实现的背后原因，大概就是那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牺牲吧。经由他们传递的心灯，没有在他们那一代人中间熄灭。
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热议。在我们能看到的讨论中，大学的理念、大学的功能与任务、大学的文化与精神、学术伦理与学术规范、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国际化与精英化等等诸多的话题，都将教师个体，在具体时空中最具性情的部分抹去了。他们在个人层面上，面对家国等大的问题做出选择之后，所造成的自身生命与生活的际遇，很少被用来作为此类讨论的新鲜资源。在一个人人只为自己争取私利所构成的教师群体的大学里，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独立是不受任何影响而做出自己的判断；自由同样意味着没有绝对的自我放任。它们在大学里，都有赖与老师的成己立人。说到底，老师在大学里的牺牲，决定着学术独立与自由的限度。他们不做什么，才意味着保卫和捍卫他们的追求。这些才是一所大学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在交大西迁的教师队伍中，如果有像人们所说的“百年淬厉电光开”的情况出现，离不开由那一代教师每个人共同构成的风景。
殷大钧教授西迁时，老母亲已经88岁，而自己也患有胃病。他克服困难，说服全家，偕老母和家属6口人来到西安；吴之凤教授举家来西安之前，卖掉了在上海的钢铁厂和洋房；陈学俊教授，同样卖掉上海的房子，携家西迁，刚到西安的日子，两个孩子进城上学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农民的马车。
陈大燮教授是交大西迁时期的教务长，是最早携妻到西安的那一批人中的一员，他自己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每日所花的注射医疗费，从不作为公费医疗报销。为了减少医务人员的负担，他每天坚持自己打针，还婉拒了学校将其女儿调至身边的照顾。在他患病的晚期，夜间大量出血，他不愿惊扰别人，硬是拖到天明，不幸被耽误。
迁校初期，张鸿教授的夫人常年患病，卧床在家，经常是其他老师都吃完中饭回寝室了，他才提着饭盒，敲开已关闭的食堂卖饭窗口，然后去照看病床上的妻子。他的腰不好，陆庆乐教授想为他向学校借一个单人沙发，他知道后婉言谢绝了。
周龙保教授和妻子刚来西安时，西安的供应十分紧张，两个孩子都很小。为了能让西安的两个孩子吃到白糖，他远在上海的母亲省吃俭用，每天早晨在买粢饭团时，都要把里面夹的白糖一点点剥出来，再小心用纸包好，积攒起来，托人带到西安，送给孙子吃，以补充营养。成为博导后的周龙保，其才能被多家单位看中，都被他谢绝了。
万百五教授是家中的独子，西迁时，他没有留在上海陪伴年迈的父亲，而是决然来到西安；由于他们夫妇在校工作都很忙，他们的两个孩子出生后，就送到上海交给家里照管。在上海爷孙们就这样相互照顾着生活，孙子小的时候先是爷爷照顾孩子，等到孩子大了一些，又开始照管爷爷。每次提到当年的往事，万教授的内心就难以平静，就涌动起莫名的酸楚。
真正的爱是一种献祭，是一种付出而不再加已收回，也不需要回报的牺牲。人类靠这些普遍存之于自身和自然间的这些交往与馈赠，而得以维持长久。精神、价值与理性都建基与其上。各扫门前雪，各自都不可能持续太久。
交大西迁在一代学人身上发生的故事，蕴含着上述简单而深刻的道理。而他们的故事，远比抽象的道理，更加生动具体。
每一代人都要面对各自的问题。他们必须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确立自身参与当下时代的深度。强盛的国家和有力的个人，从来就没有大功告成、舞乐升平的时刻。他们的眼中，随时随地都直面应对着不断涌来的问题和危机。
在西安交大120年迂曲漫长的时间经历中，在一代一代学人内心的深处，一直不灭的是他们精神的薪火。有一盏看不见的灯，不断地在交大人的手中传递着，不因时废事易。你可以讽嘲，可以无动于衷，也可以视而不见。但心灯的燃烧，绝不随自身之外的东西而明灭。
学生们还处在寒假期，交大的校园，此时比往日要显得宁静。偶尔有人走过图书馆前的空地，塔楼之上的时钟，更为明晰地映入了人的眼帘。这座与昔日唐朝兴庆宫毗邻的校园，它的沉静，它在时光之中所呈现的样子和其中渐渐沉默的部分，它背后鲜为人知的精神心路，让它内在的光辉，早已盖过了富丽堂皇的宫殿。
当今中国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何为最有发言权的人们，已经从这所校园离开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来得及留下片言只语，就走了。或许是时间的偶然和历史的巧合，那些早年从黄浦江畔来到西安城里的第一批西迁的交大教职员工，他们并未以精神星火与思想心灯的传递者自居，也没有完全意识到，长安实乃中华文化传播的源头之一。但他们汇入了源头的宗脉，重新叙写了更为惊人魂魄的精神镜像，续写了另一曲心灯的传递。真正的守夜者守护的是永远都不可能降临的白日；对于他们心中的白日，除了守护之外，或许并没有更多要说的话。
站在西安交大的校园里，作为一个后来者，面对那些已经长眠于长安厚土里的这所学校的开拓者，我除了前来凭吊和缅怀之外，胸中还有被他们激起的翻滚的热浪。
在中国现代史中，教育一直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反抗命运绝望的道路。“鸦片”战争之后，所建立的西安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它是由危机催生的渴望新生的花朵。经由危机的震荡所唤醒的生命意识，对于习惯于忘却的集体记忆，是多么的珍贵呀。尤其是在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形下，交大120年的心路历程，仍然在惊示我们：忘危必亡。要在危中见机，并且要有化危为机的能力与意志。要能够在绝望中赢得希望。
开拓者的脚下，从来只有无路之途。早起南洋公学的办学条件，不是等来的。没有时间和机会，让人坐而论道，等着万事俱备，而后东风习来。盛宣怀这位智者，意识到了将中国人从苦难的底层解脱出来的最好办法，便是刻不容缓地兴办新式的学堂。他目光远大，图强变革，又寝食不安，提出了：“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并且促成了南洋公学的建立。
盛宣怀这位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商父”的人物，又能开现代教育的风气之先，最终经他之手，在上海和天津促成南洋公学与北洋中西学堂的设立。从个人角度看，这一切与他的生命所呈现的格局不无关系。尽管他在思想上是保守的，但他能够包容和延揽张元济、蔡元培等，与他在各个方面都完全相异的人士。在他的胸怀里，学术只有湛深，没有闻达。他可以出于个人原因，对人对事，形成自己的好恶，一旦放在公共与国家的层面上，个人可以不喜欢，但天下需要，就是己任。
在个人生命与社会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重叠交汇的联结点。生命美的答案与历史前行的逻辑，就隐匿其间。它们由公与私的各种因素构成，又受其所形成的机制支配，并且偶尔只在具体的时间、地点里闪现。
关于盛宣怀和西安交大的历史，此前，我都知之甚少。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的历史，很少能够走出它的围墙和大门。那些暖人的东西，被封存在档案或校史的陈列室中，而功利主义却在大行其道，正在导致社会的堕落。高智商、利己善变的人，早已经为自己的未来谋好了出路。因此，120多年前的盛宣怀和西安交大的开端——南洋公学，才更加吸引我。
1916年4月，盛宣怀签出了自己人生最后的两张支票，其中一张20万元是给南洋公学的。一个人与一所学校或集体的关系，看似抽象，又十分具体。但在盛宣怀身上，他能将私我与公我两种矛盾对立的东西、演化得完美统一。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盏灯，燃油耗尽的过程，不仅为随后的交大带来了温热，而且也让自己内心爱的境界，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给予。120多年来，西安交大能走过风雨，他一直都在起点上，给予着指引。
在西安交大的校史陈列室里，我见到过上世纪50年代教师所写的教案和学生的作业，虽然纸张已经老旧，但在工整的字迹之上，仍然令我感到其中认真、干净的用心。那些单纯严谨的字迹，在今天的老师与学生中已不多见；让人敬意油生的是，在这些纸张背后，同样能让人感到的是，它的那些无名的书写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内心里的纯静。安静的书写者和他们所写的极为安静的文字，在空荡的陈列室里，比安静还要安静。这一切，让我不由得想到另一位在西安交大早期同样贡献巨大的唐文治。
“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这是唐文治为南洋公学所拟校歌的两句。他在学校9年的时间里，首建铁路专科，又设电机专科，打造了上世纪初中国最尖端的科技利器；他还在南洋公学创建了航海专科和铁路管理科。至民国初年，学校工程技术教育的学科专业框架基本形成。工程训练所必需的金工机械、电机、材料、无线电实验室以及铁路测量实验室、木工模具厂、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得以扩建。
“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须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唐文治是这样讲的，并且也做到了他所说的。蔡元培曾评价唐文治治理下的南洋公学“成绩之优美，为举国学校所仰慕。”
我个人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唐文治也属于能让人安静的人，并且更加确信：我在交大读到的老师与同学文字之上凝聚的安静，都与唐文治给我带来的个人印象有关。
这样一种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怒任事的精神，或许根本就无须借助任何声音，便能在人世间传扬。相比那些个所谓今日的学术明星，他们对什么都能发言，都敢发言，都不知耻地拿来供人消费和消遣的行径，在唐文治和有良知的交大学人身上，仍然无声传递的东西，更加美好，更加令人着迷。 写关于西安交大的文字，既非我有这一方面的所长，也不是因为我能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来从中归纳分析交大学人120年风雨所咏涵的精神价值。相对交大人最为闪光的部分，我既无资格，还感羞愧，更遑论能写下与他们相符的文字。我之所以还要写，是因为他们西迁的壮举，触痛了我已经麻木的神经。
有一组交大西迁的数据，其背后涉及的需要个人和家庭承担的具体困难，无法想象。许多人必须在那个对他们而言都是重大变迁的过程中，用肉身承载一点一点，每时每刻，因为西迁的巨变所引起的震撼、惊愕、不适，甚至是痛苦和生离死别。
1955年底交大在册教师556人，迁来西安341人，占61.3%，留在上海的215人，占38.7%。而留在上海的215人中有51人，迁校期间仍坚持在西安任教。
1956年底交大在册教师737人中，迁来西安的有537人，其中教授24人、副教授25人、讲师141人、助教358人，占教师总数70%。青年教师中有80%加入了西迁的行列，后来这批人中当选院士的有姚熹、屈梁生、谢友柏、涂铭旌、林宗虎、汪应洛等。在上海入学，又出国深造，学成后回西安任教的有史维祥、潘季、向一敏、蒋国雄、马乃祥、葛耀中等。
从上海西迁西安的学生，1954级和1955级共计2291人，占两个年级总数的81.1%，1956年的入学新生2133人，全部在西安报到就学。
1956年至1957年，运送西迁物资的列车满装700多个车厢。全校约19万册图书中的14余万册，也被运抵西安。全迁或部分迁至西安的实验室25个，迁校过程中新增实验室20多个，在上海、西安分校之际，西安交大重要的仪器设备数量超出上海交大近乎一倍。
从1955年3、4月间启动交大西迁，5月即完成了西安校址的勘察，10月份就建房子，一年多以后，在原先的麦田和荒地上，一所新的校园基本建成了。到1956年的9月10日，交大在西安举行的新校开学典礼为止，共有师生员工及家属6千多人进入西安新校，还不包括后续迁来的系科师生，及他们的家属。
在交大调往西安的教职工中，最早需要解决调动配偶家属的有近300人，交大校内一时无法全部安置，有许多人被安排在西安市区内的医院和单位工作。他们每天要赶早挤公交车，到新的环境和陌生的地方工作。他们的付出实实在在，又无法看见。交大西迁带给教工及家人个人承担的部分，需要他们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加以接受。
交通大学1956年、1957年两届毕业新教师的80%，也被分配在西安工作。其时交大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等主要领导干部以及所迁各系、专业的党员和骨干教师的大多数都迁到了西安，实现了交通大学的主体西迁。内迁西安的交大，等于在大西北再造了一所大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教学与科研所需要的一切基本条件都已就位，新生按时入学、教学的节奏未受影响，西安新校不仅拔地而起，而且在多个方面都超过了上海老校，所有这一切，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原本看似无法做到的事情，交大人将它们变成了现实。育人为本、课比天大、教学优先，或许是西迁一代交大学人心目中的真问题，他们在迁徙和动荡所造成的极度困难里，实际地解决了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将他们认为的大学理念，变成了具体的实践，并在各自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得到了贯彻。
最终促成交大西迁得以实现的背后原因，大概就是那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牺牲吧。经由他们传递的心灯，没有在他们那一代人中间熄灭。
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热议。在我们能看到的讨论中，大学的理念、大学的功能与任务、大学的文化与精神、学术伦理与学术规范、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国际化与精英化等等诸多的话题，都将教师个体，在具体时空中最具性情的部分抹去了。他们在个人层面上，面对家国等大的问题做出选择之后，所造成的自身生命与生活的际遇，很少被用来作为此类讨论的新鲜资源。在一个人人只为自己争取私利所构成的教师群体的大学里，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独立是不受任何影响而做出自己的判断；自由同样意味着没有绝对的自我放任。它们在大学里，都有赖与老师的成己立人。说到底，老师在大学里的牺牲，决定着学术独立与自由的限度。他们不做什么，才意味着保卫和捍卫他们的追求。这些才是一所大学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在交大西迁的教师队伍中，如果有像人们所说的“百年淬厉电光开”的情况出现，离不开由那一代教师每个人共同构成的风景。
殷大钧教授西迁时，老母亲已经88岁，而自己也患有胃病。他克服困难，说服全家，偕老母和家属6口人来到西安；吴之凤教授举家来西安之前，卖掉了在上海的钢铁厂和洋房；陈学俊教授，同样卖掉上海的房子，携家西迁，刚到西安的日子，两个孩子进城上学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农民的马车。
陈大燮教授是交大西迁时期的教务长，是最早携妻到西安的那一批人中的一员，他自己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每日所花的注射医疗费，从不作为公费医疗报销。为了减少医务人员的负担，他每天坚持自己打针，还婉拒了学校将其女儿调至身边的照顾。在他患病的晚期，夜间大量出血，他不愿惊扰别人，硬是拖到天明，不幸被耽误。
迁校初期，张鸿教授的夫人常年患病，卧床在家，经常是其他老师都吃完中饭回寝室了，他才提着饭盒，敲开已关闭的食堂卖饭窗口，然后去照看病床上的妻子。他的腰不好，陆庆乐教授想为他向学校借一个单人沙发，他知道后婉言谢绝了。
周龙保教授和妻子刚来西安时，西安的供应十分紧张，两个孩子都很小。为了能让西安的两个孩子吃到白糖，他远在上海的母亲省吃俭用，每天早晨在买粢饭团时，都要把里面夹的白糖一点点剥出来，再小心用纸包好，积攒起来，托人带到西安，送给孙子吃，以补充营养。成为博导后的周龙保，其才能被多家单位看中，都被他谢绝了。
万百五教授是家中的独子，西迁时，他没有留在上海陪伴年迈的父亲，而是决然来到西安；由于他们夫妇在校工作都很忙，他们的两个孩子出生后，就送到上海交给家里照管。在上海爷孙们就这样相互照顾着生活，孙子小的时候先是爷爷照顾孩子，等到孩子大了一些，又开始照管爷爷。每次提到当年的往事，万教授的内心就难以平静，就涌动起莫名的酸楚。
真正的爱是一种献祭，是一种付出而不再加已收回，也不需要回报的牺牲。人类靠这些普遍存之于自身和自然间的这些交往与馈赠，而得以维持长久。精神、价值与理性都建基与其上。各扫门前雪，各自都不可能持续太久。
交大西迁在一代学人身上发生的故事，蕴含着上述简单而深刻的道理。而他们的故事，远比抽象的道理，更加生动具体。
每一代人都要面对各自的问题。他们必须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确立自身参与当下时代的深度。强盛的国家和有力的个人，从来就没有大功告成、舞乐升平的时刻。他们的眼中，随时随地都直面应对着不断涌来的问题和危机。
在西安交大120年迂曲漫长的时间经历中，在一代一代学人内心的深处，一直不灭的是他们精神的薪火。有一盏看不见的灯，不断地在交大人的手中传递着，不因时废事易。你可以讽嘲，可以无动于衷，也可以视而不见。但心灯的燃烧，绝不随自身之外的东西而明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