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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谶语诗词是《红楼梦》中重要的信息传递者、情节推动者和结局预言者，具备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对全书主题思想的深化和情节结构的展开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信息功能的层面来分析《红楼梦》中谶语诗词的翻译，结合赖斯、韦努蒂等人的翻译理论，比较大卫·霍克斯与约翰·闵福德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总结和分析了《红楼梦》谶语诗词中不同类别谶语信息的翻译方法，并对中国古代具有类似信息功能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提出建议。
关键词：红楼梦;谶诗翻译;显性信息;隐性信息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21）01-0046-09
《红楼梦》中诗词的翻译一直是研究《红楼梦》翻译中的一个热门分支，《红楼梦》中的众多诗歌文赋作品不仅大大丰富了书本的内涵，而且对于刻画人物形象、推动小说情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国内对《红楼梦》诗词翻译的研究往往从三个方面开展：第一是研究《红楼梦》诗词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以及译者的文化意识对译文的影响;第二，主要关注翻译《红楼梦》诗词时意象、格律、平仄、韵脚等诗歌美学因素的处理方式;第三，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既有的翻译版本中存在的问题。
这三个方面的翻译研究或多或少会涉及到《红楼梦》中谶语诗词的翻译讨论，但大都从文化、美学或语言学角度展开，少有从信息功能角度来进行谶语诗词翻译分析的研究。而谶语诗词作为《红楼夢》中重要的信息传递者、情节推动者和结局预言者，具备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此外，在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学作品中，以谶语（预言）为特点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例如中华道家预言第一奇书《推背图》融易学、诗词、谜语为一体，据说预言了自唐立朝以后数千年的社会重大事件;此外，相传姜子牙所作的《乾坤万年歌》也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后世国运进行预言。由此可见，从信息功能这一层面来分析《红楼梦》中谶语诗词的翻译，不仅对《红楼梦》诗词翻译这一领域本身有贡献作用，对于翻译中国古代其它谶语文学作品也是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的。
一、《红楼梦》中谶语诗词概述
（一）谶语诗词的定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谶语”一词意为“预言”，尤指“事后应验的话”[1]。谶语诗词（以下简称“谶诗”）从内容上看，通常包含了对某人或某事未来的预言。《红楼梦》中的谶诗往往十分隐晦、多用象征手法，且草灰蛇线，伏延千里。在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谶诗数量高达二十八首，成为判断书中主要人物命运走向的重要依据。在该回目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在那里翻阅了《金陵十二钗正册》等画册，聆听了十四支仙曲。而这些画册的配诗和仙曲的唱词，都预兆了《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为后人推测后四十回的情节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2]68-89。这二十八首谶诗均为曹雪芹为《红楼梦》一书原创，并非援引前人之句。而在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花签上的题句均来自古诗词，却也影射书中人物的个性与命运，起到预言的作用。比如薛宝钗抽到的诗句是“任是无情也动人”（语出晚唐诗人罗隐《牡丹花》），象征她冷静克制、端庄持重的性格。而探春的“日边红杏倚云栽”（语出唐代诗人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正好预言了她日后远嫁外番和亲[2]864-88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谶诗虽均为借鉴古诗原句，但或多或少脱离了原诗的语境含义，并被赋予了原诗中不具有的预言功能。
综上，《红楼梦》中的谶诗既有作者原创的，也有借鉴古人现句的。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具备谶诗的基本功能，即伏笔和预言。
（二）《红楼梦》诗词中谶语的分类
在信息的分类问题上，李靖民在《英汉翻译实践要略》一书中提出了显性信息与隐性信息的概念，显性信息指的是语言文字本身所体现出来的表层信息;隐性信息指的是除表层之外伴随的信息[3]。彭爱民也提出“话语信息按显现程度来分，可分为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4]。《红楼梦》诗词中谶语的信息属性，按照上述理论，可分为两大类：显性信息谶语和隐性信息谶语。前者使用直白的语言预告人物命运，通常容易被读者理解。相反，后者则多使用模糊、不完整的语言让预言信息难以辨别和提取。这种困难源于曹雪芹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红楼梦》中隐性信息谶语常用的修辞手法大致可以归为四类，分别是意象、用典、谐音双关和拆字法。
意象是指作者在创造作品时，给某一客观事物赋予了作者自己的情感，便使之成为了艺术性意象。一些经典的意象一经提及，读者会自动联想到它的对应意义[5]，例如，在西方文化中，红玫瑰是爱情的象征，而百合花代表着纯洁。但也应注意到，同一客观事物在被置入不同语境、不同文化背景，或者在不同作者笔下，它所代表的意象是极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这在《红楼梦》中十分常见。比如第七十回众人填词咏柳絮，林黛玉和薛宝钗笔下的柳絮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林黛玉写柳絮“飘泊亦如人命薄”“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2]971，凸显了整首词凄婉抑郁的基调，也暗示了她自己类似的命运。而薛宝钗笔下的柳絮则是“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2]972，用柳絮象征了她积极向上的心态和雄心壮志。
由此可见，客观物体所对应的意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上文列举的例子之外，意象还可与典故结合，为文本增添文化内涵;此外，《红楼梦》中的谶语在涉及到谐音双关和拆字法的时候，也会或多或少使用到意象，这种现象在下文中会详细阐述。意象、用典、谐音双关和拆字法这四种手法既独立存在，但也保留着内在联系。
（三）《红楼梦》中谶诗的特征
《红楼梦》中的谶诗作为重要的信息传递载体，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红楼梦》中的谶诗包含的信息量巨大。全书的谶诗不仅预示了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还暗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没落——这些是对作者自家情况的描绘，更是对当时现实社会中政治派别斗争的投射。故《红楼梦》中的谶诗不仅从微观上细述了独立人物的命运，也从宏观上展示了大家族的整体命运走向，后者的例子有《好了歌》《飞鸟各投林》等。一曲《好了歌》唱尽所谓财富、名利、夫妇、子孙不过一场空;《飞鸟各投林》则展现了贾家是如何众人散尽，落得大厦倾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下场。由此可见，从预言的对象上来看，《红楼梦》中的谶诗可分宏观和微观两类，从家族到个人，无一不含括在内。 其次，《红楼梦》谶诗在对个人预言指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为推断八十回之后主要人物（金陵十二钗）的命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于这些主要人物，曹雪芹都分别在不止一首谶诗中了暗示她们的命运，且每个人物的不同谶诗都在意象和喻体上保持了一致。如描写贾迎春的谶诗，既有画册判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2]77，也有曲词：“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贱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2]84。此处，中山狼、一载这些关键词语反复出现，意在提醒读者迎春的命运与兹息息相关。同时，这些意象在书中也是仅仅出现在了迎春的谶诗中，未与其他任何人的谶诗意象重复。由于《红楼梦》第八十回后内容佚失，这种谶诗的独特性和一致性为后人推测其后情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红楼梦》中谶诗具有不可小觑的美学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上：第一，这些谶诗虽提供了人物命运的预言，但绝大多数都并未直述，而是采取了相对晦涩隐秘的语言和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让这些人物的命运既不秘而不宣，也不昭然若揭，吸引读者去反复玩味猜想和推测。第二，谶诗的主要作用虽为预言，但究其本质，它仍然属于诗的类别。《红楼梦》中的谶诗，从形式上来看，有的采用了七言律诗的格律，如香菱《咏月》;有的采用了宋词的格律，如第七十回柳絮词;有的虽然未严格遵循古诗词的格律，如第五回判詞，但也形式工整、韵脚平稳。所以，这些谶诗同样也具备形态上的美学意义。
二、显性和隐性信息传达的翻译理论与策略
显性信息的特征是：文本所传达的信息通常清楚明白，没有或少有歧义，不会给信息接收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由于显性信息表意清晰、指代明确，其翻译和传达通常采取直译的方式。
而隐性信息则通常隐蔽、晦涩难懂，多用各种修辞手法对所要传达的信息进行“加密”。对于隐性信息的翻译传达，顾正阳认为，古诗词英译的难点在于其典故、双关和借代（意象）的翻译，而这些都是属于隐性信息的范畴[5]。
德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卡特琳娜·赖斯根据文本对应的语言维度、文本类型和使用的交际环境，将文本分为三类：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操作型文本。信息型文本主要在于描述物体和事实，具有逻辑性，关注的是文本内容;表情型文本的目的则是表达发出信息者的态度，具有审美性，关注的是文本的审美形式;而操作型文本则表达对接受语篇者发出召唤。事实上很多作品并不是单一的一种文本形式，而是混合型文本。因此，在处理混合文本的翻译时，她提出了“原文主要的功能是否得到传递，是评判译文的决定性因素”的标准。在赖斯的分类标准下，诗歌属于表情型文本，翻译时要“传递审美形式”，采取的翻译方法应该是采用“‘直白语言’，按需要明晰化”;而谶语属于信息类文本，翻译时要“传递指示内容”，采取的翻译方法应该是“采用原语作者的观点，‘同一’策略”[6]。
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文本的翻译，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也曾提出“归化”和“异化”这一对翻译概念。韦努蒂认为在异化翻译中，“译者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接近作者”，归化翻译则“以最大限度地淡化目的语对外语文本的陌生感”[7]。结合卡特琳娜的分类，可以看出，归化以读者为目的，倾向于原文文本信息的传递，适合于信息类文本的翻译;而异化则偏重于对原文风格以及审美的再现，更适合于表情类文本的翻译。
《红楼梦》中的谶诗应属于信息功能和表情功能的混合文本，且其主要功能偏向于信息传递。所以这种类型文本的翻译在传达诗歌的形式之美的同时，更要传达诗中隐藏的信息。可以采取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既要靠近原作者意图，传递原文信息和文化，又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译文需通顺达意。笔者主要探讨的，即是如何在译文中保留原文本中的信息、复原原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
三、《红楼梦》谶诗中显性谶语的翻译
显性谶语，即由显性信息构成的谶语。笔者认为，《红楼梦》谶诗中的显性谶语信息还可进一步分化为两类，即绝对显性信息和相对显性信息。
（一）《红楼梦》谶诗中绝对显性谶语信息的翻译
绝对显性信息的语言特点是绝对直白，不用或极少用修辞手法，其文本在经过翻译后，即使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也能准确捕捉到文本原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例如《红楼梦》第五回中关于晴雯的判词：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风流灵巧招人怨，
寿夭多因诽谤生，
多情公子空牵念[2]75。
霍译本：
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
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
A noble and aspiring mind
In a base-born frame confined，
Your charm and wit did only hatred gain，
And in the end you were by slanders slain，
Your gentle lord’s solicitude in vain [8]49.
笔者回译：
月亮很少在无云的天空中照耀
明亮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你高尚而有抱负的心灵
却封闭在出身低微的框架中
你的魅力和智慧只换来仇恨
最后你死于诽谤
白费了你仁善主子的挂念
这首判词除去第一行“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是用比兴手法暗指晴雯之名外，后面的部分都传递的是绝对显性的谶语信息，包括了人物的性格（心比天高）、社会地位（身为下贱）、人际关系（风流灵巧招人怨）和命运（寿夭多因诽谤生）。从译文和回译中可见，译者的翻译十分贴合原文，也传递了原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 由此可见，绝对显性信息的翻译的基础是忠实原文，其翻译难度一般不大，需要译者自行处理加工之处（此处仅讨论信息的传递，诗体格律等除外）很少。
（二）《红楼梦》谶诗中相对显性谶语信息的翻译
与绝对显性信息相比，相对显性信息会采取借代、暗喻等修辞手法，但仍然清晰易懂，一般不会造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误读。《紅楼梦》第五回关于贾迎春的判词中，便有一个传递相对显性谶语信息的例子：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2]77。
霍译本：
Paired with a brute like 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Who on hissaviour turned when he was able[8]51.
杨译本：
For husband she will have a mountain wolf，His object gained he ruthlessly berates her [9]42.
在第一句“子系中山狼”中，“子”是古汉语里“丈夫”的意思，“中山狼”引用的是东郭先生救狼反被吞噬的故事，故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丈夫就像忘恩负义的中山狼一样”。从霍、杨两个版本的译文可看出，两位译者在处理“中山狼”一词的翻译时，都采用了相对直接的翻译方法：霍译本是：“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笔者回译：古老寓言中的狼）”，杨译本是：“mountain wolf（笔者回译：山中的狼）”。两位译者之所以没有去解释“中山狼”究竟为何典故，是因为在译入语（英语）的文化背景下，狼这一意象的文化内涵和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是基本吻合的。比如在西方《伊索寓言》中，狼的形象一般都是贪婪、凶残的[10];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注解，“wolf（狼）”这个词也有“残忍贪婪之人”之意。所以此处“中山狼”一词即使直译，也不影响译入语读者对原作者意思的理解：迎春的结局是嫁给了一个凶暴如狼的人，婚后一年便被折磨而死。
类似的例子也出现在妙玉的判词中：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2]77。
霍译本：
For all your would-be spotlessness
And vaunted otherworldliness，
You that look down on common flesh and blood，
Yourself impure，shall end up in the mud [8]51.
杨译本：
Chastity is her wish，
Seclusion her desire;
Alas，though fine as gold or jade
She sinks at last in the mire [9]42.
在这首谶诗中，曹雪芹并没有直言妙玉具体会落得如何下场，只是在最后一句“终陷淖泥中”里，似乎是在暗示读者这样一位自诩清高的女子最后也不得善终。由于《红楼梦》原书八十回之后佚失，现代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们通过前八十回的种种线索做了不同的猜测，但一直没有定论。故两个译本在翻译这句话时，也都没有做任何额外的阐解，处理成和原文十分接近的“shall end up in the mud”（笔者回译：你的结局将陷入污泥）和“sinks at last in the mire（笔者回译：陷入泥潭中）”，保留了“淖泥”一词的指代和原文信息的不确定性。同时，“mud（泥）”一词在译入语环境下，也带有声名狼藉、不被喜爱、困境等引申意义，例如英文短语fling mud at somebody（诋毁某人）、somebody’s name is mud（某人声名狼藉）。所以，两个译本的处理方式并不影响译入语读者对原作者意图的理解。
由以上两个例子可见，相对隐性信息虽会使用借代、暗喻等修辞手法，但由于喻体在源语和译入语中引起的文化共鸣相同或类似，故也可以同绝对显性信息一样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
四、《红楼梦》谶诗中隐性谶语的翻译
和显性谶语的翻译相比，隐性谶语的翻译更加困难。翻译隐性谶语，不仅要做到谶语信息的准确传达，也要保留原文里谶语呈现形式的微妙之趣。这为翻译工作带来了不菲的难度和挑战。在翻译《红楼梦》谶诗中的隐性谶语时，霍译本多采用归化翻译，而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翻译。此外，两个译本都体现出了交际翻译的策略使用。
（一）隐性谶语中模糊意象的象征意义的翻译
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意象以达到“体物写志”的效果，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古诗词常用的手法。如陶渊明以菊花明远离世俗之志，周敦颐则用莲花表达自身“出淤泥而不染”的志向。但如果作者未曾对所用意象进行主观阐释，或者使用了多个象征意义不同的意象，这就会使文本显得晦涩难懂。例如李商隐《无题》系列七律，至今仍被认为是主旨捉摸不透的一组诗歌。《红楼梦》中的谶诗，有不少就包含这类模糊意象——它们的存在使谶语信息显得隐晦，即使是原文本读者也不一定能理解原作者的意图。如第五回中关于贾元春的判词：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2]76。
这首判词的后两句，两个译本的翻译分别是：
霍译本：
Though three springs never could with your first spring compare，When hare meets tiger your great dream shall end [8]50. 杨译本：
How can the late spring equal the spring’s start？When hare and tiger meet from this great dream of life she must depart [9]41.
其中“虎兕相逢大梦归”一句，便屬于这首谶诗中的模糊意象。“虎兕”，通行本也写作“虎兔”。兕，是古汉语中犀牛的意思。从两个翻译版本“hare meets tiger”和“Hare and Tiger meet”来看，两个译本对应的原文应为“虎兔”。至于到底何为“虎兔”或“虎兕”，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们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支持前者的学者认为“虎兔相逢”指的是时间概念，即虎年和兔年交际的时候;支持后者的学者认为“虎兕”即两种猛兽：老虎和犀牛，故“虎兕相逢”暗指宫廷内部派别的激烈斗争[11]。所以，此处曹雪芹到底想传达什么信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定论。故在这种情况下，霍、杨二位译者的做法是保留了这两个指代模糊的意象，不加主观解释，让读者去猜测它们的象征意义，以此取得和原文本相同的效果。这与赖斯的理论“对于以内容为中心的文本，内容和信息在目的语中要能够完全再现”[6]也是相符的。
（二）隐性谶语中的意象投射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翻译
同一客观事物在被放入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时，它所能投射出的意象可以是多样的。例如，“龙”这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它的意象通常与富足强大、吉样如意、繁荣昌盛等褒义词联系在一起。而“龙”对应的英文翻译“dragon”一词在英文的文化背景中，则多给人以霸权、专制、暴力等负面形象。再比如，在传统中文语境下，“独角兽”似乎是一种奇怪的生物，而在西方文化中，“unicorn（独角兽的英文）”则是神圣、纯洁和快乐的象征[10]。事实上，在翻译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意象时，上述问题应该是首先被考虑到且应严肃认真处理的，因为处理不当将直接带来译文读者对原作者意图的误读。这也要求译者充分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模式和传统的差异，在翻译时尽力去传达原作者本身的意图。在《红楼梦》第五回中，描写香菱的判词便给译者带来了这一挑战：
根并荷花一茎香，
平生遭际实堪伤。
自从两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乡[2]76。
这首谶诗高度概括了香菱的遭遇和命运。在书中，香菱的原名是甄英莲，是甄士隐独女，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英莲三岁那年，在看元宵节社火花灯时因家奴霍启看护不当而被骗子拐走，后几经折腾转卖后落入薛宝钗长兄薛蟠之手，先做了薛姨妈的丫鬟，后成为薛蟠之妾，改名香菱。在原书中，曹雪芹笔下的香菱善良、美丽、聪慧，虽然身伴薛蟠这样一个不通诗书的“呆霸王”，也不再是小姐身份，但她仍然充满了求知欲和上进心，在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曹雪芹描写了香菱刻苦学诗以致几乎入迷的样子，一如中国传统文化中荷花所代表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形象，这与判词首句“根并荷花一茎香”不谋而合，且暗指香菱（英莲）之名。故可见，“荷花”一词奠定了这首谶诗的基调，本身也传达着重要的信息。
然而，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高尚、正直、纯洁的形象不同，荷花的英文翻译“lotus”，在英文语境中却投射出不同的象征意义。在西方文化中，荷花的象征意义多与宗教（尤其是佛教）和永生有关。在古希腊著名史诗《奥德赛》的开头部分，就记录了在非洲有一个叫做Lotophagi的部族，族中众人认为食莲能使人忘忧，故这群人也被称作食莲人。但是据说神话中的“lotus”只是现今北非的一种黄色而甜的树上果实，又称为date plum，并非东方常见的莲花。所以，这里食莲以忘忧的象征意义，与曹雪芹依托荷花这一意象要表达的思想显然不符，此时，若直接将荷花译为lotus，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误读。霍杨二位译者在翻译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前两句中，两个译本分别是这样处理荷花一词的翻译的：
霍译本：
Sweet is she as the lotus in flower，
Yet none so sorely oppressed[8]50.
杨译本：
Your stem grew from a noble lotus toot，
Yet your life passed，poor flower，in low repute [9]42.
两个版本翻译采取的方法，是在保留lotus一词直译的同时，再在句中加上其他用来补充说明的修饰词，用以扭转译入语读者可能产生的偏离作者原意的解读。比如杨译本是在lotus一词前加上形容词noble，直言在中文语境中荷花有高尚的特性。而霍译本则更加周全，不仅用sweet一词限定了荷花和人物的品性，而且将荷花翻译成lotus in flower，更是在暗示西方读者，尤其是熟稔食莲人传说的读者，这里的lotus不是指《奥德赛》里提到的黄色果实，而是一种花卉。这样既避免了加脚注这样稍显逊色的补救方式，又巧妙准确地传达了作者的原意。
在上述两个译本的翻译例子中，由于文化差异已经客观存在，译者所要做的，是力求使译文对译入语读者的影响与原文读者从原语中获得的效果相同，即交际翻译。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认为，“译文可以优于原文文本”。纽马克认为，交际翻译的任务是通过使用目的语、文化和语用的方式传达信息，而不是忠实地再现原文。在交际翻译中，译者有较大的自由来解释原文，调整文体，消除歧义，甚至纠正原文的错误。由于译者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而且他通常面临着特殊的读者群体，所以他所翻译的作品必然会突破原文的局限性。”[12]该理论强调在译文中传递原文本讯息的准确性，这与谶诗翻译“注重信息传递”的必要性也是不谋而合的。 （三）隐性谶语中意象与用典相结合的翻译
用典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一种常见手法，在英语语言和习语中也不少见。譬如在讲英语的国家中，“she is really a Helen”这句话是在赞扬一位女士外貌美丽。Helen，指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貌绝伦海伦王后。在中文中，评价一位女士“她长得像西施一样”也是同样的意思，西施则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所以信息的传达只有在听说双方都熟知典故的条件下才能够达成。在《红楼梦》的众多谶诗中，用典与意象的结合十分常见。例如，在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中，林黛玉写下《题帕三绝》，其中的一首中便存在这样的例子：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2]457？
这里用的是湘妃竹的典故。相传帝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嫁帝舜为妻。后舜至南方巡视，死于苍梧。二妃往寻，抱竹痛哭，泪染青竹，泪尽而死，因称“潇湘竹”或“湘妃竹”。耐人寻味的是，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素有爱哭之名，她在海棠诗社里雅号就是“潇湘妃子”。在原书第一回就提到，林黛玉本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畔的绛珠草一株，后因神瑛侍者灌溉修成人身，后下界用眼泪报答灌溉之恩。由此可知，这首诗也是用娥皇、女英的典故来暗示黛玉的命运是泪尽而亡，是黛玉为自己写下的谶诗。
然而正如上文所言，由于娥皇、女英的典故是为中国文化所独有的，在英语国家的文化中并没有这一典故，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若字对字翻译，译入语读者必会感到困惑，不知原作者用意何在。故霍、杨两个译本中都给出了相应的处理：
霍译本：
Yet silk preserves but ill the Naiad’s tears：
Each salty trace of them fast disappears.
Only the speckled bamboo stems that grow
Outside the window still her tear marks show [8]351.
杨译本：
No silk thread can string these pearls;
Dim now the tear-stains of those bygone years;
A thousand bamboos grow before my window –
Is each dappled and stained with tears [9]285？
在霍譯本中，译者没有翻译“湘江”一词，也没有解释娥皇、女英的典故，但引入了一个原文本中没有的新词“Naiad”。“Naiad”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是古希腊神话中一类水仙女，掌管喷泉、水井、泉水和小溪等淡水水体，这个形象与黛玉“受雨露之恩下界还泪”的人物设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由于译者考虑到娥皇、女英的典故会给目的语读者造成理解困难，便用目的语文化中类似的神话形象代替了原文本典故，以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这样的处理方式，在韦努蒂的理论中，属于归化的翻译现象，即“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7]但又正如鲁迅先生曾说：“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也算不得翻译。”[13]霍译本在处理《题帕三绝·其三》中娥皇、女英的典故时，虽用目的语中类似的典故对原典故进行了归化处理，但在译文中仍保留了“bamboo（竹）”这个意象。而“bamboo”与“Naiad”之间，并不存在“竹”与“潇湘”之间如此强烈密切的典故联系，所以原作者想要传达的“黛玉会如娥皇、女英般泪尽而亡”的谶语信息，并不能准确传达给目的语读者，这就使得原诗的谶诗功能大大减弱了。
在杨译本中，译者也保留了“bamboo（竹）”这个意象，但也没有在译文正文中提及“湘江”一词，而是在诗的末尾添加了脚注，向读者解释了整个典故由来。这种方法可以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源语中的典故，但是如果要理解这首诗就必须参考注释，这可能会给读者带来麻烦，也显得直白，略失原文用典的幽微之美。与霍译本尽量去贴合目的语读者习惯的翻译方式不同，杨译本的做法是保留了原文本中的文化因素，符合韦努蒂“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7]的异化翻译策略。总之，两种译本虽策略不同，各有千秋，但在评价译文是否传达了原作者谶语信息这一方面，保留并介绍了原典故的杨译本要略胜一筹。
（四）隐性谶语中谐音双关的翻译
双关，是指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词的多义或同音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两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5]。谐音双关，就是利用音同或音近的条件构成的双关。在《红楼梦》第五回中，《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出现的第一首判词就包含了谐音双关的例子，这首谶诗同时暗示了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个主要人物的命运：
可叹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
金簪雪里埋[2]76。
这首谶诗的谐音双关集中在后两句“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根据现代《红楼梦》研究学者的观点，“林”暗示“林黛玉”之名，而“雪”则与“薛”谐音（“雪”与“薛”的谐音双关也出现在第四回《护官符》一诗中：“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极言薛家家业之大），且“簪”与“钗”本是类似之物，唯一的区别在于簪是一股而钗为双股。故有学者猜测，这首判词是在暗示二人的命运是林黛玉早亡、薛宝钗死于丧夫后的一个冬季[11]。
对于这一句，两个译本的翻译如下：
霍译本：
The jade belt in the greenwood hangs， The gold pin is buried beneath the snow [8]50.
杨译本：
Buried in snow the broken golden hairpin
And hanging in the wood the belt of jade [9]42.
可以看出，两个译本都采取的是字面翻译的方法。由于在两个译本的《红楼梦》中，对于“黛玉”和“宝钗”之名都采取了拼音翻译“Daiyu”和“Baochai”，故在这个基础上，译入语读者并不能联想到这首诗与人物的名字之间有任何联系。但若译者将作者意图和原文双关用脚注的方法解释给译入语读者，又会显得冗长多余，破坏了原文的妙趣。
同样，史湘云的判词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
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
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2]77。
湘云的判词中，谐音双关出现在最后一句“湘江水逝楚云飞”。这一句除了模糊地说明湘云的未来也不容乐观、十分渺茫（对应原书后文的“云散高唐，水涸湘江”），也是在暗示她的名字“湘云”。这句话两个译本的翻译分别是：
霍译本：
The Xiang flows and the Chu clouds sail away [8]51.
杨译本：
The river Xiang runs dry; the clouds over Chu have flown [9]42.
在这个例子中，由于翻译专有名称的需要，两个译本都将“湘江”的“湘”翻译成了“Xiang”，这样一来，和两个译本中“湘云”之名的翻译“Xiangyun”就有了重叠部分。而“楚云”的“云”这个字，由于不是专有名称，只能被翻译成“cloud”而不是“Yun”。此时，虽然原文本中的双关并没有完全复刻过来，但也完成了部分还原。可见，原文本中的双关是否能被译者再现，一定程度上依靠的是原文本语言的特异性，与译者自身的专业水平并不一定成正相关。
（五）隐性谶语中拆字法的翻译
拆字法亦称字形分拆，或增损离合法。它利用汉字可以分析拆拼的特点，对文字形状、笔划、部首、偏旁进行增损变化或离合归纳，使原来的字形发生变化。它常见于中国古代灯谜猜制和算命[11]。《红楼梦》中的谶诗，也有相当一部分包含以拆字法为特点的隐性谶语，例如在上文提到过的香菱的判词中，最后兩句便使用了这一手法：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2]76。
根据现代《红楼梦》研究学者的观点，“地”与“土”近义，“两地”即两个“土”字，再加上“孤木”——一个木字旁，合在一起便是一个“桂”字。这首判词出现在《金陵十二钗·副册》中，诗的旁边就画有一株桂花，更可坐实这首判词对“桂”字的暗示。按照曹雪芹的情节设定，在原书第七十九回，夏金桂嫁与了薛蟠为正妻，但这位正妻“爱自己尊若菩萨，窥他人秽如泥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搅得薛家上下不安。对于作为小妾的香菱，她更是极力打压。虽然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并没有直言香菱的结局，但通过“致使香魂返故乡”一句，读者便大概能推断出，香菱应该是死于夏金桂的种种折辱。所以可见早在第五回，曹雪芹就通过这首谶诗暗示了香菱的命运，也通过拆字法暗示了始作俑者。对于这句拆字法，两个版本的翻译分别是：
霍译本：
The day two earths shall bear a single tree，
Your soul must fly home to its own country [8]50.
杨译本：
After the growth of a lonely tree in two soils
Her sweet soul will be dispatched to its final rest [9]42.
可见两个译本都未能传达出原诗拆字法的妙趣，因为在英文中，桂（osmanthus）和土（earth/soil）、木（tree）这些单词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词型上的相同之处。
第五回王熙凤的判词也包含这样的例子：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2]78。
在脂批本《红楼梦》中，“一从二令三人木”句下，就有小字批注曰：“拆字法”。第一句中“凡鸟”合在一起便是繁体的“凤（鳯）”字，暗示“王熙凤”之名;第三句“一从二令三人木”则是全诗中最为晦涩的一句，这一句中“人木”二字实际上也是拆字法，合起来是“休”字。《红楼梦》历代研究学者对这句诗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其中一种说法是：这句话暗示的似乎是贾琏与王熙凤的关系，对于丈夫贾琏，她先是“听从”，后来是“命令”，再后来就被“休妻”，故有“一从二令三人木”一说。两个译本对这首谶诗的翻译分别是：
霍译本：
This phoenix in a bad time came;
All praised her great ability.
‘Two’ makes my riddle with a man and tree：
Returning south in tears she met calamity [8]51.
杨译本：
This bird appears when the world falls on evil times;
None but admires her talents and her skill;
First she complies，then commands，then is dismissed， Departing in tears toJinling more wretched still [9]42.
可见在“凡鸟”拆字法的处理上，霍译本是直接将谜底代替谜面写出——使用了“phoenix（凤凰）”一词，而未提及原文中的“凡鸟”;杨译本则是将此处拆字简化为了普通信息“bird（鸟）”，也没有保留谜面。在“人木”拆字的处理上，霍译本保留了谜面“my riddle with a man and tree”（笔者回译：我的谜语里有一个人和一棵树），相当于是对“人木”的直接翻译，还点明了这是一个“riddle（谜语）”，只是若译入语读者不懂中文，即使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谜语，也无法准确猜出谜底是“休”字。而杨译本则是隐去了谜面，直接将上文中讨论过的一类解读作为信息呈现给了读者：“First she complies，then commands，then is dismissed”（笔者回译：她先是听从，然后施令，然后被驱逐），虽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所理解，但谶语信息过于明显，没能保留原诗谶语信息的隐性特征和拆字法的妙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个译本都未能成功再现原文本中的拆字手法和效果。
由此可见，当翻译隐性谶语信息中的拆字法时，由于中英两种语言存在固有的差异以及语言结构的不同，想要还原原文的妙趣是十分困难的，会或多或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意义的丢失。根据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从语源学的角度讲，译者的語言只能无限接近原文，这种语言的不可译性所形成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逾越的[12]。因此象形文字的翻译首先要保持交际和信息的价值，其次再追寻与原文手法的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的探索是无止境的。
五、结语
通过用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理论将《红楼梦》谶诗中的谶语进行分类后，结合霍、杨两个译本的翻译，笔者对每一种类型的谶语信息的翻译方法都进行了举例分析后得出结论：对于包含绝对显性信息和相对显性信息的谶语，译者无需做过多个人解读，可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来传递原作者的意图。在翻译包含隐性信息的谶语时，则依据隐性信息的类型宜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第一，对于采用模糊意象的谶语，可采取保留模糊意象、不加主观解释的翻译处理方式;第二，对于隐性谶语中的意象投射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翻译，译者可采用交际翻译的方式，适当在译文中添加少量具有阐释功能的关键词，以避免目的语读者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与原作者意图不符的意象投射;第三，对于隐性谶语中的用典结合意象的现象，可依照译者自身的文化侧重和对译入语读者的迎合程度，选择采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第四，对于隐性谶语中的拆字法现象，译者应在译文中尽力还原或重建拆字的手法，但由于语言差异的客观存在，上述方法不一定具有可行性，故译者在理解原文手法的基础上，可选择只保留谜面或只保留谜底，或将原作者的匠心用脚注方式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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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妍]
关键词：红楼梦;谶诗翻译;显性信息;隐性信息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21）01-0046-09
《红楼梦》中诗词的翻译一直是研究《红楼梦》翻译中的一个热门分支，《红楼梦》中的众多诗歌文赋作品不仅大大丰富了书本的内涵，而且对于刻画人物形象、推动小说情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国内对《红楼梦》诗词翻译的研究往往从三个方面开展：第一是研究《红楼梦》诗词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以及译者的文化意识对译文的影响;第二，主要关注翻译《红楼梦》诗词时意象、格律、平仄、韵脚等诗歌美学因素的处理方式;第三，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既有的翻译版本中存在的问题。
这三个方面的翻译研究或多或少会涉及到《红楼梦》中谶语诗词的翻译讨论，但大都从文化、美学或语言学角度展开，少有从信息功能角度来进行谶语诗词翻译分析的研究。而谶语诗词作为《红楼夢》中重要的信息传递者、情节推动者和结局预言者，具备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此外，在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学作品中，以谶语（预言）为特点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例如中华道家预言第一奇书《推背图》融易学、诗词、谜语为一体，据说预言了自唐立朝以后数千年的社会重大事件;此外，相传姜子牙所作的《乾坤万年歌》也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后世国运进行预言。由此可见，从信息功能这一层面来分析《红楼梦》中谶语诗词的翻译，不仅对《红楼梦》诗词翻译这一领域本身有贡献作用，对于翻译中国古代其它谶语文学作品也是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的。
一、《红楼梦》中谶语诗词概述
（一）谶语诗词的定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谶语”一词意为“预言”，尤指“事后应验的话”[1]。谶语诗词（以下简称“谶诗”）从内容上看，通常包含了对某人或某事未来的预言。《红楼梦》中的谶诗往往十分隐晦、多用象征手法，且草灰蛇线，伏延千里。在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谶诗数量高达二十八首，成为判断书中主要人物命运走向的重要依据。在该回目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在那里翻阅了《金陵十二钗正册》等画册，聆听了十四支仙曲。而这些画册的配诗和仙曲的唱词，都预兆了《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为后人推测后四十回的情节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2]68-89。这二十八首谶诗均为曹雪芹为《红楼梦》一书原创，并非援引前人之句。而在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花签上的题句均来自古诗词，却也影射书中人物的个性与命运，起到预言的作用。比如薛宝钗抽到的诗句是“任是无情也动人”（语出晚唐诗人罗隐《牡丹花》），象征她冷静克制、端庄持重的性格。而探春的“日边红杏倚云栽”（语出唐代诗人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正好预言了她日后远嫁外番和亲[2]864-88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谶诗虽均为借鉴古诗原句，但或多或少脱离了原诗的语境含义，并被赋予了原诗中不具有的预言功能。
综上，《红楼梦》中的谶诗既有作者原创的，也有借鉴古人现句的。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具备谶诗的基本功能，即伏笔和预言。
（二）《红楼梦》诗词中谶语的分类
在信息的分类问题上，李靖民在《英汉翻译实践要略》一书中提出了显性信息与隐性信息的概念，显性信息指的是语言文字本身所体现出来的表层信息;隐性信息指的是除表层之外伴随的信息[3]。彭爱民也提出“话语信息按显现程度来分，可分为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4]。《红楼梦》诗词中谶语的信息属性，按照上述理论，可分为两大类：显性信息谶语和隐性信息谶语。前者使用直白的语言预告人物命运，通常容易被读者理解。相反，后者则多使用模糊、不完整的语言让预言信息难以辨别和提取。这种困难源于曹雪芹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红楼梦》中隐性信息谶语常用的修辞手法大致可以归为四类，分别是意象、用典、谐音双关和拆字法。
意象是指作者在创造作品时，给某一客观事物赋予了作者自己的情感，便使之成为了艺术性意象。一些经典的意象一经提及，读者会自动联想到它的对应意义[5]，例如，在西方文化中，红玫瑰是爱情的象征，而百合花代表着纯洁。但也应注意到，同一客观事物在被置入不同语境、不同文化背景，或者在不同作者笔下，它所代表的意象是极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这在《红楼梦》中十分常见。比如第七十回众人填词咏柳絮，林黛玉和薛宝钗笔下的柳絮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林黛玉写柳絮“飘泊亦如人命薄”“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2]971，凸显了整首词凄婉抑郁的基调，也暗示了她自己类似的命运。而薛宝钗笔下的柳絮则是“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2]972，用柳絮象征了她积极向上的心态和雄心壮志。
由此可见，客观物体所对应的意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上文列举的例子之外，意象还可与典故结合，为文本增添文化内涵;此外，《红楼梦》中的谶语在涉及到谐音双关和拆字法的时候，也会或多或少使用到意象，这种现象在下文中会详细阐述。意象、用典、谐音双关和拆字法这四种手法既独立存在，但也保留着内在联系。
（三）《红楼梦》中谶诗的特征
《红楼梦》中的谶诗作为重要的信息传递载体，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红楼梦》中的谶诗包含的信息量巨大。全书的谶诗不仅预示了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还暗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没落——这些是对作者自家情况的描绘，更是对当时现实社会中政治派别斗争的投射。故《红楼梦》中的谶诗不仅从微观上细述了独立人物的命运，也从宏观上展示了大家族的整体命运走向，后者的例子有《好了歌》《飞鸟各投林》等。一曲《好了歌》唱尽所谓财富、名利、夫妇、子孙不过一场空;《飞鸟各投林》则展现了贾家是如何众人散尽，落得大厦倾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下场。由此可见，从预言的对象上来看，《红楼梦》中的谶诗可分宏观和微观两类，从家族到个人，无一不含括在内。 其次，《红楼梦》谶诗在对个人预言指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为推断八十回之后主要人物（金陵十二钗）的命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于这些主要人物，曹雪芹都分别在不止一首谶诗中了暗示她们的命运，且每个人物的不同谶诗都在意象和喻体上保持了一致。如描写贾迎春的谶诗，既有画册判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2]77，也有曲词：“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贱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2]84。此处，中山狼、一载这些关键词语反复出现，意在提醒读者迎春的命运与兹息息相关。同时，这些意象在书中也是仅仅出现在了迎春的谶诗中，未与其他任何人的谶诗意象重复。由于《红楼梦》第八十回后内容佚失，这种谶诗的独特性和一致性为后人推测其后情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红楼梦》中谶诗具有不可小觑的美学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上：第一，这些谶诗虽提供了人物命运的预言，但绝大多数都并未直述，而是采取了相对晦涩隐秘的语言和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让这些人物的命运既不秘而不宣，也不昭然若揭，吸引读者去反复玩味猜想和推测。第二，谶诗的主要作用虽为预言，但究其本质，它仍然属于诗的类别。《红楼梦》中的谶诗，从形式上来看，有的采用了七言律诗的格律，如香菱《咏月》;有的采用了宋词的格律，如第七十回柳絮词;有的虽然未严格遵循古诗词的格律，如第五回判詞，但也形式工整、韵脚平稳。所以，这些谶诗同样也具备形态上的美学意义。
二、显性和隐性信息传达的翻译理论与策略
显性信息的特征是：文本所传达的信息通常清楚明白，没有或少有歧义，不会给信息接收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由于显性信息表意清晰、指代明确，其翻译和传达通常采取直译的方式。
而隐性信息则通常隐蔽、晦涩难懂，多用各种修辞手法对所要传达的信息进行“加密”。对于隐性信息的翻译传达，顾正阳认为，古诗词英译的难点在于其典故、双关和借代（意象）的翻译，而这些都是属于隐性信息的范畴[5]。
德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卡特琳娜·赖斯根据文本对应的语言维度、文本类型和使用的交际环境，将文本分为三类：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操作型文本。信息型文本主要在于描述物体和事实，具有逻辑性，关注的是文本内容;表情型文本的目的则是表达发出信息者的态度，具有审美性，关注的是文本的审美形式;而操作型文本则表达对接受语篇者发出召唤。事实上很多作品并不是单一的一种文本形式，而是混合型文本。因此，在处理混合文本的翻译时，她提出了“原文主要的功能是否得到传递，是评判译文的决定性因素”的标准。在赖斯的分类标准下，诗歌属于表情型文本，翻译时要“传递审美形式”，采取的翻译方法应该是采用“‘直白语言’，按需要明晰化”;而谶语属于信息类文本，翻译时要“传递指示内容”，采取的翻译方法应该是“采用原语作者的观点，‘同一’策略”[6]。
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文本的翻译，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也曾提出“归化”和“异化”这一对翻译概念。韦努蒂认为在异化翻译中，“译者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接近作者”，归化翻译则“以最大限度地淡化目的语对外语文本的陌生感”[7]。结合卡特琳娜的分类，可以看出，归化以读者为目的，倾向于原文文本信息的传递，适合于信息类文本的翻译;而异化则偏重于对原文风格以及审美的再现，更适合于表情类文本的翻译。
《红楼梦》中的谶诗应属于信息功能和表情功能的混合文本，且其主要功能偏向于信息传递。所以这种类型文本的翻译在传达诗歌的形式之美的同时，更要传达诗中隐藏的信息。可以采取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既要靠近原作者意图，传递原文信息和文化，又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译文需通顺达意。笔者主要探讨的，即是如何在译文中保留原文本中的信息、复原原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
三、《红楼梦》谶诗中显性谶语的翻译
显性谶语，即由显性信息构成的谶语。笔者认为，《红楼梦》谶诗中的显性谶语信息还可进一步分化为两类，即绝对显性信息和相对显性信息。
（一）《红楼梦》谶诗中绝对显性谶语信息的翻译
绝对显性信息的语言特点是绝对直白，不用或极少用修辞手法，其文本在经过翻译后，即使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也能准确捕捉到文本原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例如《红楼梦》第五回中关于晴雯的判词：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风流灵巧招人怨，
寿夭多因诽谤生，
多情公子空牵念[2]75。
霍译本：
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
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
A noble and aspiring mind
In a base-born frame confined，
Your charm and wit did only hatred gain，
And in the end you were by slanders slain，
Your gentle lord’s solicitude in vain [8]49.
笔者回译：
月亮很少在无云的天空中照耀
明亮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你高尚而有抱负的心灵
却封闭在出身低微的框架中
你的魅力和智慧只换来仇恨
最后你死于诽谤
白费了你仁善主子的挂念
这首判词除去第一行“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是用比兴手法暗指晴雯之名外，后面的部分都传递的是绝对显性的谶语信息，包括了人物的性格（心比天高）、社会地位（身为下贱）、人际关系（风流灵巧招人怨）和命运（寿夭多因诽谤生）。从译文和回译中可见，译者的翻译十分贴合原文，也传递了原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 由此可见，绝对显性信息的翻译的基础是忠实原文，其翻译难度一般不大，需要译者自行处理加工之处（此处仅讨论信息的传递，诗体格律等除外）很少。
（二）《红楼梦》谶诗中相对显性谶语信息的翻译
与绝对显性信息相比，相对显性信息会采取借代、暗喻等修辞手法，但仍然清晰易懂，一般不会造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误读。《紅楼梦》第五回关于贾迎春的判词中，便有一个传递相对显性谶语信息的例子：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2]77。
霍译本：
Paired with a brute like 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Who on hissaviour turned when he was able[8]51.
杨译本：
For husband she will have a mountain wolf，His object gained he ruthlessly berates her [9]42.
在第一句“子系中山狼”中，“子”是古汉语里“丈夫”的意思，“中山狼”引用的是东郭先生救狼反被吞噬的故事，故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丈夫就像忘恩负义的中山狼一样”。从霍、杨两个版本的译文可看出，两位译者在处理“中山狼”一词的翻译时，都采用了相对直接的翻译方法：霍译本是：“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笔者回译：古老寓言中的狼）”，杨译本是：“mountain wolf（笔者回译：山中的狼）”。两位译者之所以没有去解释“中山狼”究竟为何典故，是因为在译入语（英语）的文化背景下，狼这一意象的文化内涵和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是基本吻合的。比如在西方《伊索寓言》中，狼的形象一般都是贪婪、凶残的[10];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注解，“wolf（狼）”这个词也有“残忍贪婪之人”之意。所以此处“中山狼”一词即使直译，也不影响译入语读者对原作者意思的理解：迎春的结局是嫁给了一个凶暴如狼的人，婚后一年便被折磨而死。
类似的例子也出现在妙玉的判词中：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2]77。
霍译本：
For all your would-be spotlessness
And vaunted otherworldliness，
You that look down on common flesh and blood，
Yourself impure，shall end up in the mud [8]51.
杨译本：
Chastity is her wish，
Seclusion her desire;
Alas，though fine as gold or jade
She sinks at last in the mire [9]42.
在这首谶诗中，曹雪芹并没有直言妙玉具体会落得如何下场，只是在最后一句“终陷淖泥中”里，似乎是在暗示读者这样一位自诩清高的女子最后也不得善终。由于《红楼梦》原书八十回之后佚失，现代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们通过前八十回的种种线索做了不同的猜测，但一直没有定论。故两个译本在翻译这句话时，也都没有做任何额外的阐解，处理成和原文十分接近的“shall end up in the mud”（笔者回译：你的结局将陷入污泥）和“sinks at last in the mire（笔者回译：陷入泥潭中）”，保留了“淖泥”一词的指代和原文信息的不确定性。同时，“mud（泥）”一词在译入语环境下，也带有声名狼藉、不被喜爱、困境等引申意义，例如英文短语fling mud at somebody（诋毁某人）、somebody’s name is mud（某人声名狼藉）。所以，两个译本的处理方式并不影响译入语读者对原作者意图的理解。
由以上两个例子可见，相对隐性信息虽会使用借代、暗喻等修辞手法，但由于喻体在源语和译入语中引起的文化共鸣相同或类似，故也可以同绝对显性信息一样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
四、《红楼梦》谶诗中隐性谶语的翻译
和显性谶语的翻译相比，隐性谶语的翻译更加困难。翻译隐性谶语，不仅要做到谶语信息的准确传达，也要保留原文里谶语呈现形式的微妙之趣。这为翻译工作带来了不菲的难度和挑战。在翻译《红楼梦》谶诗中的隐性谶语时，霍译本多采用归化翻译，而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翻译。此外，两个译本都体现出了交际翻译的策略使用。
（一）隐性谶语中模糊意象的象征意义的翻译
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意象以达到“体物写志”的效果，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古诗词常用的手法。如陶渊明以菊花明远离世俗之志，周敦颐则用莲花表达自身“出淤泥而不染”的志向。但如果作者未曾对所用意象进行主观阐释，或者使用了多个象征意义不同的意象，这就会使文本显得晦涩难懂。例如李商隐《无题》系列七律，至今仍被认为是主旨捉摸不透的一组诗歌。《红楼梦》中的谶诗，有不少就包含这类模糊意象——它们的存在使谶语信息显得隐晦，即使是原文本读者也不一定能理解原作者的意图。如第五回中关于贾元春的判词：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2]76。
这首判词的后两句，两个译本的翻译分别是：
霍译本：
Though three springs never could with your first spring compare，When hare meets tiger your great dream shall end [8]50. 杨译本：
How can the late spring equal the spring’s start？When hare and tiger meet from this great dream of life she must depart [9]41.
其中“虎兕相逢大梦归”一句，便屬于这首谶诗中的模糊意象。“虎兕”，通行本也写作“虎兔”。兕，是古汉语中犀牛的意思。从两个翻译版本“hare meets tiger”和“Hare and Tiger meet”来看，两个译本对应的原文应为“虎兔”。至于到底何为“虎兔”或“虎兕”，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们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支持前者的学者认为“虎兔相逢”指的是时间概念，即虎年和兔年交际的时候;支持后者的学者认为“虎兕”即两种猛兽：老虎和犀牛，故“虎兕相逢”暗指宫廷内部派别的激烈斗争[11]。所以，此处曹雪芹到底想传达什么信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定论。故在这种情况下，霍、杨二位译者的做法是保留了这两个指代模糊的意象，不加主观解释，让读者去猜测它们的象征意义，以此取得和原文本相同的效果。这与赖斯的理论“对于以内容为中心的文本，内容和信息在目的语中要能够完全再现”[6]也是相符的。
（二）隐性谶语中的意象投射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翻译
同一客观事物在被放入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时，它所能投射出的意象可以是多样的。例如，“龙”这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它的意象通常与富足强大、吉样如意、繁荣昌盛等褒义词联系在一起。而“龙”对应的英文翻译“dragon”一词在英文的文化背景中，则多给人以霸权、专制、暴力等负面形象。再比如，在传统中文语境下，“独角兽”似乎是一种奇怪的生物，而在西方文化中，“unicorn（独角兽的英文）”则是神圣、纯洁和快乐的象征[10]。事实上，在翻译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意象时，上述问题应该是首先被考虑到且应严肃认真处理的，因为处理不当将直接带来译文读者对原作者意图的误读。这也要求译者充分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模式和传统的差异，在翻译时尽力去传达原作者本身的意图。在《红楼梦》第五回中，描写香菱的判词便给译者带来了这一挑战：
根并荷花一茎香，
平生遭际实堪伤。
自从两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乡[2]76。
这首谶诗高度概括了香菱的遭遇和命运。在书中，香菱的原名是甄英莲，是甄士隐独女，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英莲三岁那年，在看元宵节社火花灯时因家奴霍启看护不当而被骗子拐走，后几经折腾转卖后落入薛宝钗长兄薛蟠之手，先做了薛姨妈的丫鬟，后成为薛蟠之妾，改名香菱。在原书中，曹雪芹笔下的香菱善良、美丽、聪慧，虽然身伴薛蟠这样一个不通诗书的“呆霸王”，也不再是小姐身份，但她仍然充满了求知欲和上进心，在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曹雪芹描写了香菱刻苦学诗以致几乎入迷的样子，一如中国传统文化中荷花所代表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形象，这与判词首句“根并荷花一茎香”不谋而合，且暗指香菱（英莲）之名。故可见，“荷花”一词奠定了这首谶诗的基调，本身也传达着重要的信息。
然而，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高尚、正直、纯洁的形象不同，荷花的英文翻译“lotus”，在英文语境中却投射出不同的象征意义。在西方文化中，荷花的象征意义多与宗教（尤其是佛教）和永生有关。在古希腊著名史诗《奥德赛》的开头部分，就记录了在非洲有一个叫做Lotophagi的部族，族中众人认为食莲能使人忘忧，故这群人也被称作食莲人。但是据说神话中的“lotus”只是现今北非的一种黄色而甜的树上果实，又称为date plum，并非东方常见的莲花。所以，这里食莲以忘忧的象征意义，与曹雪芹依托荷花这一意象要表达的思想显然不符，此时，若直接将荷花译为lotus，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误读。霍杨二位译者在翻译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前两句中，两个译本分别是这样处理荷花一词的翻译的：
霍译本：
Sweet is she as the lotus in flower，
Yet none so sorely oppressed[8]50.
杨译本：
Your stem grew from a noble lotus toot，
Yet your life passed，poor flower，in low repute [9]42.
两个版本翻译采取的方法，是在保留lotus一词直译的同时，再在句中加上其他用来补充说明的修饰词，用以扭转译入语读者可能产生的偏离作者原意的解读。比如杨译本是在lotus一词前加上形容词noble，直言在中文语境中荷花有高尚的特性。而霍译本则更加周全，不仅用sweet一词限定了荷花和人物的品性，而且将荷花翻译成lotus in flower，更是在暗示西方读者，尤其是熟稔食莲人传说的读者，这里的lotus不是指《奥德赛》里提到的黄色果实，而是一种花卉。这样既避免了加脚注这样稍显逊色的补救方式，又巧妙准确地传达了作者的原意。
在上述两个译本的翻译例子中，由于文化差异已经客观存在，译者所要做的，是力求使译文对译入语读者的影响与原文读者从原语中获得的效果相同，即交际翻译。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认为，“译文可以优于原文文本”。纽马克认为，交际翻译的任务是通过使用目的语、文化和语用的方式传达信息，而不是忠实地再现原文。在交际翻译中，译者有较大的自由来解释原文，调整文体，消除歧义，甚至纠正原文的错误。由于译者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而且他通常面临着特殊的读者群体，所以他所翻译的作品必然会突破原文的局限性。”[12]该理论强调在译文中传递原文本讯息的准确性，这与谶诗翻译“注重信息传递”的必要性也是不谋而合的。 （三）隐性谶语中意象与用典相结合的翻译
用典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一种常见手法，在英语语言和习语中也不少见。譬如在讲英语的国家中，“she is really a Helen”这句话是在赞扬一位女士外貌美丽。Helen，指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貌绝伦海伦王后。在中文中，评价一位女士“她长得像西施一样”也是同样的意思，西施则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所以信息的传达只有在听说双方都熟知典故的条件下才能够达成。在《红楼梦》的众多谶诗中，用典与意象的结合十分常见。例如，在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中，林黛玉写下《题帕三绝》，其中的一首中便存在这样的例子：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2]457？
这里用的是湘妃竹的典故。相传帝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嫁帝舜为妻。后舜至南方巡视，死于苍梧。二妃往寻，抱竹痛哭，泪染青竹，泪尽而死，因称“潇湘竹”或“湘妃竹”。耐人寻味的是，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素有爱哭之名，她在海棠诗社里雅号就是“潇湘妃子”。在原书第一回就提到，林黛玉本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畔的绛珠草一株，后因神瑛侍者灌溉修成人身，后下界用眼泪报答灌溉之恩。由此可知，这首诗也是用娥皇、女英的典故来暗示黛玉的命运是泪尽而亡，是黛玉为自己写下的谶诗。
然而正如上文所言，由于娥皇、女英的典故是为中国文化所独有的，在英语国家的文化中并没有这一典故，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若字对字翻译，译入语读者必会感到困惑，不知原作者用意何在。故霍、杨两个译本中都给出了相应的处理：
霍译本：
Yet silk preserves but ill the Naiad’s tears：
Each salty trace of them fast disappears.
Only the speckled bamboo stems that grow
Outside the window still her tear marks show [8]351.
杨译本：
No silk thread can string these pearls;
Dim now the tear-stains of those bygone years;
A thousand bamboos grow before my window –
Is each dappled and stained with tears [9]285？
在霍譯本中，译者没有翻译“湘江”一词，也没有解释娥皇、女英的典故，但引入了一个原文本中没有的新词“Naiad”。“Naiad”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是古希腊神话中一类水仙女，掌管喷泉、水井、泉水和小溪等淡水水体，这个形象与黛玉“受雨露之恩下界还泪”的人物设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由于译者考虑到娥皇、女英的典故会给目的语读者造成理解困难，便用目的语文化中类似的神话形象代替了原文本典故，以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这样的处理方式，在韦努蒂的理论中，属于归化的翻译现象，即“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7]但又正如鲁迅先生曾说：“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也算不得翻译。”[13]霍译本在处理《题帕三绝·其三》中娥皇、女英的典故时，虽用目的语中类似的典故对原典故进行了归化处理，但在译文中仍保留了“bamboo（竹）”这个意象。而“bamboo”与“Naiad”之间，并不存在“竹”与“潇湘”之间如此强烈密切的典故联系，所以原作者想要传达的“黛玉会如娥皇、女英般泪尽而亡”的谶语信息，并不能准确传达给目的语读者，这就使得原诗的谶诗功能大大减弱了。
在杨译本中，译者也保留了“bamboo（竹）”这个意象，但也没有在译文正文中提及“湘江”一词，而是在诗的末尾添加了脚注，向读者解释了整个典故由来。这种方法可以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源语中的典故，但是如果要理解这首诗就必须参考注释，这可能会给读者带来麻烦，也显得直白，略失原文用典的幽微之美。与霍译本尽量去贴合目的语读者习惯的翻译方式不同，杨译本的做法是保留了原文本中的文化因素，符合韦努蒂“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7]的异化翻译策略。总之，两种译本虽策略不同，各有千秋，但在评价译文是否传达了原作者谶语信息这一方面，保留并介绍了原典故的杨译本要略胜一筹。
（四）隐性谶语中谐音双关的翻译
双关，是指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词的多义或同音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两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5]。谐音双关，就是利用音同或音近的条件构成的双关。在《红楼梦》第五回中，《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出现的第一首判词就包含了谐音双关的例子，这首谶诗同时暗示了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个主要人物的命运：
可叹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
金簪雪里埋[2]76。
这首谶诗的谐音双关集中在后两句“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根据现代《红楼梦》研究学者的观点，“林”暗示“林黛玉”之名，而“雪”则与“薛”谐音（“雪”与“薛”的谐音双关也出现在第四回《护官符》一诗中：“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极言薛家家业之大），且“簪”与“钗”本是类似之物，唯一的区别在于簪是一股而钗为双股。故有学者猜测，这首判词是在暗示二人的命运是林黛玉早亡、薛宝钗死于丧夫后的一个冬季[11]。
对于这一句，两个译本的翻译如下：
霍译本：
The jade belt in the greenwood hangs， The gold pin is buried beneath the snow [8]50.
杨译本：
Buried in snow the broken golden hairpin
And hanging in the wood the belt of jade [9]42.
可以看出，两个译本都采取的是字面翻译的方法。由于在两个译本的《红楼梦》中，对于“黛玉”和“宝钗”之名都采取了拼音翻译“Daiyu”和“Baochai”，故在这个基础上，译入语读者并不能联想到这首诗与人物的名字之间有任何联系。但若译者将作者意图和原文双关用脚注的方法解释给译入语读者，又会显得冗长多余，破坏了原文的妙趣。
同样，史湘云的判词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
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
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2]77。
湘云的判词中，谐音双关出现在最后一句“湘江水逝楚云飞”。这一句除了模糊地说明湘云的未来也不容乐观、十分渺茫（对应原书后文的“云散高唐，水涸湘江”），也是在暗示她的名字“湘云”。这句话两个译本的翻译分别是：
霍译本：
The Xiang flows and the Chu clouds sail away [8]51.
杨译本：
The river Xiang runs dry; the clouds over Chu have flown [9]42.
在这个例子中，由于翻译专有名称的需要，两个译本都将“湘江”的“湘”翻译成了“Xiang”，这样一来，和两个译本中“湘云”之名的翻译“Xiangyun”就有了重叠部分。而“楚云”的“云”这个字，由于不是专有名称，只能被翻译成“cloud”而不是“Yun”。此时，虽然原文本中的双关并没有完全复刻过来，但也完成了部分还原。可见，原文本中的双关是否能被译者再现，一定程度上依靠的是原文本语言的特异性，与译者自身的专业水平并不一定成正相关。
（五）隐性谶语中拆字法的翻译
拆字法亦称字形分拆，或增损离合法。它利用汉字可以分析拆拼的特点，对文字形状、笔划、部首、偏旁进行增损变化或离合归纳，使原来的字形发生变化。它常见于中国古代灯谜猜制和算命[11]。《红楼梦》中的谶诗，也有相当一部分包含以拆字法为特点的隐性谶语，例如在上文提到过的香菱的判词中，最后兩句便使用了这一手法：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2]76。
根据现代《红楼梦》研究学者的观点，“地”与“土”近义，“两地”即两个“土”字，再加上“孤木”——一个木字旁，合在一起便是一个“桂”字。这首判词出现在《金陵十二钗·副册》中，诗的旁边就画有一株桂花，更可坐实这首判词对“桂”字的暗示。按照曹雪芹的情节设定，在原书第七十九回，夏金桂嫁与了薛蟠为正妻，但这位正妻“爱自己尊若菩萨，窥他人秽如泥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搅得薛家上下不安。对于作为小妾的香菱，她更是极力打压。虽然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并没有直言香菱的结局，但通过“致使香魂返故乡”一句，读者便大概能推断出，香菱应该是死于夏金桂的种种折辱。所以可见早在第五回，曹雪芹就通过这首谶诗暗示了香菱的命运，也通过拆字法暗示了始作俑者。对于这句拆字法，两个版本的翻译分别是：
霍译本：
The day two earths shall bear a single tree，
Your soul must fly home to its own country [8]50.
杨译本：
After the growth of a lonely tree in two soils
Her sweet soul will be dispatched to its final rest [9]42.
可见两个译本都未能传达出原诗拆字法的妙趣，因为在英文中，桂（osmanthus）和土（earth/soil）、木（tree）这些单词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词型上的相同之处。
第五回王熙凤的判词也包含这样的例子：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2]78。
在脂批本《红楼梦》中，“一从二令三人木”句下，就有小字批注曰：“拆字法”。第一句中“凡鸟”合在一起便是繁体的“凤（鳯）”字，暗示“王熙凤”之名;第三句“一从二令三人木”则是全诗中最为晦涩的一句，这一句中“人木”二字实际上也是拆字法，合起来是“休”字。《红楼梦》历代研究学者对这句诗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其中一种说法是：这句话暗示的似乎是贾琏与王熙凤的关系，对于丈夫贾琏，她先是“听从”，后来是“命令”，再后来就被“休妻”，故有“一从二令三人木”一说。两个译本对这首谶诗的翻译分别是：
霍译本：
This phoenix in a bad time came;
All praised her great ability.
‘Two’ makes my riddle with a man and tree：
Returning south in tears she met calamity [8]51.
杨译本：
This bird appears when the world falls on evil times;
None but admires her talents and her skill;
First she complies，then commands，then is dismissed， Departing in tears toJinling more wretched still [9]42.
可见在“凡鸟”拆字法的处理上，霍译本是直接将谜底代替谜面写出——使用了“phoenix（凤凰）”一词，而未提及原文中的“凡鸟”;杨译本则是将此处拆字简化为了普通信息“bird（鸟）”，也没有保留谜面。在“人木”拆字的处理上，霍译本保留了谜面“my riddle with a man and tree”（笔者回译：我的谜语里有一个人和一棵树），相当于是对“人木”的直接翻译，还点明了这是一个“riddle（谜语）”，只是若译入语读者不懂中文，即使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谜语，也无法准确猜出谜底是“休”字。而杨译本则是隐去了谜面，直接将上文中讨论过的一类解读作为信息呈现给了读者：“First she complies，then commands，then is dismissed”（笔者回译：她先是听从，然后施令，然后被驱逐），虽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所理解，但谶语信息过于明显，没能保留原诗谶语信息的隐性特征和拆字法的妙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个译本都未能成功再现原文本中的拆字手法和效果。
由此可见，当翻译隐性谶语信息中的拆字法时，由于中英两种语言存在固有的差异以及语言结构的不同，想要还原原文的妙趣是十分困难的，会或多或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意义的丢失。根据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从语源学的角度讲，译者的語言只能无限接近原文，这种语言的不可译性所形成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逾越的[12]。因此象形文字的翻译首先要保持交际和信息的价值，其次再追寻与原文手法的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的探索是无止境的。
五、结语
通过用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理论将《红楼梦》谶诗中的谶语进行分类后，结合霍、杨两个译本的翻译，笔者对每一种类型的谶语信息的翻译方法都进行了举例分析后得出结论：对于包含绝对显性信息和相对显性信息的谶语，译者无需做过多个人解读，可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来传递原作者的意图。在翻译包含隐性信息的谶语时，则依据隐性信息的类型宜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第一，对于采用模糊意象的谶语，可采取保留模糊意象、不加主观解释的翻译处理方式;第二，对于隐性谶语中的意象投射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翻译，译者可采用交际翻译的方式，适当在译文中添加少量具有阐释功能的关键词，以避免目的语读者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与原作者意图不符的意象投射;第三，对于隐性谶语中的用典结合意象的现象，可依照译者自身的文化侧重和对译入语读者的迎合程度，选择采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第四，对于隐性谶语中的拆字法现象，译者应在译文中尽力还原或重建拆字的手法，但由于语言差异的客观存在，上述方法不一定具有可行性，故译者在理解原文手法的基础上，可选择只保留谜面或只保留谜底，或将原作者的匠心用脚注方式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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