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政策大大地增加了经济中的流通货币，降低了获得资金的门槛，使得许多由于疫情而濒临破产的企业和个人获得资金以度过难关。
　　谈到量化宽松政策，不得不提一下货币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货币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增长快的时候，货币需求量大；经济增长慢的时候，货币需求量小。那么，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将货币供给量控制在一定水平，就能减少经济的波动，经济既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当前疫情肆虐，社会上的货币需求量和货币流通速度都大幅下降，这时需要中央银行向经济注入货币，使得货币流通量不至于大幅减少，经济也就不会大幅下滑。
　　货币主义学派是个年轻的学派，诞生于1960年代。从1980年代以来美联储在历次衰退中实践货币主义学派理论的效果来看，该学派的主张是行之有效的。提到货币主义学派，就不能不提它的旗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他父母都是在十几岁时从喀尔巴阡—鲁塞尼亚移民美国的犹太人，成年后相识并结婚。20世纪初，那地方属于奥匈帝国，后来属于捷克，又曾属于苏联，苏联解体后，又变成乌克兰的一部分。弗里德曼是家里4个孩子中的老大，也是唯一的男孩。一岁时，全家迁到新泽西州小城Rahway，弗里德曼在那里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
　　弗里德曼一直是班级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但很勤奋刻苦，成绩一直不错。他天资聪颖，尤其在数学方面具有极高的天分。在他15岁时，父亲去世，全家只靠母亲经营一家小绸布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幸好，第二年弗里德曼高中毕业，当地的州立大学Rutgers大学给了他一份300美元的奖学金，使得他有能力进入该校数学系就读。 　　为了维持学习和生活，读书期间弗里德曼打过好几种工。同时积极准备参加精算师考试。他当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保险公司的精算师。精算师收入很高，但非常难考。年轻的弗里德曼最终没有考上精算师资格。
　　在主修数学的同时，弗里德曼也选修了几门经济学的课程。这时，爆发于1929年的大萧条愈演愈烈，吸引了许多有志青年投身于经济学研究。他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引路人：伯恩斯（Arthur Burns）和琼斯（Homer Jones）。两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经济学家。前者让弗里德曼认识到经济周期的复杂性和如何把经济学和数学结合起来；后者积极帮助和鼓励弗里德曼申请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奖学金。

　　1932年，美国的经济危机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弗里德曼以优异成绩从Rutgers大学毕业。他同时获得了“常青藤”之一布朗大学的数学研究生奖学金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奖学金。在伯恩斯和琼斯的指点下，弗里德曼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从此，经济学研究成为弗里德曼的终生事业。
　　芝加哥大学的学风自由而包容，当时该校经济系聚集了一大批造诣高深、观点各异的著名经济学家。这批教授和他们培养的学生，使该系在几十年后被誉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摇篮”。弗里德曼在此受到这些经济学“牛人”的熏陶，奠定了他日后成为著名的经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基础。
　　一年后，弗里德曼从芝加哥大学硕士毕业。他想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经济的窘迫差一点让他无法如愿以偿。幸得恩师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和伯恩斯的帮助，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年薪1500美元的研究员职位。弗里德曼来到纽约从事研究，并开始撰写博士论文。
　　和芝加哥大学注重经济理论不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注重数理和实证研究。在那里学习和工作的一年中，弗里德曼受到霍太林（Harold Hotelling）、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和克拉克（John Clark）等经济学大师的亲炙，使得他以后的研究都体现了理论和实证的完美结合。
　　1934年，弗里德曼回到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舒尔茨的研究助理。第二年他到华盛顿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从事美国家庭消费的实证研究。1937年，他到设在纽约的国家经济研究所担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助手，从事医生、律师、会计师、工程顾问等自由职业者的收入结构研究，并终于把这一主题确定为他的博士论文方向。他发现，医师协会等机构通过设立高标准的从业资格证书，严格限制外科医生的数量，这一垄断行为导致病人付出極高的医疗费，外科医生的收入畸高。这样的博士论文内容太敏感，研究所内部就有很多人要求他修改。他不得不按照导师、同事和出版社的意见进行修改，尽量减少对相关行业组织的批评。到修改得符合出版要求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论文的出版遭到搁浅。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论文才得以出版。弗里德曼1946年才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六年间，弗里德曼在威斯康星大学教过书，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财政部研究过遏制通货膨胀的税收问题，又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从事过军需品质量抽检的统计学研究。在研究过的这些领域，他都做出了辉煌的成就，都可以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但是，弗里德曼并未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因为在“二战”中的各种经历和磨难，加深了他对学术研究的本质和目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间关系的认识。当机会来临时，他的研究生涯开始转型，从一个数理经济学家转变为货币理论学家。
　　1945年他到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第二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为了重振声誉，在全国招募有潜力的教授加盟。他们邀请弗里德曼回来执教，他终于回到了这个经济学的重镇，并一直工作到退休。同时，他也一直在参与国家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项目。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米切尔主持在国家经济研究所进行的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的研究，已经收集到许多资料。“二战”结束后，米切尔深感年老体弱，无法完成这项意义重大同时工作量也异常巨大的工作。他的继任者伯恩斯感到米切尔团队收集的资料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于是把项目分成多个专题，委派给不同的负责人继续研究。弗里德曼认领了关于美国货币史专题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弗里德曼对货币理论和货币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货币主义学派应运而生。
　　起先，弗里德曼赞同反周期的货币政策主张以缓解经济波动，即在经济衰退时增加货币发行量以弥补财政赤字，在经济过热时减少货币发行量以冷却经济。这种主张和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张是一致的。但是，在收集了越来越多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弗里德曼开始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主张，转而坚持固定货币供给的“单一规则”主张。这标志着他与凯恩斯主义分道扬镳。
　　弗里德曼亲身经历了30年代的大萧条，但那时他还是个大学生，没有对大萧条进行深入研究的条件。现在经过对大萧条时期货币流通量和经济表现关系的研究，他提出了上述主张。他认为，面对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一系列错误操作，将经济推向了深渊。
　　首先，胡佛总统不顾1028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在1930年6月批准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直接使国际贸易受到重创。这一法案由两位共和党议员Reed Smoot和Willis C. Hawley推动，出发点是在世界各国经济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阻止其他国家过剩的货物到美国来抢市场。法案大幅提高了工农业产品的关税，并迅速导致欧洲国家出台反制和报复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19世纪以来确立的世界贸易体系随之崩溃。 　　第二，危机蔓延到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放弃自带通缩属性的金本位，改为大幅提高货币供应量。但美联储却反其道而行之——为维护金本位制而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这对于正面临通货紧缩和流动性危机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到了1931年年底已有近3000家银行倒闭，失业率高达15.9%。

　　接二连三的减少货币流通量的错误政策终于把美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在研究总结了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教训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原因提出了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大萧条来临时，大批工厂倒闭，使得大批银行由于放出去的贷款变成坏账而倒闭，经济中的流动性急剧萎缩。面对货币流动大幅减少的局面，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未能采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给的措施，使得美国货币的存量在1929年到1933年间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导致本来可能是一次温和的衰退恶化为不可收拾的经济大灾难。“美联储在本来应该增加货币供给的时候悲剧性地减少了货币供给。”
　　1963年，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出版。这是弗里德曼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承担国家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项目的成果。通过对将近100年的美国货币供给量、利率、经济发展水平的深入研究，他得出结论：货币存量的变化和经济活动、名义收入以及价格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十分稳定。
　　在这一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弗里德曼以及持有相同观点的学者提出了货币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货币需求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函数，货币供给是中央银行可以直接控制的外生变量；正是由于货币当局经常改变货币供给量，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只要以一个与货币需求相匹配的稳定不变的增长率增加货币供给，就能实现经济的稳定运行。换句话说，只要货币供给是稳定不变的，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就像任何新的重要理論诞生之初一样，货币主义学派诞生时也被视为是对成熟的既有学说的挑战。1976年，“由于在消费分析、货币的历史和理论，以及对经济稳定政策的实证研究等领域取得的成果”，弗里德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弗里德曼力主的“异端邪说”终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作为毕生都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货币主义政策的最坚定、最有效的倡导者，弗里德曼在正统的经济学之外树立起了自己的旗帜。
　　1977年，弗里德曼从芝加哥大学退休。此后，他一边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一边与安娜·施瓦茨等一起继续从事在国家经济研究所没有完成的关于货币分析的研究，在货币主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把更多时间花在经济理论的普及上。从1966年开始他就为《新闻周刊》专栏写作，退休后更是写了大量文章，利用该刊物宣传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抨击政府干预经济的错误政策。1979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请他主持一套名为《自由选择》的十集电视系列片，在这个连续播放10个星期的电视节目中，弗里德曼以辩论的方式，揭示国家干预经济的种种弊端。这套节目摄制完成后，弗里德曼将讲稿整理成同名的书，于当年出版。里根总统也誉之为“人人必读之书”，可见弗里德曼的观点影响之大。

　　弗里德曼曾于1980年、1988年、1993年三次到中国访问，每次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从后来的实践看，时任总理朱镕基主导制定的中国货币政策被认为深受弗里德曼学说的影响。
　　弗里德曼坚定主张自由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包括中央银行独立制定的货币政策，也不容政府干预。他认为，在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保证市场机制的完整，防止破坏和损害市场机制。除此之外，政府都不应该干预。他曾经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说：“我想声明的是我以下的陈述并非没有思考和理智的支持。在我看来，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会比其他任何存在过的体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意思是，在自由社会中，大家通过努力实现平等的阻力最小）。这个结论，不仅是以整个历史为依据的，并且是以推理为依据的。如果你对优先追求平等的结果进行推理，你就能想清楚，你要想达到平等，就必须给予一些人掏别人腰包的权利。那么追求平等的最终结果就是A和B决定C该为D做什么，而且A和B还必须从中拿走一点佣金。（热烈的掌声）”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诞生至今，世界经济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该学派主张的只要中央银行保持稳定的货币供给，经济就不会大起大落的理论，对稳定世界经济有很大贡献。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解决经济问题上所向披靡，弗里德曼仍对凯恩斯主义持坚定的批判态度，认为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经济，直接干预往往会在解决眼前问题时又制造出新的问题，最终事与愿违。8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中遇到极大困难，许多国家放弃了它，这更显示出弗里德曼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