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及国文课本逐渐“热”了起来，不仅媒体乐于宣传报道，普通读者也喜欢阅读和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出版机构纷纷重印民国国文课本，其版本不在少数。细考近年翻印的这些老课本会发现，中学和小学课本的数量远超大学课本。似乎“国文读本”一词之前，即使不加“高级中学”“初级中学”“高小”“小学”等定语，也不言而喻地是指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科书。相比之下，商务印书馆于2016年7月出版的《大一国文读本》就显得格外及时，格外醒目，尤其当编者乃身份与经历殊为卓荦的陈垣先生时，这本书在文化传承、大学教育、文白之争，乃至写作训练、教材选文等热点话题上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愈加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本能够联结大学语文教育的过去与现在的书，它不是故纸陈编，而是一册“启示”之书。
　　陈垣是民国时期《大一国文读本》唯一的选文者、编写者、核校者。“大一国文”课，不同于中文系（民国时期常称“国文系”）的专业课程，其前身乃是其作用相当于大学预科的高等学堂、优等师范的国文教育。在现代大学制度确立及预科附设于大学以后，“大一国文”才在学制上始具开设的条件。192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未分系之一年级生”的“基本科目”，与党义、军事训练及第一第二外国文同列为“共同必修科目”。国文课从此成为非中文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大一国文”因此得名。
　　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对“大一国文”非常重视。著名史学家牟润孙教授撰文纪念陈垣先生时曾特别提到大一国文课：“先师自己主持辅仁大一的国文的教学，教员由他聘定，课本由他自选。每年暑假前全体一年级学生国文考试由他自己出题，指定几个人分阅，然后他老人家亲自校阅一遍。”辅仁大学这门由校长主持的课程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书馆学家来新夏于40年代初就读该校，其修课用书正是陈垣编选的《国文读本》。七十多年后，来新夏再阅此书，“老泪婆娑”，忆及 “大一国文”，他写道：“几十年前情事多显模糊，唯曾读《国文读本》所收各篇，犹有大致印象，个别篇章，尚能背诵，足见当年印象之深。”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一国文读本》即是在上述背景下由辅仁大学《国文读本》的稿纸钞本和三四十年代各年度铅印本合并而成，陈垣先生的哲孙陈智超撰写导读。读本采用当时较为通行的选文体例，不过，和其他同期同类教材相比，辅仁大学的《大一国文读本》之选文观念颇具特色。除最后附加的一篇《论孟一脔》，陈垣选取古文名作共143篇，经史子集均有收录，既有《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又有《礼记》《庄子》《荀子》《韩非》，还有韩柳、三苏、李清照、顾炎武等，所有篇目均按年代顺序排列。文体有表有记，有书有论，但均为散文，无骈文，无戏曲。
　　《大一国文读本》是教师授课的脚本，也是学生求知的学本，更是研究民国大学国文教育的样本。回到民国教育现场重看此书体例，不难发现，辅仁大学的“大一国文”打上了深重的“陈氏”烙印——陈垣在选篇方面取舍去予的态度实际上回答了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教育问题。众所周知，晚清民国，西学东渐，国文教育的传统观念和方法都受到质疑。新旧文化冲突中，日常交流和语文书写使用的语言也发生了革命性改变。“大一国文”教育因此面對 “三无”局面：一无成型的教学内容，二无成熟的教学方法，三无成册的讲义教材。教育环境已艰难若此，而“大一国文”教育的一些根本问题却仍然无法回避，例如，教育对象现状如何（即“教给谁”）？再如，教育要实现怎样的目标（为什么教）？又如，怎样才能实现教育教学目标（怎么教）？凡此种种，在辅仁大学的《大一国文读本》中都能觅得较为明确笃定的答案。换言之，辅仁大学“大一国文”“陈氏风格”的密码就隐藏在这本纯以选文形式呈现的教材中。
　　教材虽然也有一定局限，但对后世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从教材章节、篇目安排和叙述策略等角度入手，细致挖掘，庶几可以了解当时教育活动的原貌于万一。以《大一国文读本》为例，该教材系白文本，即无标点，无句读。这种在当时同类读本中颇为少见的体例实际上体现了陈垣对文化传承、文言阅读、写作教学等关键问题的基本理念。来新夏认为此乃“老辈的苦心孤诣”，因为，“读其文必须经过至少是断句过程”，“这对初学古文者，是一难关，但又是必经之途。不点读过白文，就不会读懂古文。这是训练古文的传统步骤，也确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作为弟子，来新夏深得先生教诲之良苦用心。陈垣亲授“大一国文”，第一步就是让学生点句。他认为此乃提高学生国文程度的基本功之一，“看你点得对不对，即知你国文程度”。陈智超存有一份陈垣亲笔登记的辅仁大学一个班的点句成绩，最高者八十五分，点错六至十五处不等，最低者六十分，错二十五至四十五处不等。这种思路和做法不仅在当时收效显著，而且为现今大学文言文教学中诸多难点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从这个意义上看，《大一国文读本》直接用来做大学语文的古文教材亦无不可。）此外，从选文的思想内容与文辞形式等方面考察，结合陈垣的写作教学，也可以体味到教材编排是如何解决阅读与写作关系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译“陈氏风格”之密码。
　　陈垣先生，斯人已逝；辅仁大学，在1952年的中国大陆高校调整中，校区划归北京师范大学，人员与系所编制并入北大、人大等校；带有强烈“陈氏风格”的“大一国文”，亦成追忆。但是，借由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的《大一国文读本》，我们不仅可以追溯民国时期“大一国文”教育的历史，领略一校之长陈垣先生对国文、教育、文化的深厚情怀，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跨越时空阅读这些经典选文，我们其实接受了两重邀约：一是来自古代中国文字、文章的召唤，一是百年大学国文教育对现代应答的期待。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