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被归为英雄传奇小说的《水浒传》，塑造了一批“全忠仗义”的男性形象，“替天行道”的好汉在悖谬的现实中用“朴刀”展开了血的“狂欢”，给予读者一幅幅男性刚健肉体的力量，在作者的笔下，人体和肉体生命都被强烈地夸张化了，在这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及趣味。
　　关键词：狂欢化；人体美；文化内蕴
　　《水浒传》的文本充斥着力量的狂欢，血的暴力盛筵，这样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当时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对主流的男性形象的描写，“黑凛凛的大汉”形象跃然于纸间的瞬间就似一柄利斧，对传统文明、传统价值宣战。这必然是一部具有颠覆价值的巨著。下面将从《水浒传》的狂欢化描写暴力、极具特色的男性肉体形象与“恣意的”盛筵的层面对蕴含在其中的文化价值进行揭示。
　　一、狂欢化的身体书写
　　“谦谦君子”的形象保留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呼声宣传着劳心者不必拥有强健的体魄，瘦弱的文人往往是跻身于统治阶层的人的代表。对男性的身体方面的要求承继了周易的阴阳说中的“阴”的一面，对男性的进取精神则取诸于“阳”的层面。这就造成了一种独特的男性形象——在男权、族权、皇权方面的霸权，但在主流的身体价值观上并不主张“粗犷”和强壮。
　　传统的儒家文明的浸染使之更加深刻，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弱书生”的男性形象已经上升到绝对的主流价值观领域。以《世说新语》为例，魏晋时期对男性面容的品评超过了对女性的审美的追求。长相阴柔的男性，在皮肤、容貌等各个方面层层推进。在服饰、举止、傅粉、佩戴香囊等行为的描写上更是极尽其至。
　　再继之以积贫积弱的宋元代朝廷对文人的摧毁式的打击，“崇文抑武”的政策上施下效，引领者男性对自身的性情和体型甚至是精神内涵都进行了审视，这更加重了文人靡弱、阳刚之气被阉割、体格也倾向于“白面书生”的范畴，再加上一批报国无门的志士逐渐由内心生发出幽怨愤懑的情绪，随着这样的情绪的长期积淀，也就造成了又一批颓靡之气萦于心的颓丧之男性。文人靡弱、志士幽怨、国家危难等等原因的复加使得宋代朝廷的文化审美也趋向于颓靡和精致，文化进而影响社会，更加固化了文弱的男性形象。
　　成书于明代的《水浒传》更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的颠覆性作品。文章毫不避讳地、畅快淋漓地对男性的力量与暴力进行书写，塑造了大批与传统文化语境不类的人物形象。文本的男性形象主要分为三类——秀气书生类、莽男粗汉类、折中的男性。其中以莽男粗汉占压倒式的胜利，无论是在作者的情感态度上，还是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都更胜一筹。这明显寄寓了作者对“粗粝豪放”、“过度粗犷”的男性身体形象的褒扬，与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相对峙，代表了作家对粗犷美、阳刚之气的追求。
　　作者笔下的人体和肉体生命都带有强烈的夸张性，这种过度性、过分性带有了狂欢化的情调。“崇高的支配越强烈、越持久，对崇高的被脱冕和被降格的满足感也就越强烈”，在对“文弱”的脱冕过程中，也做到了“更新”，即寄寓了一种崭新的态度，对男性的“阳刚”的高度张扬。这是积郁已久的喷薄式抒发。在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在强大的意识形态背后，通过颠覆权威，实现了反权威、反传统、反主流意识的目的和愿望。
　　二、狂欢化的暴力宴席
　　自古，人们追求的是“吟赏风月”的情怀，或是“花间一壶酒”的卸愤姿势，对于动辄刀光火影的血腥问题都是避之如讳。而在《水浒传》中则畅快淋漓地对搠将头颅、人肉馒头、割肉而食的场景进行书写，也极度残酷得“临摹”了血肉模糊的战争状况，笔墨酣畅，却并不使读者把感受流于血的层面，反而更为深入地摸索这“血”的沉重实体。
　　在“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一回中，晁盖道“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李逵“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捡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食人肉的现象在远古时期时常出现，“食人现象最初起源于血亲复仇”，在原始社会中，氏族或部族成员为了向施加伤害的一方复仇，或者是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和必要的生存，进行“食人”的行为。朱钤先生将人类的“人吃人”的原因归为五类：生存需要型、礼仪型、精神变态型、宗教葬礼型、侵害型或战争引发型。从表面上来看，这时候的水浒英雄是并不存在有口腹之饥的现实的，只是为了复仇而进行屠杀？张青、孙二娘经营的人肉包子店是为了一种精神变态的满足感（在当代电影中，《新龙皮客栈》的互文性）？但是，将这些食人的故事放在时代里来进行审查，人们是真的不饥饿了吗？人们的物质生存已经完全解决了吗？在《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中，“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缧绁之厄”的陈述似乎在后文中并没有得到有力的处处的相应，其实不然。在第六回中，“鲁智深火烧瓦罐寺”，目睹了“三日没饭吃”的和尚；乍一看，这并不在篇章中得到重视，但是决不能忽视这是文章的脉。人民凄苦，生活无依，这是食人现象的一大原因。
　　在对梁山好汉的刻画过程中，作品并没有避讳在冲动、鲁莽、非理性下的漠视生命、残害生命的行为，普通百姓被“排头砍去”，在这里，英雄的行为被解构。放在狂欢化的语境里来考察，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将狂欢式规定为四种特殊范畴，其中一点就是“粗鄙”，狂欢式的冒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对神圣的讽刺，“人仿佛是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人们不再虔诚、高贵，充满了畏惧，而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受任何束缚，就连高尚也束缚不了他。“是脱离了常规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个儿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这种残害下蛰伏着的冲破道德约束和意识形态的凌驾更显得珍贵和批判。
　　三、狂欢式的酒肉文化
　　读《水浒传》的印象少不了处处埋藏着的酒与肉的欢宴。在闻名的“景阳山武松打虎”这回中，武松在“三碗不过冈”里囫囵吃了十五来碗，“却又不曾醉”；在第十六回，吴用智取生辰纲也是利用酒的力量；第二十九回“武松醉打蒋门神”中，武松在行进途中“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吃过十来碗酒”等等。酒已经成为英雄们的血液中的一部分，和他们的忠义胆识一样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在极度酣畅的酒的宴饮中，酒和水浒英雄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整体。人们从常规的生活中生出一种颠覆性的转折后的生活，“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规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鲁智深借酒大闹五台山、武松趁酒狂打蒋门神等都一定程度上对常规进行了颠覆，或破坏或惩恶，这种破坏恰好得满足了人们的宣泄欲望。酒与这种破坏行为结合起来，是互相生发的。在佐之以“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大”作风，更具有淋漓感。
　　作品中还有一个情节是醉酒后“浔阳楼宋江吟反诗”，口不能言，有话不能说的困境阻碍着统治者强压下的每一子民，人们对暴政噤若寒蝉，黎民百姓的哀苦不绝于耳，但是强权政治的残暴昏庸与百姓不敢言互相作用，使得人民更不敢言，政治更加昏庸残暴。再这样的情境下，才至于“忠义”宋江酒后才吐真言，林冲酒后才敢诉出心中块垒。酒，在这里成为一个触发机制，牵扯出那些背后的真相，使之被“拆穿”，这与沉默的现实形成对峙，造成极大的心理反差，是人们宣泄愤懑的又一路径。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包罗万象，狂欢的节日生活被个人、家庭、室内的日常生活所取缔，《水浒传》将这样的情绪放置在“酒”和“肉”的寄托上，狂欢被个人化、日常化，也就更能够实现全民的狂欢化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