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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充盈的社会
小政府,大社会,被公认为是替代成熟社会的重要标志。而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和繁荣, 则是政府之“小”,社会之“大”的必要前提。 5 月 7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没有数 量和比例的限制。此前 3 月 19 日的第十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 明确提出“要加快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简化登记管理的程序,对一些社会组织采 取直接登记的形式”。
广东先试先行,去年底出台社会组织管理新规定,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除特别规定外, 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 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同时,行业协会将允许一业多会。 《中国新闻周刊》在广东多地采访调研发现,各方反馈的意见非常积极,之前有人担心“社 会组织会对抗政府”的情况并未出现。由民政部牵头起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的修订草案也已于去年 3 月上报至国务院法制 办。诚如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所言,“社会组织是一把‘双刃剑’。最重要的是要研究 和探索如何发挥这类组织的积极作用,而抑制其消极作用。社会组织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做很多工作, 不能只看到一些主观上担心的东西,对这些积极作用却视而不见。”
王雪明独坐一旁，等待着《中国新闻周刊》另一场采访的结束。过去12年中，王雪明已经习惯了这种等待，还有等待之后的被拒。
他是广州市萤火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萤火虫”）的负责人。一直到去年下半年，得益于广东省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改革，这个机构才拿到“身份证”，结束了十年“黑户”历史。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边缘人群”
2001年，王雪明和几个朋友去广西梧州山区旅游。生在广州长在广州城里的王雪明被乡村小学的情况吓了一跳，“从没想过还有这么破烂的乡村小学，我们当时想，能不能做点这方面的公益项目”。
回到广州，王雪明真的行动了。“那个时候，做公益还是比较新鲜的事情，想着都觉得挺激动的。”为此，王雪明辞去了工作，一心一意做起公益。
不过，随后十年的时光却和激动不搭边，更多的是被拒绝、遭冷遇。
王雪明和几个朋友准备去注册一个NGO组织，被告知不符合现行法律，无法注册。
退而求其次，进行工商登记，以企业面目出现，成员包括十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做点什么好呢？最初是希望帮助留守儿童，但后来关注的却是社区的精神病康复者。
王雪明说，“最初的时候，我们到社区去联系，希望提供一些服务。当时的社区工作人员不大理解我们的公益行动，但还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里精神病康复者特别多，你们是不是可以服务一下。”
于是，团队的几个成员开始联系专业医生来开展义诊。
到2004年，这个服务扩大到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街道、黄花岗街道，海珠区的龙凤街道。王雪明说，“介入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需要服务的边缘人群，精神疾病、智障、自闭症患者，患这些病的都有。”
这是一个被忽视的世界
部分精神病人经过治疗后回到家里康复，家人要上班，照顾不够。多数家庭会把病人留在家里，但他们自己不知道按时吃药。或者将病人锁在家中，孤独和疏离感导致这些康复中的病人复发可能性大大增加。
“我们有意识地请医生来社区开展咨询或检查，也帮助病人定期到医院复查。”王雪明说，这个工作每个月定期做一次，还包括其余时间组织的义工探访。
无意之中，萤火虫团队探索了在社区推广心理卫生咨询和精神康复的服务。不过，萤火虫团队还是希望服务留守儿童。
团队的创始人之一冯绮霞说，“我们始终挂念着山区的孩子们，这是萤火虫做公益的初衷。”
萤火虫把目光投向了广州增城、从化等地山区学校，为他们捐书。从市里面把教材、适合小孩阅读的课外书搜集起来，然后送到山区的学校去，这样做了六七次。王雪明说，“虽然收集图书耗时费力，但我们觉得内心很快乐。”
从2001年到2009年，王雪明和萤火虫团队的成员们就这样时断时续地做一些服务项目。没有经费、没有支持，甚至没有掌声，他们默默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我们没有这笔预算”
“做精神病康复者服务的时候，我们曾经去找过街道办的负责人，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支持，但很快被拒绝：‘我们没有这样一笔预算’。”
王雪明又想到拉赞助，情况同样不乐观。
“跑到企业去，有些还没进门，刚一开口人家就说不需要，把我们挡在门外。”说到这些，王雪明咧嘴朝记者笑，神情落寞。
走的企业多了，王雪明发现，没进门就被赶跑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国内的企业，外企会好一些。“他们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社会公益事务，不管是不是赞助，至少会派个人跟我们谈，然后告诉我们，他们暂时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方案。”
企业的身份也带来不少困惑。人家甚至劈头盖脸地问，“你们是不是想赚钱？”
王雪明说，不信任，这么多年一直存在。“我们是真心想为社会做一些事情，可在2009年前，我们没有拿到过一份赞助，协助街道做精神病人服务的时候，连横幅都是我们自己掏钱做的。”
没有资金运转，没有人信任。王雪明说自己一度想放弃，“这么多年，我们进行了很多努力和尝试，能想到的办法都想过，却最终无果而终，而能坚持下来却是因为意外收获。”
有一位不错的街道办事处主任看这些小伙子忙里忙外，真是不错，就把社区宣传海报的制作承包给萤火虫团队做，支持他们做更多的公益项目。
“一块宣传栏的海报连设计到喷绘800块钱，做下来一块能赚到200块钱。”王雪明发现这个工作不错，就一家一家去谈，竟然谈成了二十多家街道办事处。
这给了萤火虫团队非常大的鼓舞。他们想，是不是可以自己开发一些增值项目？
于是，《社区服务指南》被印制出来，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社区便民信息，这些信息能帮助居民了解政策、办事流程以及社区服务，在早期政务公开还没普及的时候受到社区居民欢迎。
这一次，有商家看到了商机。一个名叫满堂红的房地产中介赞助了7万块钱，还有四个企业赞助了实物，甚至有美容院想赞助美容卡，但考虑美容卡用处不大，王雪明他们婉拒了。
为持续把这个项目做下来，王雪明跑到民政部门，说《社区服务指南》得到社区居民的认同，能不能申请部分经费帮助运作。得到的回复仍然是政府没有这方面的资金。
团队了解到世界银行有一个小额资金资助项目，王雪明又马上尝试和世界银行联系，对方很认真，发来一个项目申请表，一份邀请函。眼看着有戏，却因为其中一个条件又一次受阻：对方要求这个项目必须有地方政府支持。最终，萤火虫团队无缘世界银行的资助。
终于找到“靠山”
2009年，转机终于出现。
此时，广州市社区服务中心面临着新的转型。新来的主任邓世献很早就兼任广州市义工联秘书长，在抗震救灾组织的义工活动中认识了很多NGO负责人，了解到这些机构生存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办公场所、缺少政府支持。
邓世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广州市民政局的支持下，将社区服务中心改造成社会组织的培育基地，为草根社会组织提供办公场所和后勤服务，还给予财务托管支持。”
经人介绍，萤火虫团队入驻培育基地，按照王雪明的话说，有了一个“靠山”。
邓世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财务托管最大的好处是，在以往的赞助中，由于对这些草根组织不信任，企业不愿意将钱直接划拨过来。培育基地提供财务托管之后，成为赞助合同的丙方，承担经费使用的托管责任，保证费用去向透明，但不干涉费用使用，也不收取管理费。”
有了这层保障，企业赞助逐步进入到萤火虫团队。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以探访和捐书为主，随着时间持续，加入我们的义工越来越多，我们开展了‘奇妙世界’网络课堂，教留守儿童一些知识。”王雪明并不认为自己的想法很高明，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之前一个很小的细节触动。
“好多孩子都没有照过相，我们带着相机和打印机去。拍完打印出来的时候，他们又是好奇又是惊喜。”王雪明说，为了让孩子们体验数码科技的乐趣，所以想到开设这样一个项目，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触信息时代的科技。
他始终坚信：“有时候，一本好书，一次启发，就会让一个孩子的梦想萌生。”
在这些资助下，萤火虫又把服务领地拓展到福利院，形式很简单，“给他们开生日会，过一个集体生日——其实他们都是被遗弃的孩子，哪一天是生日都不知道。”
但孩子们很开心，冯绮霞说，“因为在孩子们口中生日会就是吃蛋糕的日子。”
有一份光，发一份热
随着关注留守儿童服务的深入，冯绮霞发现，只要出去打工的父母数量没有减少，那留守儿童就一直会存在。
萤火虫团队的成员们有了更大胆的想法。冯绮霞说，“如果我们能够让留守儿童的家长在家乡也能赚到钱，留守儿童的生活将会怎样？”
萤火虫团队希望，同时帮助留守儿童的父母们，通过稳定农民的收入，从根本上减少留守儿童。他们的办法是，在2012年推出一个崭新的计划：社区支持农业项目。
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并非他们首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德国、瑞士与日本等国，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生产安全食品并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消费者以会员形式提前支付费用，农民进行生产，提供新鲜安全的当季农产品。
王雪明说，他们设想，通过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关注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城市居民的食物与健康，通过订单式生产，做到让城市消费者和农民各尽其力，各得其所，共同创造城乡互助体系，稳定农民收入，减少留守儿童的出现。
具体做法是，在增城市派潭镇七境村组织种植大米。冯绮霞介绍，七境村全村共有670户3692人，其中留守儿童就有将近百人。
参与者按照定价预先支付费用，农民根据订单数量来计划种植。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常规农业种植后有可能卖不出去，保证农民能够有稳定的收入预期，这样一来，留守儿童的家长就会有动力留在家乡。
尽管定价为每担谷子300元，由于过去积累的大量义工网络，王雪明说，信息发布之后，收到了不少认领的订单。
十年前为了做公益，王雪明辞掉了工作。令他宽慰的是，创办萤火虫的6个成员一直不离不弃。而从零开始，他们身边现已集聚义工1000多名，他们之中，70%的人能常年参加萤火虫组织的活动。随着在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王雪明终于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
在萤火虫团队的博客上，有这样一句话：每一只萤火虫都是独特的，亮度、色彩和方向各不相同，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千百只飞舞双翅的星星聚集，就足以划破茫茫夜空。
小政府,大社会,被公认为是替代成熟社会的重要标志。而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和繁荣, 则是政府之“小”,社会之“大”的必要前提。 5 月 7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没有数 量和比例的限制。此前 3 月 19 日的第十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 明确提出“要加快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简化登记管理的程序,对一些社会组织采 取直接登记的形式”。
广东先试先行,去年底出台社会组织管理新规定,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除特别规定外, 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 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同时,行业协会将允许一业多会。 《中国新闻周刊》在广东多地采访调研发现,各方反馈的意见非常积极,之前有人担心“社 会组织会对抗政府”的情况并未出现。由民政部牵头起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的修订草案也已于去年 3 月上报至国务院法制 办。诚如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所言,“社会组织是一把‘双刃剑’。最重要的是要研究 和探索如何发挥这类组织的积极作用,而抑制其消极作用。社会组织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做很多工作, 不能只看到一些主观上担心的东西,对这些积极作用却视而不见。”
王雪明独坐一旁，等待着《中国新闻周刊》另一场采访的结束。过去12年中，王雪明已经习惯了这种等待，还有等待之后的被拒。
他是广州市萤火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萤火虫”）的负责人。一直到去年下半年，得益于广东省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改革，这个机构才拿到“身份证”，结束了十年“黑户”历史。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边缘人群”
2001年，王雪明和几个朋友去广西梧州山区旅游。生在广州长在广州城里的王雪明被乡村小学的情况吓了一跳，“从没想过还有这么破烂的乡村小学，我们当时想，能不能做点这方面的公益项目”。
回到广州，王雪明真的行动了。“那个时候，做公益还是比较新鲜的事情，想着都觉得挺激动的。”为此，王雪明辞去了工作，一心一意做起公益。
不过，随后十年的时光却和激动不搭边，更多的是被拒绝、遭冷遇。
王雪明和几个朋友准备去注册一个NGO组织，被告知不符合现行法律，无法注册。
退而求其次，进行工商登记，以企业面目出现，成员包括十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做点什么好呢？最初是希望帮助留守儿童，但后来关注的却是社区的精神病康复者。
王雪明说，“最初的时候，我们到社区去联系，希望提供一些服务。当时的社区工作人员不大理解我们的公益行动，但还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里精神病康复者特别多，你们是不是可以服务一下。”
于是，团队的几个成员开始联系专业医生来开展义诊。
到2004年，这个服务扩大到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街道、黄花岗街道，海珠区的龙凤街道。王雪明说，“介入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需要服务的边缘人群，精神疾病、智障、自闭症患者，患这些病的都有。”
这是一个被忽视的世界
部分精神病人经过治疗后回到家里康复，家人要上班，照顾不够。多数家庭会把病人留在家里，但他们自己不知道按时吃药。或者将病人锁在家中，孤独和疏离感导致这些康复中的病人复发可能性大大增加。
“我们有意识地请医生来社区开展咨询或检查，也帮助病人定期到医院复查。”王雪明说，这个工作每个月定期做一次，还包括其余时间组织的义工探访。
无意之中，萤火虫团队探索了在社区推广心理卫生咨询和精神康复的服务。不过，萤火虫团队还是希望服务留守儿童。
团队的创始人之一冯绮霞说，“我们始终挂念着山区的孩子们，这是萤火虫做公益的初衷。”
萤火虫把目光投向了广州增城、从化等地山区学校，为他们捐书。从市里面把教材、适合小孩阅读的课外书搜集起来，然后送到山区的学校去，这样做了六七次。王雪明说，“虽然收集图书耗时费力，但我们觉得内心很快乐。”
从2001年到2009年，王雪明和萤火虫团队的成员们就这样时断时续地做一些服务项目。没有经费、没有支持，甚至没有掌声，他们默默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我们没有这笔预算”
“做精神病康复者服务的时候，我们曾经去找过街道办的负责人，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支持，但很快被拒绝：‘我们没有这样一笔预算’。”
王雪明又想到拉赞助，情况同样不乐观。
“跑到企业去，有些还没进门，刚一开口人家就说不需要，把我们挡在门外。”说到这些，王雪明咧嘴朝记者笑，神情落寞。
走的企业多了，王雪明发现，没进门就被赶跑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国内的企业，外企会好一些。“他们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社会公益事务，不管是不是赞助，至少会派个人跟我们谈，然后告诉我们，他们暂时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方案。”
企业的身份也带来不少困惑。人家甚至劈头盖脸地问，“你们是不是想赚钱？”
王雪明说，不信任，这么多年一直存在。“我们是真心想为社会做一些事情，可在2009年前，我们没有拿到过一份赞助，协助街道做精神病人服务的时候，连横幅都是我们自己掏钱做的。”
没有资金运转，没有人信任。王雪明说自己一度想放弃，“这么多年，我们进行了很多努力和尝试，能想到的办法都想过，却最终无果而终，而能坚持下来却是因为意外收获。”
有一位不错的街道办事处主任看这些小伙子忙里忙外，真是不错，就把社区宣传海报的制作承包给萤火虫团队做，支持他们做更多的公益项目。
“一块宣传栏的海报连设计到喷绘800块钱，做下来一块能赚到200块钱。”王雪明发现这个工作不错，就一家一家去谈，竟然谈成了二十多家街道办事处。
这给了萤火虫团队非常大的鼓舞。他们想，是不是可以自己开发一些增值项目？
于是，《社区服务指南》被印制出来，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社区便民信息，这些信息能帮助居民了解政策、办事流程以及社区服务，在早期政务公开还没普及的时候受到社区居民欢迎。
这一次，有商家看到了商机。一个名叫满堂红的房地产中介赞助了7万块钱，还有四个企业赞助了实物，甚至有美容院想赞助美容卡，但考虑美容卡用处不大，王雪明他们婉拒了。
为持续把这个项目做下来，王雪明跑到民政部门，说《社区服务指南》得到社区居民的认同，能不能申请部分经费帮助运作。得到的回复仍然是政府没有这方面的资金。
团队了解到世界银行有一个小额资金资助项目，王雪明又马上尝试和世界银行联系，对方很认真，发来一个项目申请表，一份邀请函。眼看着有戏，却因为其中一个条件又一次受阻：对方要求这个项目必须有地方政府支持。最终，萤火虫团队无缘世界银行的资助。
终于找到“靠山”
2009年，转机终于出现。
此时，广州市社区服务中心面临着新的转型。新来的主任邓世献很早就兼任广州市义工联秘书长，在抗震救灾组织的义工活动中认识了很多NGO负责人，了解到这些机构生存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办公场所、缺少政府支持。
邓世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广州市民政局的支持下，将社区服务中心改造成社会组织的培育基地，为草根社会组织提供办公场所和后勤服务，还给予财务托管支持。”
经人介绍，萤火虫团队入驻培育基地，按照王雪明的话说，有了一个“靠山”。
邓世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财务托管最大的好处是，在以往的赞助中，由于对这些草根组织不信任，企业不愿意将钱直接划拨过来。培育基地提供财务托管之后，成为赞助合同的丙方，承担经费使用的托管责任，保证费用去向透明，但不干涉费用使用，也不收取管理费。”
有了这层保障，企业赞助逐步进入到萤火虫团队。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以探访和捐书为主，随着时间持续，加入我们的义工越来越多，我们开展了‘奇妙世界’网络课堂，教留守儿童一些知识。”王雪明并不认为自己的想法很高明，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之前一个很小的细节触动。
“好多孩子都没有照过相，我们带着相机和打印机去。拍完打印出来的时候，他们又是好奇又是惊喜。”王雪明说，为了让孩子们体验数码科技的乐趣，所以想到开设这样一个项目，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触信息时代的科技。
他始终坚信：“有时候，一本好书，一次启发，就会让一个孩子的梦想萌生。”
在这些资助下，萤火虫又把服务领地拓展到福利院，形式很简单，“给他们开生日会，过一个集体生日——其实他们都是被遗弃的孩子，哪一天是生日都不知道。”
但孩子们很开心，冯绮霞说，“因为在孩子们口中生日会就是吃蛋糕的日子。”
有一份光，发一份热
随着关注留守儿童服务的深入，冯绮霞发现，只要出去打工的父母数量没有减少，那留守儿童就一直会存在。
萤火虫团队的成员们有了更大胆的想法。冯绮霞说，“如果我们能够让留守儿童的家长在家乡也能赚到钱，留守儿童的生活将会怎样？”
萤火虫团队希望，同时帮助留守儿童的父母们，通过稳定农民的收入，从根本上减少留守儿童。他们的办法是，在2012年推出一个崭新的计划：社区支持农业项目。
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并非他们首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德国、瑞士与日本等国，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生产安全食品并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消费者以会员形式提前支付费用，农民进行生产，提供新鲜安全的当季农产品。
王雪明说，他们设想，通过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关注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城市居民的食物与健康，通过订单式生产，做到让城市消费者和农民各尽其力，各得其所，共同创造城乡互助体系，稳定农民收入，减少留守儿童的出现。
具体做法是，在增城市派潭镇七境村组织种植大米。冯绮霞介绍，七境村全村共有670户3692人，其中留守儿童就有将近百人。
参与者按照定价预先支付费用，农民根据订单数量来计划种植。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常规农业种植后有可能卖不出去，保证农民能够有稳定的收入预期，这样一来，留守儿童的家长就会有动力留在家乡。
尽管定价为每担谷子300元，由于过去积累的大量义工网络，王雪明说，信息发布之后，收到了不少认领的订单。
十年前为了做公益，王雪明辞掉了工作。令他宽慰的是，创办萤火虫的6个成员一直不离不弃。而从零开始，他们身边现已集聚义工1000多名，他们之中，70%的人能常年参加萤火虫组织的活动。随着在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王雪明终于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
在萤火虫团队的博客上，有这样一句话：每一只萤火虫都是独特的，亮度、色彩和方向各不相同，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千百只飞舞双翅的星星聚集，就足以划破茫茫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