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制度渐进式转型的学习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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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国渐进式转型的道路是在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下进行的开创性的探索,其成就举世瞩目,同时也面临着一些自身缺陷所带来的问题亟需解决。
  【关键词】经济制度 渐进式转型 激进式转型 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一、对于渐进式与激进式两种转型改革方式的认识
  渐进式的改革是一种按照计划,分阶段、步骤进行的转型方式,它通常具有循序渐进的特点,改革的进程比较柔和、缓慢。而激进式的改革则是一种在短期内进行的、力求快速彻底地改变原有经济制度的转型方式。较之于前者,激进式改革可以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一步跨越,因此也被称为“休克疗法”。
  渐进式转型与激进式转型的差异不只是表现在各自转型的进程与速度上,其根本性的差异则表现在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前者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以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为经济体制转型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和需要调整社会主义原有宪法的相关制度;后者的转型特点则表现为政治上的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制以及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发展。
  二、中国为什么选择了渐进式转型
  转型,就意味着存在两种体制之间的变化和过渡。要搞清楚为什么转型,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为什么选择渐进式的转型?我想首先有必要弄清楚这两种体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之所以存在的必然性。
  首先就是新中国刚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其执政党的成立和发展都与前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才让中国的仁人志士感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才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早期活动大都在苏共的帮助和指引下进行;无论是八年抗战还是十年内战期间,中共都从苏共得到了相当巨大的支持、资助。苏联早期的迅速发展,必然使得相对落后的新中国相信:要想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实现民富国强,实现超英赶美,就一定得学习老大哥的高度集中的行政干预为显著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并不是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布局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伊始,国民经济满目疮痍,还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力量反扑的内忧、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封锁的外患,以及饱受了一百多年外国侵略的刻骨铭心的经历,都直接引导当时中国的领导人甚至人民群众都迫切有这样一种需要:发展重工业。然而,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本密集的内在要求却和战后中国积贫积弱的资本稀缺的现实情况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才能迅速实现工业化呢?单纯地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是肯定不行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只能人为地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调节: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推行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从而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最终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然而,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迅速恢复战后经济的使命之后,已经越发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与转型,必然呼之欲出。
  那么为什么又强调是渐进式呢?
  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实践是以广大农村为先驱的,直到1984年,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心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第二,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特点是从增量改革过渡到存量改革,它并没有对原有体制的全盘否定。
  当时中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在这种吃大锅饭、几乎一切利益归国家的体制下,农民没有劳作的动力,进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从广大的劳动人民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走出困境。凤阳县小岗村的成功又成为农村改革的一个契机,甚至说为改革找到了一个方向。与此同时,城市地区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一方面具有高度集权的特征,牵一发而动全身。另一方面,国有工业部门由于享有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带来的低成本、高收益,在这些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乃至国有企业本身因为这种利益的刚性而不愿意放弃这种“剪刀差”的优势。所以按照中国当时的国庆,不可能选择“休克疗法”来实现激进式的改革。于是,农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的先导。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严重动荡,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几乎当时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都先后放弃了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修补,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全盘否定,转而选择市场经济体制。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惨败致使俄罗斯通货膨胀剧增、消费市场持续低迷,这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了强烈的警示作用,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就成为解决中国实际情况的首要问题。不能依靠“拿来主义”,亦不能照搬它国的成功经验,我们必须开辟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新道路的关键不是大规模地推进私有化,而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引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走出国家统筹计划一切的老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下,原有体制内的问题暂时搁置不处理,在体制外逐渐引入市场机制,坚持通过市场强化对要素的配置和激励,形成前所未有的竞争机制,在经济增长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三、如何评价中国的渐进式转型
  (一)渐进式转型的成就
  1.社会与政治稳定,转型平稳过度
  选择渐进式的转型,即在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这样可以避免有如“休克疗法”所给社会带来的剧烈震动。同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竞争机制能够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与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各自优点统一于改革开放的进程,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实现了经济体制比较平稳的转轨。
  2.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见表1)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的成就,举世共瞩。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经济实现了长期稳定快速的增长。从上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始终维持着高速平稳的发展。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足以验证中国渐进式转型的成功。   (二)转型后期仍面临的问题
  正如前文中提到,我国在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将体制内的部分问题暂时搁置。将此作一个形象比喻: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的很多问题就犹如阵地上的一颗颗地雷,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为了加快改革的步伐,为了避免“轰炸式”排雷带来的社会动荡,而选择了回避的政策。跨过雷区,将力量集中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实现快速发展。然而,“雷”依旧存在,尤其是发展到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雷”一旦爆炸带来的破坏性将更加强烈。时至今日,“并轨”已经不可逆转,那么以前我们没办法动及所谓体制内的问题就必须处理。通过学习研究,笔者认为在当前,即我国经济制度渐进式转型的后期主要面临着以下几个必须直视并妥善处理的问题:
  1.社会公平
  效率与公平,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为了扶持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牺牲了农业部门的利益,直接牺牲了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认为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虽以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而农业、农村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制约。农业发展得不到重视,农产品科技投入不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基础设施欠缺,农村金融制度不完善,农业用地产权不明晰乃至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都极大地阻碍了农业、农村的发展。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城镇化的步伐加快,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也在加速流失,加之长期形成的工农关系失调、城乡关系失衡的机制尚未根除,导致了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甚至还部分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同时,我国人均收入还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然而21世纪初就已经攀升到0.45左右。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曾在其晚年多次强调:如果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就站不住脚,改革就算失败了。要避免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妥善处理不同群体的利益再分配关系、有效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公平,并加快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
  2.生态建设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程逐步深入,我国在向全球吸引资金的浪潮中,世界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与此同时,我国各级政府在不合理的绩效激励机制下片面追求GDP纯数值的增长;国内传统企业缺乏高新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单纯依靠落后的产能扩张,以牺牲环境和大量浪费稀缺自然资源为代价换取私人的短期利益。从而导致了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爆发。有些地方的环境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令人震惊程度,不只是企业扩大再生产带来严峻阻碍,甚至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给社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人口数量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环境承载力较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发展始终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容量限制这两大客观约束。倘若继续采用高资源投入、高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仅不能为社会带来经济、生态效益,反而会使国内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同时还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不容忽视的重大损失。另外,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加强环境保护是促进社会和谐与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所在。
  3.政府职能
  总体来看,我国政府职能转换尚未到位,政府的行政能力在为市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和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保障方面,还存在着缺欠与不足。比如,政府机构职能划分过细,导致协调困难,办事效率不高;政府部门集决策和执行一身,存在着缺位、越位和错位等问题,导致利益固化,难以避免腐败;政府在管理方式上还存在民主化程度不够、透明度不高、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都还需要在我国经济制度渐进式转型的后期进行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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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傅得晟(1988-),男,汉族,贵州遵义人,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方向:农村经济。
  (责任编辑: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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