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强大起来后，高丽马上做了辽国的走狗，同时还向北宋献媚，偶尔来个政治、文化交流，背后却乱搞小动作。
　　当时杭州有个僧人叫净源，他在高丽认识了大名鼎鼎的义天法师。净源圆寂后，义天于元祐四年（1089年）造访北宋，借口是祭奠净源并为皇太后送寿禮。
　　哲宗认为这是与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所以在接待方面大力支持。但苏轼上奏说：接待义天的规格太高，劳民伤财;高丽使者借机停留时可描画山川、购买书籍，会给国家机密留下隐患;义天出使牵连甚广，朝廷必须严惩与高丽暗中勾结的僧人和奸商。
　　哲宗倒也明理，立刻采纳苏轼的意见，于是义天出使的接待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可事情发展还是出乎苏轼的意料。
　　第二年，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北宋民间发行的书籍已在当地广泛流传。苏辙回来后与苏轼讨论，他们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文化乃至军事机密已遭泄露。于是苏轼立刻上奏，要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书籍发行严加控制，防止其从各个环节流传到国外。于是，朝廷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及其停留时间，如果发现他们购买违禁品（涉及国家机密的书籍），一律没收，而提供违禁品的商铺则要查封。这是中国史上第一个出版审核制度，也是最早的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保密政策。
　　高丽使者贼心不死，竟厚着脸皮要求瞻仰《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汇总，堪称“北宋攻略大全”，怎能轻易被并不友好的国家窥探？于是，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官员严词拒绝。
　　元祐八年，高丽使者又死皮赖脸地重金求购《册府元龟》《太学敕式》等书，试图窥探北宋的政治理论与制度建设。关于卖不卖书，朝中形成两派：以苏轼为首的礼部坚决反对，认为卖书不仅耗损民力，更糟的是这些书会被辽国截获，从而授人以柄;以董敦逸为首的尚书省却同意卖书，认为中华文明向境外传播是“柔远”之道，可以彰显北宋宽广的胸襟，苏轼所言完全是杞人忧天。这倒罢了，他们还指责苏氏兄弟“违抗君命”，要求严惩。
　　幸好太后明辨是非，知道董敦逸是在借题发挥、公报私仇，试图打击以苏轼为首的川派文人，于是将董敦逸贬官。然而没过多久太后就去世了，政治风向突变，苏氏兄弟被贬到岭南，这场维护国家安全、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最终，北宋文献大量外流，所有底细和谈判筹码都被辽国攥在手里，全程相当被动。
　　崇宁四年（1105年），北宋在军事上完全可以碾压西夏，眼看就要胜利了，西夏却主动与辽国通婚，发出求救信号。辽国尽管已是外强中干，但更了解北宋的政治态度，居然装腔作势地居中调解，结果没费一兵一卒就阻止了北宋的进攻。
　　金国兴起后，北宋才真正意识到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钦宗即位后，有官员说：近年高丽频繁造访，带来很重的经济负担，它以前为契丹卖命，如今定会帮金国探听我们的虚实。于是钦宗规定高丽使者次年必须回国，也不再提供花销。然而为时已晚，很快北宋就亡了。南宋孝宗吸取教训，与高丽彻底断交，可惜苏轼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