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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和手下的一批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创建了一个精干、廉洁、高效的政府系统。经贞观初年的机构精简,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名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府裁员和机构精简,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很好的行政基础。同时,初唐时期的官场很讲正气,官员大都比较清廉。魏征死的时候家无余财——他把所得的赏赐全用于赈济灾民了。中书令岑文本住的房子又小又湿,家里同样清贫。有人劝他经营一点产业,他却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因为能写文章就当了这么大的官,这已经很让我担心了,我哪里还有心思经营产业?尚书右仆射、历史上有名的帅哥温彦博同样不治自己的家产,他死的时候,家里连体面一点的吊丧场地都提供不出来。由此可见,贞观时期确实政治清明,很多大臣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可是,到了唐朝中后期,官员就开始结党营私,出现了有名的“朋党之争”,官场腐败亦在所难免,随之又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弊。种种弊政之下,曾经的大唐盛世日渐衰落,最终坍塌。
精简过的政府机构是如何变得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的?曾经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是如何变得腐败污浊的?曾经的好制度是如何变味的?这一切显然值得思考。
这事还要从科举制度的变味说起。大家知道,唐朝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在当时,科举制度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门第界限,给底层士子以上升的渠道。这显然比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要进步得多。可是有一个问题,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全让他们当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让他们全部当官,那么他们的就业领域何在?去民营企业打工吗?那时候没有民营企业;去外企当白领吗?那时也没有外企。
唐太宗李世民想出的办法是: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士子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亦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还可“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史书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唐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弟子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应该说,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并不错,实施之后也收到了效果,“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实为文化盛事,更关键的是,这里面还有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派来的弟子,“国际反响”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后人并没有沿着李世民的这个思路走下去。《旧唐书》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也就是说,到了唐高宗时,文化教育事业就不受重视了,等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学术尊严和学术气氛由此变坏,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不强,现在变得更加拥挤。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就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腐败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腐败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史学家钱穆计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到开元年间,官俸数倍于唐初,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接下来,“大历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数倍于大历。”屡次加薪之后,大历年间官一品月俸已达九千缗。此后,唐朝官员的薪水还在继续增加,直到最后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
唐德宗时的大臣沈既济曾痛陈官场之弊为“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沈既济的说法切中肯綮,可是,在末世悲风之中,有谁愿意听这样的逆耳忠言?再说,即便真听懂了这番话,此时恐怕也没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了。因为这时的官场已经彻底烂掉,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哪里还有重新振作的机会?
唐朝前期之所以能开创盛世,官场的清廉之风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可是,官场的清廉之风培护甚难,而摧折甚易。一旦官员们丧失了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丧失了为民请命的精神情怀,他们是极容易成为逢迎拍马、结党营私、鱼肉百姓的腐朽集团的。而官员们一旦寡廉鲜耻,官场就会随之烂掉;官场一烂掉,即说明王朝气数已尽,只能苟延残喘地等待谢幕了。这一点,可以说是历代王朝衰落的铁律——强盛的大唐尚且如此,遑论弊端丛生的其他王朝?
精简过的政府机构是如何变得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的?曾经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是如何变得腐败污浊的?曾经的好制度是如何变味的?这一切显然值得思考。
这事还要从科举制度的变味说起。大家知道,唐朝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在当时,科举制度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门第界限,给底层士子以上升的渠道。这显然比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要进步得多。可是有一个问题,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全让他们当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让他们全部当官,那么他们的就业领域何在?去民营企业打工吗?那时候没有民营企业;去外企当白领吗?那时也没有外企。
唐太宗李世民想出的办法是: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士子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亦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还可“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史书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唐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弟子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应该说,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并不错,实施之后也收到了效果,“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实为文化盛事,更关键的是,这里面还有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派来的弟子,“国际反响”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后人并没有沿着李世民的这个思路走下去。《旧唐书》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也就是说,到了唐高宗时,文化教育事业就不受重视了,等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学术尊严和学术气氛由此变坏,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不强,现在变得更加拥挤。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就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腐败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腐败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史学家钱穆计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到开元年间,官俸数倍于唐初,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接下来,“大历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数倍于大历。”屡次加薪之后,大历年间官一品月俸已达九千缗。此后,唐朝官员的薪水还在继续增加,直到最后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
唐德宗时的大臣沈既济曾痛陈官场之弊为“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沈既济的说法切中肯綮,可是,在末世悲风之中,有谁愿意听这样的逆耳忠言?再说,即便真听懂了这番话,此时恐怕也没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了。因为这时的官场已经彻底烂掉,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哪里还有重新振作的机会?
唐朝前期之所以能开创盛世,官场的清廉之风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可是,官场的清廉之风培护甚难,而摧折甚易。一旦官员们丧失了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丧失了为民请命的精神情怀,他们是极容易成为逢迎拍马、结党营私、鱼肉百姓的腐朽集团的。而官员们一旦寡廉鲜耻,官场就会随之烂掉;官场一烂掉,即说明王朝气数已尽,只能苟延残喘地等待谢幕了。这一点,可以说是历代王朝衰落的铁律——强盛的大唐尚且如此,遑论弊端丛生的其他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