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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庸生病深居简出开始，不断传出他病逝的消息，谣言有板有眼，很多人信以为真，他身边的亲朋好友总是凌晨被记者的求证电话吵醒。2018年10月30日，再次传出金庸病逝的消息，这次真的不是谣言，然而很多人却不愿相信，一代武侠大师走了，世上再无金庸。
金庸的人生就像一部武侠片，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每一个身份之中，他都坚定不移地贯彻着他的武侠之风。正如金庸在与杨澜的对话中所说，“武侠小说并不是表面上会一些武功或者奇怪的技能，武侠小说的精神在‘侠’，侠就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人家，去主持正义，这种精神在社会上永远存在永远有的，只要人与人之间有关系，这种侠的精神就是永远存在的。”在武侠世界，金庸是一代大侠，在现实世界，他也大有侠者风范。武侠，不仅是金庸笔下的江湖，更是他的处世哲学。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书香世家，海宁查氏是“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康熙年间更是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查氏一族最后的进士，后因丹阳教案被革职回乡。到了父亲查树勋这一代，整个中国社会进入新旧交替过渡时期，青年思想也进入了“中西混杂”，查树勋走上经商之路，经营钱庄，给佃农减免租金，兴办义学。
查家世代书香，金庸从小喜欢读一些武侠小说，从最初的《虬髯客传》《聂隐娘》，到后来的《七侠五义》《水浒传》，或许正是在这种侠肝义胆的故事熏陶之下，他性格里的侠义特质被激发出来。
出生于一个循规蹈矩的书香世家，虽然成绩优异，但金庸却不是一个传统的“乖乖仔”，虽然金庸晚年在学业上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在青少年求学期间，他曾两度被学校开除。1940年，金庸就读于联合高中，因不满训导主任监控学生的思想，金庸在学校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一时引起全校轰动，“某日课余，忽然人头攒动，有数十人在围观图书馆外走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谛听的，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刊有《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叶炳炎《查良镛在联合高中》）因为此事，金庸被开除，后在校长张印通和好友余兆文的帮助下辗转转学至衢州中学。金庸回忆说：“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那是生死系于一線的大难。”
但此事并未磨平金庸的棱角，1942年就读于重庆国立政治大学期间，金庸再次被开除。此时金庸就读于外交系，潜心学习名列前茅，当时国内环境紧张，这所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更是实行军事化管理，学校纵容国民党职业学生在校内横行霸道，偏偏被天生爱打抱不平的金庸遇见，他投诉无果，指责校方，甚至把校长比作希特勒。被开除后，金庸捉襟见肘，不得已向表哥求助才解决生计问题。
此时的金庸打抱不平、不畏强权，正像初出茅庐的令狐冲，虽然长于华山，但看不惯所谓名门正派的阳奉阴违，忍不住想揭穿他们的虚伪面具。
从15岁中学时代起，金庸与两位同学一起撰写了一本《献给投考初中者》，他们根据自己报考中学的经验，“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这本当年前沿的考试参考书养活了他们三个人，这可以说是金庸的第一桶金，足以证明金庸从小就有商业眼光。
1959年，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创办《明报》日刊，几经艰难，《明报》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成为不折不扣的香港报业巨头，金庸却急流勇退，辞去社长职位，后于1993年将《明报》控股权转让给于品海。金庸做出转让股权的决定，正是为了《明报》的将来，“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可以营运下去，所以我提出制度化。”
金庸一直在为《明报》寻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过去大约10年中，我热衷寻求一个聪明能干、热心新闻事业、诚恳努力的年轻人，可以将《明报》交托给他。如果不是我运气好，不会遇到于品海先生这样似乎度身定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当时以《明报》的市值，于品海无疑是没有实力收购的，但因为金庸认定他是合适的人，所以竭尽全力帮助于品海，将《明报》超过50%的股权转让给他。虽然于品海后来因个人投资失败，将《明报》转卖给张晓卿，但金庸也未曾抱怨于品海，“我觉得这也不是他的过失，他经营生意不成功，我觉得很可惜。如果他很成功，他完全可以根据我们订的合同，把我的股票全买去，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了。但现在不是他故意来对我反悔，或者故意欺骗我，不是的，因为他自己做生意没成功，所以他没有力量完成这个合约，我可以原谅的”。
金庸做生意有一个原则，“熟人打九折，不熟的按原价”，这样既有原则又不缺人情。2006年，胡歌在拍摄《射雕英雄传》期间发生重大车祸，剧组不得不停工，2007年复拍时版权即将到期，当时下家洽谈《射雕英雄传》版权的文件已经盖章只差最后手续，金庸听了制片人讲述完事情始末后，免费赠送了一年版权，亲手提笔草拟续签协议，赠予胡歌鼓励之词，“渡过难关，将有大成；继续努力，终成大器”，金庸是精明决断的商人，却也融合了文人的感性。商界，总给人一种冷酷无情的感觉，然而在金庸的世界里，商界也是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必有大义。
1955年，此时金庸因为梁羽生无暇写稿，金庸被新晚总编辑和天方夜谭的老总委以重任，要求提供一篇武侠小说救急，而此时金庸从未写过武侠小说，他迟迟不敢答应，但与这二位的交情之深又让他难以拒绝。江湖救急，金庸只得赶鸭子上架，应了这门差事，写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谁知从此一发不可收，“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短篇《越女剑》，金庸一共写了15部小说，这些作品被多次出版、搬上荧幕。很早之前，金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想在自己的墓志铭上的留言，“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金庸没有写几十部小说，却获得了几亿读者观众的喜爱，甚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 在金庸的笔下，坏人各有各的坏处，英雄的性格各有不同，但选择都是相似的。郭靖兼爱非攻，杨过偏执苦情，萧峰重情重义，令狐冲放荡不羁，袁承志不乏腹黑，张无忌优柔寡断，洪七公贪吃可爱，苗人凤不苟言笑，陈近南智勇双全，胡一刀豪迈柔情，他们或出身名门自带光环，或出身草野不被世俗容纳，他们性格各异，命运迥然，但在大是大非、家仇国恨面前，他们都坚持了正义，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构建了完整的武侠世界，他的江湖中不仅有江湖的尔虞我诈，英雄的爱恨情仇，还有小人物的悲哀，金庸并没有把武侠小说的精神境界局限在对大英雄的刻画之中，而是通过对江湖众生相的刻画，对人类命运进行观照和关怀。
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打破了他的英雄设定，主角韦小宝不是英雄人物，而是与侠客形象完全背道而驰的小人物，他占人便宜，八面玲珑，但金庸借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发展，牵扯出江湖与朝廷的纠葛，不仅讽刺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还反映了盛世之下的阴暗和小人物的曲折命运，最后由这样一个小人物促成民族统一。金庸的英雄人物无论命运曲折，最后都指向了民族统一，从这个方面来讲，韦小宝也勉强有参加英雄大会的资格。
金庸写了17年的武侠小说，却写了30多年的社论。1959年5月20日，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十万，在香港创办《明报》，金庸负责把控内容，沈宝新负责营销，到1993年正式宣布退出，金庸一直负责《明报》的社论撰稿，至少供稿七千余篇。金庸几乎坚持每天写一篇，他大儿子在美国自杀时他也强忍悲痛写完社论，因为当时读者买《明报》大部分是为了读他的社论。
《明报》的社论从不署名，这代表社论是一家报纸的观点，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虽然由个人执笔，但责任由集体或报社领导承担。其实《明报》本就在金庸名下，执笔是他，承担责任他更是首当其冲，署名无可厚非，但金庸坚持三十年没有署名。香港报人叶保奇这样评论金庸的社论，“查良镛用这种娓娓而谈方式撰写的社评是最成功的，一方面，读者读起来全无压力，觉得在听一位老友跟他们闲话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经意之间吸纳了作者的讯息，自己再进行深入的思考”。
《明报》在香港报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不仅香港人关注《明报》的时事评论，海峡两岸的政要、知识分子也十分重视，这不仅是因为金庸见解独到，判断准确，更因为他始终关注着内地和香港的发展，尤其在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的问题上，金庸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任何时候坚持自己的主张，都要面对沉重的压力，甚至是生命的威胁。1967年香港发生著名的“六七暴动”，当时的极“左”势力欲促使港英政府改善施政过激行动，从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成暗杀、炸弹、枪战，造成51人死亡，仅次于“双十”暴动，还有802人受伤，共出现1167个真炸弹，人心惶惶。金庸反对过激行为，被极“左”势力列为暗杀对象第二名，第一名林彬是香港商业电台的著名播音员，被极“左”势力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生死面前，金庸毫不畏惧，连续在《明报》上发表两篇社论——《烧不灭的声音》和《敬悼林彬先生》，“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绝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金庸说，“我也常常以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来勉励自己——‘虽然危险，内心不免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在金庸的江湖里，他就是主持正义的武林盟主，以笔为剑，维护正义。
金庸在世界多国修建了私人藏书馆，1994年10月，耗时两年，在杭州政府的支持下，金庸斥资1400余万元，在西子湖畔修建了一座别致优雅的“云松书舍”，整个书舍占地3200平方米，由会客处“耕耘轩”、住处“松风明月楼”、书房“赏心斋”和“玉兰亭”“听松阁”两处赏景闲话的亭台组成。
金庸原本计划将其用于私人藏书、写作会友，书舍建成后，金庸觉得书舍建得太美满，不应由他一人独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他毅然决定向杭州市政府无偿捐赠了云松书舍，现在这个书舍成为钱塘十八景“九里云松”的起点。
金庸热衷的公益事业基本都与学习有关，为香港中文大学捐款1000万港币，为浙江嘉兴一中捐赠300万港币，2007年，向北京大学捐赠1000万元用于国学研究，金庸说自己不是商人，这些捐赠款项都来源于他的辛苦稿费。
周星驰在拍摄《功夫》时主动找到金庸，支付6万元版权费，金庸不明白周星驰为何没有改变他的任何一部小说却要支付版权费，周星驰告知《功夫》中的降龙十八掌和小龙女等六处借用了金庸小说的版权，坚持支付金庸6万元版权费，金庸转手就将这6万元捐给了慈善机构。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对利益权贵也从不留恋，或散尽千金广结豪杰，或锄强扶弱不计回报，大概在金庸看来，美好的人格，必须不与钱权牵扯不清。
金庸最鲜为人知的身份应该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4年，金庸收到邀请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已年过花甲。当时英国政府决定将香港归还中国的消息让投资者恐慌，讓市民焦虑不安，香港正面临困难，急需一部自己的基本法。
《基本法》事关香港居民的幸福，故过程相当繁复，历时五年之久。金庸当时与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萧蔚云一起分在“政治体制小组”，主要负责起草政治体制，这是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争议最大的内容。香港自1842年处于英国的管制之下，到1985年正式起草基本法已有140余年，英国的管制让文化和政治渗透了香港。此时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保持香港人的生活稳定和幸福十分迫切。金庸作为香港代表，与国内代表持一致意见，主张在选举方式上保持与现行政策方向一致，却遭到了要求急剧民主大改革，实行“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代表的极力反对，甚至有群众被煽动到《明报》大厦前焚毁《基本法》抗议。而事实证明了金庸坚持的正确性，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至今21年，香港选举依然按照《基本法》有序进行。
正如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的侠义精神也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得到了彰显。收到邀请时金庸十分犹豫，他担心自己接受邀请有损《明报》的独立报纸形象，但权衡再三，他还是应允。金庸年轻时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成功的外交家，曾经学习外交，还在上海东吴大学学习了一年半的法律，熟稔国际法，而且久居香港，他了解香港的一切。正如金庸所说，参与起草委员会的人大部分是香港的知名人物，参加委员会纯粹是贡献而不是寻求什么利益。
金庸，正如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居于江湖，远离庙宇，却心系家国，以天下为己任。
金庸的人生就像一部武侠片，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每一个身份之中，他都坚定不移地贯彻着他的武侠之风。正如金庸在与杨澜的对话中所说，“武侠小说并不是表面上会一些武功或者奇怪的技能，武侠小说的精神在‘侠’，侠就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人家，去主持正义，这种精神在社会上永远存在永远有的，只要人与人之间有关系，这种侠的精神就是永远存在的。”在武侠世界，金庸是一代大侠，在现实世界，他也大有侠者风范。武侠，不仅是金庸笔下的江湖，更是他的处世哲学。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书香世家，海宁查氏是“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康熙年间更是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查氏一族最后的进士，后因丹阳教案被革职回乡。到了父亲查树勋这一代，整个中国社会进入新旧交替过渡时期，青年思想也进入了“中西混杂”，查树勋走上经商之路，经营钱庄，给佃农减免租金，兴办义学。
查家世代书香，金庸从小喜欢读一些武侠小说，从最初的《虬髯客传》《聂隐娘》，到后来的《七侠五义》《水浒传》，或许正是在这种侠肝义胆的故事熏陶之下，他性格里的侠义特质被激发出来。
出生于一个循规蹈矩的书香世家，虽然成绩优异，但金庸却不是一个传统的“乖乖仔”，虽然金庸晚年在学业上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在青少年求学期间，他曾两度被学校开除。1940年，金庸就读于联合高中，因不满训导主任监控学生的思想，金庸在学校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一时引起全校轰动，“某日课余，忽然人头攒动，有数十人在围观图书馆外走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谛听的，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刊有《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叶炳炎《查良镛在联合高中》）因为此事，金庸被开除，后在校长张印通和好友余兆文的帮助下辗转转学至衢州中学。金庸回忆说：“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那是生死系于一線的大难。”
但此事并未磨平金庸的棱角，1942年就读于重庆国立政治大学期间，金庸再次被开除。此时金庸就读于外交系，潜心学习名列前茅，当时国内环境紧张，这所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更是实行军事化管理，学校纵容国民党职业学生在校内横行霸道，偏偏被天生爱打抱不平的金庸遇见，他投诉无果，指责校方，甚至把校长比作希特勒。被开除后，金庸捉襟见肘，不得已向表哥求助才解决生计问题。
此时的金庸打抱不平、不畏强权，正像初出茅庐的令狐冲，虽然长于华山，但看不惯所谓名门正派的阳奉阴违，忍不住想揭穿他们的虚伪面具。
从15岁中学时代起，金庸与两位同学一起撰写了一本《献给投考初中者》，他们根据自己报考中学的经验，“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这本当年前沿的考试参考书养活了他们三个人，这可以说是金庸的第一桶金，足以证明金庸从小就有商业眼光。
1959年，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创办《明报》日刊，几经艰难，《明报》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成为不折不扣的香港报业巨头，金庸却急流勇退，辞去社长职位，后于1993年将《明报》控股权转让给于品海。金庸做出转让股权的决定，正是为了《明报》的将来，“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可以营运下去，所以我提出制度化。”
金庸一直在为《明报》寻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过去大约10年中，我热衷寻求一个聪明能干、热心新闻事业、诚恳努力的年轻人，可以将《明报》交托给他。如果不是我运气好，不会遇到于品海先生这样似乎度身定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当时以《明报》的市值，于品海无疑是没有实力收购的，但因为金庸认定他是合适的人，所以竭尽全力帮助于品海，将《明报》超过50%的股权转让给他。虽然于品海后来因个人投资失败，将《明报》转卖给张晓卿，但金庸也未曾抱怨于品海，“我觉得这也不是他的过失，他经营生意不成功，我觉得很可惜。如果他很成功，他完全可以根据我们订的合同，把我的股票全买去，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了。但现在不是他故意来对我反悔，或者故意欺骗我，不是的，因为他自己做生意没成功，所以他没有力量完成这个合约，我可以原谅的”。
金庸做生意有一个原则，“熟人打九折，不熟的按原价”，这样既有原则又不缺人情。2006年，胡歌在拍摄《射雕英雄传》期间发生重大车祸，剧组不得不停工，2007年复拍时版权即将到期，当时下家洽谈《射雕英雄传》版权的文件已经盖章只差最后手续，金庸听了制片人讲述完事情始末后，免费赠送了一年版权，亲手提笔草拟续签协议，赠予胡歌鼓励之词，“渡过难关，将有大成；继续努力，终成大器”，金庸是精明决断的商人，却也融合了文人的感性。商界，总给人一种冷酷无情的感觉，然而在金庸的世界里，商界也是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必有大义。
1955年，此时金庸因为梁羽生无暇写稿，金庸被新晚总编辑和天方夜谭的老总委以重任，要求提供一篇武侠小说救急，而此时金庸从未写过武侠小说，他迟迟不敢答应，但与这二位的交情之深又让他难以拒绝。江湖救急，金庸只得赶鸭子上架，应了这门差事，写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谁知从此一发不可收，“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短篇《越女剑》，金庸一共写了15部小说，这些作品被多次出版、搬上荧幕。很早之前，金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想在自己的墓志铭上的留言，“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金庸没有写几十部小说，却获得了几亿读者观众的喜爱，甚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 在金庸的笔下，坏人各有各的坏处，英雄的性格各有不同，但选择都是相似的。郭靖兼爱非攻，杨过偏执苦情，萧峰重情重义，令狐冲放荡不羁，袁承志不乏腹黑，张无忌优柔寡断，洪七公贪吃可爱，苗人凤不苟言笑，陈近南智勇双全，胡一刀豪迈柔情，他们或出身名门自带光环，或出身草野不被世俗容纳，他们性格各异，命运迥然，但在大是大非、家仇国恨面前，他们都坚持了正义，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构建了完整的武侠世界，他的江湖中不仅有江湖的尔虞我诈，英雄的爱恨情仇，还有小人物的悲哀，金庸并没有把武侠小说的精神境界局限在对大英雄的刻画之中，而是通过对江湖众生相的刻画，对人类命运进行观照和关怀。
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打破了他的英雄设定，主角韦小宝不是英雄人物，而是与侠客形象完全背道而驰的小人物，他占人便宜，八面玲珑，但金庸借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发展，牵扯出江湖与朝廷的纠葛，不仅讽刺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还反映了盛世之下的阴暗和小人物的曲折命运，最后由这样一个小人物促成民族统一。金庸的英雄人物无论命运曲折，最后都指向了民族统一，从这个方面来讲，韦小宝也勉强有参加英雄大会的资格。
金庸写了17年的武侠小说，却写了30多年的社论。1959年5月20日，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十万，在香港创办《明报》，金庸负责把控内容，沈宝新负责营销，到1993年正式宣布退出，金庸一直负责《明报》的社论撰稿，至少供稿七千余篇。金庸几乎坚持每天写一篇，他大儿子在美国自杀时他也强忍悲痛写完社论，因为当时读者买《明报》大部分是为了读他的社论。
《明报》的社论从不署名，这代表社论是一家报纸的观点，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虽然由个人执笔，但责任由集体或报社领导承担。其实《明报》本就在金庸名下，执笔是他，承担责任他更是首当其冲，署名无可厚非，但金庸坚持三十年没有署名。香港报人叶保奇这样评论金庸的社论，“查良镛用这种娓娓而谈方式撰写的社评是最成功的，一方面，读者读起来全无压力，觉得在听一位老友跟他们闲话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经意之间吸纳了作者的讯息，自己再进行深入的思考”。
《明报》在香港报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不仅香港人关注《明报》的时事评论，海峡两岸的政要、知识分子也十分重视，这不仅是因为金庸见解独到，判断准确，更因为他始终关注着内地和香港的发展，尤其在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的问题上，金庸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任何时候坚持自己的主张，都要面对沉重的压力，甚至是生命的威胁。1967年香港发生著名的“六七暴动”，当时的极“左”势力欲促使港英政府改善施政过激行动，从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成暗杀、炸弹、枪战，造成51人死亡，仅次于“双十”暴动，还有802人受伤，共出现1167个真炸弹，人心惶惶。金庸反对过激行为，被极“左”势力列为暗杀对象第二名，第一名林彬是香港商业电台的著名播音员，被极“左”势力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生死面前，金庸毫不畏惧，连续在《明报》上发表两篇社论——《烧不灭的声音》和《敬悼林彬先生》，“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绝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金庸说，“我也常常以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来勉励自己——‘虽然危险，内心不免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在金庸的江湖里，他就是主持正义的武林盟主，以笔为剑，维护正义。
金庸在世界多国修建了私人藏书馆，1994年10月，耗时两年，在杭州政府的支持下，金庸斥资1400余万元，在西子湖畔修建了一座别致优雅的“云松书舍”，整个书舍占地3200平方米，由会客处“耕耘轩”、住处“松风明月楼”、书房“赏心斋”和“玉兰亭”“听松阁”两处赏景闲话的亭台组成。
金庸原本计划将其用于私人藏书、写作会友，书舍建成后，金庸觉得书舍建得太美满，不应由他一人独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他毅然决定向杭州市政府无偿捐赠了云松书舍，现在这个书舍成为钱塘十八景“九里云松”的起点。
金庸热衷的公益事业基本都与学习有关，为香港中文大学捐款1000万港币，为浙江嘉兴一中捐赠300万港币，2007年，向北京大学捐赠1000万元用于国学研究，金庸说自己不是商人，这些捐赠款项都来源于他的辛苦稿费。
周星驰在拍摄《功夫》时主动找到金庸，支付6万元版权费，金庸不明白周星驰为何没有改变他的任何一部小说却要支付版权费，周星驰告知《功夫》中的降龙十八掌和小龙女等六处借用了金庸小说的版权，坚持支付金庸6万元版权费，金庸转手就将这6万元捐给了慈善机构。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对利益权贵也从不留恋，或散尽千金广结豪杰，或锄强扶弱不计回报，大概在金庸看来，美好的人格，必须不与钱权牵扯不清。
金庸最鲜为人知的身份应该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4年，金庸收到邀请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已年过花甲。当时英国政府决定将香港归还中国的消息让投资者恐慌，讓市民焦虑不安，香港正面临困难，急需一部自己的基本法。
《基本法》事关香港居民的幸福，故过程相当繁复，历时五年之久。金庸当时与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萧蔚云一起分在“政治体制小组”，主要负责起草政治体制，这是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争议最大的内容。香港自1842年处于英国的管制之下，到1985年正式起草基本法已有140余年，英国的管制让文化和政治渗透了香港。此时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保持香港人的生活稳定和幸福十分迫切。金庸作为香港代表，与国内代表持一致意见，主张在选举方式上保持与现行政策方向一致，却遭到了要求急剧民主大改革，实行“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代表的极力反对，甚至有群众被煽动到《明报》大厦前焚毁《基本法》抗议。而事实证明了金庸坚持的正确性，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至今21年，香港选举依然按照《基本法》有序进行。
正如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的侠义精神也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得到了彰显。收到邀请时金庸十分犹豫，他担心自己接受邀请有损《明报》的独立报纸形象，但权衡再三，他还是应允。金庸年轻时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成功的外交家，曾经学习外交，还在上海东吴大学学习了一年半的法律，熟稔国际法，而且久居香港，他了解香港的一切。正如金庸所说，参与起草委员会的人大部分是香港的知名人物，参加委员会纯粹是贡献而不是寻求什么利益。
金庸，正如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居于江湖，远离庙宇，却心系家国，以天下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