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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校管理现状特别是公立高校的管理现状来看，无论是哪种层次的公立高校，目前一般都习惯用行政管理的逻辑和方式来设计内部组织，对校、院、系进行权力分配，并赋予相应级别，确立管理中的隶属和服从关系。按照这种组织设计的思想，很多高校都逐渐确立了“一级管一级”的隶属和服从关系。在这种格局下，由于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界限不太清楚，很多人误以为行政管理本身已经包含了学术管理，这样使学术组织的本位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导致学术组织要么泛化为行政组织，要么退变成为一个“虚位”组织。
一、一流和入流
1. 教育变革的力量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而且正在由大国向强国迈进。然而，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教育的变革。12世纪博洛尼亚大学的面世，使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13—14世纪，牛津和剑桥的诞生，使英国很快发生工业革命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的帝国；19世纪，德国研究型大学兴起，使德国很快成为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欧洲大学理念传到美国，涌现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美国成为整个工业化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20世纪日本普遍提高国民教育程度，在经济上追赶美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实际上也是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2. 一流大学的生长期
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关于我国何时能够产生“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很多专家、学者乃至外国同行众说纷纭。中国人倡导“厚积薄发”，但是我们要“厚积”多少年才能“薄发”？另外，也有一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生长期并不漫长，这是因为大学的成长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生存土壤高度相关。
3. 我们认同哪一个排行榜
客观地说，我们还没有一所真正称得上亚洲一流的大学。目前有很多各种名目的大学排行榜，有时候，对于我们不利的东西，我们会有一点排斥。但是无论我们排斥与否，我们现在都必须承认自己在高等教育上的软肋。
我国有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正在办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排在世界前列，我们现在确实站起来了。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站稳、是否能够走得更远，这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强大的高等教育作为支撑。这也是当前国家层面的呼唤和呐喊的源头——国家1993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1998年启动的“985工程”，都是国家层面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唤。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先生卸任之后讲，他估计我们国家生长出世界一流大学可能需要20年左右。时间段的设置是否合理？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考证。根据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第二次亚洲最佳200所大学排行：当前香港人口有700万，有7所学校进入排行榜前100名；新加坡人口500万，有2所学校进入排行榜前100名；大陆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10名，只有12所大学进入前100名。更为严重的是，在100到200位之间的大学中，大陆只有6所，缺乏“中产阶层”大学。一般而言，“中产阶层”的素质最能够代表劳动力基本素质的整体水平。
4. 发达国家当前关注的政策要点
首先是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和聚集精英人才、领袖型的人才。同时，发达国家还把高等教育只是作为终身学习的一个方面，对趋于普及的高等教育，它更加关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现在有些学者对上大学究竟是为了职业还是为了生活，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发达国家现在关注的这些要点，应该说是非常务实的，既有它的现实性，同时也有它的前瞻性。
2009年4月，中国和新加坡在上海举行了中新人才论坛。论坛释放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对新加坡来讲，它需要培养一代代的领袖，引领国家走向未来。那么，对我们国家来说，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发展，但是下一个三十年怎么办？我们也需要培养出一批能够引领时代发展的人才来延续国家的未来。客观地说，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还不是科学的发展模式。因此，必须强调绿色发展，才能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有发展的空间、留下可以支撑未来发展的资源。
5. 近期欧美高等教育的宏观关切
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宏观关切，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高校要分类定位发展，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第二，要让大学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柱；第三，要加快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对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我们需要订单，需要纺织品的配额，需要外汇储备，但是我们更需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权、定价权和市场分割权。现在中国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这就是定价权的问题。对于市场分割权，有的人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现在中国是在为世界打工，成为世界工厂”。当我们发展到一定的平台之后，这样的状况就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但从我国高校发展的现状来看，一是同质化发展、趋同发展。二是教育“虚胖子”现象。大部分学校都在追求外延扩张而非内涵提升、硬件加强而非软件改善，“虚胖子”现象非常普遍、非常严重。
跨境教育贸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并且从一线城市已经开始向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渗透、蔓延。在这种趋势下，一旦国内高校招生计划的数量超过报考学生总人数，教育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将发生剧烈的变革：首先是数量的变化，一部分高校将由于不能招满学生而通过破产等方式退出教育领域；另外就是由于量的变化而引起质变——教育市场倒逼高校进行结构调整。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认识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究竟缺什么？国内首批进入“985工程”建设的9所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了签署《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开展包括本科生交流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在内的一系列合作交流，共同培养拔尖人才，即组成了中国版的常青藤联盟——“C9”，目标直指“国际知名”，他们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一流大学的研讨会，逐渐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联盟阶段。从“C9”的建设经验来看，很多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一流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主要缺少以下四个方面的支撑：一是大学文化。二是教育理念和价值判断。三是大学评价体系。四是要防范“官本位”思想延伸到大学组织内部。当前，“官本位”不仅在我们的院、系、所这层结构体现得非常充分，甚至一些学生组织、学生社团都已经受到这种思想的侵蚀。也正是因为这种“官本位”延伸到了我们组织内部，高校的“衙门化”问题才日趋严重，高校的腐败问题才被放大进而导致高校管理面临尴尬局面。
二、管理的尴尬
高校“去行政化”是现在的热门话题。有关“去行政化”，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
1. 南方科技大学的不同凡响
目前“去行政化”媒体报道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是国家按照新体制建设的一所新高校，校长是用了一年时间从全球海选出来的，朱清时校长也因此成为内地遴选的第一位校长。朱清时就任后，提出的观点就是要打造“去行政化的高校”，他主导南方科技大学取消了行政级别，教师不论资排辈，学术至上，通过民主方式，让教授和学者直接参与管理。他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行政管理人员就是给教授和学者服务的，没有官员的头衔。
2. 吉林大学的新学术委员会模式
展涛校长从山东大学调任吉林大学之后，提出了吉林大学各级学术委员会“去衔”化，即校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都不能参与学校任何一级的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这样也产生了一些争论：一是这样会不会导致学术和行政“两张皮”；二是如果对应的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都不能参加学术组织，那么分管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的副校长如何行使工作职能？三是如果失去行政制约，学校如何去约束教学、科研中的失范现象？
3. 中山大学的平衡论
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他认为，“去行政化”不等于不要行政部门；配置一定的行政人员不等于行政化，一所高校不可能没有行政管理，但不能喧宾夺主；行政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以服务学术创造为基本目标；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有交叉，可平衡，国外高校也有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博弈； “去行政化”不是把有职务的优秀学者排挤出学术活动。
4. “矮化”论
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校长。他认为高校当前存在很明显的“行政化”特征：一是很多高校职能部门都生怕自己没权；二是学术资源配置的行政化；三是一部分行政管理人员没有按照学术规律对待学术问题，解决学术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同时，纪宝成校长又认为如果学术权力不受制约，就会逐渐市场化、官场化。他在2009年杭州论坛讲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高校，而在官场”。
但是，一旦提高校要“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他又是反对的。他的理由：目前社会组织结构都是泛行政化的，如果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会造成高校“矮化”，导致组织内和组织外无法对接，因为目前国内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团组织等各种组织都是有级别的。因此，高校“去行政化”不是一朝一夕的能够完成的任务，要改变一种管理体制，需要时间。
从1952年院校调整开始，国内高校就逐步建成了行政化管理体制，迄今已经有58年的历史，因此，要想在一夜之间“去行政化”显然是不现实的。在整体呈现泛行政化特征的社会背景中，教育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必然受到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此，通过片面指责高校管理、指责高校管理者来转嫁对教育的不认同，这是不可取的。
三、管理的厘清
在对高校管理进行厘清的过程中，学界争论的问题就是“水土不服”的问题，即中国的土壤能否生长世界一流大学：一是世界上有哪所一流大学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跟我们相同？二是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能否生长世界一流大学？三是是不是可以认为出了几个拔尖人才就可以称为世界一流大学？四是现行的体制可以出一流的人才，但是否能够培育一流的大学？五是一流大学的生长是不是可以有时间表？
争论的结论：大学精神和现代大学制度是一流大学最显著的标志和特征，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具有普适性，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我们国家也有效地生根成长过。翻一翻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曾经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它是在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好的大学。虽然这个大学只存在了短短九年，但是中国的知识界对它的评价无与伦比，认为这样一所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建立了一座丰碑。这种大学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所大学给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在现时背景下，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该从高校的宏观治理、法人治理、内部治理三个层面厘清高校管理。
1. 高校宏观治理结构
高校的宏观治理，主要体现在厘清政府和高校的关系。首先是对高校进行分类管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一部分高校应该是监管，一部分高校应该是侧重指导，还有一部分高校则是提供服务和支撑。其次是要改革大学的评价制度。高校最基本的产出是学生、大师，而不是数字，因此我们改革后的大学评价制度肯定不能是现行的评估方式。
2. 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
主要体现在：一个是高校的自治，高校的自治并不是说政府放任不管，而是允许高校实行独立的法人自治，由高校自主承担社会责任并回应社会需求。二是要颁布并遵守学校章程。三是要求校长承担起对行政和学术的责任，实行大学校长遴选制度，而不是按照现行的体系委派甚至是“空降”大学校长，将大学校长仅仅作为一个行政职务。最后要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
3.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构和优化是一个大命题，重点体现在如何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当前也有一些高校正在进行“大部制”改革，通过重构组织结构来优化内部治理。在重构和优化之外，当前的第三个改革方向就是以北师大为代表的“学部制”。2009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整合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院、教育管理学院、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教育部质量监测中心、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等相关机构6院(学院/研究院)8所(研究所)及10个综合交叉平台，成立了教育学部，着眼于减少管理层级、整合优质资源、优化学科布局、强化教育特色，在体制机制创新、提高治理效能方面开展了有益尝试。与此同时，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成立了“本科生院”，开始了“学院实体制”的尝试。从各学校不同路径选择可以看出，由于历史背景、学科特征、人才培养目标不尽相同，各高校在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的路径选择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制约高校管理体制机制优化的诸多因素和问题中，有些问题是现在刚刚出现的，也有很多问题是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年，但是到现在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的老问题。在工作实践中，往往也正是这些老问题一直在制约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一是高校如何在管理过程中合理协调行政、学术、市场三者的关系？二是高校如何处理好内部冲突？高校当前面临的内部冲突主要表现部门职能之间的冲突、制度设计本身的冲突。主要原因在于当前高校内部的财权、人权、物权非常清楚，但事权却相对模糊。内部冲突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来自管理者“非左即右”的惯性思维，以及“文人相轻”的传统思想。很多管理者互相之间不欣赏，导致横向沟通受限。三是学校层面缺乏必要的教师准入与退出机制。四是执行机制的虚悬与在缺位面前的集体失声。
正是因为存在上述这些因素，我们有必要寻求改良高等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
四、管理的改良
1. 呼应全球性教育理念的回归
我们要通过呼唤教育理念的回归，努力让高等教育管理回归服务学术的本位。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审示或者反思自己的高等教育，都在呼唤教育理念的回归——《回归大学之道》（德雷克·博克著）。德雷克·博克1968年开始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1971—1991年任哈佛大学校长，2005年前任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教育学院，2006年在劳伦斯萨默斯卸任后，担任了一年的哈佛大学临时校长。《回归大学之道》是他在卸任之后完成的著作。这些杰出教育管理者的著作，对全球教育理念的回归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作为高等学校的管理者，我们自身也应该呼应这种回归，要主动厘清管理理念、规范行为，努力服务大学学术创新、促进大学文化不断改良，促进学生和员工健康、可持续成长。
2. 不断优化行政组织的制度安排
现在的大学并不缺少规章制度，但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并不只是制订一个规章制度，而是要通过公正、公开、科学的程序保障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并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与协调。在管理实践中，执行制度的过程实际上往往也就是行使权力的过程。权利的正确应用必须依靠承诺制度、公开制度、服务制度、师生参与和监督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约束。在提高高校制度安排水平的同时，我们应该厘清管理与服务的关系：通过有效的管理来服务大学的学术创新、服务学生成长、服务员工发展，但是管理的过程必然是带有强制性、带有规则意识，否则就会破坏管理本身的秩序。
3. 追求负责任的管理改革与创新
管理改革和管理创新是现在的热门话题。高校的管理改革和创新，首先应该是负责任的改革和创新。为改革而改革、为创新而创新的现象要是蔓延到高校，对教育事业的伤害将会更加严重。因此，没有继承的创新，往往会伤害体制机制本身的运行基础；而带着功利色彩的改革创新，则会导致事态向无序、无度、无向的状态演进。高校的管理者在创新过程中，必须注意辩证处理好改革、创新的关系，如果无法预期取得更好的效果，倒不如先固守一些传统，避免在看似创新的举动中重演一些历史悲剧。
4. 有效规避学术管理行政化倾向
要避免学术管理行政化的倾向，首先要保障行政权力不过度介入学术事务、不挤压学术事务的生存空间。一是要合理对院系赋权。要通过加强校院两级管理机制和改革，下移学校管理重心。但是，院系赋权之后，我们还特别要注意横向分权的问题，要避免学校将权利下放到学院之后又在学院层面上高度集权。二是要合理分配学术资源。要依据组织或个体的学术水平、学术质量来分配学术资源，而不是依据其行政级别、公关能力来进行配置。三是要有效制约学术权力。大学需要学术权威，需要有学术权威来支撑学校的学术地位。但是，如果学术权力过度扩张，就会造成学术权力滥用甚至形成学术霸权，制约学校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压制有质量的创新，伤害有天赋和成长潜力的青年学者。
5. 推动管理的转型
高校应推动管理的转型，加速学校由以控制为主的低层次经验管理向以氛围营造为主的高层次管理转型。由于文化本身的力量，一旦进入文化管理阶段，高校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责任编辑：周振国
一、一流和入流
1. 教育变革的力量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而且正在由大国向强国迈进。然而，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教育的变革。12世纪博洛尼亚大学的面世，使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13—14世纪，牛津和剑桥的诞生，使英国很快发生工业革命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的帝国；19世纪，德国研究型大学兴起，使德国很快成为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欧洲大学理念传到美国，涌现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美国成为整个工业化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20世纪日本普遍提高国民教育程度，在经济上追赶美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实际上也是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2. 一流大学的生长期
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关于我国何时能够产生“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很多专家、学者乃至外国同行众说纷纭。中国人倡导“厚积薄发”，但是我们要“厚积”多少年才能“薄发”？另外，也有一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生长期并不漫长，这是因为大学的成长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生存土壤高度相关。
3. 我们认同哪一个排行榜
客观地说，我们还没有一所真正称得上亚洲一流的大学。目前有很多各种名目的大学排行榜，有时候，对于我们不利的东西，我们会有一点排斥。但是无论我们排斥与否，我们现在都必须承认自己在高等教育上的软肋。
我国有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正在办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排在世界前列，我们现在确实站起来了。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站稳、是否能够走得更远，这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强大的高等教育作为支撑。这也是当前国家层面的呼唤和呐喊的源头——国家1993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1998年启动的“985工程”，都是国家层面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唤。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先生卸任之后讲，他估计我们国家生长出世界一流大学可能需要20年左右。时间段的设置是否合理？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考证。根据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第二次亚洲最佳200所大学排行：当前香港人口有700万，有7所学校进入排行榜前100名；新加坡人口500万，有2所学校进入排行榜前100名；大陆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10名，只有12所大学进入前100名。更为严重的是，在100到200位之间的大学中，大陆只有6所，缺乏“中产阶层”大学。一般而言，“中产阶层”的素质最能够代表劳动力基本素质的整体水平。
4. 发达国家当前关注的政策要点
首先是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和聚集精英人才、领袖型的人才。同时，发达国家还把高等教育只是作为终身学习的一个方面，对趋于普及的高等教育，它更加关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现在有些学者对上大学究竟是为了职业还是为了生活，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发达国家现在关注的这些要点，应该说是非常务实的，既有它的现实性，同时也有它的前瞻性。
2009年4月，中国和新加坡在上海举行了中新人才论坛。论坛释放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对新加坡来讲，它需要培养一代代的领袖，引领国家走向未来。那么，对我们国家来说，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发展，但是下一个三十年怎么办？我们也需要培养出一批能够引领时代发展的人才来延续国家的未来。客观地说，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还不是科学的发展模式。因此，必须强调绿色发展，才能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有发展的空间、留下可以支撑未来发展的资源。
5. 近期欧美高等教育的宏观关切
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宏观关切，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高校要分类定位发展，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第二，要让大学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柱；第三，要加快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对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我们需要订单，需要纺织品的配额，需要外汇储备，但是我们更需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权、定价权和市场分割权。现在中国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这就是定价权的问题。对于市场分割权，有的人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现在中国是在为世界打工，成为世界工厂”。当我们发展到一定的平台之后，这样的状况就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但从我国高校发展的现状来看，一是同质化发展、趋同发展。二是教育“虚胖子”现象。大部分学校都在追求外延扩张而非内涵提升、硬件加强而非软件改善，“虚胖子”现象非常普遍、非常严重。
跨境教育贸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并且从一线城市已经开始向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渗透、蔓延。在这种趋势下，一旦国内高校招生计划的数量超过报考学生总人数，教育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将发生剧烈的变革：首先是数量的变化，一部分高校将由于不能招满学生而通过破产等方式退出教育领域；另外就是由于量的变化而引起质变——教育市场倒逼高校进行结构调整。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认识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究竟缺什么？国内首批进入“985工程”建设的9所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了签署《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开展包括本科生交流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在内的一系列合作交流，共同培养拔尖人才，即组成了中国版的常青藤联盟——“C9”，目标直指“国际知名”，他们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一流大学的研讨会，逐渐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联盟阶段。从“C9”的建设经验来看，很多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一流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主要缺少以下四个方面的支撑：一是大学文化。二是教育理念和价值判断。三是大学评价体系。四是要防范“官本位”思想延伸到大学组织内部。当前，“官本位”不仅在我们的院、系、所这层结构体现得非常充分，甚至一些学生组织、学生社团都已经受到这种思想的侵蚀。也正是因为这种“官本位”延伸到了我们组织内部，高校的“衙门化”问题才日趋严重，高校的腐败问题才被放大进而导致高校管理面临尴尬局面。
二、管理的尴尬
高校“去行政化”是现在的热门话题。有关“去行政化”，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
1. 南方科技大学的不同凡响
目前“去行政化”媒体报道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是国家按照新体制建设的一所新高校，校长是用了一年时间从全球海选出来的，朱清时校长也因此成为内地遴选的第一位校长。朱清时就任后，提出的观点就是要打造“去行政化的高校”，他主导南方科技大学取消了行政级别，教师不论资排辈，学术至上，通过民主方式，让教授和学者直接参与管理。他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行政管理人员就是给教授和学者服务的，没有官员的头衔。
2. 吉林大学的新学术委员会模式
展涛校长从山东大学调任吉林大学之后，提出了吉林大学各级学术委员会“去衔”化，即校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都不能参与学校任何一级的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这样也产生了一些争论：一是这样会不会导致学术和行政“两张皮”；二是如果对应的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都不能参加学术组织，那么分管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的副校长如何行使工作职能？三是如果失去行政制约，学校如何去约束教学、科研中的失范现象？
3. 中山大学的平衡论
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他认为，“去行政化”不等于不要行政部门；配置一定的行政人员不等于行政化，一所高校不可能没有行政管理，但不能喧宾夺主；行政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以服务学术创造为基本目标；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有交叉，可平衡，国外高校也有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博弈； “去行政化”不是把有职务的优秀学者排挤出学术活动。
4. “矮化”论
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校长。他认为高校当前存在很明显的“行政化”特征：一是很多高校职能部门都生怕自己没权；二是学术资源配置的行政化；三是一部分行政管理人员没有按照学术规律对待学术问题，解决学术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同时，纪宝成校长又认为如果学术权力不受制约，就会逐渐市场化、官场化。他在2009年杭州论坛讲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高校，而在官场”。
但是，一旦提高校要“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他又是反对的。他的理由：目前社会组织结构都是泛行政化的，如果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会造成高校“矮化”，导致组织内和组织外无法对接，因为目前国内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团组织等各种组织都是有级别的。因此，高校“去行政化”不是一朝一夕的能够完成的任务，要改变一种管理体制，需要时间。
从1952年院校调整开始，国内高校就逐步建成了行政化管理体制，迄今已经有58年的历史，因此，要想在一夜之间“去行政化”显然是不现实的。在整体呈现泛行政化特征的社会背景中，教育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必然受到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此，通过片面指责高校管理、指责高校管理者来转嫁对教育的不认同，这是不可取的。
三、管理的厘清
在对高校管理进行厘清的过程中，学界争论的问题就是“水土不服”的问题，即中国的土壤能否生长世界一流大学：一是世界上有哪所一流大学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跟我们相同？二是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能否生长世界一流大学？三是是不是可以认为出了几个拔尖人才就可以称为世界一流大学？四是现行的体制可以出一流的人才，但是否能够培育一流的大学？五是一流大学的生长是不是可以有时间表？
争论的结论：大学精神和现代大学制度是一流大学最显著的标志和特征，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具有普适性，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我们国家也有效地生根成长过。翻一翻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曾经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它是在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好的大学。虽然这个大学只存在了短短九年，但是中国的知识界对它的评价无与伦比，认为这样一所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建立了一座丰碑。这种大学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所大学给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在现时背景下，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该从高校的宏观治理、法人治理、内部治理三个层面厘清高校管理。
1. 高校宏观治理结构
高校的宏观治理，主要体现在厘清政府和高校的关系。首先是对高校进行分类管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一部分高校应该是监管，一部分高校应该是侧重指导，还有一部分高校则是提供服务和支撑。其次是要改革大学的评价制度。高校最基本的产出是学生、大师，而不是数字，因此我们改革后的大学评价制度肯定不能是现行的评估方式。
2. 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
主要体现在：一个是高校的自治，高校的自治并不是说政府放任不管，而是允许高校实行独立的法人自治，由高校自主承担社会责任并回应社会需求。二是要颁布并遵守学校章程。三是要求校长承担起对行政和学术的责任，实行大学校长遴选制度，而不是按照现行的体系委派甚至是“空降”大学校长，将大学校长仅仅作为一个行政职务。最后要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
3.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构和优化是一个大命题，重点体现在如何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当前也有一些高校正在进行“大部制”改革，通过重构组织结构来优化内部治理。在重构和优化之外，当前的第三个改革方向就是以北师大为代表的“学部制”。2009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整合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院、教育管理学院、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教育部质量监测中心、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等相关机构6院(学院/研究院)8所(研究所)及10个综合交叉平台，成立了教育学部，着眼于减少管理层级、整合优质资源、优化学科布局、强化教育特色，在体制机制创新、提高治理效能方面开展了有益尝试。与此同时，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成立了“本科生院”，开始了“学院实体制”的尝试。从各学校不同路径选择可以看出，由于历史背景、学科特征、人才培养目标不尽相同，各高校在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的路径选择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制约高校管理体制机制优化的诸多因素和问题中，有些问题是现在刚刚出现的，也有很多问题是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年，但是到现在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的老问题。在工作实践中，往往也正是这些老问题一直在制约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一是高校如何在管理过程中合理协调行政、学术、市场三者的关系？二是高校如何处理好内部冲突？高校当前面临的内部冲突主要表现部门职能之间的冲突、制度设计本身的冲突。主要原因在于当前高校内部的财权、人权、物权非常清楚，但事权却相对模糊。内部冲突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来自管理者“非左即右”的惯性思维，以及“文人相轻”的传统思想。很多管理者互相之间不欣赏，导致横向沟通受限。三是学校层面缺乏必要的教师准入与退出机制。四是执行机制的虚悬与在缺位面前的集体失声。
正是因为存在上述这些因素，我们有必要寻求改良高等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
四、管理的改良
1. 呼应全球性教育理念的回归
我们要通过呼唤教育理念的回归，努力让高等教育管理回归服务学术的本位。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审示或者反思自己的高等教育，都在呼唤教育理念的回归——《回归大学之道》（德雷克·博克著）。德雷克·博克1968年开始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1971—1991年任哈佛大学校长，2005年前任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教育学院，2006年在劳伦斯萨默斯卸任后，担任了一年的哈佛大学临时校长。《回归大学之道》是他在卸任之后完成的著作。这些杰出教育管理者的著作，对全球教育理念的回归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作为高等学校的管理者，我们自身也应该呼应这种回归，要主动厘清管理理念、规范行为，努力服务大学学术创新、促进大学文化不断改良，促进学生和员工健康、可持续成长。
2. 不断优化行政组织的制度安排
现在的大学并不缺少规章制度，但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并不只是制订一个规章制度，而是要通过公正、公开、科学的程序保障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并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与协调。在管理实践中，执行制度的过程实际上往往也就是行使权力的过程。权利的正确应用必须依靠承诺制度、公开制度、服务制度、师生参与和监督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约束。在提高高校制度安排水平的同时，我们应该厘清管理与服务的关系：通过有效的管理来服务大学的学术创新、服务学生成长、服务员工发展，但是管理的过程必然是带有强制性、带有规则意识，否则就会破坏管理本身的秩序。
3. 追求负责任的管理改革与创新
管理改革和管理创新是现在的热门话题。高校的管理改革和创新，首先应该是负责任的改革和创新。为改革而改革、为创新而创新的现象要是蔓延到高校，对教育事业的伤害将会更加严重。因此，没有继承的创新，往往会伤害体制机制本身的运行基础；而带着功利色彩的改革创新，则会导致事态向无序、无度、无向的状态演进。高校的管理者在创新过程中，必须注意辩证处理好改革、创新的关系，如果无法预期取得更好的效果，倒不如先固守一些传统，避免在看似创新的举动中重演一些历史悲剧。
4. 有效规避学术管理行政化倾向
要避免学术管理行政化的倾向，首先要保障行政权力不过度介入学术事务、不挤压学术事务的生存空间。一是要合理对院系赋权。要通过加强校院两级管理机制和改革，下移学校管理重心。但是，院系赋权之后，我们还特别要注意横向分权的问题，要避免学校将权利下放到学院之后又在学院层面上高度集权。二是要合理分配学术资源。要依据组织或个体的学术水平、学术质量来分配学术资源，而不是依据其行政级别、公关能力来进行配置。三是要有效制约学术权力。大学需要学术权威，需要有学术权威来支撑学校的学术地位。但是，如果学术权力过度扩张，就会造成学术权力滥用甚至形成学术霸权，制约学校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压制有质量的创新，伤害有天赋和成长潜力的青年学者。
5. 推动管理的转型
高校应推动管理的转型，加速学校由以控制为主的低层次经验管理向以氛围营造为主的高层次管理转型。由于文化本身的力量，一旦进入文化管理阶段，高校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责任编辑：周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