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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彭州曾是“五教汇聚之所”, 千百年来,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此汇聚,和谐相存,历史的深厚、文化的丰富和多元,让人惊叹。然而, 对于现在的彭州人而言,内心深处最贴近故乡的一处风景,应该非龙兴寺莫属。
龙兴寺坐落在彭州市城北,背靠古城南联街坊,原是一座红墙环绕、古柏参天的千年古刹。怀敬畏之心靠近寺庙,仿佛走进了一个千年的历史。
登塔解颜
走进龙兴禅院,迎面便是雄伟挺拔的龙兴寺舍利宝塔,此塔是我国19 座真身舍利佛塔之一。主塔高81 米,取佛家“九九归一”之意,塔座为30 米正方形,有陪塔四座,分列四角,各高26.7 米。主塔正面刻有赵朴初题写“龙兴舍利宝塔” 六个金字。塔门两侧墙上,分别刻有十世班禅用汉、藏文题写的“南无吉祥释迦牟尼佛”字样。其规模之宏大、艺术价值之高,在全国都属罕见。
在宝塔的塔顶,可俯瞰彭州风光,蔚为壮观。塔身四围有转经筒,绕塔一周,仿佛聆听到了龙兴寺的千年历史。
古寺源流
龙兴寺始建于公元337 年的东晋时期,最初叫大空寺。在梁武帝永定二年由志公禅师扩建寺院,后又经历代培修扩建,到隋代已初具规模。唐代武则天称帝,崇信佛法。有沙门法明等十人撰写《大云经疏》奉送朝廷,称有一女身为佛之转世,当代唐为天子,今神皇是也。武则天下令全国供奉,并于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诏令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座,大空寺即于次年更名为大云寺。公元705 年,唐中宗复位,命各地建造中兴寺,大云寺遂改为中兴寺。唐玄宗在公元738 年,敕令“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二寺”, 中兴寺改名龙兴寺,从此便固定了下来。
唐武宗会昌五年,诏令天下灭佛毁庙,龙兴寺“废为闲地”,“钟声绝耳,楼台为薪”。唐宣宗于公元847 年下令恢复佛教,每州造两寺。龙兴寺由预知禅师主持重建,规模比旧寺有较大扩展,并建有佛塔,时任彭州刺史的陈会为此撰有《彭州九陇县再造龙兴寺碑》,以纪其事。
明清两代,龙兴寺多次遭兵火破坏,几度重建。到了20 世纪40 年代,寺院共占地80 余亩, 有房舍150 余间,僧众100 余人。
龙兴寺的主体建筑为四重正殿,即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加上客堂、祖堂、戒堂、方丈室、僧房、五观堂,形成一组完整的佛寺建筑群。据说东晋西域高僧佛图澄、梁代志公和尚、唐代悟达国师、道因禅师、预知禅师、宋代圆觉国师、明代智中一天禅师曾来彭州龙兴寺讲经说法,故龙兴寺又有“七佛圣地”之称。
龙兴塔历史与重建
龙兴寺最为珍贵的建筑是龙兴舍利宝塔,古塔历经兴亡存毁,现在早已不存在了,昔日彭州文人曾赋诗咏龙兴古塔:“古来兴废何堪问,铃铎摇风语未休。”
关于龙兴寺古塔的建造历史,可谓众说纷纭。相传在释迦牟尼死后200 多年,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将释迦牟尼的骨舍利分为84000 份,送至在世界各地不同佛塔中分别供奉。龙兴宝塔就是中国19 座真身舍利塔之一。后来,经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实地考察,认定该塔建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古塔为密檐式17 级,基座长13.85 米,宽13.1 米,塔高34.5 米,呈正方直筒型,中空如竹, 分三层。每级檐角均悬马蹄铃,风来必响。
古塔建成后历经700 多年的时光,一直巍然耸立于彭州北门。但在明代弘治年间的一次地震中,塌掉了东北一角。此后,龙兴塔又历时280 余年,无太大变化。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 成都平原再遭地震,龙兴塔再次受损。塔体自上而下开裂,分为三瓣,此时的龙兴塔倾而不坠, 成为“永镇天彭第一奇”。古塔开裂后又维持了130 多年,期间除了塔上铜铃、铁马被盗外,整体并无重大损毁。到了1922 年年底,裂塔的东南、西南两瓣轰然倒塌,只剩西北一角孤峰独立。后来, 几经人为破坏,龙兴寺残塔仅剩18 米孤桩。当地政府遵从宗教界人士意愿,于1994 年4 月开始拆除残塔,新建舍利宝塔。
新舍利宝塔的建设与著名僧人能海法师有密切的关系。1944 年春,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能海法师应龙兴寺住持正乘和尚邀请,来龙兴寺讲经。看见寺内的密檐式砖塔残破得只剩西北一瓣, 便发下重建龙兴塔的宏愿。此后,能海法师在彭县的佛事活动就转为以重建龙兴塔为中心的弘法讲经活动。经他与国内部分佛教人士商议,于1944 年春,成立了“重建益州龙兴舍利宝塔筹备委员会”。
能海法师认为佛教源于印度,重建龙兴寺塔就应该改建一座印度式佛塔。能海法师第一次从西藏学法返回内地时,取道印度朝圣,在加尔各答菩提道场看见过这种金刚宝座塔。他认为这种塔庄严肃穆、美观大方,又能将原来的破塔包藏在内,决心要从印度“搬”一个金刚宝座塔到彭县来。由于这种塔没有图纸,能海法师又亲自到加尔各答菩提道场取回金刚宝座塔的图样,亲自按比例计算怎样才能将破塔包藏在新建塔内。又按图缩小比例,用红砂石雕凿一个与印度加尔各答菩提道场一样的立体小型石质金刚宝座塔,将其置于方丈室的茶几上,供各界僧俗人士瞻仰。后来,“宝塔筹备委员会”为了慎重起见,决定在古塔东北100 米处,仿照金刚宝座塔式样修建一座模型塔。模型塔于1948 年农历八月初八正式奠基,1949 年基本建成。
如今,威严耸立于龙兴寺内造型奇特的佛塔, 正是基于能海法师模型塔式样,于1994 年建造而成的舍利宝塔。改革开放后,四川佛门高僧清定、宽霖、隆莲、遍能、正乘等,为了传承佛教历史文化, 完成能海法师未尽的夙愿,倡议自筹资金,重建龙兴寺塔。1994 年4 月19 日上午举行舍利宝塔奠基典礼,国内外佛门弟子及社会各界人士一万余人参加了奠基仪式,宝塔修建工作正式开始。
新塔建于古塔原址,残塔被拆除,但未触及地宫。1999 年春,新塔开始对僧众及游人开放。新建的龙兴寺舍利宝塔是四川省唯一一座与印度佛院加耶塔样式最接近的金刚舍利宝塔。 入世行善的高光时刻
龙兴寺历经千年沧桑,出世安静礼佛,入世即行大善。在1949 年,蒋介石逃亡台湾前的最后一站是成都,他企图以胡宗南从西北退入四川的60 万军队作为筹码,在成都进行继三大战役后的第四次大的战役。就在此刻,居于世外的龙兴古寺迎来了自己入世行善的高光时刻。
1949 年,四川爱国将领和各界爱国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促成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将军的起义,打乱了蒋介石部署“成都大战”的计划,使之既受制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攻势,又受制于刘、邓、潘起义部队的夹击,迫使蒋介石仓皇逃往台湾,“成都大战” 宣告失败。
在这一次的反蒋斗争中,刘、邓、潘起义地点选择在彭县城内的龙兴寺。但在当时,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官员已从重庆逃往成都,刘、邓、潘要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策划倒蒋起义是十分危险的,如走漏风声,将功亏一篑。
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刘、邓、潘毅然聚集龙兴寺,共谋起义大计,一时龙兴寺成了起义军总部。此时,川军前辈能海法师恰在龙兴寺讲经, 潘文华对他的同学能海法师非常敬重,早在1908 年两人在成都陆军速成学堂时就曾结为金兰之交, 能海和刘文辉、邓锡侯都有深厚的交情,且都信佛, 刘文辉更是把佛事作为政治和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随行常有僧人,每到一处必设经堂。出家为僧的能海在中国政界和佛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情愿让成都大战爆发而使百姓受苦。当潘文华将军将此军事机密告诉能海后,这位高僧自然表示支持和拥护。佛教庙宇不会引人注意,在龙兴寺策划起义几乎算得上是最安全的。
在能海法师和龙兴寺方丈正乘和尚的帮助下, 龙兴寺内的方丈室成为商讨军机的地方。此后, 龙兴寺要员云集,人员往来频繁。龙兴寺僧人在能海法师的指示下,不分昼夜,殷勤接待,安排食宿,在生活上力求使大家满意。
1949 年12 月7 日,刘、邓、潘三位将军在彭县发出起义通电,成都战局为之大变,27 日成都和平解放。起义从1949 年12 月9 日刘文辉等起义人员入驻彭州龙兴寺到27 日撤离为止,历时18 天。虽然时间短暂,其历史意义却非常重大, 不仅让众多生灵免遭涂炭,更使川西大地上的众多历史文物得以保存下来,也让龙兴寺光照史册、功在千秋。
解放后,龙兴寺藏经楼作为刘、邓、潘起义旧址,成为了彭州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成为龙兴寺入世行善高光时刻的历史见证。
随着历史的远去,龙兴寺像一位饱览世事的长者,更像是一位脱俗入定的高僧,淡定随缘, 宠辱不惊。龙兴寺经过重建,再次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成为川西地区一颗璀璨的历史文化明珠。每当夜幕降临,龙兴寺舍利宝塔顶的灯光就会亮起,照耀着远方游子的故乡梦;而那暮鼓晨钟如天降梵音,一面警醒着世人,一面也似在诉说那千年的历史与传奇。
龙兴寺坐落在彭州市城北,背靠古城南联街坊,原是一座红墙环绕、古柏参天的千年古刹。怀敬畏之心靠近寺庙,仿佛走进了一个千年的历史。
登塔解颜
走进龙兴禅院,迎面便是雄伟挺拔的龙兴寺舍利宝塔,此塔是我国19 座真身舍利佛塔之一。主塔高81 米,取佛家“九九归一”之意,塔座为30 米正方形,有陪塔四座,分列四角,各高26.7 米。主塔正面刻有赵朴初题写“龙兴舍利宝塔” 六个金字。塔门两侧墙上,分别刻有十世班禅用汉、藏文题写的“南无吉祥释迦牟尼佛”字样。其规模之宏大、艺术价值之高,在全国都属罕见。
在宝塔的塔顶,可俯瞰彭州风光,蔚为壮观。塔身四围有转经筒,绕塔一周,仿佛聆听到了龙兴寺的千年历史。
古寺源流
龙兴寺始建于公元337 年的东晋时期,最初叫大空寺。在梁武帝永定二年由志公禅师扩建寺院,后又经历代培修扩建,到隋代已初具规模。唐代武则天称帝,崇信佛法。有沙门法明等十人撰写《大云经疏》奉送朝廷,称有一女身为佛之转世,当代唐为天子,今神皇是也。武则天下令全国供奉,并于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诏令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座,大空寺即于次年更名为大云寺。公元705 年,唐中宗复位,命各地建造中兴寺,大云寺遂改为中兴寺。唐玄宗在公元738 年,敕令“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二寺”, 中兴寺改名龙兴寺,从此便固定了下来。
唐武宗会昌五年,诏令天下灭佛毁庙,龙兴寺“废为闲地”,“钟声绝耳,楼台为薪”。唐宣宗于公元847 年下令恢复佛教,每州造两寺。龙兴寺由预知禅师主持重建,规模比旧寺有较大扩展,并建有佛塔,时任彭州刺史的陈会为此撰有《彭州九陇县再造龙兴寺碑》,以纪其事。
明清两代,龙兴寺多次遭兵火破坏,几度重建。到了20 世纪40 年代,寺院共占地80 余亩, 有房舍150 余间,僧众100 余人。
龙兴寺的主体建筑为四重正殿,即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加上客堂、祖堂、戒堂、方丈室、僧房、五观堂,形成一组完整的佛寺建筑群。据说东晋西域高僧佛图澄、梁代志公和尚、唐代悟达国师、道因禅师、预知禅师、宋代圆觉国师、明代智中一天禅师曾来彭州龙兴寺讲经说法,故龙兴寺又有“七佛圣地”之称。
龙兴塔历史与重建
龙兴寺最为珍贵的建筑是龙兴舍利宝塔,古塔历经兴亡存毁,现在早已不存在了,昔日彭州文人曾赋诗咏龙兴古塔:“古来兴废何堪问,铃铎摇风语未休。”
关于龙兴寺古塔的建造历史,可谓众说纷纭。相传在释迦牟尼死后200 多年,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将释迦牟尼的骨舍利分为84000 份,送至在世界各地不同佛塔中分别供奉。龙兴宝塔就是中国19 座真身舍利塔之一。后来,经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实地考察,认定该塔建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古塔为密檐式17 级,基座长13.85 米,宽13.1 米,塔高34.5 米,呈正方直筒型,中空如竹, 分三层。每级檐角均悬马蹄铃,风来必响。
古塔建成后历经700 多年的时光,一直巍然耸立于彭州北门。但在明代弘治年间的一次地震中,塌掉了东北一角。此后,龙兴塔又历时280 余年,无太大变化。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 成都平原再遭地震,龙兴塔再次受损。塔体自上而下开裂,分为三瓣,此时的龙兴塔倾而不坠, 成为“永镇天彭第一奇”。古塔开裂后又维持了130 多年,期间除了塔上铜铃、铁马被盗外,整体并无重大损毁。到了1922 年年底,裂塔的东南、西南两瓣轰然倒塌,只剩西北一角孤峰独立。后来, 几经人为破坏,龙兴寺残塔仅剩18 米孤桩。当地政府遵从宗教界人士意愿,于1994 年4 月开始拆除残塔,新建舍利宝塔。
新舍利宝塔的建设与著名僧人能海法师有密切的关系。1944 年春,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能海法师应龙兴寺住持正乘和尚邀请,来龙兴寺讲经。看见寺内的密檐式砖塔残破得只剩西北一瓣, 便发下重建龙兴塔的宏愿。此后,能海法师在彭县的佛事活动就转为以重建龙兴塔为中心的弘法讲经活动。经他与国内部分佛教人士商议,于1944 年春,成立了“重建益州龙兴舍利宝塔筹备委员会”。
能海法师认为佛教源于印度,重建龙兴寺塔就应该改建一座印度式佛塔。能海法师第一次从西藏学法返回内地时,取道印度朝圣,在加尔各答菩提道场看见过这种金刚宝座塔。他认为这种塔庄严肃穆、美观大方,又能将原来的破塔包藏在内,决心要从印度“搬”一个金刚宝座塔到彭县来。由于这种塔没有图纸,能海法师又亲自到加尔各答菩提道场取回金刚宝座塔的图样,亲自按比例计算怎样才能将破塔包藏在新建塔内。又按图缩小比例,用红砂石雕凿一个与印度加尔各答菩提道场一样的立体小型石质金刚宝座塔,将其置于方丈室的茶几上,供各界僧俗人士瞻仰。后来,“宝塔筹备委员会”为了慎重起见,决定在古塔东北100 米处,仿照金刚宝座塔式样修建一座模型塔。模型塔于1948 年农历八月初八正式奠基,1949 年基本建成。
如今,威严耸立于龙兴寺内造型奇特的佛塔, 正是基于能海法师模型塔式样,于1994 年建造而成的舍利宝塔。改革开放后,四川佛门高僧清定、宽霖、隆莲、遍能、正乘等,为了传承佛教历史文化, 完成能海法师未尽的夙愿,倡议自筹资金,重建龙兴寺塔。1994 年4 月19 日上午举行舍利宝塔奠基典礼,国内外佛门弟子及社会各界人士一万余人参加了奠基仪式,宝塔修建工作正式开始。
新塔建于古塔原址,残塔被拆除,但未触及地宫。1999 年春,新塔开始对僧众及游人开放。新建的龙兴寺舍利宝塔是四川省唯一一座与印度佛院加耶塔样式最接近的金刚舍利宝塔。 入世行善的高光时刻
龙兴寺历经千年沧桑,出世安静礼佛,入世即行大善。在1949 年,蒋介石逃亡台湾前的最后一站是成都,他企图以胡宗南从西北退入四川的60 万军队作为筹码,在成都进行继三大战役后的第四次大的战役。就在此刻,居于世外的龙兴古寺迎来了自己入世行善的高光时刻。
1949 年,四川爱国将领和各界爱国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促成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将军的起义,打乱了蒋介石部署“成都大战”的计划,使之既受制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攻势,又受制于刘、邓、潘起义部队的夹击,迫使蒋介石仓皇逃往台湾,“成都大战” 宣告失败。
在这一次的反蒋斗争中,刘、邓、潘起义地点选择在彭县城内的龙兴寺。但在当时,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官员已从重庆逃往成都,刘、邓、潘要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策划倒蒋起义是十分危险的,如走漏风声,将功亏一篑。
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刘、邓、潘毅然聚集龙兴寺,共谋起义大计,一时龙兴寺成了起义军总部。此时,川军前辈能海法师恰在龙兴寺讲经, 潘文华对他的同学能海法师非常敬重,早在1908 年两人在成都陆军速成学堂时就曾结为金兰之交, 能海和刘文辉、邓锡侯都有深厚的交情,且都信佛, 刘文辉更是把佛事作为政治和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随行常有僧人,每到一处必设经堂。出家为僧的能海在中国政界和佛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情愿让成都大战爆发而使百姓受苦。当潘文华将军将此军事机密告诉能海后,这位高僧自然表示支持和拥护。佛教庙宇不会引人注意,在龙兴寺策划起义几乎算得上是最安全的。
在能海法师和龙兴寺方丈正乘和尚的帮助下, 龙兴寺内的方丈室成为商讨军机的地方。此后, 龙兴寺要员云集,人员往来频繁。龙兴寺僧人在能海法师的指示下,不分昼夜,殷勤接待,安排食宿,在生活上力求使大家满意。
1949 年12 月7 日,刘、邓、潘三位将军在彭县发出起义通电,成都战局为之大变,27 日成都和平解放。起义从1949 年12 月9 日刘文辉等起义人员入驻彭州龙兴寺到27 日撤离为止,历时18 天。虽然时间短暂,其历史意义却非常重大, 不仅让众多生灵免遭涂炭,更使川西大地上的众多历史文物得以保存下来,也让龙兴寺光照史册、功在千秋。
解放后,龙兴寺藏经楼作为刘、邓、潘起义旧址,成为了彭州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成为龙兴寺入世行善高光时刻的历史见证。
随着历史的远去,龙兴寺像一位饱览世事的长者,更像是一位脱俗入定的高僧,淡定随缘, 宠辱不惊。龙兴寺经过重建,再次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成为川西地区一颗璀璨的历史文化明珠。每当夜幕降临,龙兴寺舍利宝塔顶的灯光就会亮起,照耀着远方游子的故乡梦;而那暮鼓晨钟如天降梵音,一面警醒着世人,一面也似在诉说那千年的历史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