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八种典型的暴力形式，时常冲击舆论空间。第一种是家暴，艺人蒋劲夫是个代表。
　　第二种是以对“问题青少年”的“矫治”为名的灰色暴力，杨永信，豫章书院，成都“嘉年华”，令人闻之色变。
　　第三种，是校园霸凌。
　　第四种，是由于校园霸凌导致家长介入而产生的暴力悲剧，如林建厦杀死女儿9岁同学事件。
　　第五种，是精神病人杀人或伤人，如小区内殴打孩子致死，行刺任达华。
　　第六种，是以运动为名的街头暴力抗议，蒙面破坏、利刃割喉、火烧平民、地铁纵火、路面打砸、弓箭射击、群殴意见相左者，我们已经非常熟悉。
　　第七种，是“报复社会”的“个人恐怖主义”，如在学校附近对学生行凶、火燒公交车等。
　　第八种，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致人死伤。
　　这会带给我们一种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暴力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作应对问题的手段的印象。但这一印象是不真实的，至少在中国如此。
　　过去十几年里，严重暴力事件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归结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毫无意义。能够遏制非法的暴力行为的，只有一种东西—合法的暴力。换成老百姓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正义不会永远缺席。
　　正是因为对维护秩序的决心与能力心有忌惮，暴力的冲动才能被抑制。而其中，能力的提升是最重要的。十几年前，在一部分工业化先发地区，抢夺、抢劫导致的暴力伤害事件几乎是家常便饭，而现在已经基本绝迹，汇报材料会总结出各种原因，但以我观之，最基础性的原因就是科技发达，摄像头无所不在，人脸识别技术快速精进。继续转换为老百姓熟悉的一句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把一部分人从主体社会中隔离出来，连接无望，那么正义的定义就可能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就回到自然状态去重新立约。

　　正因为行为有代价，而且代价必然兑现，行为才会受到有效的制约。这时我们再回头看上述8种暴力事件，就能理解它们的发生逻辑了。
　　我们再把它们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行为主体本身已经丧失社会性的，即精神病杀人。第二类，是已经抱定同归于尽的决心从而出离理智的，如杀死女儿同学和报复社会。第三类，是未成年人犯罪。这三类，现行法律都无法制约，他们或者无意识，或者不在乎，或者不惧怕，要削减其数量，必须有社会建设措施相配合。
　　还有第四类，犯罪主体既有意识，也在乎后果，并且惧怕法律，但他们有自己的隐身衣，自信能够躲过法律的照妖镜。这就是家暴、校园霸凌、各色“矫治”中心以及街头运动的蒙面暴力。
　　家暴者何所恃也？蒋劲夫在前女友笔下是个魔鬼，而在外人面前彬彬有礼，以至于还有人为其辩解，就是因为，家庭是一个“天眼”所不及的场所。校园霸凌相当程度上与家暴逻辑一致。
　　而“矫治”中心，则是自己筑起高墙，创设了一个与外部隔绝从而把暴力深藏起来的空间。就像《洞穴奇案》的其中一种解释：把一部分人从主体社会中隔离出来，连接无望，那么正义的定义就可能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就回到自然状态去重新立约。
　　至于蒙面暴力，则早已有充分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予以揭示。匿名，将让道德和法律在相当程度上失效，如果大量匿名者聚集，还会形成乌合状态，互相激发，让不道德与违法行为轮番升级。
　　遏制非法暴力，要靠合法暴力，而合法暴力是否有效，取决于能力。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触及的将是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管治方式如何区别、融合与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