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1936年，莫斯科。作为中共一大的亲历者，他从不一样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他心中的一大
　　1921年6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在学校的楼下，除掉厨子和校役以外，谁也没有，因为学生和教员都放了假。一个认识的校役则被请为大家每日做饭。另外，他的任务，注意在不放一个生人进来。假使不是认识的人向厨子解释，那他会根本不知他们是谁，因为他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讲湖南话，有的讲湖北话，而有些则讲北京话。
　　
　　惊险的会谈过程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7月初开的。大会的组织非常简单，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取消派领袖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开幕就在上面所说的校内举行的，而大会本身的工作，则在李汉俊的家里进行。大会共开了四天。讨论以下的问题：目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章和组织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发生了争论，一部分是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一方面以李汉俊为首表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还得出结论：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都可为党员。参加党某一组织和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是不必要的。此观点拥护者有李达和陈公博，另外是一种极“左”的观点。以刘仁静为首，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党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用公开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认为照例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同意这观点的有包惠僧。
　　大会大部分的代表都反对了这两个都不正确的观点，终于通过了一个共同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规定目前时期斗争的策略时，指出党不仅不拒绝，而相反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通过了方针，要求党成为有战斗能力及有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职工运动为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关于工作采取公开形式的问题，则指出如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则党应当利用它。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收入党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
　　通过这些方针，成为建立中国党的开端。最后的批准党章，改在大会的第四日的议事日程上。但这天吃过晚饭后，大会的参加者，晚八点集合于李汉俊的家中，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工作时，在隔壁房间内发现了一穿长褂的可疑的人物，追问这不知名的人，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王某，后又说找错了，即很快出去了。对的，离李汉俊房子经过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的组织。但大家知道这一组织并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在。因此这人对我们非常可疑，我们即很快收集了文件隐藏起来了。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真正没有经十分钟，李汉俊的家中即出现九个侦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因此，没有奠被捕。
　　大家因此不得不找寻宿处，回到女子学校，我们又不能，因为估计侦探是从女子学校的踪迹探知我们的。
　　
　　“茶话会”的由来和党的成立
　　
　　在开始时，计算7天完结大会的工作的，但是因此不得不缩短到5天。同时在上海找不到继续大会工作的适当地点，决定了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出发前，又得出了结论，西湖不是适当地点，因为那里游人太多。因此即在嘉兴的南湖举行。这里虽有游人但较少。到那里后，我们即租了一只大船，买了食物、酒，好像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中进行大会的工作。
　　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因为在搜查后，在他们后面有人盯梢。那天早上是阴天，但在8点钟后，即有许多游人。当然因此使我们的工作困难，但在10点钟时，下起小雨来，游人都散了，因此保证能安心工作，我们一直讨论到晚上11点，除了最后批准党章外，我们还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关于设立中共临时中央局的问题。然后舉行了中央局的人选。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中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那时共产党员一共不过几十人。因此决定不组织正式的中央。为了与存在的个别支部发生联系，建立党的中央局，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在临时中央局里选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委员，候补者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这样即完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伟大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引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的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