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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九月，我们迎来了第26个教师节。在广大教师队伍中，有这样3类党员“老九”、老兵和老人。也许他们就在你的身边，或多或少他们走过与你相同的路，正与如你一样在平凡与不凡的生命轨迹中，静默而深沉地兑现着自己无悔的承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请广大读者读一读本刊特选的3位有代表性的人物。
彭师奇：
“做一个被人看得起的知识分子”
彭教授的办公室在首都医科大学一座东西朝向的楼里。推开办公室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副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我们采访的话题也便从这幅画像谈起。“毛主席从一个农民家庭出身，论知识、经历、家庭都不如别人，但他有的长处也没有人超过，比如说读二十四史。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中华民族从弱小被欺负到独立变强大，他功不可没。”北京市教学名师、首都医科大学化学生物学与药学院院长彭师奇说。
知识遭鄙夷时，他刻苦读书
“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的后面，名列第九，流入民间，便有了谑称“臭老九”，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处境跌入历史上第二个最低点。
彭师奇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江西一个小村子考到了北京医学院。别说社会上不重视知识分子，连学校也藐视刻苦读书的学生。“那个时候，你去谈恋爱、打扑克、逛马路这都没有问题。如果你用这个时间学习就是在走‘白专’路线，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所以入不了党，也入不了团。” 彭师奇党、团都没入进去，因为很多人看不惯读书好的人。“那时候每礼拜六下午有政治学习，党员有党员学习，团员有团员学习，剩下我和另一个同学觉得很抬不起头。”
为什么不愿和大家一样玩呢？“我家里比较穷，从小地方考到北京医学院来上学，在当地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彭师奇每月的生活费就靠当医生的姐姐寄来的15元钱。为了节省钱，寒暑假彭师奇都不回家，也不出去玩，留在学校或学习、或做翻译的兼职工作。“我能不好好学习吗？我不好好学习就没有出路。”他知道只能靠读书拼出一条路来。
大学毕业后，彭师奇被分配到了甘肃，在农村、工厂和学校工作了8年。他对甘肃人民的养育之恩念念不忘，决心增长才干，努力报答。 尽管1981年拿到北京医学院硕士学位的时候，给他的鉴定还是说“要警惕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但他并没有放弃追求的信念。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考博，且顺利读博。1984年博士毕业后，他利用自己的学识积极为甘肃地区培养博士。
1987年，彭师奇获悉联邦德国洪堡基金首次向中国高校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40岁、成绩优秀的外国科学家提供奖学金到德国留学，选拔的学生不分国籍、也没有专业限制，唯一标准是学术水平。他萌生了出国学习的想法。因科研能力出色，1987年他顺利申请到联邦德国洪堡学者基金，在汉诺威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展研究。
这条逆流而上的鱼，自此游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大海。彭师奇也许是个很好的例子，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并且做到很好，所以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能顺利地抓住机会。
出国现热潮时，他回国效力
在德国，彭师奇师从著名化学家E·Winterfeldt。两年中，彭师奇接受了一流的科学思维的锻炼，国际化理念的学习和实践，他在国际杂志上发表多篇SCI论文。据统计，至今彭师奇在SCI收录的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的署名责任作者的学术论文达107篇。
学习期间，导师很欣赏彭师奇。因为这个中国学者有独立的思考，敢于指出老师的错误，是难得能与导师对话的学生。1989年，学期即将结束，导师打算将彭师奇留在研究所，而彭师奇却说：“我的国家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一个个回去，才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我留下来不是不可以，只是德国并不缺人才，而我的国家急缺。”Winterfeldt被眼前这个年轻人深深打动了：“像你这样的人，我很佩服，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都不顾，那么这个人在西方也不被瞧得起，你的行为该受到尊敬。以后工作方面遇到困难，我将全力支持你。”
这个时期的中国，轰轰烈烈的出国潮在涌动，公派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现象日趋严重。彭师奇，这条逆流游泳的鱼，选择了回国。那时回国没有什么实质利益，但彭师奇得到了学校党组织的肯定和赞赏。
海外学习和生活，让彭师奇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刻而理性的思考。他对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走向政权的过程中，还是在巩固政权的岁月里都能够吸引有知识、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进来而深感叹服。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落，建国69年的苏联划上句号。第二天，45岁的彭师奇面对中国共产党党旗，庄重地举起右拳，宣读出无悔的人生承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刻，他内心十分平静，“1964年上大学，1990年入党，还激动什么呢？我是一直想入，不让我入，我心已经疲了，入了以后觉得理所当然，我早就该是党员。”当国际社会对共产党的事业进行颠覆，国内出现信念动摇的时候，彭师奇这条逆流而上的鱼仍有着自己坚定而理性的信仰。他入党这一步整整走了26年。
成功论权财时，他安心科研
2004年，因工作需要，时任北京大学药学院院长的彭师奇调任首都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
“如果不安心做学问，到处吹牛、讨利益，做学问的人的地位就被贬低了，我不愿意这样做。”彭师奇说。 “你扎扎实实做学问，企业会非常重视和尊重你，想方设法给你支持。”虽然有的企业一直想给彭师奇奔驰汽车、现金、几百平方米的房子，但他从没有接受过。“拒绝这些，想到自己不仅是党员，是教授，还是知识分子，这三位一体的身份就该是很正直、很无私的人。”他把“诱惑”看作是“好心”，“人家主动给你支持，觉得你是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从心底里看得起你。但我不能要，因为我帮人家做不了多少事情。”
实际上，彭师奇带领的团队所研究的新药和知识产权项目有160多项，每年的专利项目能达到20项之多，给企业解决了不少棘手难题，提高了一些药品的疗效，为百姓健康做了很多实事。一个创造很大价值的人，他的办公室着实不怎么阔绰。隔断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实验室。局促拥挤的房间，除了会客椅旁边留的过道，其他所有地方都被书、资料和各种实验器具安然地霸占着。“相比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办公室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环境了。”刚从德国回来时申请实验室，学校没有地方。可是没有实验室怎么搞实验呢？他四处寻摸。想要做事情的人，客观条件是难不住他的。终于，当时学校卖牙刷的简易房被淘汰了，彭师奇如获至宝，带着两三名学生开始了实验室的修建，又跟德国的导师要来各种试验器械，就这样早期的实验室办妥了。他带着团队，在那里埋头做实验，一待就是10多年。
有的学生不解，为什么彭老师天天对着电脑研究那些论文，好像他的兴趣就在那。“作为导师，我要搞清楚今后20年的发展方向，给学生找到科研方向，要是不清楚就会误人子弟。”彭师奇说。作为院长要考虑整个学院的发展，他幽默地说：“我自己下岗，影响一个人；学院下岗了，那影响的是很多的家庭。我的工作是跟别人联系在一起的，干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着很多人。”
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彭师奇，经历过社会各层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更经历过社会将知识分子的尊严毁灭殆尽的历练。可作为一介知识分子，他深知自己是属于中国最先进的阶级，是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者，所以他坚守独立的思考，发挥自身的潜能和优势，将所学、所能最大限度地献给社会。
彭师奇是那条逆流游泳的鱼，在别人忙着跑资金、拉项目时，他独守一片净土，不求名、不求利，只求一名知识分子该做好的事情。世事变迁，周围总会有人觉得他呆呆傻傻，做的永远都不是最聪明的选择，但他从来就没有失去方向，逆流而上，追求属于自己的海洋，正如他自己所说：“做一个让人看得起的知识分子。”
“当了兵才能有出息，才能获得城镇户口”—20世纪80年代，当兵与考大学成为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重要而现实的机会。1983年，18岁的于光珠从山东台儿庄区马兰乡抗一村走进绿色军营—总参工程兵工程维护总队。能当上兵，对于一个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拉扯4个孩子，仅靠种地养活全家的农民家庭来讲，无疑是一个改变全家命运的珍贵机会。14年后，他光荣转业到北京理工大学，在村头村尾羡慕的议论声中，于光珠头一次给整个家族争了光。
“人生第一个目标是入党”
当兵，苦；当兵，累。于光珠却说，当兵当不够。 新兵连训练的3个月中，于光珠少说多干，忠厚耿直，新兵下连队后，领导唯独选中他留在本连队，并被分配到了后勤部门。由于服从命令，服从指挥，吃苦耐劳，全心投入，表现出色，在参军的第3个年头，于光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入党，于光珠说：“我人生第一个目标就是入党。”
成为党员，不只是荣誉。于光珠在入党之后，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担任班长期间，他陆续立了两次三等功、多次嘉奖，后来转为二级士官。
14年后的今天，于光珠仍保存着当年退伍时的转业鉴定书，一张正反两面已经泛黄的16开纸，上面写着这样的评价：“该同志入伍以来，在工作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任劳任怨，积极主动，热情大方，能够按时完成各种工作，作风扎实严谨。具有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团结同志，尊敬领导，群众基础较好。”从这段文字，我们读到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鉴定语式，更读到了这名军人的踏实与可靠。
“集团是我人生另一军营”
清晨5:00，于光珠就到岗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北京理工大学第一食堂的员工都能准时到岗。6:00，全部早餐供应到位，各个窗口陆续排开一字长队，窗口人员戴着口罩、手套，熟练地工作，迎接学生就餐，于光珠则在密切注视着整个餐厅的卫生秩序及服务状态。于光珠说：“集团是我人生另一个军营。”所以自己仍然是一名军人，5:00前到，24:00撤，与员工同劳动、同休息，这一习惯已经坚持了14年。“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到。”他说。
在高校，后勤集团是服务部门。于光珠却对这个工作十分看重，“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严把卫生关，严守操作流程，所管多个食堂从未出现过安全事故。这是他工作的底线，在此基础上，于光珠动脑子、想办法，走到哪个食堂，哪个食堂火，营业额遥遥领先于其他食堂，员工的收入也比其他食堂的高。这是为什么呢？于光珠的直接领导孙金锋主任向记者总结了一些他的战略：
第一招“亮相”。到了周末，一食堂精心准备独特的菜肴和主食，无论菜品和味道都努力做到尽善尽美。此外，暑期轮到一食堂值班营业时，他们不会因为学生流量少而有半点懈怠，反倒会作为一个机会，按照平时的要求求新求好。一食堂便开始被人想起。
第二招“大包子”。表面上看，食堂的包子大了一大圈，成本也上来了，那肯定赔了，但于光珠醉翁之意不在酒。“包子大了，学生来了不会只买包子，不会只吃早餐，大包子也拉动了其他食品、其他时段的销售量。更重要的是这个食堂有了美誉度。”孙主任说。
第三招“半份菜”。一份羊肉胡萝卜4块，一份糖醋小排4块，学生如果想吃到两份菜就得花8块钱，这对学生来讲既贵又吃不了。那么每样打半份，学生花4块钱就能吃到两样菜。
第四招“新品种”。冰糖葫芦、台湾奶茶……上世纪90年代这些东西率先在学生食堂出现绝对是个新鲜玩意儿。一串冰糖葫芦两元，价格不算便宜，给有消费能力的学生提供了消费的空间。
第五招“白菜处处都是宝”。有一段时间，食堂成本逐渐变高，令于光珠苦苦找不到原因。一天，他去扒垃圾桶，发现原来员工为了减少择菜和洗菜的工作量就搞一刀切，浪费了原材料。于是，他给当事人好好地上了一课：一棵白菜，有七八种做法，从头到尾，处处都是宝。
说他抠时，他真抠；说他大方时，他大方得令人吃惊。有一次，他听说一名员工半夜在宿舍偷偷哭，仔细打听才知道，原来她妹妹考上了大学，没有学费上学，于光珠二话没说，第二天从自家存折取了数千元给了这名员工，而这钱也没有让员工还。
食堂员工大都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在北京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大事小情，找到他的，管；不找他被他知道的，主动管。员工说：“于主任认识人多！”其实老于心里明白：我一个学校后勤集团的副科级小干部哪有那么大的能耐？食堂是军营，员工就是自己的战友，必须要帮。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于头来了！”走在北京理工大学校园里，一些纳凉的老同志总会跟于光珠聊一会儿，学校知名度较高的人，于光珠算一个，不论学生、教师，领导、群众，遛弯的，捡垃圾的，都认识他。
2011年4月，于光珠深咳不止，他躲到洗手间，“叩”的咳一声，一片血飞溅出来。这次他知道，他扛不住了。从不吃药不上医院的他，偷偷来到医院，检查结果——肺炎。对于一个不吸烟的人来讲，这病基本都是劳累过度而致。医生让他多休息保护好身体，他低下头，默不作声，脑袋里想的是良乡校区的新食堂怎能不管。
记者来到良乡校区食堂，3,000多平方米的食堂窗明几净，员工穿戴整洁服务于各个窗口，摆放的菜肴热气腾腾、氲散香味，诱人的菜品让人直流口水。可谁知道，4年前的这里还是个施工现场，满地的建筑垃圾，尘土飞扬，水泥、砂石、工废料、砖头块……没电、没水、没有休息地，有的只是紧急任务——60天内保证良乡食堂灶具安装及室内装修全面竣工，迎接新生入学。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光珠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决心啃下这个硬骨头。他带着工人，渴了就喝凉水，饿了就吃带来的馒头，累了靠着墙根儿眯一会儿。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一个设施完备、卫生达标、环境整洁、管理先进的新食堂呈现在眼前。“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无论插到哪里都该醒目，都该起到带头作用。”于光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给领导、学生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可是，谁能想到，为了这份答卷，于光珠累坏了身体。
正是因为他和同事不分昼夜的辛勤劳动，一个新生的良乡食堂在开学之初，胜利开始营业，出色完成了迎新、军训的供餐任务。2008年又出色完成了奥运方阵供餐等多项任务。2009年出色完成了国庆群众游行方阵的餐饮保障工作。2008年良乡2号食堂顺利通过ISO9001和HACCP两标一体质量认证，通过了北京市卫生量化分级管理A级的终审验收。4年来，良乡食堂迎接房山区各种现场考察及检查评比，获得了多项荣誉，为学校争了光。
员工常开玩笑说：“老于净干活了，也不想往上爬，我都想当个官啥的。”别人劝他说：“你那么傻干，也不图升个官、发个财，你图啥？”老于说：“这人啊还是得跟自己比，我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现在有这么好的单位，有吃有穿，家里都平平安安的，我就知足了。工作有难度，组织上派我去，那是相信我能干好，为了这个，自己绝对不能给组织丢脸，为学生服好务。”
于光珠，他用自己最朴实的行动展现着和平年代里，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名党员身上所体现的价值。他，他的事迹似乎平凡而普通，不像珠宝一样璀璨夺目，但却像一滴光亮的水珠，浇灌着学生的心灵，滋润着学校这片沃土。
2011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清华大学1，000余名新党员在党旗下宣誓入党。青丝满眼，唯独一位华发老人格外引人注目。这位鹤发新党员名叫白颖仁，是清华大学一名普通的退休职工，今年已97岁高龄。
半个月后，当白颖仁老人坐在家中接受采访时，眼神依然流露着宣誓时的喜悦。“大家关注我，是因为我年龄高。”诚如老人家所言，年近百岁仍追求入党，这种热忱足以引起很多人的惊叹。究竟是怎样的信念，激励着这位老人倾注大半生时间，去实现入党的夙愿？随着老人家的娓娓道来，这个谜底也逐渐揭开。
燃起“为党而生”的信念
1914年正月，白颖仁生于北京市通县的一个教师家庭。少年时期，她曾在通县女子师范学校接受教育，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白颖仁先后在通县的多所小学任教。是时，通县属沦陷区，为日本人控制。有一次，白颖仁路遇日本人，她一想到侵略者丑恶的罪行顿时怒火中烧，没有向日本鬼子行礼，径直而去。白颖仁未曾料到，仅仅是这样一次无声的抗议，就惹来了麻烦。不久，白颖仁就接到了学校方面的解聘通知。“在沦陷的那段日子，这样的痛苦真是受够了。”白颖仁感慨地说。
白颖仁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
那时，她在清华大学成志小学（清华附小前身）任教。开国大典前夜，白颖仁与清华师生一起从学校步行至天安门广场。翌日，她见证了开国大典的壮观景象。从那时起，党的光辉形象就已深深烙印在白颖仁的心中，她也开始燃起“为党而生”的信念。
“看着党带领党员们做了那么多事，我就想，我要是能成为党员，不也可以为党和国家作很多贡献吗？”抱着这种想法，白颖仁在1958年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可最终石沉大海，没有音讯，白颖仁知道自己特殊的个人经历一定还没有达到成为党员的标准，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她再没有轻易地提出入党申请，但她并没有放弃入党的念头，更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1968年，在党的号召下，白颖仁随家人前往江西劳动，过上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烈日炎炎的时节在田间插秧、寒风瑟瑟的时节在猪肚子下面取暖，因为路滑常被同伴们用绳子拴在腰上走路，给母亲倒尿壶连盆带屎泼过一身……这些考验对于53岁的白颖仁来说相当严酷。生活如此艰难，白颖仁坚强地含忍着所有的一切。不过，更为严酷的考验还在精神层面上。
白颖仁被分配到鸡舍工作，一次鸡舍搬迁，她将乱跑的鸡挨个抓到筐里，但鸡总是从筐里逃脱。情急之下，白颖仁找来一块布将筐蒙了起来，这才把鸡都困在筐里。当鸡被运到目的地，没想到，它们早已被缠得严严实实的筐给闷死了。更意想不到的是，白颖仁的这次无心之失却被一些工友指责为“阶级报复”。就这样，白颖仁被罚跪在地上，工宣队的人粗野地把她衣服上的校徽强扯下来，她开始遭受大家的批斗。事情上报后，党组织经过调查对她作出了“养鸡技术不够成熟”的结论，并没有为难她。尽管在工友那里受了不少委屈，但党组织的开明让她深深感动。
在劳动过程中遭遇了许多身心上的苦难，白颖仁始终用一个信念来鞭策自己—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正是这个信念支持着我，我才觉得做什么都不难，做什么都有兴趣。”白颖仁说。
白颖仁后被调回清华大学音乐室(现艺术教育中心)担任职员，她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在钢板上刻五线谱、印制乐谱、会计、文书，忙得抬不起头来。生活重归于平静，但她仍然在为达到党员的标准而不懈努力。工作中，她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生活中，她谨遵祖辈们“不要手心朝上—讨东西”的训诫，不仅拒绝了许多应得的照顾，而且用本不丰厚的工资接济生活困难的亲朋，她曾接济了一位亲戚长达20年之久。
多年来的乐善好施，多年来的孜孜不倦，终于为白颖仁带来了新的契机。
带着信念踏上新的征程
2008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耐心等待与不懈追求， 94岁的白颖仁老人递交了她人生中的第二份入党申请书。党组织收到她的申请书后，随即开始了对这位老人了解、考察和探访的工作。
90余岁的老人，曾和她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了，这给考察和意见征询的工作增加了难度。经过相关人员细致而深入的工作，2010年9月，对白颖仁的考察得以通过。
得知此消息白颖仁无比激动，在撰写思想汇报时她四易其稿，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过往经历、入党动机以及对党和政府的热爱和拥护，字里行间始终流露着真挚的感情。为了填写入党资料，96岁的白颖仁一连伏案3个钟头，最后手写到发麻，脚也浮肿得像个馒头。
2011年6月24日，白颖仁在清华大学体育馆与1,000余名新党员在党旗下宣誓入党。当天，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与胡和平书记还慰问了白颖仁，最后与她合影留念。对于这样的殊荣，白颖仁尤为感念。
白颖仁的书法作品有所造诣，甚至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休斯顿进行过展览。入党之前，白颖仁始终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视为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入党之后，白颖仁又赋予了自己的书法作品一项新的意义：宣传党、宣传党的政策。就在建党90周年前夕，白颖仁还应邀创作了一幅有纪念意义的书法作品，上书“风云九十载，看我党与时俱进青春永驻；执政六十年，为中国和谐发展繁荣稳定”。白颖仁对党的感情跃然纸上。
老有所为践行个人信念
白颖仁不忘在日常生活中对周围的同龄人言传身教，面对面地进行宣传工作。她常说，自己之所以活到这把年纪，一是因为党组织和身边的人很照顾自己，二是因为自己活着总有个奔头，总是想再为党多作些贡献。
白颖仁是个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对于学校给予的特别关照她“能不要就不要”，对他人“能不麻烦就不麻烦”。多年前，学校曾给白颖仁发放了一张困难补助表，以白颖仁当时的工资水平，只需申请，理应能获得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岂料老人却在申请表上写下了：“困难自己解决，我不申请！”相关负责人员看后感慨：“这个执拗的老太太！”
现在，白颖仁为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就是健康地活下去。“年纪这么大了，你就完全等着享受吗？不是的。我还能为党做好多事。”白颖仁不忘透露自己总结出的养生秘诀：“荤素搭配，酸碱均衡，不乱吃喝，规律生活。”白颖仁紧跟时代，97岁的她学会了发短信，学会了用计算机上网收发邮件、看新闻。看着日新月异的生活，白颖仁感叹：“现在真是幸福的时代，跟我们过去经历的苦难的时代，完全没法比。”
“现在，我的立场、身份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做事只是因为觉得应该做，现在做事就不只代表我自己了。作为一名党员，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说每句话，我都要考虑符不符合党的政策和利益。”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从“以人为本”到“和谐社会”，白颖仁对这些理论政策脱口而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是这样一种“为党而生”的坚定信念，支持白颖仁一路走来，最终实现了她追求大半生的入党理想。
“我是最幸福的人，最满足的人。是党给了我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是党给了我机会，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我为党感到自豪！”白老略显激动的话语，在这简朴的小两居室里回荡。她先生的照片静默地注视一成不变的家，而变化了的是老人期许五十三载的夙愿终于达成。
一切过去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念，一切开始的又是那么令人兴奋，有什么能比一份持续半个世纪的坚持，更令人折服呢？
（感谢刘念对本文作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蔡桂兰]
彭师奇：
“做一个被人看得起的知识分子”
彭教授的办公室在首都医科大学一座东西朝向的楼里。推开办公室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副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我们采访的话题也便从这幅画像谈起。“毛主席从一个农民家庭出身，论知识、经历、家庭都不如别人，但他有的长处也没有人超过，比如说读二十四史。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中华民族从弱小被欺负到独立变强大，他功不可没。”北京市教学名师、首都医科大学化学生物学与药学院院长彭师奇说。
知识遭鄙夷时，他刻苦读书
“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的后面，名列第九，流入民间，便有了谑称“臭老九”，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处境跌入历史上第二个最低点。
彭师奇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江西一个小村子考到了北京医学院。别说社会上不重视知识分子，连学校也藐视刻苦读书的学生。“那个时候，你去谈恋爱、打扑克、逛马路这都没有问题。如果你用这个时间学习就是在走‘白专’路线，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所以入不了党，也入不了团。” 彭师奇党、团都没入进去，因为很多人看不惯读书好的人。“那时候每礼拜六下午有政治学习，党员有党员学习，团员有团员学习，剩下我和另一个同学觉得很抬不起头。”
为什么不愿和大家一样玩呢？“我家里比较穷，从小地方考到北京医学院来上学，在当地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彭师奇每月的生活费就靠当医生的姐姐寄来的15元钱。为了节省钱，寒暑假彭师奇都不回家，也不出去玩，留在学校或学习、或做翻译的兼职工作。“我能不好好学习吗？我不好好学习就没有出路。”他知道只能靠读书拼出一条路来。
大学毕业后，彭师奇被分配到了甘肃，在农村、工厂和学校工作了8年。他对甘肃人民的养育之恩念念不忘，决心增长才干，努力报答。 尽管1981年拿到北京医学院硕士学位的时候，给他的鉴定还是说“要警惕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但他并没有放弃追求的信念。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考博，且顺利读博。1984年博士毕业后，他利用自己的学识积极为甘肃地区培养博士。
1987年，彭师奇获悉联邦德国洪堡基金首次向中国高校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40岁、成绩优秀的外国科学家提供奖学金到德国留学，选拔的学生不分国籍、也没有专业限制，唯一标准是学术水平。他萌生了出国学习的想法。因科研能力出色，1987年他顺利申请到联邦德国洪堡学者基金，在汉诺威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展研究。
这条逆流而上的鱼，自此游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大海。彭师奇也许是个很好的例子，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并且做到很好，所以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能顺利地抓住机会。
出国现热潮时，他回国效力
在德国，彭师奇师从著名化学家E·Winterfeldt。两年中，彭师奇接受了一流的科学思维的锻炼，国际化理念的学习和实践，他在国际杂志上发表多篇SCI论文。据统计，至今彭师奇在SCI收录的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的署名责任作者的学术论文达107篇。
学习期间，导师很欣赏彭师奇。因为这个中国学者有独立的思考，敢于指出老师的错误，是难得能与导师对话的学生。1989年，学期即将结束，导师打算将彭师奇留在研究所，而彭师奇却说：“我的国家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一个个回去，才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我留下来不是不可以，只是德国并不缺人才，而我的国家急缺。”Winterfeldt被眼前这个年轻人深深打动了：“像你这样的人，我很佩服，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都不顾，那么这个人在西方也不被瞧得起，你的行为该受到尊敬。以后工作方面遇到困难，我将全力支持你。”
这个时期的中国，轰轰烈烈的出国潮在涌动，公派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现象日趋严重。彭师奇，这条逆流游泳的鱼，选择了回国。那时回国没有什么实质利益，但彭师奇得到了学校党组织的肯定和赞赏。
海外学习和生活，让彭师奇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刻而理性的思考。他对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走向政权的过程中，还是在巩固政权的岁月里都能够吸引有知识、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进来而深感叹服。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落，建国69年的苏联划上句号。第二天，45岁的彭师奇面对中国共产党党旗，庄重地举起右拳，宣读出无悔的人生承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刻，他内心十分平静，“1964年上大学，1990年入党，还激动什么呢？我是一直想入，不让我入，我心已经疲了，入了以后觉得理所当然，我早就该是党员。”当国际社会对共产党的事业进行颠覆，国内出现信念动摇的时候，彭师奇这条逆流而上的鱼仍有着自己坚定而理性的信仰。他入党这一步整整走了26年。
成功论权财时，他安心科研
2004年，因工作需要，时任北京大学药学院院长的彭师奇调任首都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
“如果不安心做学问，到处吹牛、讨利益，做学问的人的地位就被贬低了，我不愿意这样做。”彭师奇说。 “你扎扎实实做学问，企业会非常重视和尊重你，想方设法给你支持。”虽然有的企业一直想给彭师奇奔驰汽车、现金、几百平方米的房子，但他从没有接受过。“拒绝这些，想到自己不仅是党员，是教授，还是知识分子，这三位一体的身份就该是很正直、很无私的人。”他把“诱惑”看作是“好心”，“人家主动给你支持，觉得你是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从心底里看得起你。但我不能要，因为我帮人家做不了多少事情。”
实际上，彭师奇带领的团队所研究的新药和知识产权项目有160多项，每年的专利项目能达到20项之多，给企业解决了不少棘手难题，提高了一些药品的疗效，为百姓健康做了很多实事。一个创造很大价值的人，他的办公室着实不怎么阔绰。隔断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实验室。局促拥挤的房间，除了会客椅旁边留的过道，其他所有地方都被书、资料和各种实验器具安然地霸占着。“相比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办公室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环境了。”刚从德国回来时申请实验室，学校没有地方。可是没有实验室怎么搞实验呢？他四处寻摸。想要做事情的人，客观条件是难不住他的。终于，当时学校卖牙刷的简易房被淘汰了，彭师奇如获至宝，带着两三名学生开始了实验室的修建，又跟德国的导师要来各种试验器械，就这样早期的实验室办妥了。他带着团队，在那里埋头做实验，一待就是10多年。
有的学生不解，为什么彭老师天天对着电脑研究那些论文，好像他的兴趣就在那。“作为导师，我要搞清楚今后20年的发展方向，给学生找到科研方向，要是不清楚就会误人子弟。”彭师奇说。作为院长要考虑整个学院的发展，他幽默地说：“我自己下岗，影响一个人；学院下岗了，那影响的是很多的家庭。我的工作是跟别人联系在一起的，干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着很多人。”
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彭师奇，经历过社会各层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更经历过社会将知识分子的尊严毁灭殆尽的历练。可作为一介知识分子，他深知自己是属于中国最先进的阶级，是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者，所以他坚守独立的思考，发挥自身的潜能和优势，将所学、所能最大限度地献给社会。
彭师奇是那条逆流游泳的鱼，在别人忙着跑资金、拉项目时，他独守一片净土，不求名、不求利，只求一名知识分子该做好的事情。世事变迁，周围总会有人觉得他呆呆傻傻，做的永远都不是最聪明的选择，但他从来就没有失去方向，逆流而上，追求属于自己的海洋，正如他自己所说：“做一个让人看得起的知识分子。”
“当了兵才能有出息，才能获得城镇户口”—20世纪80年代，当兵与考大学成为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重要而现实的机会。1983年，18岁的于光珠从山东台儿庄区马兰乡抗一村走进绿色军营—总参工程兵工程维护总队。能当上兵，对于一个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拉扯4个孩子，仅靠种地养活全家的农民家庭来讲，无疑是一个改变全家命运的珍贵机会。14年后，他光荣转业到北京理工大学，在村头村尾羡慕的议论声中，于光珠头一次给整个家族争了光。
“人生第一个目标是入党”
当兵，苦；当兵，累。于光珠却说，当兵当不够。 新兵连训练的3个月中，于光珠少说多干，忠厚耿直，新兵下连队后，领导唯独选中他留在本连队，并被分配到了后勤部门。由于服从命令，服从指挥，吃苦耐劳，全心投入，表现出色，在参军的第3个年头，于光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入党，于光珠说：“我人生第一个目标就是入党。”
成为党员，不只是荣誉。于光珠在入党之后，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担任班长期间，他陆续立了两次三等功、多次嘉奖，后来转为二级士官。
14年后的今天，于光珠仍保存着当年退伍时的转业鉴定书，一张正反两面已经泛黄的16开纸，上面写着这样的评价：“该同志入伍以来，在工作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任劳任怨，积极主动，热情大方，能够按时完成各种工作，作风扎实严谨。具有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团结同志，尊敬领导，群众基础较好。”从这段文字，我们读到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鉴定语式，更读到了这名军人的踏实与可靠。
“集团是我人生另一军营”
清晨5:00，于光珠就到岗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北京理工大学第一食堂的员工都能准时到岗。6:00，全部早餐供应到位，各个窗口陆续排开一字长队，窗口人员戴着口罩、手套，熟练地工作，迎接学生就餐，于光珠则在密切注视着整个餐厅的卫生秩序及服务状态。于光珠说：“集团是我人生另一个军营。”所以自己仍然是一名军人，5:00前到，24:00撤，与员工同劳动、同休息，这一习惯已经坚持了14年。“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到。”他说。
在高校，后勤集团是服务部门。于光珠却对这个工作十分看重，“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严把卫生关，严守操作流程，所管多个食堂从未出现过安全事故。这是他工作的底线，在此基础上，于光珠动脑子、想办法，走到哪个食堂，哪个食堂火，营业额遥遥领先于其他食堂，员工的收入也比其他食堂的高。这是为什么呢？于光珠的直接领导孙金锋主任向记者总结了一些他的战略：
第一招“亮相”。到了周末，一食堂精心准备独特的菜肴和主食，无论菜品和味道都努力做到尽善尽美。此外，暑期轮到一食堂值班营业时，他们不会因为学生流量少而有半点懈怠，反倒会作为一个机会，按照平时的要求求新求好。一食堂便开始被人想起。
第二招“大包子”。表面上看，食堂的包子大了一大圈，成本也上来了，那肯定赔了，但于光珠醉翁之意不在酒。“包子大了，学生来了不会只买包子，不会只吃早餐，大包子也拉动了其他食品、其他时段的销售量。更重要的是这个食堂有了美誉度。”孙主任说。
第三招“半份菜”。一份羊肉胡萝卜4块，一份糖醋小排4块，学生如果想吃到两份菜就得花8块钱，这对学生来讲既贵又吃不了。那么每样打半份，学生花4块钱就能吃到两样菜。
第四招“新品种”。冰糖葫芦、台湾奶茶……上世纪90年代这些东西率先在学生食堂出现绝对是个新鲜玩意儿。一串冰糖葫芦两元，价格不算便宜，给有消费能力的学生提供了消费的空间。
第五招“白菜处处都是宝”。有一段时间，食堂成本逐渐变高，令于光珠苦苦找不到原因。一天，他去扒垃圾桶，发现原来员工为了减少择菜和洗菜的工作量就搞一刀切，浪费了原材料。于是，他给当事人好好地上了一课：一棵白菜，有七八种做法，从头到尾，处处都是宝。
说他抠时，他真抠；说他大方时，他大方得令人吃惊。有一次，他听说一名员工半夜在宿舍偷偷哭，仔细打听才知道，原来她妹妹考上了大学，没有学费上学，于光珠二话没说，第二天从自家存折取了数千元给了这名员工，而这钱也没有让员工还。
食堂员工大都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在北京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大事小情，找到他的，管；不找他被他知道的，主动管。员工说：“于主任认识人多！”其实老于心里明白：我一个学校后勤集团的副科级小干部哪有那么大的能耐？食堂是军营，员工就是自己的战友，必须要帮。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于头来了！”走在北京理工大学校园里，一些纳凉的老同志总会跟于光珠聊一会儿，学校知名度较高的人，于光珠算一个，不论学生、教师，领导、群众，遛弯的，捡垃圾的，都认识他。
2011年4月，于光珠深咳不止，他躲到洗手间，“叩”的咳一声，一片血飞溅出来。这次他知道，他扛不住了。从不吃药不上医院的他，偷偷来到医院，检查结果——肺炎。对于一个不吸烟的人来讲，这病基本都是劳累过度而致。医生让他多休息保护好身体，他低下头，默不作声，脑袋里想的是良乡校区的新食堂怎能不管。
记者来到良乡校区食堂，3,000多平方米的食堂窗明几净，员工穿戴整洁服务于各个窗口，摆放的菜肴热气腾腾、氲散香味，诱人的菜品让人直流口水。可谁知道，4年前的这里还是个施工现场，满地的建筑垃圾，尘土飞扬，水泥、砂石、工废料、砖头块……没电、没水、没有休息地，有的只是紧急任务——60天内保证良乡食堂灶具安装及室内装修全面竣工，迎接新生入学。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光珠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决心啃下这个硬骨头。他带着工人，渴了就喝凉水，饿了就吃带来的馒头，累了靠着墙根儿眯一会儿。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一个设施完备、卫生达标、环境整洁、管理先进的新食堂呈现在眼前。“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无论插到哪里都该醒目，都该起到带头作用。”于光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给领导、学生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可是，谁能想到，为了这份答卷，于光珠累坏了身体。
正是因为他和同事不分昼夜的辛勤劳动，一个新生的良乡食堂在开学之初，胜利开始营业，出色完成了迎新、军训的供餐任务。2008年又出色完成了奥运方阵供餐等多项任务。2009年出色完成了国庆群众游行方阵的餐饮保障工作。2008年良乡2号食堂顺利通过ISO9001和HACCP两标一体质量认证，通过了北京市卫生量化分级管理A级的终审验收。4年来，良乡食堂迎接房山区各种现场考察及检查评比，获得了多项荣誉，为学校争了光。
员工常开玩笑说：“老于净干活了，也不想往上爬，我都想当个官啥的。”别人劝他说：“你那么傻干，也不图升个官、发个财，你图啥？”老于说：“这人啊还是得跟自己比，我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现在有这么好的单位，有吃有穿，家里都平平安安的，我就知足了。工作有难度，组织上派我去，那是相信我能干好，为了这个，自己绝对不能给组织丢脸，为学生服好务。”
于光珠，他用自己最朴实的行动展现着和平年代里，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名党员身上所体现的价值。他，他的事迹似乎平凡而普通，不像珠宝一样璀璨夺目，但却像一滴光亮的水珠，浇灌着学生的心灵，滋润着学校这片沃土。
2011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清华大学1，000余名新党员在党旗下宣誓入党。青丝满眼，唯独一位华发老人格外引人注目。这位鹤发新党员名叫白颖仁，是清华大学一名普通的退休职工，今年已97岁高龄。
半个月后，当白颖仁老人坐在家中接受采访时，眼神依然流露着宣誓时的喜悦。“大家关注我，是因为我年龄高。”诚如老人家所言，年近百岁仍追求入党，这种热忱足以引起很多人的惊叹。究竟是怎样的信念，激励着这位老人倾注大半生时间，去实现入党的夙愿？随着老人家的娓娓道来，这个谜底也逐渐揭开。
燃起“为党而生”的信念
1914年正月，白颖仁生于北京市通县的一个教师家庭。少年时期，她曾在通县女子师范学校接受教育，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白颖仁先后在通县的多所小学任教。是时，通县属沦陷区，为日本人控制。有一次，白颖仁路遇日本人，她一想到侵略者丑恶的罪行顿时怒火中烧，没有向日本鬼子行礼，径直而去。白颖仁未曾料到，仅仅是这样一次无声的抗议，就惹来了麻烦。不久，白颖仁就接到了学校方面的解聘通知。“在沦陷的那段日子，这样的痛苦真是受够了。”白颖仁感慨地说。
白颖仁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
那时，她在清华大学成志小学（清华附小前身）任教。开国大典前夜，白颖仁与清华师生一起从学校步行至天安门广场。翌日，她见证了开国大典的壮观景象。从那时起，党的光辉形象就已深深烙印在白颖仁的心中，她也开始燃起“为党而生”的信念。
“看着党带领党员们做了那么多事，我就想，我要是能成为党员，不也可以为党和国家作很多贡献吗？”抱着这种想法，白颖仁在1958年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可最终石沉大海，没有音讯，白颖仁知道自己特殊的个人经历一定还没有达到成为党员的标准，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她再没有轻易地提出入党申请，但她并没有放弃入党的念头，更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1968年，在党的号召下，白颖仁随家人前往江西劳动，过上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烈日炎炎的时节在田间插秧、寒风瑟瑟的时节在猪肚子下面取暖，因为路滑常被同伴们用绳子拴在腰上走路，给母亲倒尿壶连盆带屎泼过一身……这些考验对于53岁的白颖仁来说相当严酷。生活如此艰难，白颖仁坚强地含忍着所有的一切。不过，更为严酷的考验还在精神层面上。
白颖仁被分配到鸡舍工作，一次鸡舍搬迁，她将乱跑的鸡挨个抓到筐里，但鸡总是从筐里逃脱。情急之下，白颖仁找来一块布将筐蒙了起来，这才把鸡都困在筐里。当鸡被运到目的地，没想到，它们早已被缠得严严实实的筐给闷死了。更意想不到的是，白颖仁的这次无心之失却被一些工友指责为“阶级报复”。就这样，白颖仁被罚跪在地上，工宣队的人粗野地把她衣服上的校徽强扯下来，她开始遭受大家的批斗。事情上报后，党组织经过调查对她作出了“养鸡技术不够成熟”的结论，并没有为难她。尽管在工友那里受了不少委屈，但党组织的开明让她深深感动。
在劳动过程中遭遇了许多身心上的苦难，白颖仁始终用一个信念来鞭策自己—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正是这个信念支持着我，我才觉得做什么都不难，做什么都有兴趣。”白颖仁说。
白颖仁后被调回清华大学音乐室(现艺术教育中心)担任职员，她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在钢板上刻五线谱、印制乐谱、会计、文书，忙得抬不起头来。生活重归于平静，但她仍然在为达到党员的标准而不懈努力。工作中，她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生活中，她谨遵祖辈们“不要手心朝上—讨东西”的训诫，不仅拒绝了许多应得的照顾，而且用本不丰厚的工资接济生活困难的亲朋，她曾接济了一位亲戚长达20年之久。
多年来的乐善好施，多年来的孜孜不倦，终于为白颖仁带来了新的契机。
带着信念踏上新的征程
2008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耐心等待与不懈追求， 94岁的白颖仁老人递交了她人生中的第二份入党申请书。党组织收到她的申请书后，随即开始了对这位老人了解、考察和探访的工作。
90余岁的老人，曾和她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了，这给考察和意见征询的工作增加了难度。经过相关人员细致而深入的工作，2010年9月，对白颖仁的考察得以通过。
得知此消息白颖仁无比激动，在撰写思想汇报时她四易其稿，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过往经历、入党动机以及对党和政府的热爱和拥护，字里行间始终流露着真挚的感情。为了填写入党资料，96岁的白颖仁一连伏案3个钟头，最后手写到发麻，脚也浮肿得像个馒头。
2011年6月24日，白颖仁在清华大学体育馆与1,000余名新党员在党旗下宣誓入党。当天，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与胡和平书记还慰问了白颖仁，最后与她合影留念。对于这样的殊荣，白颖仁尤为感念。
白颖仁的书法作品有所造诣，甚至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休斯顿进行过展览。入党之前，白颖仁始终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视为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入党之后，白颖仁又赋予了自己的书法作品一项新的意义：宣传党、宣传党的政策。就在建党90周年前夕，白颖仁还应邀创作了一幅有纪念意义的书法作品，上书“风云九十载，看我党与时俱进青春永驻；执政六十年，为中国和谐发展繁荣稳定”。白颖仁对党的感情跃然纸上。
老有所为践行个人信念
白颖仁不忘在日常生活中对周围的同龄人言传身教，面对面地进行宣传工作。她常说，自己之所以活到这把年纪，一是因为党组织和身边的人很照顾自己，二是因为自己活着总有个奔头，总是想再为党多作些贡献。
白颖仁是个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对于学校给予的特别关照她“能不要就不要”，对他人“能不麻烦就不麻烦”。多年前，学校曾给白颖仁发放了一张困难补助表，以白颖仁当时的工资水平，只需申请，理应能获得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岂料老人却在申请表上写下了：“困难自己解决，我不申请！”相关负责人员看后感慨：“这个执拗的老太太！”
现在，白颖仁为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就是健康地活下去。“年纪这么大了，你就完全等着享受吗？不是的。我还能为党做好多事。”白颖仁不忘透露自己总结出的养生秘诀：“荤素搭配，酸碱均衡，不乱吃喝，规律生活。”白颖仁紧跟时代，97岁的她学会了发短信，学会了用计算机上网收发邮件、看新闻。看着日新月异的生活，白颖仁感叹：“现在真是幸福的时代，跟我们过去经历的苦难的时代，完全没法比。”
“现在，我的立场、身份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做事只是因为觉得应该做，现在做事就不只代表我自己了。作为一名党员，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说每句话，我都要考虑符不符合党的政策和利益。”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从“以人为本”到“和谐社会”，白颖仁对这些理论政策脱口而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是这样一种“为党而生”的坚定信念，支持白颖仁一路走来，最终实现了她追求大半生的入党理想。
“我是最幸福的人，最满足的人。是党给了我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是党给了我机会，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我为党感到自豪！”白老略显激动的话语，在这简朴的小两居室里回荡。她先生的照片静默地注视一成不变的家，而变化了的是老人期许五十三载的夙愿终于达成。
一切过去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念，一切开始的又是那么令人兴奋，有什么能比一份持续半个世纪的坚持，更令人折服呢？
（感谢刘念对本文作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蔡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