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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阳范氏,为蜀中史学世家。与其叔祖范镇、长子范冲俱为当世史学名家,号称“华阳三范”。范镇与大史学家司马光相交,“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①范祖禹上承家学,复师事司马光,能够接受到正统儒学教育和史学训练,考中进士后,随司马光在洛阳纂修《资治通鉴》十五年,哲宗时又参加《神宗实录》的修撰工作,②在当世史名甚重。而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洛学兴起之时,他与二程兄弟之间也交谊甚深,其学术也颇受理学影响,“范祖禹的学术与洛学有不少相近之处。”③因为这两方面的机缘,范祖禹既能师承司马光修习治史之法,又能吸取二程洛学思想,以理论史,遂得自成一家。
范祖禹一生史著丰富,曾参与《资治通鉴》、《神宗实录》、《神宗正史》的修撰,另外还自著《唐鉴》、《帝学》等,其中尤以《唐鉴》最能体现理学家义理化史学的目标。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鼎盛时代,同时也是离宋代最近的盛世,取鉴唐代的历史,思考新朝的治理,唐史研究成为北宋史学的热点。取鉴唐史以资新朝政治成为众多唐史论著的共同特点。范祖禹撰写《唐鉴》就是要将新义理融入旧历史中,以史论彰显理学的主张。因而此书一问世,就受到理学家们的高度称赞,使《唐鉴》在当时史学界的地位与程颐《易传》在经学界的地位相当,都是“理正词直”,可以“追配古作”。④程颐更是认为《唐鉴》中的史论是“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⑤
《唐鉴》原本十二卷,今本二十四卷,为南宋吕祖谦作注时所析。全书上起唐高祖起兵,下讫朱温纂唐,是一部编年体的简明唐代兴衰史。全书分为史事与史论两部分,全书史事332条,史论294条,皆先列史事,再发议论。在编纂体例上是史论结合,在编纂思想上则是以理论史。全书以义理入史,以史论阐明天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⑥
第一,在国家治理上,取鉴唐史,总结“治道”,以为新朝政治之借镜。《唐鉴》的编写,范祖禹自言是“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缉成一书”,⑦通过唐代历史的成败,阐发儒学的义理,便是此书的宗旨。故而对治道总结,即是为新朝政治服务的需要,又是阐发义理的基础。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主要是君主与大臣之事,故其与国家的兴衰治乱直接相关。治道包括了君道与臣道,天下要得到大治,就要为君者行君道,为臣者尽臣道。二者相比,君道尤重。范祖禹在论杨绾为相时说:“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在范祖禹看来,君道主要包括:正心修身、勤政节俭、施政以仁、虚怀纳谏、薄赋轻徭等。君主是否心正身修,是以正心之理评析唐史的《唐鉴》尤为关注的。以此理论史,范祖禹与孙甫对唐太宗的评价就迥然异趣。孙甫对太宗推许备至,先称之以“圣子”,后许以为明主,皆是就其功业事迹发论。而范祖禹则看到太宗正心修身上的缺失,开篇即明太宗其身不正,因为唐之开国君主其身不正,所以终唐一世,人君所为多不合义理,“起兵而诛其亲者谓之定内难,逼父而夺其位者谓之受内禅。此其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乱之大者也!”此外,唐德宗性猜忌,唐文宗好权术,这在范祖禹看来都不是为君之道而无益于治道,“人君一不正其心,则无以正万事。苟以术御下,是自行诈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
在为君应行君道的同时,为臣子者也应尽臣道。臣子应当为君主尽忠,这是君为臣纲。但范祖禹发扬新儒学的义理,在强调君为臣纲的同时又明确指出臣子应当忠于君主但却不能苟从于君主,君主有过当谏,有误当正。范祖禹认为贤相“不惟以谏争为己任,又引天下之贤者使之谏其君,此爱君之至者也。”⑧
第二,在历史哲学上,《唐鉴》全书在论述中贯穿了以天理代天命的新的历史观。随着新儒学的发展,天命观在宋代日益衰落,到范祖禹的时代,理学家们已经高倡天理,并把天理建构成为世间的绝对标准和最高原则。程颐就说过“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的话,这个理就是天理,君臣行事都要符合天理,遵循天理。这一观念在《唐鉴》中就成为范祖禹评论历史的理论依据,遵循天理,就会天下大治。反之,违背天理,就会天下大乱。范祖禹在唐玄宗开元盛世之日便断定天下大乱不远,其依据就在于天理灭则天下乱。
可见,《唐鉴》以史著的形式集中、系统地反映了理学家的政治、伦理思想,鲜明地体现了理学兴起的时代特色和义理史学的论史特点,是宋代较为完整地领会理学主旨而撰写的第一部义理史著。此书的完成,也标志着义理史学进入到了史学义理化阶段,而这一突破性成就,是巴蜀史学首开其端的。《唐鉴》之后,以理入史的著作日多,其中不少还是理学家亲自编撰而成。胡寅有《读史管见》、朱熹有《通鉴纲目》、张栻有《经世纪年》、吕祖谦有《大事记》等,都是义理史学的经典之作。到南宋后期,有人将义理史学著作汇集成书,名为《读史明辨》,此时以理论史,已成为士人读史、论史的准绳。而在这众多的义理史著中,范祖禹与朱熹、胡寅齐名。
注释:
①《宋史》卷337《范镇传》.
②《宋史》卷337《范祖禹传》.
③胡昭曦:《宋代蜀学研究》,第61页.
④《攻媿集》卷66《答綦君更生论文书》.
⑤《河南程氏外书》卷12.
⑥参见蔡崇榜.〈唐鉴〉与宋代义理史学[J].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32辑;胡昭曦.宋代蜀学研究[M].259—262页.
⑦范祖禹:《进唐鉴表》.
⑧《唐鉴》卷十七.
(作者简介:何光英(1979—)女,四川蒲江人,四川省绵阳中学英才学校(初中部)历史教师。)
范祖禹一生史著丰富,曾参与《资治通鉴》、《神宗实录》、《神宗正史》的修撰,另外还自著《唐鉴》、《帝学》等,其中尤以《唐鉴》最能体现理学家义理化史学的目标。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鼎盛时代,同时也是离宋代最近的盛世,取鉴唐代的历史,思考新朝的治理,唐史研究成为北宋史学的热点。取鉴唐史以资新朝政治成为众多唐史论著的共同特点。范祖禹撰写《唐鉴》就是要将新义理融入旧历史中,以史论彰显理学的主张。因而此书一问世,就受到理学家们的高度称赞,使《唐鉴》在当时史学界的地位与程颐《易传》在经学界的地位相当,都是“理正词直”,可以“追配古作”。④程颐更是认为《唐鉴》中的史论是“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⑤
《唐鉴》原本十二卷,今本二十四卷,为南宋吕祖谦作注时所析。全书上起唐高祖起兵,下讫朱温纂唐,是一部编年体的简明唐代兴衰史。全书分为史事与史论两部分,全书史事332条,史论294条,皆先列史事,再发议论。在编纂体例上是史论结合,在编纂思想上则是以理论史。全书以义理入史,以史论阐明天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⑥
第一,在国家治理上,取鉴唐史,总结“治道”,以为新朝政治之借镜。《唐鉴》的编写,范祖禹自言是“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缉成一书”,⑦通过唐代历史的成败,阐发儒学的义理,便是此书的宗旨。故而对治道总结,即是为新朝政治服务的需要,又是阐发义理的基础。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主要是君主与大臣之事,故其与国家的兴衰治乱直接相关。治道包括了君道与臣道,天下要得到大治,就要为君者行君道,为臣者尽臣道。二者相比,君道尤重。范祖禹在论杨绾为相时说:“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在范祖禹看来,君道主要包括:正心修身、勤政节俭、施政以仁、虚怀纳谏、薄赋轻徭等。君主是否心正身修,是以正心之理评析唐史的《唐鉴》尤为关注的。以此理论史,范祖禹与孙甫对唐太宗的评价就迥然异趣。孙甫对太宗推许备至,先称之以“圣子”,后许以为明主,皆是就其功业事迹发论。而范祖禹则看到太宗正心修身上的缺失,开篇即明太宗其身不正,因为唐之开国君主其身不正,所以终唐一世,人君所为多不合义理,“起兵而诛其亲者谓之定内难,逼父而夺其位者谓之受内禅。此其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乱之大者也!”此外,唐德宗性猜忌,唐文宗好权术,这在范祖禹看来都不是为君之道而无益于治道,“人君一不正其心,则无以正万事。苟以术御下,是自行诈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
在为君应行君道的同时,为臣子者也应尽臣道。臣子应当为君主尽忠,这是君为臣纲。但范祖禹发扬新儒学的义理,在强调君为臣纲的同时又明确指出臣子应当忠于君主但却不能苟从于君主,君主有过当谏,有误当正。范祖禹认为贤相“不惟以谏争为己任,又引天下之贤者使之谏其君,此爱君之至者也。”⑧
第二,在历史哲学上,《唐鉴》全书在论述中贯穿了以天理代天命的新的历史观。随着新儒学的发展,天命观在宋代日益衰落,到范祖禹的时代,理学家们已经高倡天理,并把天理建构成为世间的绝对标准和最高原则。程颐就说过“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的话,这个理就是天理,君臣行事都要符合天理,遵循天理。这一观念在《唐鉴》中就成为范祖禹评论历史的理论依据,遵循天理,就会天下大治。反之,违背天理,就会天下大乱。范祖禹在唐玄宗开元盛世之日便断定天下大乱不远,其依据就在于天理灭则天下乱。
可见,《唐鉴》以史著的形式集中、系统地反映了理学家的政治、伦理思想,鲜明地体现了理学兴起的时代特色和义理史学的论史特点,是宋代较为完整地领会理学主旨而撰写的第一部义理史著。此书的完成,也标志着义理史学进入到了史学义理化阶段,而这一突破性成就,是巴蜀史学首开其端的。《唐鉴》之后,以理入史的著作日多,其中不少还是理学家亲自编撰而成。胡寅有《读史管见》、朱熹有《通鉴纲目》、张栻有《经世纪年》、吕祖谦有《大事记》等,都是义理史学的经典之作。到南宋后期,有人将义理史学著作汇集成书,名为《读史明辨》,此时以理论史,已成为士人读史、论史的准绳。而在这众多的义理史著中,范祖禹与朱熹、胡寅齐名。
注释:
①《宋史》卷337《范镇传》.
②《宋史》卷337《范祖禹传》.
③胡昭曦:《宋代蜀学研究》,第61页.
④《攻媿集》卷66《答綦君更生论文书》.
⑤《河南程氏外书》卷12.
⑥参见蔡崇榜.〈唐鉴〉与宋代义理史学[J].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32辑;胡昭曦.宋代蜀学研究[M].259—262页.
⑦范祖禹:《进唐鉴表》.
⑧《唐鉴》卷十七.
(作者简介:何光英(1979—)女,四川蒲江人,四川省绵阳中学英才学校(初中部)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