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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借鉴元分析法，对国内外期刊在1999～2018年间发表的，与英语教材相关的397篇论文进行了对比研究。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外研究存在共性的同时呈现出5大差异。研究对象：国内集中于对教材本身的探讨，国外更关注教材的使用者;研究视角：国内研究侧重教材编写，国外更重视教材分析;研究内容：国内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展开，国外更关注微观方面;教材类别：国内偏重对大学阶段英语教材的研究，国外对大中小各学段英语教材的关注较为均衡;研究方法：国外研究的语料收集途径和分析方法更加多样。从定性分析的视角出发，以部分研究成果为案例，进一步讨论了国内外研究在上述5方面的具体差异，并在文末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 英语教材;综述;元分析;启示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0）04-0038-012
1 问题的提出
国外以英语教材为对象的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对专门用途英语（ESP）教材的关注[1]。我国的英语教材研究起步较晚[2]，但国内外英语教学环境不同，故不可照搬国外已有的理论和框架[3]。然而，通过对中外已有研究的比较，可发现一些对我国教材研究有益的启示。目前针对英语教材的综述性研究，主要涉及如下4个方面。
1）评估：夏桃珍、诸光对1995～2007年间发表的和外语教材编写与评估相关的40篇论文进行了综述，发现27篇关于教材评估的研究中，展开独立调查的仅3篇[4]。祁颖认为我国教材评价的研究者主体单一，并提出未来研究应避免定性的主观分析，多进行定量和科学的教材评价[5]。Zhang从使用前﹑使用中和使用后3个方面，对已有的教材评价研究进行了综述，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提出了一套教材评价表[6]。Mukundan 和 Ahour运用语料库的方法，分析了1970～2008年间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出现的48份教材评价对照表，发现已有对照表的关注点差异较大，且缺乏针对教材使用后的回顾性评价[7]。
2）使用者：黄建滨、于书林对1990～2007年间发表在19种外语类期刊，和大学英语教材相关的120篇论文进行了分析，发现已有研究对学习者的关注不足[8]。卢海燕对137篇和大学英语教材相关的文章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缺乏对学习主体的关注[9]。McGrath从出版商﹑作者﹑教师和学习者等方面对已有的教材研究综述认为，国外期刊从教师﹑学生视角展开的教材研究的数量和深度也不够[1]。
3）研究方法：张科峰从教材编写、评估、教法、选择、评介及研究方法层面对107篇和高职英语教材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发现实证性研究仅有9.3%，定量研究罕见[10]。杨港、陈坚林对我国15种外语类期刊上的155篇有关大学英语教材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研究呈现出从以质化为主，逐渐发展到量化增加、质化减少的趋势[11]。柳华妮将346篇针对大学英语教材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发现已有研究偏主观，缺乏实证研究[12]。卢爱华对10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研究也发现，有关教材的实证性研究非常少，调查研究很匮乏[13]。Tomlinson从语言教学角度对已有的教材开发研究进行了综述，同样发现，探索英语教材对学习者语言习得影响的实证性研究非常罕见[14]。
4）特定内容：Gilmore将和英语教材真实性相关的研究归为4类——教材和真实语篇的差异、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真实性和学习动机、篇章难度与任务设计对习得的影响[15]。姜占好、陶源综述了国内外关于外语教材语用知识的研究，发现大多教材中的语用知识比较匮乏[16]。徐珺对1980～2006年间涉及英语翻译教学和教材的368篇论文进行综述，认为已有教材研究对翻译的关注不够[17]。
虽然我国已有不少关于英语教材的综述性研究，但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大多研究仅以中文期刊为研究对象。（2）虽有不少学者指出教材研究缺乏实证、定量分析，但未报告已有的实证或定量研究的具体方法是什么。（3）学者们侧重对大学英语教材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而对在我国英语课堂涉及面更广的中小学英语教材的研究关注不够。基于此，本文以国内外對比为视角①，聚焦研究热点和方法，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提出3个研究问题：（1）国内外英语教材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是什么？（2）国内外研究间存在什么差异？（3）上述差异带给未来研究的启示是什么？
2 研究方法
2.1 分析方法
作为文献综述的基本类型之一[18]，元分析比叙述性综述更系统和客观[19]。Plonsky 和 Kim运用该方法，对基于任务的学习者产出研究进行了综述[20]。Oswald 和Plonsky详述了元分析的4大核心步骤：（1）定义研究领域;（2）制定编码方案;（3）分析数据;（4）诠释结果[21]。本文借鉴上述研究的方法展开分析[19-21]。
2.2 文献来源
文献搜集的时间跨度为1999年1月至2018年10月。文献的选择从代表性出发[20]，而非穷尽性搜索。国际期刊的选择，锁定科睿唯安2018年语言学类期刊列表中的185种SSCI期刊，通过篇名关键词：textbook、textbooks、material、materials、coursebook、coursebooks进行逐一查找。国内期刊在中国知网高级搜索中选择篇名和主题关键词：英语合并教材、外语合并教材、英语合并课本、英语合并教科书、英语合并书;来源类别：CSSCI（不含扩展版）、核心期刊（语言类）进行查找。剔除书评、会议、广告等无关文献后，得到国外期刊文章89篇，国内308篇。中外期刊的来源、发文量情况详见附录表1，年发文量趋势见图1。1999～2008年间，国内外的发文量都较少，年均分别为10.8和3.4篇。2010～2018年间，国内外的年均发文量分别达到20和5.5篇。国内外发文量均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且国内增幅更为显著。不过，近6年国内产文量有所回落。此外，国内产文量在2012年达到峰值，为33篇，国外在2014年达到峰值，为10篇。 2.3 编码方案
笔者通过对全部中外文献进行逐一且多次通读后，借鉴已有研究制定表1（包含8个类和86个[HJ1]项目的编码方案），以此为标准对397篇文章进行编码与分析。
3 结果与讨论
3.1 研究对象
1）教材和使用者。如图2所示，尽管国内外研究都主要针对传统课本，但其在国内占比达77%，远大于国外的46%。这是因为国外有更多研究围绕教师（11%）和学生（23%），而国内在此方面仅有14%。这说明国内研究对师生的关注不够。针对辅助和教师自编等其他教材及电子教材的研究，国外也均多于国内。进一步的量化分析结果发现，国外1999～2018年间从师生角度展开的教材研究年均数量较为平稳。我国该类研究在1999～2008年十年间仅有17篇，但到2009～2018年产文量上升至30篇。所以，我国教材研究对师生的关注有逐渐升温的趋势。如一项研究同时涉及图2中2个或以上的研究对象，则算为2篇或以上，故本节中国内外研究对象的总篇数分别为328和114，大于实际篇数。
首先，国内外教材研究对师生的关注点也存在差别。国内倾向于从整体上探讨师生对教材的态度。比如，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发现教师对英语教材持肯定态度[22]、师生对使用教材培养学生自主性的认可[23]、对教材的用后体会和看法[24]。而国外研究更关注师生对教材某一方面内容的处理策略或使用效果。比如，Forman通过课堂观察和访谈法，分析了3位泰国大学英语教师对教材的文化、词汇语义、语法教学的处理策略[25]。Northbrook和Conklin以教材的输入语作用为视角，运用问卷、语料库、熟悉度测试等方法，探索日本初中教材中的高频三字词串对习得的影响[26]。Huang等使用问卷和测试的方法，分析了学生对EAP英语课堂中3种不同预读材料的偏好[27]。我国近年也有少量结合教师和教材特定内容、教材使用策略的研究。比如，林娟、战菊通过问卷、访谈的方法，研究了3名大学英语教师如何在写作教学中评估和使用教材[28]。徐锦芬、范玉梅基于活动理论，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分析了2名大学英语教师在使用教材任务时的策略[29]。惠瑜、董雅清从认知语篇分析的角度，研究了9名英语教师对国内外英语教材中4段对话的评价语料，结果发现，教师们整体上更青睐我国自编的教材[30]。但从整体上看，国内研究对师生的关注度和深度仍显不足。其次，在电子教材的研究方面，国内外研究也存在较大差别。国内重视对教材编排和设计的探讨。比如，从需求分析、可行性分析、教学设计等方面，探讨职业英语多媒体教材的设计[31]。而国外研究更关注电子教材在实际教学中的使用效果。比如，Jarvis和 Szymczyk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了学生对在线语法学习和传统纸质版语法学习教材的态度，结果发现学生更喜欢后者[32]。而Baturay等的研究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即学生更喜欢通过网络学习语法[33]。
2）学习者和作者。如图3所示，国外的89篇教材研究中，17篇未指明教材学习者的母语，13篇针对不同母语的学习者，而占比最多的是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共20篇。其次为日语学习者，共12篇，英语或二语7篇。西班牙语5篇，德语、瑞典语和匈牙利语均2篇。阿拉伯语、韩语等均只有1篇。作者分布只统计第一作者的研究机构，查阅文内的作者单位信息即可确定。图4显示，虽然我国英语教材研究产文量共23篇，但其中港台学者各占了10篇，境内学者仅有3篇。英国在教材研究方面的产文量共15篇，日本14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4个英语国家产文共17篇。西班牙3篇，瑞典、阿根廷、德国等国家均只有1～2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国别和其研究中的学习者母语并非完全一致，比如，西班牙学者研究中的学习者母语并不一定为西班牙语。
上述结果说明：（1）以英国为首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5国虽非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材的主要使用国，但其研究成果却占了很大的比重。（2）国际期刊中22.5%的英语教材研究都聚焦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但境内学者在国际期刊的发文量仅占3.4%，这说明很多针对汉语学习者的教材研究成果并非出自境内学者。（3）相比邻国日本，国际期刊发文中以日语为母语的教材使用者占13.5%，日本研究机构的学者占比为15.7%。显然，研究成果中日本学习者和日本学者的占比非常接近。这是因为大部分针对日语为母语学习者的教材研究成果，都是出自日本学者。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学者都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到国外期刊。但是我國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母语为汉语的英语教材使用者，所以具备产出英语教材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大样本基础，而且教材在我国英语课堂教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认为，未来需要更多报告我国境内英语教材特点及使用情况的、与国际研究热点接轨的成果。国内期刊针对英语教材研究的发文量从1999～2008年的108篇，增加到2009～2018年的200篇，这说明了国内学界对英语教材研究的关注度在持续增加。
3.2 研究视角
教材的研究视角包括8类，如表2所示。国内涉及教材编写的文章有132篇，占42.9%，而国外此类研究仅17.9%;国外涉及对教材具体内容分析的研究有40篇，占比达44.9%;围绕教材使用情况的研究23篇，占25.8%;而国内研究在上述两方面的比例分别为16.9%和15.2%，均低于国外。国内有5.5%的研究涉及教材出版，国外无此类研究。国内在教材介绍、理论介绍、教材历史的研究方面均高于国外。在教材评估方面，国内外产文量占比接近。
此外，虽然我国针对教材编写和介绍的产文很多，但大多从理论层面，或基于研究者对某一套教材的内容或编写形成的直觉经验，提出一套教材的编写原则或对某一教材进行主观褒奖，因而缺乏实证性的研究成果[4，8，12]。而国外的教材编写研究大都紧密联系课堂实践，聚焦教材编写的具体过程或使用效果。比如：Kuzborska通过课堂观察、刺激回忆、教师讲义，对8位立陶宛大学英语教师如何设计EAP阅读教材展开实证研究[34];Chang 和 Kuo详细报道了一项结合语料库和体裁分析理论，开发针对计算机专业的在线学术英语写作教材的实践[35]。在听力教材的编制方面，Meinardi也是在比较了英语本族语使用者和学习者对真实听力材料语速的偏好及词汇认知效果后，才提出如何在设计听力教材时，借助降速工具对真实语料进行改编[36]。Illés分析了一套在匈牙利畅销30年的英语教材，该教材无绚丽的插图，只有简单的课文、语法和阅读练习，但以文学故事的形式展开的编排，受到了师生的认可[37]。 3.3 研究内容
1） 语言技能。国内外针对教材内容的研究可分为3类。（1）总体：对教材的整体内容进行研究;（2）语言技能：涉及听、说、读、写、译等7个方面;（3）宏观内容：涵盖教材的文化、真实性、语用、性别、任务设计等14个方面的内容。如图5所示，国内总体类研究产文占比高达69.8%，而国外仅18.0%;宏观内容方面，国外占48.3%，国内仅18.5%;语言技能方面，国外占50.6%，国内仅12.3%。因某些文章的研究会同时涉及语言技能和宏观内容，所以在国内外研究中，上述三类的总比例会大于100%。从上述量化结果不难发现，国内倾向于从整体上对教材展开研究，缺乏从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层面对教材进行的分析，而且对教材宏观内容的关注也远低于国外。
图6显示了国内外研究在7大语言技能方面的比重。国内在各方面基本平衡，且均低于国外，只是词汇占比略高（5.2%）。而国外在词汇和写作方面占比最高，均为12.4%，其次为语法和阅读，分别为7.9%和9.0%。国外针对教材口语技能的研究为3.4%，也高于国内的1.0%。国内有2.3%的研究涉及翻译，国外无此类研究。听力方面，国内外无太大差别。
国内外对教材词汇的研究都会涉及词汇覆盖率和词汇深度的问题。但是国内侧重对通用英语阅读教材的词汇研究。比如，郑志恒研究了英语专业阅读教材对八级词汇表、基于语料库的核心词表的覆盖情况[38]。何安平分析了小学到大学4个学段，英语教材词汇量的增加、复现情况，并以单词“make”为例，探讨了教材词汇的深度问题[39]。国外却有更多研究关注口语教材、ESP或EAP教材中的词汇情况，且会紧密联系学生的实际学习环境。比如，Coxhead等运用语料库的方法，统计了学术和专门用途英语教材的176个常用口语多词短语，将其和自建的真实学术场合英语口语语料库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教材中的多词短语在真实学术口语交流中的出现率很低[40]。Wood和Appel以大一工程和商务专业10本英语教材中的多词结构为对象，研究其在5本EAP教材中的呈现情况，结果发现，英语教材的多词结构在EAP中的出现率很低[41]。
国内有少量针对英语写作教材的研究，多采用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视角。比如，唐青叶、苏玉洁发现，英语专业写作教材重视遣词造句的正确性，但对体裁的涉及不够[42];俞建耀发现，商务英语写作教材中涉及的例子体现了互文性[43]。然而，国外研究更关注学习者的写作产出、教材作者、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比如，Leedham和Cai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留学生英语写作中存在的连接词使用问题，并认为该问题和学生在中学时接触了过多不良教材的写作模板有关[44]。Jou调研了8名学习者对学术英语写作教材任务的态度，并将其和教材作者的想法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45]。
2）宏观内容。如表3所示，国内外对教材宏观内容的研究中，文化占比最高。但国外占比14.6%，远高于国内的3.9%。国外有7.9%的研究涉及真实性，6.7%针对教材插图，而国内该类研究却很少。国外有4.5%的研究涉及教材中的语用信息，但国内仅0.6%。国内对教材中性别、任务、话题的研究均低于国外，同时也没有针对教材中英语作为通用语、隐喻内容的研究，国外无针对教材指令语的研究。在教材难度、语言习得理论、内容和语言融合等方面，国内外研究都较少。
虽然中外教材研究都涉及了文化，但在研究视角上却存在较大差别。（1）我国对教材文化的研究，大都采取对其文化内容进行量化分类的视角，包括中国、目的语和世界文化①或内圈、外圈和扩展圈文化②等。比如，刘艳红认为大学教材中英美文化占主导，中国文化比例太少[46]。何丽芬发现，中学教材虽然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但是其整体分布仍然不均且低于目的语文化[47]。尽管国外研究也参考上述三分法的视角，但会更多地探讨教材如何呈现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文化内容，即教材如何体现母语为非英语者之间的交流。比如，Takahashi研究了日本中学英语教材中的人物国籍、对话中的非本族语者比例、英语变体等内容，结果发现，日本旧版英语教材中有关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文化内容整体偏少，但新版教材对该类内容的涉及有明显增加[48]。Stranger-Johannessen认为，乌干达的英语教材很少涉及国际、非本族语的英语使用者的文化内容[49]。（2）国外的教材文化研究往往会密切结合教学实践。比如，Gray发现教师对教材中的刻板文化印象内容不满，并分析了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对该类文化内容的处理策略[50]。
对教材插图所承载的信息进行量化分析，在国外期刊的研究中也较为多见。比如，Guo 和 Feng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以中小学英语教材的348幅插图为对象，对其中的参与者、过程、环境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教材插图的过程表征从叙述式到概念式、参与者从特定到一般或从卡通到真实照片等、环境从局部到非局部的变化都和学生的认知能力发展相一致[51]。然而，Weninger和 Kiss却认为文化包含在语篇、插图中而对其进行量化分析，是一种忽略学习者的教材分析。其从符号学的意义潜势出发，基于语篇、插图、任务的动态关系角度，分析了英语教材的文化。结果发现，表面上附带文化内涵的插图和文本，其实都是以语言学习为中心，而非为培养跨文化能力服务[52]。
对教材语料的真实性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和语言意识，但是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較少。张彦琳、何安平以31项口语性语言特征为标准，比较了国内外英语教材语篇的口语性差异[53]。而国外的此类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比如：Gilmore从新旧两版英语教材中选取部分对话，分别将其和真实交流的对话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旧版教材和真实交流在词汇密度、停顿、重复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而新版教材在上述方面有明显改进，这说明教材的编写越来越体现真实性[54]。为研究英语教材话题设计的真实性，Siegel首先统计了日本11册英语教材中的话题，之后将其和留学生宿舍录制的37小时视频材料中的真实生活话题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存在很大差别，因而作者指出教材选题应基于学生的实际[55]。Gilmore还从历时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比了真实语言材料和传统课本在日本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作用。通过对两组使用了10个月上述两类教材的英语学习者的发音、听力、口语、语法等方面的水平进行测试后发现，使用真实材料的组整体上优于使用传统课本的组[56]。 3.4 教材类别
1）教材级别。国内外期刊对教材的级别划分或按照学段，比如小学、中学、大学;或按照难度，比如初级、中级、高级。还有的针对成人英语教材，或未指明级别。本部分将上述类别整合为4种：（1）基础教育：包括幼儿、小学、中学以及初、中级教材;（2）高等教育：包括专、本科生及研究生教材;（3）成人;（4）其他：未指明级别。教材级别的分布见图7。国外对基础和高等教育教材的关注较均衡，分别为37.9%和46.3%。而国内针对高等教育教材的研究达69.1%，占绝对主导地位，远高于基础教育的21.3%。这与我国从事科研的人员大都为高校教师有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具备更加独立和自主的学习能力，因此高校师生对教材的依靠度都较低。而教材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发挥的作用远大于高校。因而，未来需要更多针对中小学英语教材的研究。在成人和其他教材的分布上，国内外研究均很少。
2）教材种类。教材种类可分为5种。（1）通用英语教材;（2）英语专业教材;（3）ESP教材，包括商务英语、农业英语、旅游英语、法律英语等;（4）EAP教材;（5）混合：指涉及两类以上英语教材的研究。如表4所示，国内外均以通用英语教材的研究为主，分别占76.3%和64.0%。国内针对英语专业教材的研究占8.1%，高于国外的1.1%。国内外在ESP教材研究方面的总比例相近，分别为14.9%和15.7%，且中外针对商务英语教材的研究均最多。但是，国外的EAP教材研究占16.9%，远高于国内的0.6%。需要说明的是，国内有14项研究未明确具体专业，仅针对ESP教材整体;国外有2项针对多类英语教材的比较研究。
同样针对ESP、EAP教材的研究，国内外也存在如下差别。（1）国内倾向于从整体上探讨ESP教材应如何编写。比如：指出现有教材编写不专业、缺乏真实性，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材编写原则[57]。而国外期刊大都限定某一教材，并对其特定内容展开分析。比如，Hsu从教材词汇分布的角度，参照基于BNC和COCA语料库的词汇表，研究了中医英语教材的词汇量[58]。Bremner讨论了8本商务英语教材对真实工作环境中的协作式写作的体现，结果发现，教材对真实写作实践的体现不足[59]。（2）我国针对EAP教材的研究很少，且鲜有对其具体内容展开的深入研究，这与我国学术英语教学的起步较晚有关。（3）和ESP教材研究一样，国内很多EAP教材的研究也是围绕教材编写。比如，通过对国外EAP教材的编排、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教材编写的启示[60]。而国外研究会针对特定内容，联系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比如，Morton提出了用期刊论文摘要作为EAP课堂教学材料的建议，并详述了如何使用摘要展开EAP教学[61]。Deroey对25本讲座英语听力教材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教材内容并未体现学生真实学术交流环境中的语言使用情况[62]。
3.5 研究方法
1）方法类别。对实证、非实证及质性、量化研究的界定，参考已有研究的分类[63-65]，结果见图8。首先，国内以非实证性研究为主，占比达69.2%，而实证研究仅有30.8%。但是，国外却以实证研究为主，占比高达89.9%，非实证研究仅10.1%。其次，从质性和量化角度，对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展[JP 2]开进一步分类后发现，国内外在质性和量化研究上也正好相反。国内的质性研究共66篇，占59.5%，量化共45篇，占40.5%，国外的质性研究共42篇，占44.2%，量化研究共54篇，占55.8%。需要说明的是，如某研究涉及质性和量化研究的混合，则各算一篇，故质性和量化研究的总数会大于总文章数。总而言之，国内缺乏针对教材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且量化研究篇数少。
2）语料收集。表5显示了国内外实证研究中的10种语料来源。首先，国内外研究都以教材本身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国内的比例为47.9%，略高于国外的41.0%。其次，在国内外共有的语料库、问卷、访谈、观察、测试5类中，国内多用传统的问卷、访谈法收集语料，占比达到40.2%，远高于国外的27.9%。语料库数据在国内研究中仅占2.6%，低于国外的8.2%。最后，国外针对使用真实语料作为教材的研究有9篇，占7.4%，然而此类研究与日志、有声思维、刺激回忆在国内研究中还没有。故从整体上看，国外研究的语料收集方式更多样。
虽然在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中，质性和量化研究的比例差别不大，但是国内期刊的实证研究方法整体上较为单一。（1）在运用语料库的方法分析教材时，大都涉及对教材词汇的研究。国内倾向于将教材本身视为小型语料库展开研究，并通过比较发现教材对某些词的用法呈现不足[66]，或将教材和BROWN这样的大型语料库进行比较，从而揭示教材中词汇的分布特征[67]。然而，国外研究常会根据教材特征选取专门的语料库。比如：在研究商务英语教材的隐喻时，Sznajder将教材中的隐喻和商务英语语料库的样本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两者的差别[68];为研究语法练习书、教材、真实语料在使用was或were表達虚拟式上的差异，Lee选取了澳大利亚的ACE、Ozcorp语料库和取自Asiacorp的语料库，结果发现，教材大多采取规定性的态度，即指出用was表达虚拟式是错误的用法，然而这与语料库中的真实语言使用情况并不一致[69]。（2）为探索教材的用后效果，国内外都会采取对学生进行测试的方法来验证。国内研究大都使用教材自带的练习题[70]、学期考试或其他标准化考试进行检验[71]。而国外研究常会设计专门的测试来检验教材特定内容的使用效果。比如：Northbrook 和 Conklin为测试学习者对教材三字词汇的熟悉度，就借助Inquisit软件让受试参与判断任务、熟悉度分级测验[26]。Marsden等为检查英语专业学生对教材中any用法的习得优势是否显著，设计了专门的可接受性判断任务[72]。上述分析表明，国外研究中的语料来源和类型都更为多样。 3）数据处理。国内外实证研究中数据的量化处理方式见图9。首先，在统计方法使用上国内外大体相同，都以较为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式为主：大多研究仅报告均值、百分比等结果（国内占78.8%，国外占67.9%）;少量研究报告了相关分析的结果（国内占2.4%，国外占2.5%）。其次，从整体上来看，国内研究采取描述性统计方法的比例明显大于国外。这是因为国外的实证研究在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卡方检验、T检验这4类数据处理方式的占比（分别为8.6%、8.6%、6.2%、6.2%）均高于国内（分别为4.7%、4.7%、3.5%、5.9%）。这说明国外实证研究的数据处理方式更加多样。最后，国内外均有在一项研究中使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的情况。比如：Wolf考查学生对教材话题的态度[73]和王晓军调研电子教材的使用情况时[74]，都采用了描述统计分析、参数检验或非参数检验相混合的数据处理方式，但是此类研究的整体占比仍然很小。
4 启示与结语
基于上述结果，对我国未来的英语教材研究提出如下几点启示：（1）从师生角度展开的教材研究，不应仅涉及他们对整套教材的态度或看法等较为宏观的内容，而应紧密联系师生的课堂教学实践，深入到教材的具体内容中，以便发现教材的实际使用情况。（2）加大对中小学英语教材的关注，形成对大中小学各级英语教材的整体和连续的认识。（3）展开更多针对专业英语、学术英语，特别是写作教材的分析、使用的实证性研究。（4）丰富对教材文化、语用、真实性等内容的研究。（5）对教材文化内容的研究，应多从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角度展开。（6）借鉴部分国外教材研究成果，丰富我国英语教材研究的语料收集、数据处理、分析方法等。（7）多关注我国最新出版的、融入了新教学理念和内容的英语教材。比如，近年我国出版了一些专门针对培养大学生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英语教材，如能对此类教材的新内容、使用情况展开深入调研，会对我国现阶段的英语教材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借鉴元分析法，以中外比较为视角，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对过去20年国内外的英语教材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比较。主要分析了国内外英语教材研究在5个方面的差异，并尝试勾勒出现阶段教材研究的热点、趋势和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仅针对中外期刊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了综述，且主要围绕教材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如未来研究涉及专著、毕业论文等其他文献，或有关教材研究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发现。
参考文献
[1]MCGRATH I.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roles of EFL/ESL teachers：practice and theory[M].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3.
[2] 赵勇，郑树棠.几个国外英语教材评估体系的理论分析——兼谈对中国大学英语教材评估的启示[J].外语教学，2006（3）：39-45.
[3] 孫平华.论我国中小学英语教材的评价标准[J].课程[WW）]·[WW（]教材[WW）]·[WW（]教法，2006（4）：49-55.
[4] 夏桃珍，诸光.外语教材编写研究综述[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S1）：43-46.
[5] 祁颖.我国大学英语教材评价研究述评[J].教育探索，2014（2）：24-25.
[6] ZHANG X. A critical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extbook evaluation： what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an offer[J].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Education，2017，5（1）：78-102.
[7] MUKUNDAN J， AHOUR T. A review of textbook evaluation checklists across four decades （1970-2008）[C]//TOMLINSON B，MASUHARA H.Research for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learning： evidence for best practice. London：Bloomsbury，2010.
[8] 黄建滨，于书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回顾与思考[J].外语界，2009（6）：77-83.
[9] 卢海燕.近25年国内大学英语教材研究评述[J].中国教育学刊，2013（S1）：65-67.[ZK）]
[10张科峰.新世纪以来高职英语教材建设研究综述[J].职业技术教育，2011，32（32）：64-67.
[11] 杨港，陈坚林.2000年以来高校英语教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2）：16-19.
[12] 柳华妮.大学英语教材研究二十年：分析与展望[J].外语电化教学，2013（2）：66-71.
[13] 卢爱华.华东高校英语教材使用现状、问题及规划建议[J].山东外语教学，2014，35（6）：23-28.
[14] Tomlinson B.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J].Language Teaching，2012，45（2）：143-179.
[15] GILMORE A.Authentic materials and authenticit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J].Language Teaching， 2007，40（2）：97-118. [16] 姜占好，陶源.国内外教材中的语用知识研究述评[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4）：23-26.
[17] 徐珺.基于语料库的英语翻译教材与翻译教学研究现状分析[J].外语电化教学，2008（5）：16-22.
[18] FEAK C B， SWALES J M. Telling a research story：writing a literature review[M].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9.
[19] PLONSKY L，OSWALD F L.Meta-analyzing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PLONSKY L.Advanc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New York： Routledge，2015.
[20] PLONSKY L，KIM Y.2016. Task-based learner production：a substantive and methodological review[J].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16（1）：73-97.
[21] OSWALD F L， PLONSKY L. Meta-analysi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hoices and challenges[J].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10，30（1）：85-110.
[22] 国红延，战春燕.一项关于大学英语教材对教师专业发展作用的调查研究[J].外语界，2011（4）：67-74.
[23] 周娉娣.大学英语教材与学习者自主性培养——“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WW）]《[WW（]综合教程[WW）]》[WW（]试用调查[J].外语界，2008（2）：78-83.
[24] 华维芬.两套综合英语教材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WW）]《[WW（]现代大学英语：精读[WW）]》[WW（]和[WW）]《[WW（]综合教程[WW）]》[WW（]的比较分析[J].外语研究，2014（4）：53-57.
[25]
[关键词] 英语教材;综述;元分析;启示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0）04-0038-012
1 问题的提出
国外以英语教材为对象的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对专门用途英语（ESP）教材的关注[1]。我国的英语教材研究起步较晚[2]，但国内外英语教学环境不同，故不可照搬国外已有的理论和框架[3]。然而，通过对中外已有研究的比较，可发现一些对我国教材研究有益的启示。目前针对英语教材的综述性研究，主要涉及如下4个方面。
1）评估：夏桃珍、诸光对1995～2007年间发表的和外语教材编写与评估相关的40篇论文进行了综述，发现27篇关于教材评估的研究中，展开独立调查的仅3篇[4]。祁颖认为我国教材评价的研究者主体单一，并提出未来研究应避免定性的主观分析，多进行定量和科学的教材评价[5]。Zhang从使用前﹑使用中和使用后3个方面，对已有的教材评价研究进行了综述，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提出了一套教材评价表[6]。Mukundan 和 Ahour运用语料库的方法，分析了1970～2008年间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出现的48份教材评价对照表，发现已有对照表的关注点差异较大，且缺乏针对教材使用后的回顾性评价[7]。
2）使用者：黄建滨、于书林对1990～2007年间发表在19种外语类期刊，和大学英语教材相关的120篇论文进行了分析，发现已有研究对学习者的关注不足[8]。卢海燕对137篇和大学英语教材相关的文章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缺乏对学习主体的关注[9]。McGrath从出版商﹑作者﹑教师和学习者等方面对已有的教材研究综述认为，国外期刊从教师﹑学生视角展开的教材研究的数量和深度也不够[1]。
3）研究方法：张科峰从教材编写、评估、教法、选择、评介及研究方法层面对107篇和高职英语教材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发现实证性研究仅有9.3%，定量研究罕见[10]。杨港、陈坚林对我国15种外语类期刊上的155篇有关大学英语教材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研究呈现出从以质化为主，逐渐发展到量化增加、质化减少的趋势[11]。柳华妮将346篇针对大学英语教材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发现已有研究偏主观，缺乏实证研究[12]。卢爱华对10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研究也发现，有关教材的实证性研究非常少，调查研究很匮乏[13]。Tomlinson从语言教学角度对已有的教材开发研究进行了综述，同样发现，探索英语教材对学习者语言习得影响的实证性研究非常罕见[14]。
4）特定内容：Gilmore将和英语教材真实性相关的研究归为4类——教材和真实语篇的差异、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真实性和学习动机、篇章难度与任务设计对习得的影响[15]。姜占好、陶源综述了国内外关于外语教材语用知识的研究，发现大多教材中的语用知识比较匮乏[16]。徐珺对1980～2006年间涉及英语翻译教学和教材的368篇论文进行综述，认为已有教材研究对翻译的关注不够[17]。
虽然我国已有不少关于英语教材的综述性研究，但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大多研究仅以中文期刊为研究对象。（2）虽有不少学者指出教材研究缺乏实证、定量分析，但未报告已有的实证或定量研究的具体方法是什么。（3）学者们侧重对大学英语教材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而对在我国英语课堂涉及面更广的中小学英语教材的研究关注不够。基于此，本文以国内外對比为视角①，聚焦研究热点和方法，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提出3个研究问题：（1）国内外英语教材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是什么？（2）国内外研究间存在什么差异？（3）上述差异带给未来研究的启示是什么？
2 研究方法
2.1 分析方法
作为文献综述的基本类型之一[18]，元分析比叙述性综述更系统和客观[19]。Plonsky 和 Kim运用该方法，对基于任务的学习者产出研究进行了综述[20]。Oswald 和Plonsky详述了元分析的4大核心步骤：（1）定义研究领域;（2）制定编码方案;（3）分析数据;（4）诠释结果[21]。本文借鉴上述研究的方法展开分析[19-21]。
2.2 文献来源
文献搜集的时间跨度为1999年1月至2018年10月。文献的选择从代表性出发[20]，而非穷尽性搜索。国际期刊的选择，锁定科睿唯安2018年语言学类期刊列表中的185种SSCI期刊，通过篇名关键词：textbook、textbooks、material、materials、coursebook、coursebooks进行逐一查找。国内期刊在中国知网高级搜索中选择篇名和主题关键词：英语合并教材、外语合并教材、英语合并课本、英语合并教科书、英语合并书;来源类别：CSSCI（不含扩展版）、核心期刊（语言类）进行查找。剔除书评、会议、广告等无关文献后，得到国外期刊文章89篇，国内308篇。中外期刊的来源、发文量情况详见附录表1，年发文量趋势见图1。1999～2008年间，国内外的发文量都较少，年均分别为10.8和3.4篇。2010～2018年间，国内外的年均发文量分别达到20和5.5篇。国内外发文量均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且国内增幅更为显著。不过，近6年国内产文量有所回落。此外，国内产文量在2012年达到峰值，为33篇，国外在2014年达到峰值，为10篇。 2.3 编码方案
笔者通过对全部中外文献进行逐一且多次通读后，借鉴已有研究制定表1（包含8个类和86个[HJ1]项目的编码方案），以此为标准对397篇文章进行编码与分析。
3 结果与讨论
3.1 研究对象
1）教材和使用者。如图2所示，尽管国内外研究都主要针对传统课本，但其在国内占比达77%，远大于国外的46%。这是因为国外有更多研究围绕教师（11%）和学生（23%），而国内在此方面仅有14%。这说明国内研究对师生的关注不够。针对辅助和教师自编等其他教材及电子教材的研究，国外也均多于国内。进一步的量化分析结果发现，国外1999～2018年间从师生角度展开的教材研究年均数量较为平稳。我国该类研究在1999～2008年十年间仅有17篇，但到2009～2018年产文量上升至30篇。所以，我国教材研究对师生的关注有逐渐升温的趋势。如一项研究同时涉及图2中2个或以上的研究对象，则算为2篇或以上，故本节中国内外研究对象的总篇数分别为328和114，大于实际篇数。
首先，国内外教材研究对师生的关注点也存在差别。国内倾向于从整体上探讨师生对教材的态度。比如，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发现教师对英语教材持肯定态度[22]、师生对使用教材培养学生自主性的认可[23]、对教材的用后体会和看法[24]。而国外研究更关注师生对教材某一方面内容的处理策略或使用效果。比如，Forman通过课堂观察和访谈法，分析了3位泰国大学英语教师对教材的文化、词汇语义、语法教学的处理策略[25]。Northbrook和Conklin以教材的输入语作用为视角，运用问卷、语料库、熟悉度测试等方法，探索日本初中教材中的高频三字词串对习得的影响[26]。Huang等使用问卷和测试的方法，分析了学生对EAP英语课堂中3种不同预读材料的偏好[27]。我国近年也有少量结合教师和教材特定内容、教材使用策略的研究。比如，林娟、战菊通过问卷、访谈的方法，研究了3名大学英语教师如何在写作教学中评估和使用教材[28]。徐锦芬、范玉梅基于活动理论，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分析了2名大学英语教师在使用教材任务时的策略[29]。惠瑜、董雅清从认知语篇分析的角度，研究了9名英语教师对国内外英语教材中4段对话的评价语料，结果发现，教师们整体上更青睐我国自编的教材[30]。但从整体上看，国内研究对师生的关注度和深度仍显不足。其次，在电子教材的研究方面，国内外研究也存在较大差别。国内重视对教材编排和设计的探讨。比如，从需求分析、可行性分析、教学设计等方面，探讨职业英语多媒体教材的设计[31]。而国外研究更关注电子教材在实际教学中的使用效果。比如，Jarvis和 Szymczyk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了学生对在线语法学习和传统纸质版语法学习教材的态度，结果发现学生更喜欢后者[32]。而Baturay等的研究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即学生更喜欢通过网络学习语法[33]。
2）学习者和作者。如图3所示，国外的89篇教材研究中，17篇未指明教材学习者的母语，13篇针对不同母语的学习者，而占比最多的是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共20篇。其次为日语学习者，共12篇，英语或二语7篇。西班牙语5篇，德语、瑞典语和匈牙利语均2篇。阿拉伯语、韩语等均只有1篇。作者分布只统计第一作者的研究机构，查阅文内的作者单位信息即可确定。图4显示，虽然我国英语教材研究产文量共23篇，但其中港台学者各占了10篇，境内学者仅有3篇。英国在教材研究方面的产文量共15篇，日本14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4个英语国家产文共17篇。西班牙3篇，瑞典、阿根廷、德国等国家均只有1～2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国别和其研究中的学习者母语并非完全一致，比如，西班牙学者研究中的学习者母语并不一定为西班牙语。
上述结果说明：（1）以英国为首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5国虽非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材的主要使用国，但其研究成果却占了很大的比重。（2）国际期刊中22.5%的英语教材研究都聚焦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但境内学者在国际期刊的发文量仅占3.4%，这说明很多针对汉语学习者的教材研究成果并非出自境内学者。（3）相比邻国日本，国际期刊发文中以日语为母语的教材使用者占13.5%，日本研究机构的学者占比为15.7%。显然，研究成果中日本学习者和日本学者的占比非常接近。这是因为大部分针对日语为母语学习者的教材研究成果，都是出自日本学者。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学者都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到国外期刊。但是我國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母语为汉语的英语教材使用者，所以具备产出英语教材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大样本基础，而且教材在我国英语课堂教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认为，未来需要更多报告我国境内英语教材特点及使用情况的、与国际研究热点接轨的成果。国内期刊针对英语教材研究的发文量从1999～2008年的108篇，增加到2009～2018年的200篇，这说明了国内学界对英语教材研究的关注度在持续增加。
3.2 研究视角
教材的研究视角包括8类，如表2所示。国内涉及教材编写的文章有132篇，占42.9%，而国外此类研究仅17.9%;国外涉及对教材具体内容分析的研究有40篇，占比达44.9%;围绕教材使用情况的研究23篇，占25.8%;而国内研究在上述两方面的比例分别为16.9%和15.2%，均低于国外。国内有5.5%的研究涉及教材出版，国外无此类研究。国内在教材介绍、理论介绍、教材历史的研究方面均高于国外。在教材评估方面，国内外产文量占比接近。
此外，虽然我国针对教材编写和介绍的产文很多，但大多从理论层面，或基于研究者对某一套教材的内容或编写形成的直觉经验，提出一套教材的编写原则或对某一教材进行主观褒奖，因而缺乏实证性的研究成果[4，8，12]。而国外的教材编写研究大都紧密联系课堂实践，聚焦教材编写的具体过程或使用效果。比如：Kuzborska通过课堂观察、刺激回忆、教师讲义，对8位立陶宛大学英语教师如何设计EAP阅读教材展开实证研究[34];Chang 和 Kuo详细报道了一项结合语料库和体裁分析理论，开发针对计算机专业的在线学术英语写作教材的实践[35]。在听力教材的编制方面，Meinardi也是在比较了英语本族语使用者和学习者对真实听力材料语速的偏好及词汇认知效果后，才提出如何在设计听力教材时，借助降速工具对真实语料进行改编[36]。Illés分析了一套在匈牙利畅销30年的英语教材，该教材无绚丽的插图，只有简单的课文、语法和阅读练习，但以文学故事的形式展开的编排，受到了师生的认可[37]。 3.3 研究内容
1） 语言技能。国内外针对教材内容的研究可分为3类。（1）总体：对教材的整体内容进行研究;（2）语言技能：涉及听、说、读、写、译等7个方面;（3）宏观内容：涵盖教材的文化、真实性、语用、性别、任务设计等14个方面的内容。如图5所示，国内总体类研究产文占比高达69.8%，而国外仅18.0%;宏观内容方面，国外占48.3%，国内仅18.5%;语言技能方面，国外占50.6%，国内仅12.3%。因某些文章的研究会同时涉及语言技能和宏观内容，所以在国内外研究中，上述三类的总比例会大于100%。从上述量化结果不难发现，国内倾向于从整体上对教材展开研究，缺乏从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层面对教材进行的分析，而且对教材宏观内容的关注也远低于国外。
图6显示了国内外研究在7大语言技能方面的比重。国内在各方面基本平衡，且均低于国外，只是词汇占比略高（5.2%）。而国外在词汇和写作方面占比最高，均为12.4%，其次为语法和阅读，分别为7.9%和9.0%。国外针对教材口语技能的研究为3.4%，也高于国内的1.0%。国内有2.3%的研究涉及翻译，国外无此类研究。听力方面，国内外无太大差别。
国内外对教材词汇的研究都会涉及词汇覆盖率和词汇深度的问题。但是国内侧重对通用英语阅读教材的词汇研究。比如，郑志恒研究了英语专业阅读教材对八级词汇表、基于语料库的核心词表的覆盖情况[38]。何安平分析了小学到大学4个学段，英语教材词汇量的增加、复现情况，并以单词“make”为例，探讨了教材词汇的深度问题[39]。国外却有更多研究关注口语教材、ESP或EAP教材中的词汇情况，且会紧密联系学生的实际学习环境。比如，Coxhead等运用语料库的方法，统计了学术和专门用途英语教材的176个常用口语多词短语，将其和自建的真实学术场合英语口语语料库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教材中的多词短语在真实学术口语交流中的出现率很低[40]。Wood和Appel以大一工程和商务专业10本英语教材中的多词结构为对象，研究其在5本EAP教材中的呈现情况，结果发现，英语教材的多词结构在EAP中的出现率很低[41]。
国内有少量针对英语写作教材的研究，多采用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视角。比如，唐青叶、苏玉洁发现，英语专业写作教材重视遣词造句的正确性，但对体裁的涉及不够[42];俞建耀发现，商务英语写作教材中涉及的例子体现了互文性[43]。然而，国外研究更关注学习者的写作产出、教材作者、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比如，Leedham和Cai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留学生英语写作中存在的连接词使用问题，并认为该问题和学生在中学时接触了过多不良教材的写作模板有关[44]。Jou调研了8名学习者对学术英语写作教材任务的态度，并将其和教材作者的想法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45]。
2）宏观内容。如表3所示，国内外对教材宏观内容的研究中，文化占比最高。但国外占比14.6%，远高于国内的3.9%。国外有7.9%的研究涉及真实性，6.7%针对教材插图，而国内该类研究却很少。国外有4.5%的研究涉及教材中的语用信息，但国内仅0.6%。国内对教材中性别、任务、话题的研究均低于国外，同时也没有针对教材中英语作为通用语、隐喻内容的研究，国外无针对教材指令语的研究。在教材难度、语言习得理论、内容和语言融合等方面，国内外研究都较少。
虽然中外教材研究都涉及了文化，但在研究视角上却存在较大差别。（1）我国对教材文化的研究，大都采取对其文化内容进行量化分类的视角，包括中国、目的语和世界文化①或内圈、外圈和扩展圈文化②等。比如，刘艳红认为大学教材中英美文化占主导，中国文化比例太少[46]。何丽芬发现，中学教材虽然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但是其整体分布仍然不均且低于目的语文化[47]。尽管国外研究也参考上述三分法的视角，但会更多地探讨教材如何呈现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文化内容，即教材如何体现母语为非英语者之间的交流。比如，Takahashi研究了日本中学英语教材中的人物国籍、对话中的非本族语者比例、英语变体等内容，结果发现，日本旧版英语教材中有关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文化内容整体偏少，但新版教材对该类内容的涉及有明显增加[48]。Stranger-Johannessen认为，乌干达的英语教材很少涉及国际、非本族语的英语使用者的文化内容[49]。（2）国外的教材文化研究往往会密切结合教学实践。比如，Gray发现教师对教材中的刻板文化印象内容不满，并分析了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对该类文化内容的处理策略[50]。
对教材插图所承载的信息进行量化分析，在国外期刊的研究中也较为多见。比如，Guo 和 Feng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以中小学英语教材的348幅插图为对象，对其中的参与者、过程、环境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教材插图的过程表征从叙述式到概念式、参与者从特定到一般或从卡通到真实照片等、环境从局部到非局部的变化都和学生的认知能力发展相一致[51]。然而，Weninger和 Kiss却认为文化包含在语篇、插图中而对其进行量化分析，是一种忽略学习者的教材分析。其从符号学的意义潜势出发，基于语篇、插图、任务的动态关系角度，分析了英语教材的文化。结果发现，表面上附带文化内涵的插图和文本，其实都是以语言学习为中心，而非为培养跨文化能力服务[52]。
对教材语料的真实性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和语言意识，但是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較少。张彦琳、何安平以31项口语性语言特征为标准，比较了国内外英语教材语篇的口语性差异[53]。而国外的此类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比如：Gilmore从新旧两版英语教材中选取部分对话，分别将其和真实交流的对话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旧版教材和真实交流在词汇密度、停顿、重复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而新版教材在上述方面有明显改进，这说明教材的编写越来越体现真实性[54]。为研究英语教材话题设计的真实性，Siegel首先统计了日本11册英语教材中的话题，之后将其和留学生宿舍录制的37小时视频材料中的真实生活话题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存在很大差别，因而作者指出教材选题应基于学生的实际[55]。Gilmore还从历时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比了真实语言材料和传统课本在日本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作用。通过对两组使用了10个月上述两类教材的英语学习者的发音、听力、口语、语法等方面的水平进行测试后发现，使用真实材料的组整体上优于使用传统课本的组[56]。 3.4 教材类别
1）教材级别。国内外期刊对教材的级别划分或按照学段，比如小学、中学、大学;或按照难度，比如初级、中级、高级。还有的针对成人英语教材，或未指明级别。本部分将上述类别整合为4种：（1）基础教育：包括幼儿、小学、中学以及初、中级教材;（2）高等教育：包括专、本科生及研究生教材;（3）成人;（4）其他：未指明级别。教材级别的分布见图7。国外对基础和高等教育教材的关注较均衡，分别为37.9%和46.3%。而国内针对高等教育教材的研究达69.1%，占绝对主导地位，远高于基础教育的21.3%。这与我国从事科研的人员大都为高校教师有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具备更加独立和自主的学习能力，因此高校师生对教材的依靠度都较低。而教材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发挥的作用远大于高校。因而，未来需要更多针对中小学英语教材的研究。在成人和其他教材的分布上，国内外研究均很少。
2）教材种类。教材种类可分为5种。（1）通用英语教材;（2）英语专业教材;（3）ESP教材，包括商务英语、农业英语、旅游英语、法律英语等;（4）EAP教材;（5）混合：指涉及两类以上英语教材的研究。如表4所示，国内外均以通用英语教材的研究为主，分别占76.3%和64.0%。国内针对英语专业教材的研究占8.1%，高于国外的1.1%。国内外在ESP教材研究方面的总比例相近，分别为14.9%和15.7%，且中外针对商务英语教材的研究均最多。但是，国外的EAP教材研究占16.9%，远高于国内的0.6%。需要说明的是，国内有14项研究未明确具体专业，仅针对ESP教材整体;国外有2项针对多类英语教材的比较研究。
同样针对ESP、EAP教材的研究，国内外也存在如下差别。（1）国内倾向于从整体上探讨ESP教材应如何编写。比如：指出现有教材编写不专业、缺乏真实性，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材编写原则[57]。而国外期刊大都限定某一教材，并对其特定内容展开分析。比如，Hsu从教材词汇分布的角度，参照基于BNC和COCA语料库的词汇表，研究了中医英语教材的词汇量[58]。Bremner讨论了8本商务英语教材对真实工作环境中的协作式写作的体现，结果发现，教材对真实写作实践的体现不足[59]。（2）我国针对EAP教材的研究很少，且鲜有对其具体内容展开的深入研究，这与我国学术英语教学的起步较晚有关。（3）和ESP教材研究一样，国内很多EAP教材的研究也是围绕教材编写。比如，通过对国外EAP教材的编排、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教材编写的启示[60]。而国外研究会针对特定内容，联系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比如，Morton提出了用期刊论文摘要作为EAP课堂教学材料的建议，并详述了如何使用摘要展开EAP教学[61]。Deroey对25本讲座英语听力教材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教材内容并未体现学生真实学术交流环境中的语言使用情况[62]。
3.5 研究方法
1）方法类别。对实证、非实证及质性、量化研究的界定，参考已有研究的分类[63-65]，结果见图8。首先，国内以非实证性研究为主，占比达69.2%，而实证研究仅有30.8%。但是，国外却以实证研究为主，占比高达89.9%，非实证研究仅10.1%。其次，从质性和量化角度，对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展[JP 2]开进一步分类后发现，国内外在质性和量化研究上也正好相反。国内的质性研究共66篇，占59.5%，量化共45篇，占40.5%，国外的质性研究共42篇，占44.2%，量化研究共54篇，占55.8%。需要说明的是，如某研究涉及质性和量化研究的混合，则各算一篇，故质性和量化研究的总数会大于总文章数。总而言之，国内缺乏针对教材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且量化研究篇数少。
2）语料收集。表5显示了国内外实证研究中的10种语料来源。首先，国内外研究都以教材本身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国内的比例为47.9%，略高于国外的41.0%。其次，在国内外共有的语料库、问卷、访谈、观察、测试5类中，国内多用传统的问卷、访谈法收集语料，占比达到40.2%，远高于国外的27.9%。语料库数据在国内研究中仅占2.6%，低于国外的8.2%。最后，国外针对使用真实语料作为教材的研究有9篇，占7.4%，然而此类研究与日志、有声思维、刺激回忆在国内研究中还没有。故从整体上看，国外研究的语料收集方式更多样。
虽然在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中，质性和量化研究的比例差别不大，但是国内期刊的实证研究方法整体上较为单一。（1）在运用语料库的方法分析教材时，大都涉及对教材词汇的研究。国内倾向于将教材本身视为小型语料库展开研究，并通过比较发现教材对某些词的用法呈现不足[66]，或将教材和BROWN这样的大型语料库进行比较，从而揭示教材中词汇的分布特征[67]。然而，国外研究常会根据教材特征选取专门的语料库。比如：在研究商务英语教材的隐喻时，Sznajder将教材中的隐喻和商务英语语料库的样本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两者的差别[68];为研究语法练习书、教材、真实语料在使用was或were表達虚拟式上的差异，Lee选取了澳大利亚的ACE、Ozcorp语料库和取自Asiacorp的语料库，结果发现，教材大多采取规定性的态度，即指出用was表达虚拟式是错误的用法，然而这与语料库中的真实语言使用情况并不一致[69]。（2）为探索教材的用后效果，国内外都会采取对学生进行测试的方法来验证。国内研究大都使用教材自带的练习题[70]、学期考试或其他标准化考试进行检验[71]。而国外研究常会设计专门的测试来检验教材特定内容的使用效果。比如：Northbrook 和 Conklin为测试学习者对教材三字词汇的熟悉度，就借助Inquisit软件让受试参与判断任务、熟悉度分级测验[26]。Marsden等为检查英语专业学生对教材中any用法的习得优势是否显著，设计了专门的可接受性判断任务[72]。上述分析表明，国外研究中的语料来源和类型都更为多样。 3）数据处理。国内外实证研究中数据的量化处理方式见图9。首先，在统计方法使用上国内外大体相同，都以较为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式为主：大多研究仅报告均值、百分比等结果（国内占78.8%，国外占67.9%）;少量研究报告了相关分析的结果（国内占2.4%，国外占2.5%）。其次，从整体上来看，国内研究采取描述性统计方法的比例明显大于国外。这是因为国外的实证研究在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卡方检验、T检验这4类数据处理方式的占比（分别为8.6%、8.6%、6.2%、6.2%）均高于国内（分别为4.7%、4.7%、3.5%、5.9%）。这说明国外实证研究的数据处理方式更加多样。最后，国内外均有在一项研究中使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的情况。比如：Wolf考查学生对教材话题的态度[73]和王晓军调研电子教材的使用情况时[74]，都采用了描述统计分析、参数检验或非参数检验相混合的数据处理方式，但是此类研究的整体占比仍然很小。
4 启示与结语
基于上述结果，对我国未来的英语教材研究提出如下几点启示：（1）从师生角度展开的教材研究，不应仅涉及他们对整套教材的态度或看法等较为宏观的内容，而应紧密联系师生的课堂教学实践，深入到教材的具体内容中，以便发现教材的实际使用情况。（2）加大对中小学英语教材的关注，形成对大中小学各级英语教材的整体和连续的认识。（3）展开更多针对专业英语、学术英语，特别是写作教材的分析、使用的实证性研究。（4）丰富对教材文化、语用、真实性等内容的研究。（5）对教材文化内容的研究，应多从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角度展开。（6）借鉴部分国外教材研究成果，丰富我国英语教材研究的语料收集、数据处理、分析方法等。（7）多关注我国最新出版的、融入了新教学理念和内容的英语教材。比如，近年我国出版了一些专门针对培养大学生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英语教材，如能对此类教材的新内容、使用情况展开深入调研，会对我国现阶段的英语教材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借鉴元分析法，以中外比较为视角，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对过去20年国内外的英语教材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比较。主要分析了国内外英语教材研究在5个方面的差异，并尝试勾勒出现阶段教材研究的热点、趋势和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仅针对中外期刊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了综述，且主要围绕教材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如未来研究涉及专著、毕业论文等其他文献，或有关教材研究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发现。
参考文献
[1]MCGRATH I.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roles of EFL/ESL teachers：practice and theory[M].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3.
[2] 赵勇，郑树棠.几个国外英语教材评估体系的理论分析——兼谈对中国大学英语教材评估的启示[J].外语教学，2006（3）：39-45.
[3] 孫平华.论我国中小学英语教材的评价标准[J].课程[WW）]·[WW（]教材[WW）]·[WW（]教法，2006（4）：49-55.
[4] 夏桃珍，诸光.外语教材编写研究综述[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S1）：43-46.
[5] 祁颖.我国大学英语教材评价研究述评[J].教育探索，2014（2）：24-25.
[6] ZHANG X. A critical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extbook evaluation： what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an offer[J].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Education，2017，5（1）：78-102.
[7] MUKUNDAN J， AHOUR T. A review of textbook evaluation checklists across four decades （1970-2008）[C]//TOMLINSON B，MASUHARA H.Research for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learning： evidence for best practice. London：Bloomsbury，2010.
[8] 黄建滨，于书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回顾与思考[J].外语界，2009（6）：77-83.
[9] 卢海燕.近25年国内大学英语教材研究评述[J].中国教育学刊，2013（S1）：65-67.[ZK）]
[10张科峰.新世纪以来高职英语教材建设研究综述[J].职业技术教育，2011，32（32）：64-67.
[11] 杨港，陈坚林.2000年以来高校英语教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2）：16-19.
[12] 柳华妮.大学英语教材研究二十年：分析与展望[J].外语电化教学，2013（2）：66-71.
[13] 卢爱华.华东高校英语教材使用现状、问题及规划建议[J].山东外语教学，2014，35（6）：23-28.
[14] Tomlinson B.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J].Language Teaching，2012，45（2）：143-179.
[15] GILMORE A.Authentic materials and authenticit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J].Language Teaching， 2007，40（2）：97-118. [16] 姜占好，陶源.国内外教材中的语用知识研究述评[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4）：23-26.
[17] 徐珺.基于语料库的英语翻译教材与翻译教学研究现状分析[J].外语电化教学，2008（5）：16-22.
[18] FEAK C B， SWALES J M. Telling a research story：writing a literature review[M].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9.
[19] PLONSKY L，OSWALD F L.Meta-analyzing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PLONSKY L.Advanc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New York： Routledge，2015.
[20] PLONSKY L，KIM Y.2016. Task-based learner production：a substantive and methodological review[J].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16（1）：73-97.
[21] OSWALD F L， PLONSKY L. Meta-analysi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hoices and challenges[J].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10，30（1）：85-110.
[22] 国红延，战春燕.一项关于大学英语教材对教师专业发展作用的调查研究[J].外语界，2011（4）：67-74.
[23] 周娉娣.大学英语教材与学习者自主性培养——“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WW）]《[WW（]综合教程[WW）]》[WW（]试用调查[J].外语界，2008（2）：78-83.
[24] 华维芬.两套综合英语教材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WW）]《[WW（]现代大学英语：精读[WW）]》[WW（]和[WW）]《[WW（]综合教程[WW）]》[WW（]的比较分析[J].外语研究，2014（4）：53-57.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