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很喜欢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的书《中国的惊雷》，开篇第一章就是《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每次想起重庆这座城市，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本书开头那段话：
　　
　　历史上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重庆是一个成千成万人分享过的插曲，这些人，由于相信中国的伟大，由于具有守住国土对抗日本的巨大的热情，曾经聚在重庆城边。大人物和小人物，高尚者和贪污者，勇敢的人和胆小的人，都曾在重庆聚会过一小下；他们现在都回了家。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华盛顿依然是大都市，依然是号令和决策的中心，同样的名字响亮的人依然住在里面，同样的朋友们依然在旧而熟悉的场所会面。可是重庆只是战时之物，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重庆是死了，而它曾经照耀着全中国的伟大的希望和崇高的诺言，也随之而死了。
　　
　　重庆死了吗？
　　在我心里，重庆从来都是活的，卢作孚的北碚建设、张伯苓在沙坪坝办的南开中学、吴宓度过余生的西南师院……哪怕物是人非，哪怕物非人非，但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想象中，重庆都是活的见证，与许多有历史、有文化积累的城市一样，承载着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悲欢离合，承载着岁月河流的起伏沉浮。
　　2007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重庆，在熟悉的地名沙坪坝见到了神交多年的王康，1949年出生在重庆的王康，大胡子，一脸的沧桑，眼睛中饱含着忧郁，很少有笑容，他的神情举止和他的雄辩滔滔，都让人联想起俄罗斯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甚至联想起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他曾经多次在凤凰卫视讲俄罗斯的历史和传统，我最早知道他的名字，心仪他的文字也是他那篇长文《俄罗斯的启示》。他对俄罗斯历史的关注实际上源自他对本民族命运的高度关切，也许作为重庆人，他对60年前发生的那场关系着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有着更多独特而深入的体会，他写的那篇有着祭文性质的长文《沉潜磨洗六十年》，他拍的《抗战陪都》、《重庆大轰炸》等许多记录片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此次西行，才知道王康为一幅国画长卷忙碌了几年，而今还在忙碌中。这是怎样的一幅国画？能让目光深邃、历经忧患、具有人类情怀的王康投入如此大的精力，耗费数年的宝贵时间？
　　这不是一幅一般的国画，这是一幅长达700多米、熔铸了上千个人物的抗战长卷，以绘画的形式再现了60年前发生的那段惊心动魄的民族历史，这样一幅史诗式的巨型国画，就是放在整个中国画史上恐怕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所有能找到的阵亡将领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的面容，张自忠、戴安澜、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王铭章、左权等二百多个将军，他们悲歌慷慨、战死疆场，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他们都将受到永远的尊敬。为抗日英烈树碑立传，在纸上建立抗战纪念堂是这幅画的使命之一。但是，他们的目光决不限于死难者，那些曾为抗战鼓与呼，在大后方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做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都在这里找到了他们各自的位置。
　　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万里迁徙逃难途中，一个个母亲坚毅的面容和她们佝偻的身躯。我们都知道过去那幅有名的《流民图》，曾经打动了千千万万的国人。这幅长卷中一开始就是画家江碧波的《大地母亲》，这位在当年逃亡重庆的难民行列中出生的女画家深情地说：“母亲的无助、忧愁和愤怒，生命的反抗，生命力的孕育，这些都是通过我的画传达出来的，从中可以体会到生命的涌动，是不可战胜的。” 这些母亲们在民族灾难中的处境与命运，和血战疆场的英烈们在这里得到了同样的关切，这是最令我感到安慰的画面。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重视大人物、成功者、英雄的同时，对于普通人往往是忽略不计的，历史从来不属于他（她）们，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镜头中，他（她）们几乎都等于零。而在这幅抗战长卷中，这些母亲、这些普通人不仅同样居于画的中心，是重要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首先展开的一幕。这一选择本身彰显出的是现代眼光，也因此放射出人性之光。如果没有这些为抗战承受了苦难和牺牲的普通中国男女出现在这幅长卷中，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幅长卷也容纳了日本天皇，容纳了清朝末代皇帝以及汪精卫等汉奸、民族罪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大是大非面前，无论是身份显赫的领袖、名满天下的名流还是普普通通的男女，都面临着一种不可回避的抉择。这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抉择，更多的是人性的考验，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每个历史人物都得交出自己的答卷。遗臭万年的罪人、浩气长存的英烈，出现在同一幅画卷中，这才是完整的历史。
　　为了这个史诗式的长卷，几年来，王康前后动员了重庆当地的几十个画家，他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个群体行动中来，完全是冲着这个题材来的。王康讲到一个细节，参与这幅画的工作人员，所有男人都是没有报酬的，完全是义务劳动，至于理由，他的回答很简单，男人总是要承担一点责任。这样一幅画在重庆完成，不仅是重庆文化界、艺术界创造的奇迹，也是重庆这个城市创造的奇迹，没有许许多多来自各个阶层的重庆人的支持，凭王康一个人和一群画家，要想完成这样一个宏大计划，几乎也是不能想像的。当这幅画终于面世的时候，如果世人知道，这个计划纯粹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既没有商业动机、商业目的的诱惑，又没有官方背景，没有政府资源和经费的资助，将会如何地吃惊和震撼！凭民间自发的一点儿看上去那么微不足道的力量，竟然能完成这样一个壮举，也许只有在重庆这个昔日“风云际会之点”才成为可能。王康也好，那些画家也好，他们牺牲时间，不计报酬，殚精竭虑，投入到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的奔走、筹划和创作，内心如果缺乏一种精神支撑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精神在重庆的骨子里仍然活着，如同当地老百姓在面对当年日寇飞机大轰炸时讲的那番话：
　　
　　不怕你龟儿子炸，
　　不怕你龟儿子轰，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等你龟儿子炸，
　　等你龟儿子轰，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经历过抗战洗礼，牺牲了无数生命的重庆仍然活着，在硝烟散尽之后，这座山城依然在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在雾起雾散之间。这幅可以歌、可以哭的抗战长卷，在重庆诞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重庆活的力量，重庆拥有的不仅是历史，“它曾经照耀过全中国的伟大的希望和崇高的诺言”，也并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而死去，它活在历史中、山河中，也活在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