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关于是否应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国际上一直存在争议。以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中86个国家1998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统计分析了经济、教育和人口等对职普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与其职普比呈现倒U型关系，一个国家的第二产业比重和高中毛入学率均对其职普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个国家初中在校生数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高其职普比越低，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所得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据此建議，要结合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学龄人口数量和教育体系的整体设计来确定合理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关键词 职普比;中等职业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7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28-0006-07
　　一、问题的提出
　　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在国际上引发持续争论。以福斯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没有发挥教育规划者所期望的功能[1]，学生并不能在受训领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职业教育的生均培养成本是普通中学的2倍之多，职业教育投入的资源被浪费，反对大规模发展中等职业教育[2]。以本·奈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等职业教育对印度、中国和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大力发展[3]。在世界范围内，中等教育阶段是侧重发展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各国实际的对策和中等教育发展模式并不一致，这与各国的经济、人口等因素紧密相关。
　　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升级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需要全社会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我国现行的教育政策是在高中教育阶段实行“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这是否与国际经验相符？世界各国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相对规模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在思考我国高中教育阶段职普教育的发展方向时，有必要先对世界各国高中阶段职普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其内在规律，借鉴有益经验，为我国制定和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轨是世界各地中学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4]。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职普结构的影响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和教育因素等几个方面。
　　（一）政治因素
　　有学者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流的出现是精英阶层保护他们专有权利的表现[5][6][7]。通过对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逐个调查，并研究比较了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制度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关系，认为工业化阶段的资本主义多样性为当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形成路径提供了关键依据[8][9][10][11][12]。瑞典和丹麦是典型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职业教育的体制结构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管理者扩张职业教育的行为被视为进一步促进国家团结的合理战略[13][14]。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开始基于政府的规划和需求培养和储备所需人才，标志着以政府为主的职业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展开[15]。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更加追求符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对于人才需求的战略由政府主导转向基于社会的需求[16][17]。在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呈现多样性，社会民主化的需求、政府的规划和人才储备需要，都与政府治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下，决策者、企业和家庭的选择反映了政府在其中的不同偏好。因此，政府治理对于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和规模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政府治理的效果难以量化，且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的实证研究搁置对政策因素的探讨，重点探讨经济、人口和教育等其他几个方面的因素。
　　（二）经济因素
　　相比于专用性人力资本，获得通识教育（普通教育）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在技术更新过程中表现出更好的适应性。快速的技术进步会使专用性人力资本贬值。技术变革的速度越快，专用性人力资本的贬值速度也就越快，尤其在新技术不断产生、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这种贬值风险不仅体现在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还体现在对现有知识与新技术的衔接以及退化效应[18][19]。克鲁格和库迈尔（Krue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