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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根据分析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状况与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均衡状况高度相关，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和对区域内或区域间地区差距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考察中，我们还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形成的影响趋势明显，在1978-1987年期间，我国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增强了全国整体差距、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但却缩小了中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趋势；而在1996-2003年期间，我国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加剧了全国整体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的事实，但却有效地减缓了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的趋势。
关键词 人口流动；地区差距；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C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027-07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扩大。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低，这客观上说明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三大地带间的分布差距也较大，总体上来看，流动人口大都是向东部沿海地区发生转移，这也造成了我国流动人口地区分布不均衡的事实。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我国经济增长 的事实已经为我们证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肯定可以对人口的流动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大多数流动人口选择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而只有少量的人口流动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现象，给人的印象是，因为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影响了人口流动地区的选择，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最想知道的是，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的不均衡趋势是否是构成我国地区差距形成格局的原因之一?②如果是，我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分布不均衡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形成产生怎样的影响?③如果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究竟产生多大程度上的影响?本文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收敛”理论来研究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
1 “收敛”理论及其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应用
经济工作者们在研究我国地区间收敛的时候一般将地区收敛分为β收敛和σ收敛，其中β收敛是指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比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在人均产出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人均项目上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体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其中，β收敛是相对产出增量（经济增长速度）而言的，σ收敛是相对产出存量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而言的。
相比较而言，β收敛反映的经济差异主要由“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两种情况，其中“绝对收敛”的基点存在于不同经济体的初始收入水平的差异上，而随着较贫穷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其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快于较富裕地區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使得具有不同初始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最终都能够达到共同富裕的稳态，这意味着在一个样本或经济群体中，人均收入水平具有均等化的趋势，最初贫穷的经济体将增长得更快，直到他们追赶上富裕的经济体为止，从长期来看，达到稳态以后，群体中所有成员的人均收入将相同。而对于“条件收敛”来说，各个成员最终将收敛于自身的稳态，并且其成员之间的稳态可能彼此不同，因此，即便是在尝试之中，不平等仍然可能会持续下去，不同经济体的相对位置也会存在下去，换句话说，富裕地区仍将保持富裕，贫困地区仍将保持贫困。“条件收敛”的前提是收敛的发生反映了经济体结构性差异的变动，经济体的福利改善与区域结构性因素的差别密切相关，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变量的外生性。
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学者们成功地借鉴了“收敛（convergence）”理论并将其应用到对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实际中来，本文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也借用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事实上，“收敛”是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经济学概念，其实质是验证在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在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发展之后，其人均收入是否会相互趋同。从时间上来看，经济学家们对收敛的研究首先是从研究国家间的收敛开始的，国外一般的研究结果大致认为经济增长在国家间具有收敛特征，一般是以“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的形式出现，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在长时期的范围内会相互收敛或者趋同［1］。除了研究国家间的趋同外，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对一个国家内部的收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基于国家内部的区域间具有的三个特征：首先，尽管地区间存在着技术、偏好、制度方面的差异，但相对于国家间的差异来说，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差异显然要弱得多；其次，要素在区域间要比在国家间更具有流动性，而这可以加快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最后，各个地区都面对同一个政府，中央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对区域间收入差异的变动会产生境况迥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恰恰就是研究者感兴趣之处。
客观上来说，在1990年以前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的趋势，到了1990年以后则迅速发散［2］，这与林毅夫等人［3，4］的发现稍有区别，林毅夫采用基尼系数的方法测度了中国的地区差距，发现1986－1990年间，中国地区差距的上升幅度并不明显，1990年以后的上升幅度略大，1990年基尼系数只有0.241 4，到1995年已上升到0.274 7。一个比较一致的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性。
一般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间经济增长出现了“俱乐部收敛”现象［5］，而从中国经济的整体来看，1978-1990年期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并且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以约1%的速度发散，相应地，地区差距日渐扩大。据此，国内部分学者经过研究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情况之后认为，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而且存在着“条件收敛”的特征；更进一步，蔡窻和都阳（2000）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他们注意到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内部都存在收敛现象（其中，西部地区的内部收敛趋势较弱），但三大地带间的经济差距却扩大了，他们在研究中控制了初始人力资本、投资率等变量后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存在“条件收敛”。
2 人口流动影响地区差距形成的理论回顾
尽管已经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有所了解，但是，我国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对这种收敛的结果如何产生影响我们尚不清楚，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研究文献有很多，但更多的研究将重点放在探究人口流动是否是构成地区收敛原因的讨论上。
2.1 国外的争论
国外在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趋同）影响问题的研究上争论较多。缪尔达尔和赫尔西曼就非常怀疑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会导致趋同。Barro对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收敛性的结果，但对美国1800-1990年间的州际数据研究后发现，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绝对收敛的特征。此外，Barro和SalaiMartin［6,7］在利用美国1900-1990年的数据，日本1955-1990年的数据，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1950-1990年的数据以及英国1960-1980年的数据作进一步研究时却发现：人口流动不能作为这些国家地区收敛的解释变量。尽管后来Barro通过技术手段在他的模型中排除了人口流动的内生性，但他仍然没有发现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的有效作用。Puga［8］用垄断竞争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人口在自由流动和完全不能自由流动情况下贸易成本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这一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但是却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内（如中国）贸易成本很低情况下，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矛盾。但是，经验研究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区域间劳动力的选择性流动［9］，而恰恰因为地区差距本身往往会对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产生引导性的作用，从而才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直接后果［10］。
因此，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肯定存在，之所以没有发现这种影响的原因可能恰恰表现在技术手法上。Taylor和Williamson［11］引进了一个技术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打破了常理，在提出“如果没有劳动力流动，收敛情况会怎样？”的问题后，他们研究了1870-1910年发生了大量移民的17个国家的收敛情况，发现大规模的移民对这些国家的人均GDP的贡献达到50%，这就说明：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有决定性的作用。
2.2 国内的争论
国内在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影响的研究上结论基本一致：认为人口流动确实对地区收敛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效的缩小了地区的发展差距。针对Barro和SalaiMartin的研究，姚枝仲认为美国州际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没有成本，而跨国人口流动却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这种人口流动程度的不同是造成Barro和SalaiMartin结论有偏的根本原因。他利用Taylor的技术手段研究指出，1985-1990年期间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地区差距缩小的贡献大约为12%，最后他得出结论：劳动力流动对于消除地区之间要素禀赋差异的作用明显，因而可以有效地消除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条件收敛”。王德等人［12］利用同样的技术手法，研究了1985-2000年间我国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认为人口流动在1990年前后使十几个省区的GDP值平均增加了1.5%，并使这些省市的基尼系数分别降低1.6%～7.5%，他们还验证了省际间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形成确实起到延缓作用。针对Puga模型在中国应用的失效，范红忠［13］将其解释为Puga模型假设条件的极端性所致，即Puga模型要么假设人口自由流动（成本为零），要么假设人口不能流动（成本无穷大），而这两种极端情况在我国的人口流动过程中基本很少见。刘强［1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大规模的劳动力区际流动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诱发因素。Lu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王小鲁［15］ 也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
但是，林毅夫［16］在研究了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后发现，1985-1990年期间，劳动力地区间的转移与地区发展差距之间不存在太大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弹性值为0.197），他认为，由于推动地区差距的其他影响力量的存在以及我国对劳动力区际转移的限制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我国不断增强的劳动力地区间迁移对地区间增长收敛的影响作用是不充分的。
3 我国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检验
显然，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因此分别得出的有关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程度肯定也不同，本文下面的内容将应用要素分析法来检验我国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的影响及其程度。
3.1 “收敛”假设检验的分析模型
要检验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必须要应用到经济增长模型，目前较公认的经济增长模型是所谓的四要素度量法，即认为总产出由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的投入份额和贡献率决定。生产函数表示为：Q=AKαLβHγ，其中Q代表总产出水平，K代表累计的物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H代表人力资本投入，A代表技术进步因子。我们承认，国内外在对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关系上尚存在诸多争论，因此，为了验证人口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地带内、地带间收敛特征的关系，我们改造了生产函数的模型，先从简单入手，构造了如下的模型（1）分别对三大地区内部各省份进行回归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我国三大地带的划分是按照李玲(2003)［17］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方法基本与大多数学者的划分相同，因而比较符合实际。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我国三大地带的划分与此种划分方法有较大出入，但是我们不准备按照这些方法重新验证数据结果。
ΔGDPi=C+αln(GDP78i)+βXi+μi(1)
其中，ΔGDPi表示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人均GDP真实增長率，ln(GDP78i)表示各省份1978年人均GDP的真实值，代表初始发展水平，其中Xi主要包含有ΔInvesti、ΔLabori、ΔMigrapopi、In(MigraPop78i)、Eastarea、Westarea等选择性解释变量，此外，ΔMigrapopi表示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净迁入人口数量年均增长率，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变量用ΔInvesti来反映，各个省区劳动力（以从业人员代替）平均增长率以ΔLabori作为解释变量，而用In(Migrapop78i)来衡量人口迁移的初始水平，它具体反映的是1978年各省份人口净迁入数量的对数值，此外，我们还引入了Eastarea和Westarea两个分别反映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以控制那些未被引入的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C为常数项，μi为随机扰动项。
通过对以上方程的回归，就可以验证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存在，并测算出收敛速度。利用这种方法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Mankiw, D. Romer & Weil等人以及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研究（他们的测算速度大约为2%），但这种方法存在诸多缺陷：忽视参数的非均等性、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测量误差等，在段平忠（2005）的研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并不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性的推动作用，但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又知道，人口流动虽然不对整体经济的增长产生推动作用，但却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贡献作用。
3.2 消除异方差后的回归
计算数据见文献［2］中的附表1和附表2。由于我们无法获得1988-1995年间我国分地区的人口流动数据，因此，在本文的计算中，我们将研究时期分为1978-1987年和1996-2003年两个时期。我们发现，如果采取一定的方式消除这种模型本身的异方差，回归的结果会大为改善，在这里将采用加权回归的方式对模型进行估计。另外，既然已经知道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贡献作用，我们决定用分地区的方式来研究人口流动分地区的不同贡献效应，我们将研究结果放在表1中。
显然，从表1的各项技术统计指标上，我们发现模型的显著水平提高了。进一步发现，回归结果显然仍然支持1978-1987年期间全国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结论：在此期间，全国水平的收敛速度大概为3%左右，而东部、中部、西部的收敛速度分别为2%、7.5%、4%左右，这与前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在此期间地区差距在缩小，但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出现了分化现象。表3的数据还告诉我们，人口流动对全国、中部、西部的经济增长是负效应的，这种负效应对中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再次是全国，但是，人口流动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却是正效应的，这说明，在1978-1987年期间，东部地区是我国人口流动的最终受益者。再来看1996-2003期间的情况，首先，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发散的，这说明，不管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都在扩大，扩大的速度都在2%左右。而人口流动的情况与1978-1987期间类似，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为本地区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这说明东部地区也是人口流动的最大受益者，这些结论都得到了证实［18］。
3.3 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的影响
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将没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与存在人口流动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会发生有趣的变化，我们将这一结果放在表2中。
显然，不管有无人口流动，1978-1987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收敛的（见表3），这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都在进一步缩小，所不同的是，如果没有人口流动，全国水平的经济增长应该以2.1%的速度收敛，但是发生了人口流动以后，收敛速度降低了，只有2.05%的水平。这客观上反映了一个现实：人口流动对全国的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影响程度达到2.44%，只不过这种影响对一部分地区来说是促进作用，但对另外一部分地区来说却是抑制作用，从而最终降低了全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速度，反过来说，就是加大了全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趋异”速度，从而扩大了整体的地区差距。
1978-1987年期间，人口流动对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与全国的趋势相同，流动人口对这两个地区收敛效应的影响程度分别为4.02%和23.3%，这说明，人口流动也扩大了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差距，从而使这两个地区内部出现了发展不均衡。但是，我们还注意到，对中部地区来说，有无流动人口的存在对经济增长收敛速度的影响差别很大，没有流动人口时收敛速度为4.77%，有流动人口时收敛速度为7.78%，有无流动人口的影响程度高达63.1%，显然，人口流动使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显著地缩小了。
1996-2003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收敛速度也同样受到了人口流动的影响，有无人口流动的影响状况也放在表1中。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在1996-2003年期间，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无论有没有人口流动都是发散的(见表3)，即：全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在扩大，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的差距也在扩大。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全国和各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1.77%、-1.34%（东部）、-1.58%（中部）、-3.83%（西部），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正在逐渐扩大，只是西部地区内部的差距扩大得更明显一些。而在无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全国和各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1.63%、-1.60%（东部）、-0.57%（中部）、-3.16%（西部），显然，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扩大得较慢，而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扩大得最快。
3.4 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总体来看，在1996-2003年期间，尽管人口流动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负效应的，但是因为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中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差距缩小了；尽管东部地区的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趋势加速了；人口流动对全国和西部的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而且也加速了全国和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我们把对两个时期研究的这种结果趋势放在表3中。
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发散速度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减缓了，这说明，尽管在此期间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在逐渐扩大，但是因为有了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贡献，本地区内部发展差距的扩大趋势在逐渐缩小，且这种缩小的速度是19.4%。但是，对全国、中部、西部来说，情况显然没有这么乐观。通过表2的数据显示，在1996-2003年期间，不仅全国、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在扩大，而且因为人口流动的影响，这种扩大的趋势在加速。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是，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高度相关，在对1978年以来我国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我国的人口流动除了加快1978-1987年期间的中部地区和1996-2003年期间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并进而减缓这两个地区差距的扩大速度外，对这两个时期的全国、西部地区、1978-1987年期间的东部地区以及1996-2003年期间的中部地区来说，都降低了本区域的收敛速度，即：加速了本区域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并且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这段时间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以约1%的速度发散，相应地，地区差距日渐扩大。三大地带间的地区差距与总体差距的趋势基本相同，在1978-1987年期间，东、中、西部内部经济增长也呈现出明显的收敛特征，但是，1996-2003年期间，中国三大地带内部的经济增长却出现了差距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与中国整体经济增长趋于发散的格局几乎一致。这说明：经过26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地区差距、地带差距都在逐渐扩大，国家必须尽早制定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减缓这种扩大的趋势。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影响的确存在，事实上，从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分布的差异变化以及对三大地带经济增长时间趋势上的变化，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流动人口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只是这种贡献的趋势是逐渐递减的。我们在对消除异方差后的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贡献效应，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其实对我国的地区收敛影响很大，尽管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但是它为我国地区差距和各地区的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同时，令我们欣喜的是，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即吸引更多高层次的人才参与西部建设将有力地促进西部的发展，同时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距。
消除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制度障碍、降低人口迁移的制度成本将极大地增强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贡献程度，当然，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有效的方法肯定与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有关，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动人口向“后发地区”流动，将逐渐消除地区差异；因此，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地区差距主要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加快城市化是解决地区差距的最有效的办法。
(编辑：于 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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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扩大。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低，这客观上说明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三大地带间的分布差距也较大，总体上来看，流动人口大都是向东部沿海地区发生转移，这也造成了我国流动人口地区分布不均衡的事实。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我国经济增长 的事实已经为我们证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肯定可以对人口的流动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大多数流动人口选择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而只有少量的人口流动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现象，给人的印象是，因为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影响了人口流动地区的选择，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最想知道的是，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的不均衡趋势是否是构成我国地区差距形成格局的原因之一?②如果是，我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分布不均衡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形成产生怎样的影响?③如果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究竟产生多大程度上的影响?本文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收敛”理论来研究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
1 “收敛”理论及其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应用
经济工作者们在研究我国地区间收敛的时候一般将地区收敛分为β收敛和σ收敛，其中β收敛是指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比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在人均产出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人均项目上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体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其中，β收敛是相对产出增量（经济增长速度）而言的，σ收敛是相对产出存量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而言的。
相比较而言，β收敛反映的经济差异主要由“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两种情况，其中“绝对收敛”的基点存在于不同经济体的初始收入水平的差异上，而随着较贫穷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其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快于较富裕地區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使得具有不同初始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最终都能够达到共同富裕的稳态，这意味着在一个样本或经济群体中，人均收入水平具有均等化的趋势，最初贫穷的经济体将增长得更快，直到他们追赶上富裕的经济体为止，从长期来看，达到稳态以后，群体中所有成员的人均收入将相同。而对于“条件收敛”来说，各个成员最终将收敛于自身的稳态，并且其成员之间的稳态可能彼此不同，因此，即便是在尝试之中，不平等仍然可能会持续下去，不同经济体的相对位置也会存在下去，换句话说，富裕地区仍将保持富裕，贫困地区仍将保持贫困。“条件收敛”的前提是收敛的发生反映了经济体结构性差异的变动，经济体的福利改善与区域结构性因素的差别密切相关，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变量的外生性。
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学者们成功地借鉴了“收敛（convergence）”理论并将其应用到对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实际中来，本文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也借用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事实上，“收敛”是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经济学概念，其实质是验证在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在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发展之后，其人均收入是否会相互趋同。从时间上来看，经济学家们对收敛的研究首先是从研究国家间的收敛开始的，国外一般的研究结果大致认为经济增长在国家间具有收敛特征，一般是以“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的形式出现，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在长时期的范围内会相互收敛或者趋同［1］。除了研究国家间的趋同外，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对一个国家内部的收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基于国家内部的区域间具有的三个特征：首先，尽管地区间存在着技术、偏好、制度方面的差异，但相对于国家间的差异来说，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差异显然要弱得多；其次，要素在区域间要比在国家间更具有流动性，而这可以加快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最后，各个地区都面对同一个政府，中央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对区域间收入差异的变动会产生境况迥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恰恰就是研究者感兴趣之处。
客观上来说，在1990年以前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的趋势，到了1990年以后则迅速发散［2］，这与林毅夫等人［3，4］的发现稍有区别，林毅夫采用基尼系数的方法测度了中国的地区差距，发现1986－1990年间，中国地区差距的上升幅度并不明显，1990年以后的上升幅度略大，1990年基尼系数只有0.241 4，到1995年已上升到0.274 7。一个比较一致的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性。
一般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间经济增长出现了“俱乐部收敛”现象［5］，而从中国经济的整体来看，1978-1990年期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并且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以约1%的速度发散，相应地，地区差距日渐扩大。据此，国内部分学者经过研究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情况之后认为，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而且存在着“条件收敛”的特征；更进一步，蔡窻和都阳（2000）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他们注意到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内部都存在收敛现象（其中，西部地区的内部收敛趋势较弱），但三大地带间的经济差距却扩大了，他们在研究中控制了初始人力资本、投资率等变量后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存在“条件收敛”。
2 人口流动影响地区差距形成的理论回顾
尽管已经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有所了解，但是，我国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对这种收敛的结果如何产生影响我们尚不清楚，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研究文献有很多，但更多的研究将重点放在探究人口流动是否是构成地区收敛原因的讨论上。
2.1 国外的争论
国外在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趋同）影响问题的研究上争论较多。缪尔达尔和赫尔西曼就非常怀疑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会导致趋同。Barro对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收敛性的结果，但对美国1800-1990年间的州际数据研究后发现，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绝对收敛的特征。此外，Barro和SalaiMartin［6,7］在利用美国1900-1990年的数据，日本1955-1990年的数据，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1950-1990年的数据以及英国1960-1980年的数据作进一步研究时却发现：人口流动不能作为这些国家地区收敛的解释变量。尽管后来Barro通过技术手段在他的模型中排除了人口流动的内生性，但他仍然没有发现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的有效作用。Puga［8］用垄断竞争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人口在自由流动和完全不能自由流动情况下贸易成本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这一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但是却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内（如中国）贸易成本很低情况下，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矛盾。但是，经验研究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区域间劳动力的选择性流动［9］，而恰恰因为地区差距本身往往会对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产生引导性的作用，从而才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直接后果［10］。
因此，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肯定存在，之所以没有发现这种影响的原因可能恰恰表现在技术手法上。Taylor和Williamson［11］引进了一个技术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打破了常理，在提出“如果没有劳动力流动，收敛情况会怎样？”的问题后，他们研究了1870-1910年发生了大量移民的17个国家的收敛情况，发现大规模的移民对这些国家的人均GDP的贡献达到50%，这就说明：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有决定性的作用。
2.2 国内的争论
国内在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影响的研究上结论基本一致：认为人口流动确实对地区收敛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效的缩小了地区的发展差距。针对Barro和SalaiMartin的研究，姚枝仲认为美国州际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没有成本，而跨国人口流动却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这种人口流动程度的不同是造成Barro和SalaiMartin结论有偏的根本原因。他利用Taylor的技术手段研究指出，1985-1990年期间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地区差距缩小的贡献大约为12%，最后他得出结论：劳动力流动对于消除地区之间要素禀赋差异的作用明显，因而可以有效地消除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条件收敛”。王德等人［12］利用同样的技术手法，研究了1985-2000年间我国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认为人口流动在1990年前后使十几个省区的GDP值平均增加了1.5%，并使这些省市的基尼系数分别降低1.6%～7.5%，他们还验证了省际间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形成确实起到延缓作用。针对Puga模型在中国应用的失效，范红忠［13］将其解释为Puga模型假设条件的极端性所致，即Puga模型要么假设人口自由流动（成本为零），要么假设人口不能流动（成本无穷大），而这两种极端情况在我国的人口流动过程中基本很少见。刘强［1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大规模的劳动力区际流动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诱发因素。Lu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王小鲁［15］ 也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
但是，林毅夫［16］在研究了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后发现，1985-1990年期间，劳动力地区间的转移与地区发展差距之间不存在太大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弹性值为0.197），他认为，由于推动地区差距的其他影响力量的存在以及我国对劳动力区际转移的限制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我国不断增强的劳动力地区间迁移对地区间增长收敛的影响作用是不充分的。
3 我国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检验
显然，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因此分别得出的有关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程度肯定也不同，本文下面的内容将应用要素分析法来检验我国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的影响及其程度。
3.1 “收敛”假设检验的分析模型
要检验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必须要应用到经济增长模型，目前较公认的经济增长模型是所谓的四要素度量法，即认为总产出由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的投入份额和贡献率决定。生产函数表示为：Q=AKαLβHγ，其中Q代表总产出水平，K代表累计的物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H代表人力资本投入，A代表技术进步因子。我们承认，国内外在对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关系上尚存在诸多争论，因此，为了验证人口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地带内、地带间收敛特征的关系，我们改造了生产函数的模型，先从简单入手，构造了如下的模型（1）分别对三大地区内部各省份进行回归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我国三大地带的划分是按照李玲(2003)［17］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方法基本与大多数学者的划分相同，因而比较符合实际。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我国三大地带的划分与此种划分方法有较大出入，但是我们不准备按照这些方法重新验证数据结果。
ΔGDPi=C+αln(GDP78i)+βXi+μi(1)
其中，ΔGDPi表示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人均GDP真实增長率，ln(GDP78i)表示各省份1978年人均GDP的真实值，代表初始发展水平，其中Xi主要包含有ΔInvesti、ΔLabori、ΔMigrapopi、In(MigraPop78i)、Eastarea、Westarea等选择性解释变量，此外，ΔMigrapopi表示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净迁入人口数量年均增长率，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变量用ΔInvesti来反映，各个省区劳动力（以从业人员代替）平均增长率以ΔLabori作为解释变量，而用In(Migrapop78i)来衡量人口迁移的初始水平，它具体反映的是1978年各省份人口净迁入数量的对数值，此外，我们还引入了Eastarea和Westarea两个分别反映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以控制那些未被引入的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C为常数项，μi为随机扰动项。
通过对以上方程的回归，就可以验证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存在，并测算出收敛速度。利用这种方法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Mankiw, D. Romer & Weil等人以及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研究（他们的测算速度大约为2%），但这种方法存在诸多缺陷：忽视参数的非均等性、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测量误差等，在段平忠（2005）的研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并不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性的推动作用，但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又知道，人口流动虽然不对整体经济的增长产生推动作用，但却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贡献作用。
3.2 消除异方差后的回归
计算数据见文献［2］中的附表1和附表2。由于我们无法获得1988-1995年间我国分地区的人口流动数据，因此，在本文的计算中，我们将研究时期分为1978-1987年和1996-2003年两个时期。我们发现，如果采取一定的方式消除这种模型本身的异方差，回归的结果会大为改善，在这里将采用加权回归的方式对模型进行估计。另外，既然已经知道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贡献作用，我们决定用分地区的方式来研究人口流动分地区的不同贡献效应，我们将研究结果放在表1中。
显然，从表1的各项技术统计指标上，我们发现模型的显著水平提高了。进一步发现，回归结果显然仍然支持1978-1987年期间全国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结论：在此期间，全国水平的收敛速度大概为3%左右，而东部、中部、西部的收敛速度分别为2%、7.5%、4%左右，这与前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在此期间地区差距在缩小，但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出现了分化现象。表3的数据还告诉我们，人口流动对全国、中部、西部的经济增长是负效应的，这种负效应对中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再次是全国，但是，人口流动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却是正效应的，这说明，在1978-1987年期间，东部地区是我国人口流动的最终受益者。再来看1996-2003期间的情况，首先，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发散的，这说明，不管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都在扩大，扩大的速度都在2%左右。而人口流动的情况与1978-1987期间类似，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为本地区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这说明东部地区也是人口流动的最大受益者，这些结论都得到了证实［18］。
3.3 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的影响
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将没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与存在人口流动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会发生有趣的变化，我们将这一结果放在表2中。
显然，不管有无人口流动，1978-1987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收敛的（见表3），这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都在进一步缩小，所不同的是，如果没有人口流动，全国水平的经济增长应该以2.1%的速度收敛，但是发生了人口流动以后，收敛速度降低了，只有2.05%的水平。这客观上反映了一个现实：人口流动对全国的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影响程度达到2.44%，只不过这种影响对一部分地区来说是促进作用，但对另外一部分地区来说却是抑制作用，从而最终降低了全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速度，反过来说，就是加大了全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趋异”速度，从而扩大了整体的地区差距。
1978-1987年期间，人口流动对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与全国的趋势相同，流动人口对这两个地区收敛效应的影响程度分别为4.02%和23.3%，这说明，人口流动也扩大了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差距，从而使这两个地区内部出现了发展不均衡。但是，我们还注意到，对中部地区来说，有无流动人口的存在对经济增长收敛速度的影响差别很大，没有流动人口时收敛速度为4.77%，有流动人口时收敛速度为7.78%，有无流动人口的影响程度高达63.1%，显然，人口流动使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显著地缩小了。
1996-2003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收敛速度也同样受到了人口流动的影响，有无人口流动的影响状况也放在表1中。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在1996-2003年期间，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无论有没有人口流动都是发散的(见表3)，即：全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在扩大，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的差距也在扩大。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全国和各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1.77%、-1.34%（东部）、-1.58%（中部）、-3.83%（西部），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正在逐渐扩大，只是西部地区内部的差距扩大得更明显一些。而在无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全国和各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1.63%、-1.60%（东部）、-0.57%（中部）、-3.16%（西部），显然，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扩大得较慢，而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扩大得最快。
3.4 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总体来看，在1996-2003年期间，尽管人口流动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负效应的，但是因为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中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差距缩小了；尽管东部地区的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趋势加速了；人口流动对全国和西部的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而且也加速了全国和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我们把对两个时期研究的这种结果趋势放在表3中。
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发散速度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减缓了，这说明，尽管在此期间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在逐渐扩大，但是因为有了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贡献，本地区内部发展差距的扩大趋势在逐渐缩小，且这种缩小的速度是19.4%。但是，对全国、中部、西部来说，情况显然没有这么乐观。通过表2的数据显示，在1996-2003年期间，不仅全国、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在扩大，而且因为人口流动的影响，这种扩大的趋势在加速。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是，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高度相关，在对1978年以来我国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我国的人口流动除了加快1978-1987年期间的中部地区和1996-2003年期间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并进而减缓这两个地区差距的扩大速度外，对这两个时期的全国、西部地区、1978-1987年期间的东部地区以及1996-2003年期间的中部地区来说，都降低了本区域的收敛速度，即：加速了本区域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并且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这段时间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以约1%的速度发散，相应地，地区差距日渐扩大。三大地带间的地区差距与总体差距的趋势基本相同，在1978-1987年期间，东、中、西部内部经济增长也呈现出明显的收敛特征，但是，1996-2003年期间，中国三大地带内部的经济增长却出现了差距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与中国整体经济增长趋于发散的格局几乎一致。这说明：经过26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地区差距、地带差距都在逐渐扩大，国家必须尽早制定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减缓这种扩大的趋势。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影响的确存在，事实上，从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分布的差异变化以及对三大地带经济增长时间趋势上的变化，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流动人口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只是这种贡献的趋势是逐渐递减的。我们在对消除异方差后的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贡献效应，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其实对我国的地区收敛影响很大，尽管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但是它为我国地区差距和各地区的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同时，令我们欣喜的是，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即吸引更多高层次的人才参与西部建设将有力地促进西部的发展，同时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距。
消除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制度障碍、降低人口迁移的制度成本将极大地增强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贡献程度，当然，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有效的方法肯定与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有关，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动人口向“后发地区”流动，将逐渐消除地区差异；因此，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地区差距主要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加快城市化是解决地区差距的最有效的办法。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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