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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记者不瞒好读者，我们一行三人访问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各人只读过他一两本作品。
哈金以英语写作，曾获1999年“国家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在西方一纸风行。回头看华语世界，只有《等待》一书被翻译成简体字版，《战废品》《疯狂》等长篇作品，由台湾时报文化推出繁体字版，却未有在华语读者群中，引起过充分的回响与关注。走在最後一天的香港书展，一栋栋《自由生活》就这样搁在八十万人的身旁。
身份疏离了这位英语学者，资本主义隔离了这位文学作家，可他仍相信“总有一天要回来看看”。关於背後的理由，与他访谈的我们，一直在期待。
记者案头搁着两本哈金的书，分别是首部短篇小说集《好兵》以及最新推出的《自由生活》。
《自由生活》酝酿十六年
《自由生活》的主人公武男是中国移民，以写诗为志，可是回不了国家，当夜间看守的工厂又倒闭了，在过程中他遇见了很多来自祖国的学者与诗人，最後辗转至美国中部经营餐馆打工，凭藉努力还清了债务，有自己的事业。可是为了自由的思考与诗歌创作，他卖掉了产业，再次回到打工的生活。
打从一开始，哈金因为用英语写作，动机备受华语批评家怀疑；以这等逻辑观之，《自由生活》似乎会引起争议，因为此作首次放弃了中国题材，以美国作为故事背景。
“这个根本没有矛盾。我本身是移民，在美国已经住了好几十年，况且书中很多主人公，都是中国的移民。”
“这正常的嘛，一个作家不能老写一个情况。这本书也和前一本书不同，或往不同的地方走，有一些跳跃，有一些转折。”
“但这不代表以後我不写中国；我还是会写的，但在哪段时间，哪段日子，都要看自己本身的兴趣。”
哈金指，自己早在1992年，就有写中国移民生活在美国的概念，可当时他没有能力写，直至2000年才有能力上的自觉；除了自觉，一方面现实生活的冲击也带给了他灵感。
读者可能觉得《自由生活》是哈金自身写照，但他指出，故事的蓝本源自一位香港移民。这位香港人定居於美国中部，开了一间饭馆，自己写旧体诗，自资出版。他把自己的诗集交给了美国的朋友，辗转落在哈金的手上。哈金想到，这个移民一方面做艰苦的谋生工作，另一方面仍保持追求艺术的热情，教他很感动。
或许这种写作的热情，触动了这位留美作家自身的生存本能？谈及生存，哈金认为生存应有两种意义：在谋生的意义上，只要生理没有毛病，不犯法，在美国生存不难；然而在存在的意义上，关於经济上的压抑、人生的挫折、理想的追求，对哈金来说是比较恐惧和困难。
英语如爬山愈爬愈累
留美作家，有些以外语写作，有些以中文写作。哈金属前者。从1996年发表小说《辞海》开始，已是作为一位英语作家出现。在多次的访问中，大家都会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为甚麽要用英文写作呢？
哈金忆述，在十多年前，如果选择以汉语餬口，大抵会在当地中文报刊做翻译，或者教授汉语，可是他没有一个汉语的学位，以他的说法，自己简直是“靠不上边”，况且利用汉语写作，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不被认受，即所谓的“不计分”，就算混进学院，四五年後也得离开。他只好努力学习英语，以此作为生存方式。
当然，下决心是一回事，真正放下母语，用第二语言谋生是另一回事。“用英语去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做成，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个语言当中能走多远，很可能最终一塌糊涂，因此想了一两年才下这个决定。”
就算出了几本书，得到几个奖，现时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教书，表面看上去英语对哈金来说已无障碍。可哈金认为，英语终究不是第一语言，很难写一种自然的东西，只好把自己的不足与弱点，转化成优点好了，不过所谓最得心应手的东西被砍掉，对哈金来说始终是无奈。那表述的困难，不会随着应用变得愈来愈易，“只会像爬山一样，愈向上爬，愈来愈累。”
有报道形容，哈金写作，彷佛“背对中文”，除了参与第一本小说《好兵》的翻译，都把中文丢弃了。然而哈金强调，以英文写作，背後不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是生活工作的环境，早已决定了他的写作语言。作为一位大学教授，一年之中只有三个多月可以定下心神写作，可他在那段日子，不能一下子为了小说，就把自己从英语教学的语言环境中抽掉，皆因教课的时候就得重新进入英语的状态。“人生是短的，总不能这样变来变去。”他说。
回想起来，用英语，是一次孤注一掷吗？“对，就是赌博嘛……但又不是赌博，赌博一下子是输是赢，这却是漫长的过程，更难受嘛。”哈金以带有英语口音的普通话说，大笑着。
疲於思念却仍等待着
回溯哈金的“中国书写”，大都是关於一些中国内地的军旅生活，又或东北题材，彷佛与中国的反思文学或先锋派文学在题材上互相呼应。
然而哈金坦言，他与同代的中国作家如余华、莫言等，只有个人方面的认识，终究他的起步较晚，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与他今天在美国的工作，未有太大关系。虽然在文学传统上脱节了，但哈金也感到大家在基础上有连系。
在大大小小的访谈中，他一直强调俄国文学对自身文学观的重要性，在学生时代，他的老师就告诉他：“俄国的作家是主食，像面包，天天都要吃”，契诃夫、托尔斯泰的灵魂重新活在他笔下。在写《丈夫》时，哈金参考了三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版本，读了四遍，如他在别的访谈时说过，写作时，内心就必须先有几个伟大的作品，因为好的作品都和经典有关联的。
每当谈及哈金《等待》一书，读者都会觉得书中的现实很冷，让人感到绝望。作者认为，那是他心中真切的中国人。在他看来，中国人一辈子都在等待更好的未来，却在这个过程中浪费大部分的生命，是现实的写照。
曾有访问引述，哈金对想念祖国已经疲惫。他告诉记者，的确是这样，但他没有放弃过回国的念头。虽然十几年来，他没有踏出美国的土地，但靠着亲友在两地之间往来，他仍知道国内的情况，只是欠一个机会，让自己亲眼回去看看。
虽然他在等待，但是他没有停下来让时间流过去。我们不难在哈金身上，看见为了生活而扭曲的姿态：苍茫的白发、带有美国音的东北语。偏偏这就是人性。外国的生活虽然洗尽他的铅华，也拉开他与母语的距离，但撇除现实对这位留美作家的种种压抑，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话语中，仍隐约沉淀着对祖国的思念。（据凤凰网）
哈金以英语写作，曾获1999年“国家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在西方一纸风行。回头看华语世界，只有《等待》一书被翻译成简体字版，《战废品》《疯狂》等长篇作品，由台湾时报文化推出繁体字版，却未有在华语读者群中，引起过充分的回响与关注。走在最後一天的香港书展，一栋栋《自由生活》就这样搁在八十万人的身旁。
身份疏离了这位英语学者，资本主义隔离了这位文学作家，可他仍相信“总有一天要回来看看”。关於背後的理由，与他访谈的我们，一直在期待。
记者案头搁着两本哈金的书，分别是首部短篇小说集《好兵》以及最新推出的《自由生活》。
《自由生活》酝酿十六年
《自由生活》的主人公武男是中国移民，以写诗为志，可是回不了国家，当夜间看守的工厂又倒闭了，在过程中他遇见了很多来自祖国的学者与诗人，最後辗转至美国中部经营餐馆打工，凭藉努力还清了债务，有自己的事业。可是为了自由的思考与诗歌创作，他卖掉了产业，再次回到打工的生活。
打从一开始，哈金因为用英语写作，动机备受华语批评家怀疑；以这等逻辑观之，《自由生活》似乎会引起争议，因为此作首次放弃了中国题材，以美国作为故事背景。
“这个根本没有矛盾。我本身是移民，在美国已经住了好几十年，况且书中很多主人公，都是中国的移民。”
“这正常的嘛，一个作家不能老写一个情况。这本书也和前一本书不同，或往不同的地方走，有一些跳跃，有一些转折。”
“但这不代表以後我不写中国；我还是会写的，但在哪段时间，哪段日子，都要看自己本身的兴趣。”
哈金指，自己早在1992年，就有写中国移民生活在美国的概念，可当时他没有能力写，直至2000年才有能力上的自觉；除了自觉，一方面现实生活的冲击也带给了他灵感。
读者可能觉得《自由生活》是哈金自身写照，但他指出，故事的蓝本源自一位香港移民。这位香港人定居於美国中部，开了一间饭馆，自己写旧体诗，自资出版。他把自己的诗集交给了美国的朋友，辗转落在哈金的手上。哈金想到，这个移民一方面做艰苦的谋生工作，另一方面仍保持追求艺术的热情，教他很感动。
或许这种写作的热情，触动了这位留美作家自身的生存本能？谈及生存，哈金认为生存应有两种意义：在谋生的意义上，只要生理没有毛病，不犯法，在美国生存不难；然而在存在的意义上，关於经济上的压抑、人生的挫折、理想的追求，对哈金来说是比较恐惧和困难。
英语如爬山愈爬愈累
留美作家，有些以外语写作，有些以中文写作。哈金属前者。从1996年发表小说《辞海》开始，已是作为一位英语作家出现。在多次的访问中，大家都会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为甚麽要用英文写作呢？
哈金忆述，在十多年前，如果选择以汉语餬口，大抵会在当地中文报刊做翻译，或者教授汉语，可是他没有一个汉语的学位，以他的说法，自己简直是“靠不上边”，况且利用汉语写作，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不被认受，即所谓的“不计分”，就算混进学院，四五年後也得离开。他只好努力学习英语，以此作为生存方式。
当然，下决心是一回事，真正放下母语，用第二语言谋生是另一回事。“用英语去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做成，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个语言当中能走多远，很可能最终一塌糊涂，因此想了一两年才下这个决定。”
就算出了几本书，得到几个奖，现时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教书，表面看上去英语对哈金来说已无障碍。可哈金认为，英语终究不是第一语言，很难写一种自然的东西，只好把自己的不足与弱点，转化成优点好了，不过所谓最得心应手的东西被砍掉，对哈金来说始终是无奈。那表述的困难，不会随着应用变得愈来愈易，“只会像爬山一样，愈向上爬，愈来愈累。”
有报道形容，哈金写作，彷佛“背对中文”，除了参与第一本小说《好兵》的翻译，都把中文丢弃了。然而哈金强调，以英文写作，背後不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是生活工作的环境，早已决定了他的写作语言。作为一位大学教授，一年之中只有三个多月可以定下心神写作，可他在那段日子，不能一下子为了小说，就把自己从英语教学的语言环境中抽掉，皆因教课的时候就得重新进入英语的状态。“人生是短的，总不能这样变来变去。”他说。
回想起来，用英语，是一次孤注一掷吗？“对，就是赌博嘛……但又不是赌博，赌博一下子是输是赢，这却是漫长的过程，更难受嘛。”哈金以带有英语口音的普通话说，大笑着。
疲於思念却仍等待着
回溯哈金的“中国书写”，大都是关於一些中国内地的军旅生活，又或东北题材，彷佛与中国的反思文学或先锋派文学在题材上互相呼应。
然而哈金坦言，他与同代的中国作家如余华、莫言等，只有个人方面的认识，终究他的起步较晚，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与他今天在美国的工作，未有太大关系。虽然在文学传统上脱节了，但哈金也感到大家在基础上有连系。
在大大小小的访谈中，他一直强调俄国文学对自身文学观的重要性，在学生时代，他的老师就告诉他：“俄国的作家是主食，像面包，天天都要吃”，契诃夫、托尔斯泰的灵魂重新活在他笔下。在写《丈夫》时，哈金参考了三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版本，读了四遍，如他在别的访谈时说过，写作时，内心就必须先有几个伟大的作品，因为好的作品都和经典有关联的。
每当谈及哈金《等待》一书，读者都会觉得书中的现实很冷，让人感到绝望。作者认为，那是他心中真切的中国人。在他看来，中国人一辈子都在等待更好的未来，却在这个过程中浪费大部分的生命，是现实的写照。
曾有访问引述，哈金对想念祖国已经疲惫。他告诉记者，的确是这样，但他没有放弃过回国的念头。虽然十几年来，他没有踏出美国的土地，但靠着亲友在两地之间往来，他仍知道国内的情况，只是欠一个机会，让自己亲眼回去看看。
虽然他在等待，但是他没有停下来让时间流过去。我们不难在哈金身上，看见为了生活而扭曲的姿态：苍茫的白发、带有美国音的东北语。偏偏这就是人性。外国的生活虽然洗尽他的铅华，也拉开他与母语的距离，但撇除现实对这位留美作家的种种压抑，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话语中，仍隐约沉淀着对祖国的思念。（据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