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贫农的大寨“领头羊”陈永贵，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工农干部的代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但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他说，“大包干”的确可以暂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那调动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人的私心，不合社会主义的方向。
　　陈永贵下台后，他的一位新华社记者朋友见到他，便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他反问道：“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段时间，陈永贵曾有一段时间想不通，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发过不少牢骚，甚至还扬言要“抗到底”。这些情况在一些书籍及报道里多有披露。但人的思想是可以变化的，下台后，他冷静下来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改革巨大成果面前，他思想上的弯子慢慢转过来了！他终于走过了想不通、顶牛的痛苦阶段。
　　“对现在的形势我也有意见，”陈永贵毫不隐讳地说道，“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怎么回事哩！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陈永贵下台后，尤其是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楼上后，没有森严的警卫了，见人方便了，昔阳、大寨的亲友故旧，进京时都要来看他，使他更多地了解了下情，了解了民意。他那十二层楼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阳、大寨人进京的落脚站。凡是因公来京的，路费宿费可以报销的，就去住旅馆；因私的，或看病办事的，没有人给报住宿费，乡亲们也不大富裕，统统留在家里住下来。床不够好办，好在客厅里有公家配的地毯，毛茸茸的，比羊毛毡还舒服。来人也都不客气，就在地毯上打地铺睡了。除了安排住宿之外，乡亲进了家门，陈永贵便要陪着喝上几盅，席间他也向来人问问家乡的人和事。家乡人带来的消息，有的让他高兴，也有的让他叹惜，如有些老伙伴下世了，谁得了重病，等等。
　　他热情地帮助家乡来人，也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怀。他一直思念着大寨，也曾几次想回乡看看，可都没能成行。回去一趟只一夜火车就到了阳泉，再坐几十里汽车就到了大寨。可这趟路对于他也不容易走。回去了，有些人见不见？有些话说不说？反过来倒过去地考虑，最后还是咬咬牙算了，不回去了！
　　不回去的决心下了，可思念是无法丢掉的。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长叹一声：“白天没处动弹，黑夜叫我回村干活去了。”
　　除了看病之外，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的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國家干部以权谋私。他切齿痛恨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
　　那天，他情绪很好，一直把记者送到新华社大门前。临别时说：“别看我不识多少字，没看过多少书，可我经过的事多着哩！从办互助合作到办人民公社，从大队支部书记一直当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有几个？我经过的事多着哩，心里想的事多着哩！听我说说，对你们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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