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什么是“编译”？《现代汉语词典》所给释义如下：“编辑和翻译;做编译工作的人。”比较而言，《翻译学辞典》（商务印书馆，2019）的解释更为丰厚一些：“编译也着眼于译，是在摘译的基础上译者加了‘编’的功夫，以更适合于特定译入语读者的阅读口味和习惯。……编译是翻译中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就其实质而言，是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并没有超出翻译的范畴。”从前一定义看，“编辑”和“翻译”相对独立;从后一界说来分析，“编”是“译”的有机组成部分。究竟什么是“编译”？它可否只有“编”而没有“译”？又或只有“译”而没有“编”？再或既有“编”也有“译”甚或还有其他？兹对相关问题简作回应，但未必能给出直接或明确之答案。
“编译”二字在我国最早大致何时出现？明朝末年，一些西方传教士来适中土，他们以传教为职志，但也有意无意中参与了“西学东渐”。为了将基督教义和西方学术引来中国，翻译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今人记述当年译者（包括中方笔述人员）的文字中，可以见到“编译”二字。
比如，有这么一段行文：“据传教士鲁德昭说：‘李之藻自从与西士游，以至末年，前后共二十（多）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编译书籍;不论何时何处，即在轿中，即在宴会，也不停地看阅，写作。”李之藻与西人合作译书甚多，包括《寰有诠》《名理探》《坤舆万国全图》等，而今人也的确习惯说他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是中国“编译”西方数学的代表性著作。
又比如，17世纪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udovico Buglio，1606—1682）曾把《超性学要》从拉丁文译为中文，有论者引利氏为该书所作“自序”道：“旅人九万里东来，仰承先哲正传，愿偕同志，将此书编译华言，以高当世。”《超性学要》译自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所著《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神学大全》卷帙浩繁，利类思“勉完第一支数十卷”，分4册于1654年在北京刊刻。“加增新语”或就是利氏对“编译”的说辞？
粗粗看来，上述引文和分析合情合理，但如果据此而断定“编译”最晚在明末已经有见，那则不免草率。上述两处引文分别来自论文《明末西学翻译家李之藻》（《文史知识》2002年第12期，第30页）和工具书《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第174页），证之以徐宗泽所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第229页）及《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0、145页），引文中的两处“编译”乃“编著”和“遍译”之误植。顺便补充一句，前一引文中的“鲁德昭”也是“曾德昭”之误写。“曾德昭”即Alvarus de Semedo（1585—1658），葡萄牙传教士，又名“谢务禄”。
就我们所见，“编译”二字或最早见于1819年，而其诞生地并不在中国。当年，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了《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ical Catechism），署名为“[英]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编译”（《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附录一）。“编译”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似乎略晚一些。比如，1848年出版的《地理图说》（Illustrated Geograph）署名中即有之——“[美]袆理哲（Richard Quanterman Way）编译”（出处同上）。
如果说“编译”二字大抵最早出现于晚清之前，而到1900年前后，其在我国已然比较常见，不仅有较多“编译”出版物，也冒出不少“编译”机构来，后者如“科学会编译部”“科学馆编译处”“江楚编译局”“湖南编译社”“上海编译局”“启秀编译所”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编译机构名称并不怎么严谨。比如，蒯光典1903年在上海设立一个翻译出版机构，取名“金粟斋译书处”（简称“金粟斋”），可在实际生活中，该机构也唤作“金粟斋编译社”“金粟斋译书社”“金粟斋译书局”“金粟斋书局”“金粟斋译局”等。从“金粟斋”的多个名称来看，“译”与“编译”并非泾渭分明。
在清末民初的“编译”机构中，影响最大的或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该所成立于1902年，是商务印书馆各项工作的“总发源”。“编译所”的工作包含编译、编辑、审查、校改、发排等事务。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年创刊的《鹭江报》更把“编译”这一概念杂乱到极致。该报由英国人山雅格（Rev. Jas Sadler）创办，同盟会会员冯葆瑛、龚逸云任主编。报纸设有“西文编译”专栏，其中絕大部分文章皆由山雅各和冯葆瑛以西译中述方式完成。而关于山、冯二人的分工与角色，相关表述足有10多种：“（英）山雅各述义，冯葆瑛撰文”“山雅各阐微，冯葆瑛演义”“口译+笔述”“叙略+敷文”“隶事+属辞”“译+录”“译文+述意”“译文+辑句”“拟词+述略”“口谈+手录”“述文+演说”“译词+达意”，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鹭江报》之前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1912）却不将“口译+笔述”等和“编译”混为一谈，在该馆所出180余种译著中，有且仅有2种题为“编译”。
说到清末民初曾有不少编译机构，其实，我国抗日战争期间的编译机构（皆明确标有“编译”二字）甚至多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由于平日少有人提及，此不妨“堆砌”些许：南京国立编译馆、北京国立编译馆、上海国立编译馆、长沙国立编译馆、重庆国立编译馆、金华国立编译馆、国立华北编译馆，国际编译社、世界编译社、世界编译所、建国编译社、知行编译社、凯风编译社、大东书局编译所、山川出版社编译所、生活书店编译所、兼声编译社、今文编译社、现代化编译社、战时读物编译社、国华编译社、政论编译社、中国文化事业局编译所、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中山文化教育馆战后世界建设研究丛书编译委员会、教育编译馆、文化编译馆，武昌中东书社编译部、汉口战时读物编译社、西安建国编译社、时兆报馆编译部、申报编译室、世界书局编译所、中国图书编译馆、世界丛书编译社、中外出版社编译部、立法院编译处、司法院编译处、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航空委员会军政厅编译处、航空委员会训练编译科、航空委员会训练监编译科、重庆国际编译社、重庆中国编译出版社、重庆北碚缙云山编译处、重庆教育编译馆、重庆应用科学编译社……。我国抗战期间竟然有过如许编译机构，实在有些出人所料。事实表明，上述“编译”机构大都有名无实，而且来得快去得也疾。
说到“编译”，还有一点也颇让人感到意外，即在那么多的“编译”机构中有外语译名的很少，这或许是因为这些机构主要是对内而不对外罢了。不过有一点也还值得一提，即历史上的少许“编译”机构其实有译名但今人似乎闻所未闻。比如，提到当年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的“编译所”，今人多译作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The Editing and Translating Office、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Division之类。从今天意义上的“编译”来看，上述译文并无不妥，可历史地观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曾用译名（见下文）也许更经得起推敲。而如果将“编译所”和“印刷所”“发行所”三个平行机构的译名（即The Commercial Press Editorial Department、The Commercial Press Works、The Commercial Press Sales Office）并而观之，我们甚至会对其得意忘言式的处理竖起大拇指。其实，不论有关“旧译”好与不好，今人都应该“名从主人”。类似地，我们要英译以往的“国立编译馆”、《编译参考》、《鹭江报》等名称，也只能本分地将其分别“回译”为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Editors & Translators Reference Journal、LAW KANG PO。
“编译”二字在我国最早大致何时出现？明朝末年，一些西方传教士来适中土，他们以传教为职志，但也有意无意中参与了“西学东渐”。为了将基督教义和西方学术引来中国，翻译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今人记述当年译者（包括中方笔述人员）的文字中，可以见到“编译”二字。
比如，有这么一段行文：“据传教士鲁德昭说：‘李之藻自从与西士游，以至末年，前后共二十（多）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编译书籍;不论何时何处，即在轿中，即在宴会，也不停地看阅，写作。”李之藻与西人合作译书甚多，包括《寰有诠》《名理探》《坤舆万国全图》等，而今人也的确习惯说他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是中国“编译”西方数学的代表性著作。
又比如，17世纪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udovico Buglio，1606—1682）曾把《超性学要》从拉丁文译为中文，有论者引利氏为该书所作“自序”道：“旅人九万里东来，仰承先哲正传，愿偕同志，将此书编译华言，以高当世。”《超性学要》译自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所著《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神学大全》卷帙浩繁，利类思“勉完第一支数十卷”，分4册于1654年在北京刊刻。“加增新语”或就是利氏对“编译”的说辞？
粗粗看来，上述引文和分析合情合理，但如果据此而断定“编译”最晚在明末已经有见，那则不免草率。上述两处引文分别来自论文《明末西学翻译家李之藻》（《文史知识》2002年第12期，第30页）和工具书《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第174页），证之以徐宗泽所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第229页）及《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0、145页），引文中的两处“编译”乃“编著”和“遍译”之误植。顺便补充一句，前一引文中的“鲁德昭”也是“曾德昭”之误写。“曾德昭”即Alvarus de Semedo（1585—1658），葡萄牙传教士，又名“谢务禄”。
就我们所见，“编译”二字或最早见于1819年，而其诞生地并不在中国。当年，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了《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ical Catechism），署名为“[英]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编译”（《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附录一）。“编译”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似乎略晚一些。比如，1848年出版的《地理图说》（Illustrated Geograph）署名中即有之——“[美]袆理哲（Richard Quanterman Way）编译”（出处同上）。
如果说“编译”二字大抵最早出现于晚清之前，而到1900年前后，其在我国已然比较常见，不仅有较多“编译”出版物，也冒出不少“编译”机构来，后者如“科学会编译部”“科学馆编译处”“江楚编译局”“湖南编译社”“上海编译局”“启秀编译所”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编译机构名称并不怎么严谨。比如，蒯光典1903年在上海设立一个翻译出版机构，取名“金粟斋译书处”（简称“金粟斋”），可在实际生活中，该机构也唤作“金粟斋编译社”“金粟斋译书社”“金粟斋译书局”“金粟斋书局”“金粟斋译局”等。从“金粟斋”的多个名称来看，“译”与“编译”并非泾渭分明。
在清末民初的“编译”机构中，影响最大的或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该所成立于1902年，是商务印书馆各项工作的“总发源”。“编译所”的工作包含编译、编辑、审查、校改、发排等事务。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年创刊的《鹭江报》更把“编译”这一概念杂乱到极致。该报由英国人山雅格（Rev. Jas Sadler）创办，同盟会会员冯葆瑛、龚逸云任主编。报纸设有“西文编译”专栏，其中絕大部分文章皆由山雅各和冯葆瑛以西译中述方式完成。而关于山、冯二人的分工与角色，相关表述足有10多种：“（英）山雅各述义，冯葆瑛撰文”“山雅各阐微，冯葆瑛演义”“口译+笔述”“叙略+敷文”“隶事+属辞”“译+录”“译文+述意”“译文+辑句”“拟词+述略”“口谈+手录”“述文+演说”“译词+达意”，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鹭江报》之前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1912）却不将“口译+笔述”等和“编译”混为一谈，在该馆所出180余种译著中，有且仅有2种题为“编译”。
说到清末民初曾有不少编译机构，其实，我国抗日战争期间的编译机构（皆明确标有“编译”二字）甚至多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由于平日少有人提及，此不妨“堆砌”些许：南京国立编译馆、北京国立编译馆、上海国立编译馆、长沙国立编译馆、重庆国立编译馆、金华国立编译馆、国立华北编译馆，国际编译社、世界编译社、世界编译所、建国编译社、知行编译社、凯风编译社、大东书局编译所、山川出版社编译所、生活书店编译所、兼声编译社、今文编译社、现代化编译社、战时读物编译社、国华编译社、政论编译社、中国文化事业局编译所、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中山文化教育馆战后世界建设研究丛书编译委员会、教育编译馆、文化编译馆，武昌中东书社编译部、汉口战时读物编译社、西安建国编译社、时兆报馆编译部、申报编译室、世界书局编译所、中国图书编译馆、世界丛书编译社、中外出版社编译部、立法院编译处、司法院编译处、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航空委员会军政厅编译处、航空委员会训练编译科、航空委员会训练监编译科、重庆国际编译社、重庆中国编译出版社、重庆北碚缙云山编译处、重庆教育编译馆、重庆应用科学编译社……。我国抗战期间竟然有过如许编译机构，实在有些出人所料。事实表明，上述“编译”机构大都有名无实，而且来得快去得也疾。
说到“编译”，还有一点也颇让人感到意外，即在那么多的“编译”机构中有外语译名的很少，这或许是因为这些机构主要是对内而不对外罢了。不过有一点也还值得一提，即历史上的少许“编译”机构其实有译名但今人似乎闻所未闻。比如，提到当年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的“编译所”，今人多译作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The Editing and Translating Office、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Division之类。从今天意义上的“编译”来看，上述译文并无不妥，可历史地观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曾用译名（见下文）也许更经得起推敲。而如果将“编译所”和“印刷所”“发行所”三个平行机构的译名（即The Commercial Press Editorial Department、The Commercial Press Works、The Commercial Press Sales Office）并而观之，我们甚至会对其得意忘言式的处理竖起大拇指。其实，不论有关“旧译”好与不好，今人都应该“名从主人”。类似地，我们要英译以往的“国立编译馆”、《编译参考》、《鹭江报》等名称，也只能本分地将其分别“回译”为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Editors & Translators Reference Journal、LAW KANG 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