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判决结果，判定“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的麦卡琴一方胜诉。作为以判例法为原则的国家，“麦案”的判决推翻了现行法律为个人竞选捐款设置的总额上限。早在2010年，联邦最高法院就曾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做出了支持公民联盟的集体判决，导致了所谓“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10年中期选举和2012年总统大选中大行其道，极大地扰乱了美国政治生态。如今的“麦案”则也必然波及2014年甚至2016年选举的周期性走向。
　　麦卡琴的诉讼
　　这一具有转折性意义判例中的原告肖恩·麦卡琴，年龄大概在45岁到50岁之间，来自美国南方农业州亚拉巴马。
　　成长于深南环境、立身于能源产业（麦卡琴的生意在当地小有名气），麦卡琴几乎是个天生的共和党人，在亚拉巴马当地共和党圈子内十分活跃。在事业刚刚起步的上个世纪90年代，麦卡琴就不遗余力地为各个层次的共和党参选人捐款或募款，后来还跻身于亚拉巴马州杰斐逊县共和党执行委员会，领衔财政主管。2010年之后，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的影响下，麦卡琴很快组建起了自己的超级行动委员会——“保守行动基金”，以实现对共和党、特别是“茶党”候选人更多的财政支持。不过，超级行动委员会方式显然不能满足麦卡琴通过捐款实现政治意愿或政策介入的“雄心壮志”。在2011年参加共和党青年保守派联盟的一次活动时，麦卡琴结识了一位亲共和党的竞选财政专家丹·贝克。当麦卡琴毫无保留地向贝克“倒出苦水”时，贝克的意见是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司法诉讼撬动那些既有的束缚。
　　2012年大选周期，出于法律的限制，麦卡琴捐出了约3.3万美元，支持了16位联邦层次共和党参选人，另外的2.5万美元则捐给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外围组织。按照麦卡琴的设想，他还想再多支持12位共和党参选人，而且认为针对参选人的捐款额度实在是“杯水车薪”。于是，当年夏天，麦卡琴想起了贝克的大胆建议，将一纸诉状递到了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状告联邦选举委员会关于个人捐款总额上限的约束违背了《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精神，开启了所谓的司法“斗争”。颇为戏剧性的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很快跟进，不但支持麦卡琴的行为，甚至还直接参与到了案件的司法推进之中。
　　转折性的判决
　　正是由于共和党组织的介入，麦卡琴的案子迅速吸引了政界和公共舆论的关注。在提请诉讼三个多月之后，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作出了倾向于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决，认定政府出于防止腐败目的或考虑有权对个人捐款额度进行限制。对于该判决，麦卡琴和共和党阵营显然无法接受，于是麦卡琴本人在2012年10月9日直接将该案告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对于“麦案”的处理，又一次显露出以约翰·罗伯茨为首席大法官的联邦最高法院颇具“司法能动主义”意味的政治手腕。在罗伯茨的主导下，联邦最高法院于2013年2月决定接受“麦案”的审理，并最终在一年零两个月之后做出了支持原告麦卡琴主张的判决。关于判决结果，多数派正好是九位大法官中五位由共和党籍总统提名的人选，而四位少数派则都是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不可否认，这一判决是罗伯茨法庭又一项沾染着浓厚政党色彩的争议决定。
　　联邦高等法院对“麦案”的判决，最简单地概括，即以后选举中的个人将可以不再受任何额度限制地向某参选人进行竞选捐款。事实上，关于个人竞选捐款限制的制度安排，来源自上世纪70年代。国会于1971年通过的《联邦选举竞选法案》在1974年的“水门事件”之后得到了严厉的修正，设置了在一个自然年中每个个人进行竞选捐款的总额上限。1976年，这一制度安排曾在所谓的“巴克莱诉维罗”案中遭遇违宪质疑，但并未被推翻。直到在2002年的《两党竞选改革法案》中才轻微松绑，要求上限数额应该依据通货膨胀情况适当调整，并将每个自然年的范围扩展为每两个自然年。
　　按照目前制度限制，在2013年和2014年两年中，个人可以向竞选参选人、政党组织以及其他政治行动委员会总共捐助12.32万美元，其中4.86万美元被限制给予参选人，同时在每次选举中只能给予单一联邦职位参选人2600美元捐助。但在“麦案”胜诉之后，在一个435位国会众议员、33位国会参议员换届的正常选举周期中，如果个人自由地向两党每位候选人都继续捐款2600美元，这样就达到了原本参选人捐款总额限制的25倍！而且，个人对于两个主要政党全国委员会、100个两党各州委员会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竞选捐助，则势必数十倍、数百倍的暴增。
　　4月2日案件判决宣布后，麦卡琴欣喜若狂，他直言不讳地感叹“没想到会那么快”。当被问及会否为更多参选人进行更多捐款时，麦卡琴坦言：“当然！我已经开始与一些参选人见面，我会捐助给参选人、政党以及政治行动委员会”。
　　金钱政治的本性
　　“麦案”对于个人捐款总额上限的彻底推翻，不但将直接颠覆美国竞选政治的规则性制度安排，也会更为深远地塑造美国政治生态走向。
　　仅就2014年和2016年两个竞选周期的形势看，“麦案”的胜诉无疑有利于共和党阵营，这也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强力支持麦卡琴的逻辑所在。根据对2012年竞选周期捐助数额最多的1000位个人捐助者的统计，其中90%的捐款流向共和党阵营的捐款者为580人，而90%令民主党阵营受益的捐款者为326人，其中差距可见一斑。通常而言，共和党支持者个人握有更多财富，自然也就具有更高的捐款能力，“麦案”的胜诉则恰好释放了这种能力。通常认为，2014年竞选周期有利于共和党，而对于2016年竞选周期，共和党也跃跃欲试，在这种背景下，“麦案”的胜诉将极大地提振共和党获胜的可能性。不过，民主党阵营，特别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早已开始新一轮攻势，将共和党人与《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名列前茅的科赫兄弟联系在一起，呼吁选民不要让富人通过共和党掌控国家命脉。这种竞选策略或者可以在“麦案”胜诉之后得到更大市场。
　　相比于总额上限松绑的个人捐款，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一制度变通方式将可能失去比较优势。只有明确要求捐款一定用于某些助选目的的媒体造势的“金主”们才会坚持使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方式。同时，个人直接捐款方式回归到竞选舞台中心位置后，连接“金主”与政治人物之间的人脉则成为捐款去向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政治新手而言，要想得到更多捐款，政党“大佬”的认同与互动就是重中之重了。这就意味着，作为“大佬”们的政党领袖和资深人物在竞选过程和选后资源分配中掌握极大权势。权力的个人化倾向加剧，腐败滋生的土壤也势必会有所增加。
　　从美国竞选财政改革的发展历史上梳理，“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决及其后续影响可以说是一种赤裸裸的倒退。一般而言，虽然在竞选财政改革过程中屡次出现了“问题——改革——新问题——新改革”的螺旋渐进，但基本主线还是制度的自我否定与改良。在金钱与选举政治具有天然链接的“美式民主”环境下，一个制度被制定，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出现了一些新的漏洞或变通方式，随后又出现新的制度安排，然后再有新的变通。这些变通如软钱、绑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等，虽然事实上腐蚀了原有制度，但毕竟是在既有原则基础上的“钻空子”。相比之下，“麦案”的胜诉几乎是推翻了原则，彻底倒退到了1970年之前的状况，几近将40年来的众多改革智慧与制度实践归零。不得不说，这是金钱对政治的操纵走向极端的恶性表现。
　　相比“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中的收敛，罗伯茨法庭伸向党争政治的手实在是太长了。虽然曾经判决支持了奥巴马医改，但“麦案”的胜诉甚至已足以将罗伯茨法庭的司法遗产降至冰点。当然，民主党阵营也不会坐视不理，新一轮竞选财政改革的大幕将徐徐拉开。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麦案”的胜诉几乎是推翻了原则，彻底倒退到了1970年之前的状况，几近将40年来的众多改革智慧与制度实践归零。不得不说，这是金钱对政治的操纵走向极端的恶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