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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印尼总统苏希洛发布总统第12号决定书，宣布撤销1967年内阁主席团传阅文件，正式废除官方用词“Tjina/China/Cina”（支那），重新采用Tionghoa（中华）一词作为华人的称谓，同时将Republik Rakyat China改回Republik Rakyat Tiongkok。
这一称谓的变化，承载了华人历经印尼国内政治体制与族群政策变迁的风霜雨雪，标志着华人作为一个族群，向获取应有的尊重和正常的政治、社会地位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支那”（Cina）：
一个从中性到贬义的称谓
“支那”一词最早并非源于印尼，也并非含有贬义。只是在近百年时间里，在印尼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打上了族群歧视的深刻烙印。
史学界认为，“支那”来自印度的梵文，是“Cina”的音译。公元前5 世纪的时候，印度的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就出现了“支那”的称呼。
关于“支那”（Cina）的本源，众说纷纭。一说认为与中国的特产有关，如源于“瓷”、“丝”等；一说与中国的古代王朝、王国或地域有关，如源于“秦”、“荆”、“滇”、“日南”等。
中印交往最早，其他域外大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大体都是经印度传过去的，“支那”一词也不例外。除印度外，世界主要文明古国如伊朗、希腊、罗马等都使用过“支那”一词称呼中国。在梵语、波斯语或希腊语中，称呼都是近似的，如“支那”、“震旦”、“希尼近”、“赛勒斯”等。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也都被认为是来自这个词源。
在中国人印象中，“支那”（Cina）多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支那”一词先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又传到日本。因此，最初“支那”是带有佛教味的词语，在日本很少使用，日本人更多喜欢使用“汉”、“唐”来称呼中国或中国人。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与西方世界的交融，西方音译“支那”的“China”进入日本，日本人开始把西方的“China”译成“支那”。中日甲午战争后，“支那”在日本开始由中性词变成贬义词， 变成了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轻蔑。同时，在西方世界， “支那人”也成了蔑视中国人的代名词。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 对“支那”的解释是：“支那， 即愚蠢的中国人， 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
“支那”（Cina）一词在印尼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变迁。著名的东南亚问题学者廖建裕先生指出，17世纪印尼马来文古籍《马来纪年》已经用“支那”称呼中国与华人，华人也如此自称，所以“支那”在当时并没有贬义。20世纪初，受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影响，雅加达创立的华人社团以“中华会馆”命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与“中华”开始在印尼华人中流行，而早期移民的印尼土生华人并不会讲中国话，他们以福建人为最多，所以中国词汇都以福建话的语音拼写，“中国”变成Tiongkok，“中华”变成Tionghoa，“支那”一词则逐渐变成了过时的贬义词，开始具有贪婪、落后、污浊、弱小等负面含义，印尼土著只有在抨击华人或中国时才用这个词。尤其在甲午战争后，受日本的影响，“支那”变成了歧视与侮辱中国及其民族的词汇，致使印尼华人愈加唾弃这个字眼。
“中国”与“中华”在印尼通行了半个世纪，为印尼官方及民间使用。1945年印尼建国之初，其基本宪法中也是使用Tionghoa，1950年中印（尼）建交时，印尼文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为Republik Rakyat Tiongkok。
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上台执政，印尼国内掀起了反共、反华浪潮。1966年8月，印尼陆军召开第二届研讨会，会议决定改用“支那”称呼中国与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尼名也变成了Republik Rakyat Tjina（支那人民共和国）。会议还称，改变称呼的原因是为了消除印尼本国原住民的自卑感，同时也打击印尼华侨的优越感。1967年6月，苏哈托内阁主席团又发布了第六号“传阅书”，通知官方及民间机构和报章全部改用“支那”（Cina），不再使用“中国（Tiongkok）和中华（Tionghoa）”。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印尼被翻译为“Republik Rakyat Cina”，不再沿用“Republik Rakyat Tiongkok”。1967年，受国际国内环境影响，中国与印尼断交，直到1990年才重新恢复双边外交关系。
“9.30事件”后，印尼军人政权反共反华的意识形态十分浓重，把在印尼的华侨华人视为中国的“第五纵队”，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浪潮，抢掠、烧杀、驱赶华侨华人的事件频频发生，大批华侨被遣返回中国。此外，苏哈托政府还全面实行强迫同化政策；关闭华文学校和报馆；取缔华人社团；强迫华侨将姓名改换为印尼名；禁止在公共场合或电话中讲华语；禁止对外表现中国的风俗习惯；禁止新建或扩建华人庙宇；在华人身份证上标以特殊印记， 等等。
1990年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时，因印尼法禁止使用Tiongkok或者Tionghoa，中国不同意使用Cina，双方协商后使用China，英语全称是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印尼语则用Republik Rakyat China。
印尼的民主化进程与华人地位的恢复
1998年，苏哈托的威权统治结束，印尼进入了政治民主化的转型时期，各种歧视性的同化政策逐渐被废除，华人的政治地位与生存状况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瓦希德执政后，2000年1月颁布第6号总统决定书，宣布撤销1967年苏哈托政权限制华人公开庆祝农历新年的14号总统决定书。同年2月，瓦希德参加华人农历新年晚会，并宣布孔教为印尼合法宗教。2001年印尼工业与商业部长颁布第62号条例，撤销1978年关于禁止进口和流通华文印刷品的第286号条例，这意味着解除使用华文的禁令。梅加瓦蒂继任印尼总统后表示，华人不应当成为问题。2002年第9号总统决定书将华人农历新年春节定为印尼全国公共假日。
从2005年起担任印尼总统的苏希洛，为消除各种歧视华人的政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2006年印尼国会通过《新国籍法》和《反歧视法》，从法律上确定华人的平等地位。2008年又通过所谓SARA条款，宣布严禁种族歧视、侮辱各个民族及宗教，对违反该规定的予以处罚甚至入狱。廖建裕先生认为，苏希洛总统在任期最后时刻废除“支那”的使用，有为本党在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拉票的考虑，可是，一样重要的是，在国内，苏希洛有意继续改善华族与土著之间的关系，以解决这个历史留下来的问题；在国外，他有意继续改善中印（尼）关系，“支那”的称谓是一个绊脚石，如果这时不解决，以后会更难处理。其实，争取和利用华人力量，已经是印尼国内政治的普遍认同。
笔者认为这次称谓的变化更应该归功于印尼华人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据报道，曾经有六名华裔领袖正式向政府提出，要求“把支那改成中华和中国”。印尼知名社会活动家、传媒巨子余世甘也曾经在他的爪哇邮报上改用“Orang Tionghua”称呼华人，用“Tiongkok”称呼中国。而近期《雅加达邮报》的文章指出，是前任印尼华裔总会主席、印尼民族建设基金会的创办人汪友山和前国会议员傅志宽持续的游说，最终说服了苏希洛总统废止使用“支那”。
印尼是世界上华人最多的国家，约有1000万左右。近年来，随着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逐步被废除，印尼华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也为印尼华人参政提供了宽松有利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在针对华人的1998年五月暴行后，印尼华人社会开始意识到参政问题的重要性：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代表自身族群的声音，就无法捍卫自己的权益。所以他们建立起了一些华人政党和社团，或者直接参加印尼族裔的政党来参政议政。目前，华裔在印尼政府或议会中任职的情况已非罕见。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崛起将为华人在中国—印尼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重要的平台，而中国与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也将为印尼华人的生存提供更好的国际环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这一称谓的变化，承载了华人历经印尼国内政治体制与族群政策变迁的风霜雨雪，标志着华人作为一个族群，向获取应有的尊重和正常的政治、社会地位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支那”（Cina）：
一个从中性到贬义的称谓
“支那”一词最早并非源于印尼，也并非含有贬义。只是在近百年时间里，在印尼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打上了族群歧视的深刻烙印。
史学界认为，“支那”来自印度的梵文，是“Cina”的音译。公元前5 世纪的时候，印度的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就出现了“支那”的称呼。
关于“支那”（Cina）的本源，众说纷纭。一说认为与中国的特产有关，如源于“瓷”、“丝”等；一说与中国的古代王朝、王国或地域有关，如源于“秦”、“荆”、“滇”、“日南”等。
中印交往最早，其他域外大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大体都是经印度传过去的，“支那”一词也不例外。除印度外，世界主要文明古国如伊朗、希腊、罗马等都使用过“支那”一词称呼中国。在梵语、波斯语或希腊语中，称呼都是近似的，如“支那”、“震旦”、“希尼近”、“赛勒斯”等。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也都被认为是来自这个词源。
在中国人印象中，“支那”（Cina）多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支那”一词先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又传到日本。因此，最初“支那”是带有佛教味的词语，在日本很少使用，日本人更多喜欢使用“汉”、“唐”来称呼中国或中国人。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与西方世界的交融，西方音译“支那”的“China”进入日本，日本人开始把西方的“China”译成“支那”。中日甲午战争后，“支那”在日本开始由中性词变成贬义词， 变成了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轻蔑。同时，在西方世界， “支那人”也成了蔑视中国人的代名词。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 对“支那”的解释是：“支那， 即愚蠢的中国人， 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
“支那”（Cina）一词在印尼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变迁。著名的东南亚问题学者廖建裕先生指出，17世纪印尼马来文古籍《马来纪年》已经用“支那”称呼中国与华人，华人也如此自称，所以“支那”在当时并没有贬义。20世纪初，受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影响，雅加达创立的华人社团以“中华会馆”命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与“中华”开始在印尼华人中流行，而早期移民的印尼土生华人并不会讲中国话，他们以福建人为最多，所以中国词汇都以福建话的语音拼写，“中国”变成Tiongkok，“中华”变成Tionghoa，“支那”一词则逐渐变成了过时的贬义词，开始具有贪婪、落后、污浊、弱小等负面含义，印尼土著只有在抨击华人或中国时才用这个词。尤其在甲午战争后，受日本的影响，“支那”变成了歧视与侮辱中国及其民族的词汇，致使印尼华人愈加唾弃这个字眼。
“中国”与“中华”在印尼通行了半个世纪，为印尼官方及民间使用。1945年印尼建国之初，其基本宪法中也是使用Tionghoa，1950年中印（尼）建交时，印尼文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为Republik Rakyat Tiongkok。
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上台执政，印尼国内掀起了反共、反华浪潮。1966年8月，印尼陆军召开第二届研讨会，会议决定改用“支那”称呼中国与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尼名也变成了Republik Rakyat Tjina（支那人民共和国）。会议还称，改变称呼的原因是为了消除印尼本国原住民的自卑感，同时也打击印尼华侨的优越感。1967年6月，苏哈托内阁主席团又发布了第六号“传阅书”，通知官方及民间机构和报章全部改用“支那”（Cina），不再使用“中国（Tiongkok）和中华（Tionghoa）”。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印尼被翻译为“Republik Rakyat Cina”，不再沿用“Republik Rakyat Tiongkok”。1967年，受国际国内环境影响，中国与印尼断交，直到1990年才重新恢复双边外交关系。
“9.30事件”后，印尼军人政权反共反华的意识形态十分浓重，把在印尼的华侨华人视为中国的“第五纵队”，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浪潮，抢掠、烧杀、驱赶华侨华人的事件频频发生，大批华侨被遣返回中国。此外，苏哈托政府还全面实行强迫同化政策；关闭华文学校和报馆；取缔华人社团；强迫华侨将姓名改换为印尼名；禁止在公共场合或电话中讲华语；禁止对外表现中国的风俗习惯；禁止新建或扩建华人庙宇；在华人身份证上标以特殊印记， 等等。
1990年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时，因印尼法禁止使用Tiongkok或者Tionghoa，中国不同意使用Cina，双方协商后使用China，英语全称是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印尼语则用Republik Rakyat China。
印尼的民主化进程与华人地位的恢复
1998年，苏哈托的威权统治结束，印尼进入了政治民主化的转型时期，各种歧视性的同化政策逐渐被废除，华人的政治地位与生存状况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瓦希德执政后，2000年1月颁布第6号总统决定书，宣布撤销1967年苏哈托政权限制华人公开庆祝农历新年的14号总统决定书。同年2月，瓦希德参加华人农历新年晚会，并宣布孔教为印尼合法宗教。2001年印尼工业与商业部长颁布第62号条例，撤销1978年关于禁止进口和流通华文印刷品的第286号条例，这意味着解除使用华文的禁令。梅加瓦蒂继任印尼总统后表示，华人不应当成为问题。2002年第9号总统决定书将华人农历新年春节定为印尼全国公共假日。
从2005年起担任印尼总统的苏希洛，为消除各种歧视华人的政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2006年印尼国会通过《新国籍法》和《反歧视法》，从法律上确定华人的平等地位。2008年又通过所谓SARA条款，宣布严禁种族歧视、侮辱各个民族及宗教，对违反该规定的予以处罚甚至入狱。廖建裕先生认为，苏希洛总统在任期最后时刻废除“支那”的使用，有为本党在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拉票的考虑，可是，一样重要的是，在国内，苏希洛有意继续改善华族与土著之间的关系，以解决这个历史留下来的问题；在国外，他有意继续改善中印（尼）关系，“支那”的称谓是一个绊脚石，如果这时不解决，以后会更难处理。其实，争取和利用华人力量，已经是印尼国内政治的普遍认同。
笔者认为这次称谓的变化更应该归功于印尼华人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据报道，曾经有六名华裔领袖正式向政府提出，要求“把支那改成中华和中国”。印尼知名社会活动家、传媒巨子余世甘也曾经在他的爪哇邮报上改用“Orang Tionghua”称呼华人，用“Tiongkok”称呼中国。而近期《雅加达邮报》的文章指出，是前任印尼华裔总会主席、印尼民族建设基金会的创办人汪友山和前国会议员傅志宽持续的游说，最终说服了苏希洛总统废止使用“支那”。
印尼是世界上华人最多的国家，约有1000万左右。近年来，随着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逐步被废除，印尼华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也为印尼华人参政提供了宽松有利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在针对华人的1998年五月暴行后，印尼华人社会开始意识到参政问题的重要性：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代表自身族群的声音，就无法捍卫自己的权益。所以他们建立起了一些华人政党和社团，或者直接参加印尼族裔的政党来参政议政。目前，华裔在印尼政府或议会中任职的情况已非罕见。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崛起将为华人在中国—印尼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重要的平台，而中国与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也将为印尼华人的生存提供更好的国际环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