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南城根式的城中村其实各地都有。”王选告诉记者,“在北京它叫唐家岭或者六郎庄,在西安它叫瓦胡同或者杨家村……可惜人们的视线都被高楼大厦遮住了,看不到发生在这里的真实故事。”27岁的王选戴一副眼镜,透着书卷气,见人就喊“老师”,只有在谈起自己的新书《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时,才变得滔滔不绝。
王选也曾经是城市“蚁族”中的一员,就像那些餐厅服务员、传菜小伙、足浴小妹一样,默默地居住在南城根。但在他的眼里,在南城根——这个城市生活的最低处,人们并不是悲凄的,他们琐碎而温厚的人生静悄悄地展开。“恍惚间,我一度把这里当做了我的村庄。这里是慈祥的、寂静的,如破棉花,虽然旧了,但躲进去,依旧让人粗糙的心灵感到温暖。”
生活在“低处”的7年
南城根是甘肃天水市内一个地道的城中村。2007年,20岁的王选从天水师范学院毕业,选择了留在这座西北三线城市里。王选的老家在海拔1700米以上、地处秦岭山脉西端末梢的天水秦岭乡,祖辈都生活在农村。
穿过高楼投下的巨大阴影,他第一次钻进南城根——长长的巷道七拐八弯,两侧的民房拥挤得似乎在你推我搡,房子是统一的红漆铁大门,院内则是统一的黑漆漆,就在一片黑漆漆的环境里回响着说话声、炒菜声甚至打骂声。窄窄的路上,有提马扎的老太太,骑摩托的少年,推三轮的男人,还有踩着高跟鞋、提着把蒜苗、涂着鲜红嘴唇的姑娘。
一开始,王选显得有些不情愿,“自己多少是个读过书的人,怎么能一头扎进这生活的泥沼。”无奈受现实制约,他在这儿一住就是7年。其间,他当过酒店服务生、宾馆文员、电视台记者,后来考进了一家事业单位。现在,他终于攒够钱付了房子的首付,马上就要离开南城根了。
作为寄居者,王选渐渐在南城根里找到了一种熟悉的亲切感,他常常被热心邻居送来的一碗面、一盘饺子,替他收的一床被子、缝的一条裤子所感动。“在日渐被高楼包裹起来的压抑、恐惧和茫然中,我能从巷子里出出进进的人身上看到我亲戚的影子,能摸到南城根皮肤上存留的人间温情。”
为此,王选开始从自己居住的77号院子写起,写那些被灰尘覆盖的生活,被现实熏黑的梦。
南城根的温情与悲情
66岁的房东老贾是“老天水”,自小在南城根长大。当工人下岗,种菜失地,老了还当着清洁工,但他从不觉得苦。老贾总是从外面收拾来一些城里人穿旧的衣服,送给院子里的人。还有一件事,他雷打不动每天都干,就是用捡拾来的柴火给房客烧水,夏天早上10点开始,冬天下午4点。水开了,他就扯着嗓子,叫院子里的人来提。王选喜欢端着一盆挂面一边吃一边和老贾看电视、讲世事、聊南城根以前的故事,而老贾也总会借口牙不好,把“甜得很”的苹果让给王选吃。
小马师是王选的同学,一毕业就住进了南城根。他说自己的屋子是“驻天水接待处”,老家的同学朋友来,没地去,就在他那挤一宿,第二天他还会再请人家一份早点。小马师先是昼夜颠倒地在网吧当网管;后来摆了几张台球案子,当起了小老板;再后来,生意被一帮流氓搞砸了;他还参加了两次事业单位考试,但都榜上无名。几个来回,人累了,心也乏了。他开始宅在家里学习,其间还和一个在美容院上班的网友谈起了恋爱。最后,小马师真的考取了教师资格,分到一所学校当老师去了。
南城根充满了有着各种人生际遇的小人物:乡下女人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托了人,花了钱,结果托的人调走了;还有戴着瓜皮帽、守着台球桌的老头,被房子逼到墙角的公务员……这些人就这么坚韧地生活着,正是他们的人生故事让南城根有了温度。
逼仄艰苦的南城根也有温情的一面。一个拥挤的院子,邻里间没什么攀比。他们分享一把韭菜、一叠煎饼,帮忙缝补衣服,端着饭碗串门时夹的一筷子咸菜,都充满感情。“当你抱着一颗平和的心,才能真正用善意而客观的眼睛看清这片地方。”王选认真地说。
城市的创可贴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看来,住在南城根的人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王选:一种基调是灰暗,有些地方常年见不到阳光,人的内心也有些压抑。还有杂乱,你从城中村走过,会听到很多声音,打架的、哭闹的,你能感受到一种杂乱、一种无奈。再就是茫然,很多人不知何去何从,房东对拆迁后如何生活感到不知所措,缺乏安全感;房客更多是一种漂泊感,不知道更好的明天在哪里。但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这里的人生存能力都很强,虽然很难,可在他们身上总能看到一种坚韧的力量。
环球人物杂志:要面对这种灰暗、杂乱、茫然的生活,很不容易。
王选:是的,有时候只能忍耐。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但是生活本身就是这种现状,他们必须要面对。在城中村寄居的人要忍耐,忍耐房子小,光线差,生活嘈杂;在城中村扎下根来的人也要忍耐,忍耐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和不确定的未来。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南城根住了7年,也许不久就要离开了。你认为城中村的存在对现代城市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选: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步调总是不一致的,有些地方突飞猛进,有些地方容易被遗忘掉,南城根就是被暂时遗忘掉的一块边角料。但它容纳了农民工、服务员、刚毕业的外乡大学生、无家可归的城市边缘人,他们中一些人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中转过程,最后顺利融入城市。南城根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整个城市的根系,或者说血脉所在。你走进那些巷道,看到百年参天大树、古老的青砖白墙、尚未拆掉的老民房,还有吹糖人的、唱戏的、拉鞋垫的老人,他们都是这个城市的记忆。
我觉得,南城根就像一片创可贴,为城市止疼、凝血、防创,甚至疗伤。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看城中村的未来?
王选:城中村人口混杂,犯罪率高,基础设施不完善,卫生条件差……最终,它肯定是要被拆掉的。
关于城中村居民的未来出路,我觉得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加拿大记者桑德斯在他的作品《落脚城市》中曾经写道:“我从前认为全家人带上全部的行李家当前往城市就是城市化,这是一个极为幼稚的想法。同样,如果施政者简单粗暴地一刀切,只会加速社会矛盾,让城中村问题恶化。”在这点上,我和桑德斯看法一致。
王选也曾经是城市“蚁族”中的一员,就像那些餐厅服务员、传菜小伙、足浴小妹一样,默默地居住在南城根。但在他的眼里,在南城根——这个城市生活的最低处,人们并不是悲凄的,他们琐碎而温厚的人生静悄悄地展开。“恍惚间,我一度把这里当做了我的村庄。这里是慈祥的、寂静的,如破棉花,虽然旧了,但躲进去,依旧让人粗糙的心灵感到温暖。”
生活在“低处”的7年
南城根是甘肃天水市内一个地道的城中村。2007年,20岁的王选从天水师范学院毕业,选择了留在这座西北三线城市里。王选的老家在海拔1700米以上、地处秦岭山脉西端末梢的天水秦岭乡,祖辈都生活在农村。
穿过高楼投下的巨大阴影,他第一次钻进南城根——长长的巷道七拐八弯,两侧的民房拥挤得似乎在你推我搡,房子是统一的红漆铁大门,院内则是统一的黑漆漆,就在一片黑漆漆的环境里回响着说话声、炒菜声甚至打骂声。窄窄的路上,有提马扎的老太太,骑摩托的少年,推三轮的男人,还有踩着高跟鞋、提着把蒜苗、涂着鲜红嘴唇的姑娘。
一开始,王选显得有些不情愿,“自己多少是个读过书的人,怎么能一头扎进这生活的泥沼。”无奈受现实制约,他在这儿一住就是7年。其间,他当过酒店服务生、宾馆文员、电视台记者,后来考进了一家事业单位。现在,他终于攒够钱付了房子的首付,马上就要离开南城根了。
作为寄居者,王选渐渐在南城根里找到了一种熟悉的亲切感,他常常被热心邻居送来的一碗面、一盘饺子,替他收的一床被子、缝的一条裤子所感动。“在日渐被高楼包裹起来的压抑、恐惧和茫然中,我能从巷子里出出进进的人身上看到我亲戚的影子,能摸到南城根皮肤上存留的人间温情。”
为此,王选开始从自己居住的77号院子写起,写那些被灰尘覆盖的生活,被现实熏黑的梦。
南城根的温情与悲情
66岁的房东老贾是“老天水”,自小在南城根长大。当工人下岗,种菜失地,老了还当着清洁工,但他从不觉得苦。老贾总是从外面收拾来一些城里人穿旧的衣服,送给院子里的人。还有一件事,他雷打不动每天都干,就是用捡拾来的柴火给房客烧水,夏天早上10点开始,冬天下午4点。水开了,他就扯着嗓子,叫院子里的人来提。王选喜欢端着一盆挂面一边吃一边和老贾看电视、讲世事、聊南城根以前的故事,而老贾也总会借口牙不好,把“甜得很”的苹果让给王选吃。
小马师是王选的同学,一毕业就住进了南城根。他说自己的屋子是“驻天水接待处”,老家的同学朋友来,没地去,就在他那挤一宿,第二天他还会再请人家一份早点。小马师先是昼夜颠倒地在网吧当网管;后来摆了几张台球案子,当起了小老板;再后来,生意被一帮流氓搞砸了;他还参加了两次事业单位考试,但都榜上无名。几个来回,人累了,心也乏了。他开始宅在家里学习,其间还和一个在美容院上班的网友谈起了恋爱。最后,小马师真的考取了教师资格,分到一所学校当老师去了。
南城根充满了有着各种人生际遇的小人物:乡下女人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托了人,花了钱,结果托的人调走了;还有戴着瓜皮帽、守着台球桌的老头,被房子逼到墙角的公务员……这些人就这么坚韧地生活着,正是他们的人生故事让南城根有了温度。
逼仄艰苦的南城根也有温情的一面。一个拥挤的院子,邻里间没什么攀比。他们分享一把韭菜、一叠煎饼,帮忙缝补衣服,端着饭碗串门时夹的一筷子咸菜,都充满感情。“当你抱着一颗平和的心,才能真正用善意而客观的眼睛看清这片地方。”王选认真地说。
城市的创可贴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看来,住在南城根的人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王选:一种基调是灰暗,有些地方常年见不到阳光,人的内心也有些压抑。还有杂乱,你从城中村走过,会听到很多声音,打架的、哭闹的,你能感受到一种杂乱、一种无奈。再就是茫然,很多人不知何去何从,房东对拆迁后如何生活感到不知所措,缺乏安全感;房客更多是一种漂泊感,不知道更好的明天在哪里。但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这里的人生存能力都很强,虽然很难,可在他们身上总能看到一种坚韧的力量。
环球人物杂志:要面对这种灰暗、杂乱、茫然的生活,很不容易。
王选:是的,有时候只能忍耐。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但是生活本身就是这种现状,他们必须要面对。在城中村寄居的人要忍耐,忍耐房子小,光线差,生活嘈杂;在城中村扎下根来的人也要忍耐,忍耐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和不确定的未来。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南城根住了7年,也许不久就要离开了。你认为城中村的存在对现代城市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选: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步调总是不一致的,有些地方突飞猛进,有些地方容易被遗忘掉,南城根就是被暂时遗忘掉的一块边角料。但它容纳了农民工、服务员、刚毕业的外乡大学生、无家可归的城市边缘人,他们中一些人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中转过程,最后顺利融入城市。南城根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整个城市的根系,或者说血脉所在。你走进那些巷道,看到百年参天大树、古老的青砖白墙、尚未拆掉的老民房,还有吹糖人的、唱戏的、拉鞋垫的老人,他们都是这个城市的记忆。
我觉得,南城根就像一片创可贴,为城市止疼、凝血、防创,甚至疗伤。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看城中村的未来?
王选:城中村人口混杂,犯罪率高,基础设施不完善,卫生条件差……最终,它肯定是要被拆掉的。
关于城中村居民的未来出路,我觉得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加拿大记者桑德斯在他的作品《落脚城市》中曾经写道:“我从前认为全家人带上全部的行李家当前往城市就是城市化,这是一个极为幼稚的想法。同样,如果施政者简单粗暴地一刀切,只会加速社会矛盾,让城中村问题恶化。”在这点上,我和桑德斯看法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