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本召，70后，教师，编辑，安徽省作协会员。出版散文集《心灵的召唤》。
　　地里的野草是有耳朵的。有的草脑袋在高处，随风摇曳;有的草面孔贴着地缝，闭目养神。它们可以听到风迥异的音节：春风是温暖的流行，夏风是燥热的摇滚，秋风是凉爽的民谣，冬风是寒峭的古风。它们也可以听到人奇异的脚步声：刚下地劳作的人，脚步轻盈如燕;劳作后回家的人，脚步重如磐石。遇到喜事的人脚下生风，喜气洋洋;遇到白事的人脚下落石，心灰意冷。
　　五奶说，男孩子是根草，女孩子是朵花。我问五奶，我是一根什么草。五奶摸着我后脑勺上留着的长小辫，说我是一根狗尾巴草。五奶说完，笑得前仰后合，额头上聚拢起一道道褶皱的岩层，瘪瘪的嘴巴里露出几颗老稀牙，像一个怪异的黄道婆。读书后，我对狗尾巴草多了一些认知。狗尾巴草长在词典里，有一个好听的别名，唤作狗尾草，属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植物，为旱地作物常见的一种杂草。既然常见，就是极普通的，平凡的。五奶说我是根狗尾巴草，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五年级暑假，家里的那头叫“秀秀”的水牛正身怀六甲。父亲给我下了道死命令：每天必须割一篮子青草，不然，晚饭不准吃。父亲语气高亢急促，脸色铁青。我不敢反抗，只能无条件签下军令状。
　　村子里家家都有一头牛。说是牛，其实就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是家里的祖宗，人人都得供着，奉着。我在村子里东溜西逛，鼻孔里充斥着草料和牛屎的味道。一头牛叫了一声，接着会听到第二头，第三头。我能从牛的叫声中听出牛的公母，听出是谁家的牛在叫。我对声音天生敏感。牛有耳朵，草有耳朵，我也有耳朵。我总是认为，有耳朵的事物都是有神性的，都是应被关注、怜爱、尊重的。
　　一座座圆形或者长方形的稻草垛和麦草垛站在宅基地上，沉默不语。它们似乎在装聋作哑。它们的身体被石磙无数次地碾压过，它们的嘴巴变了形，不是不说话，我猜想它们是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是对谁说，但是它们的耳朵还是敏锐的。它们听到了一些生活的絮叨，这些絮叨来自于村子里的妇人：今年的柴火不够烧，怎么办，去地里割点茅草晒晒，或者，去割点芦苇，再或者，去地里捡点秧根和红麻根也是一种应急。
　　我的母亲总是在麦草垛前徘徊。她扯下一把把麦草，抱进厨房，像抱着自己失散多年的婴孩。她再把一把把麦草塞进黝黑的锅底。这些金黄的麦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释放出最后的热情和热能，把锅底烤得通体发红。母亲的脸也被印染上一层红晕，心里霞光万道。每顿饭都会耗尽一些麦草，麦草垛日日消瘦。母亲总是在饭桌上说，麦草是炊烟的宿命。我那时并不知道宿命是什么意思，只知道，炊烟一袅，家里就有了家的味道。这种味道与生俱来，深入骨髓，不可剥离。
　　稻草垛是秀秀一年的口粮。母亲从不光顾。父亲是那里的常客。我也是。我拉着秀秀出门遛弯，下湖吃草，走过稻草垛。秀秀会故意斜着身子把自己圆鼓鼓的肚子在草垛上蹭一下。这一蹭，稻草垛身子便轻轻地一晃，秀秀高兴地把尾巴左右乱摆。
　　稻草的肌骨绵软，适合秀秀的口感，极易打开它的味蕾。稻草需用铡刀分段，每段长六公分左右。这个工种技术含量颇高。需两个人联手操作。一个人盘草、塞草，另一个人提刀、压刀。一个人跪着，另一个人站着。站着的人把铡刀高高地抬起，跪着的人掐着一小捆稻草往铡刀的最前端塞填，塞填得越靠前，越紧实，站着的人越省力，稻草越容易被铡断。两个人要眼疾手快，默契配合。每次铡草，父亲都会喊上我。父亲跪着，我站着。父亲盘草一丝不苟。他一边用粗糙的大手摩挲着狭长的草茎，一边嘱咐我压刀的时候要猛然发力，不可慢腾腾用劲。
　　秀秀只吃稻草段是要掉膘的。父親对我下达的一篮子青草的死命令，是对秀秀的恩赐，也是对秀秀的感恩。汁液饱满的青草才是秀秀每餐的美食。这种美食在杂草丛生的夏季，尤为丰盛。大地上野草遍地，生机葱茏。许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草，挨挨挤挤，密密麻麻，占据着村子里的田田埂埂、沟沟壑壑。
　　我的草篮子是父亲用荆条编制的，不是竹条的。竹条编制的篮子轻巧，是母亲赶集的时候挎的。我的荆条篮子比母亲的竹篮子要重得多，也大得多。
　　十二岁的少年挎着荆条篮子在村子里出出进进。出去的时候，篮子里空空荡荡;回来的时候，篮子里郁郁葱葱。割草最重要的工具是长柄镰刀。我的镰刀每次都是父亲亲自磨砺。他蹲下来，把镰刀放在条形青石上，抄点水，一上一下推送着。镰刀在青石上上下下滑动，父亲的身体也有节奏地晃荡。这组镜头，定格多年。有几次，我吵闹着要磨，他都不许。他说，我还小，还不懂镰刀。我说我懂，镰刀锋利，草就能割得多。父亲却说，草割得多少，与镰刀的利钝关系不大，草有自己的地盘。我问，草的地盘在哪里？父亲说，得靠自己去找。
　　村子里牛多，割草的人也多。草越来越少，我每天出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想装满一篮子草，变得越来越艰难。我开始相信父亲的话，草一定有自己的地盘，我还没有发现，我的镰刀还没有真正地介入。大路上，敞亮、开阔，走的人多，能上刀的草早已被清乂;黄豆地里的草也是踪迹难寻，被锄头来回巡视多遍，一次就是斩草除根。我开始钻红麻地。高高的红麻掩盖了我矮小的身体。红麻地里密不透风，阴森静谧。我不敢孤身深入，地里的坟茔总是不期而遇。我惊喜地发现，红麻地里的坟茔上荒草萋萋。那里的草埋没了人的躯干，竟然高过了人的头颅。
　　我的父亲是一位教书匠。他半公半农。有时候，他是泥腿子，有时候，他是笔杆子。他是家里名副其实的主角，竟然能把多个角色出色地演绎。我不得不佩服父亲。我割草的间隙，父亲从来没有停止自己与草的对决。他在为家人打一场艰苦的战役。他的敌人就是野草。父亲说，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庄稼。他不能让学生的脑袋里长了草。夏季，是父亲最焦虑的季节。野草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侵占他的庄稼。稻田里的稗草、异型莎草、扁秆藨草、牛毛毡、鸭舌草、三棱草、眼子菜、千金子沆瀣一气，一起围攻父亲。父亲扛着秧耙，从早到晚在稻田里寻觅，一行行，一块块。一棵棵野草在铁钉制作的秧耙下缴械投降，父亲一颗颗汗水摔落在田地里。夕阳下，父亲又黑又瘦，他佝偻的身影分明就是一棵高大的狗尾巴草。 　　父亲闯入野草的地盘。只是不巧，草的地盘和他的庄稼地盘混为一体，这两股势力势不两立，此长彼消。这种拉锯战最消耗父亲的体力。每每是这块地的草消除了一遍，另一块地的草又猖狂了起来。父亲两眼通红，杀红了眼。他辗转于家里的每一块田地，草的攻势一轮接一轮。成千上万棵，集团化进攻，父亲就是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孤胆英雄。
　　日子和草一样疯长。田里再也不见牛的影子。收割机和旋耕机成为土地上的新宠。除草剂成了草的克星。年轻的村民们解放了双手，开始远离家乡，把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留在家里。他们是一簇簇蒲公英，风一起，就会飘散，四海为家。
　　草开始肆无忌惮抢占田埂、渠岸、坟茔、路边，把它们的种子种在人力资源无暇顾及的区域。没有了牛羊的乡村，草撒欢的本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草没有被利用的价值，人们不再为它争风吃醋，由着它们的性子，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只要不去妨害庄稼，就不会用除草剂对它们施以极刑。
　　秋风萧杀，野草们的时日不多。枯萎的命运无法逃遁。秋风中有一种煞气，在村子里溜达来，溜达去。某些身子累卵的人，某些精神凌乱的人，禁不住风热，风寒，便在某一天选择某一种方式就被风裹挟着离开了人们的视线。和我年纪相仿的村西的傻烧毛，一夜之间暴病于自己草屋里，浑身被蚊蝇叮得千疮百孔;村东的愣语录癫痫发作，一头栽进茅坑里，窒息而亡。死亡总是和村里的人形影不离。赶不走，驱不散，就像荒草燃烧的青烟，一直弥漫着一股焦灼的气味。
　　我的母亲在病床上熬了大半年，从胖大婶熬到骨瘦如柴，皮包骨头。从六月的芳草萋萋，熬到十一月的摧枯拉朽。被推进火化炉的刹那，母亲分明就是一根衰老的麦草。一季季荒草掩盖了她的头颅。她安息的大地上，草的气息渐渐羸弱。候鸟南迁，秋雨淅沥，寒霜降临，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村子。
　　我知道荒草并没有枯死。它们削发明志，把根藏匿于泥土之中。根在，一切的荒芜都是短暂的。无边的冰雪会融化成汩汩的清源。地下是一个巨大繁杂的网络系统，盘根错节，横七竖八，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有条不紊。草的强大、震撼和人类的渺小、卑微成为鲜明的对比。我在老家的院子等了六个春天，也没有等到母亲敲门的声音，也没有看到她熟悉的背影。但是，只要春天一到，院子里的草就会一片碧绿。这些草一定是母亲派来的邮差，草叶上晶莹的露珠，想必是母亲思念我的泪水吧。
　　我一次次从钢筋水泥的县城新家返回草木泥土的老家，为了什么，为了谁，也没有标准的答案。也许可以解释：老家就是一根草的根系，子女就是泥土上草的莖叶。日子无声无息。人如草菅，但是万物有耳，可以听到一些万籁俱寂后复苏重组的音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