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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媒介改变了世界，也改变着文化格局、文化生态和文化场，文学创作泛影视化现象背后的技术表征呈现为文学性感知方式的改变，影视改编下多元化文学性的生成，以及泛影视化文学的生产与重写。
关键词：文学创作；泛影视化；技术表征
在大传媒时代中，各种媒体的外在形态不断离散、融合，传媒的商业价值已逐步突破内部组织结构，不再孤立地进行呈现。传媒开始在行业内和社会上寻找、整合各种力量，试图建构起全新的共享与传播平台。在大传媒背景下，文学当然不甘“终结”，投靠影视成为其嬗变的主要路径之一。“泛影视化”，即以影视为表现载体，将人类一切文明尽可能地在其中以特定形式进行表达，其边界已突破影视文化本身的界限。
一、文学性感知方式的改变
媒介改变了世界，也改变着文化格局、文化生态和文化场。以广播、电视为标志的电子媒介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网络媒介创造出崭新的文化产业，电影、电视、音像、广告、IT、娱乐、体育、表演艺术等产业交相辉映，形成了专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大众传媒新格局。然而，麦克卢汉却认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在大传媒时代，文学创作泛影视化现象的技术表征首先表现为人们感知文学性的方式不断受到影视的影响，从而发生改变。
电影媒介以逼真的声画元素去再现生活，它通俗的表达特征对剧本创作提出了通俗化的要求，进而对文学的通俗化进程产生着影响。它所具有的文学性为电影文学形态的诞生提供了基础，大量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流通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的写作。而电视媒介在传播上具有共时性、传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以及视听兼容、深入家庭、高度综合的优势，作为“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媒介，电视吸收了各种传播媒介、各个艺术品种、各大文化门类的养分，逐步成为媒介家族的霸主。电视节目的发展导致电视文学形态的出现，其通俗性赋予了电视文学和改编作品的日常性、家庭性、通俗性，电视融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等多种艺术于一体，极大地激发和满足公众的日常消费需求。由此，影视不仅“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而间接地改变文学”，而且“直接地就重新组织了文学的诸种审美要素”。
受此影响，将传统文学作为主要表达形式的文艺作品逐步边缘化，与此同时，影视媒体却借鉴了文学的某些特质，处处浮现着文学的身影。在当下现实中，文学更多地被媒介作为文化母本和文化元素进行加工，去滿足消费市场和人们审美趣味的需要，变换为形态各异的文化产品。
二、影视改编的多元化文学性建构
文学创作泛影视化现象的技术表征还表现在以影视改编为代表的多元化的文学性建构上。传统文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上被图像社会边缘化，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在朝着图像化转型，主要则体现为文学全面“图说化”，或是自觉成为电影、电视创作的“前脚本”。
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写道：“导演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雕刻时光。如同以为雕刻家面对一块大理石，内心中成品的形象栩栩如生，他一片片地凿除不属于它的部分——电影创作者，也正是如此：从庞大、坚实的生活事件所组成的‘大块时光’中，将他不需要的部分切除、抛弃，只留下成品的组成元素，确保影像完整性之元素。”影视和文学虽然是两种不同媒介，但都将回忆、保存或创造时光作为主要功能，提供了感知和体验世界的方法路径。影视艺术将文学艺术中美的元素和内涵以影像方式进行转换，用移植、删减、改造、延展等方法进行处理，带来了文学审美效果的变化。
中国电视剧的开山之作《一口菜饼子》便是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而早在1914年，文明戏《黑籍冤魂》就被张石川导演加以改编并搬上银幕。由此可见，中国影视的发展与文学作品改编相伴而行，电影、电视剧将文学作品作为母本，是中国影视创作的一种重要创作方法。
针对文学的影视改编，布鲁斯东曾写道：“人们可以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也可以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像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间的差异，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手段之间的最根本的差异。”
时至今日，与既往不同的是，文学不单是作为影视创作的母本，更多地是被分解、重构为某种特定元素在影视作品中加以发展和组合。在传统的影视改编创作中，“忠于原著并高于原著”是通常用于检验改编质量的准则，思想内涵、表现风格、人物形象等是否比照原著的创作，成为衡量改编创作成败的标准。围绕着文学原著与影视作品之間的“忠实”与否问题的纷争总体而言，有这样三种观点：第一，文学作品经典与否，决定影视改编忠实的程度，认为名著、经典是集体记忆的积淀，必须充分尊重；第二，忠实的对象的区分问题，认为改编要忠实文本的精神思想内涵，而在具体的细节、情节、人物结构上可作改编；第三，从文学作品获得文学性的方法上去忠实，而非拘泥于文本内容本身。
在当下的影视改编中，“忠于原著并高于原著”的审美原则，或不再被严格遵循，或被完全抛弃。文学作品已然在一种新的规则下被植入影视作品之中，成为商业影片增加票房的手段。这类现象的极端代表莫过于电影《大话西游》，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文学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肢解了《西游记》的元素，掺入大量后现代式的情节和对白，与传统电影的改编原则大相径庭，却成为九十年代后期观影青年人中一种文化上的图腾。
伴随“改编热”的兴起，文艺界涌现出一批横跨文学与影视的“双料作者”，如以《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一米阳光》等小说和电视剧闻名的海岩，以《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心术》等小说和电视剧闻名的六六等人。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乾隆王朝》等小说虽是经由他人之手改编为电视剧，但也撰写了《胡雪岩》等文学剧本。
三、文学性的生产与重写 在消费社会中，一批年轻作家创造出极富个性、另类率性的写作风格，注重对自由性情和内心感受的表达和刻画。他们不仅坐观这类文学表达被影视机构大肆利用，甚至也主动迎接商业操作，把文学作品迅速炒作、包装成时尚的文化产品。2014年上映的电影《后会无期》由韩寒执导，这部作品虽未曾出现在其出版列表之中，与其小说《一座城池》却有异曲同工之处，个中人物因缘某种出由，纷纷奔上未知的旅途。这部票房超过6亿元的电影和郭敬明的《小时代》一样，从一开始便都有着极强的目标人群，《小时代》打造的是“少女之梦”，《后会无期》营造的则是“文青之爱”，皆是“作”出来的电影。
这种现象的背后呈现出一个重要的涵义是，艺术创造不再停留在创作之上，而是大步迈向生产，将作品与商品的属性加以整合。原本定位于创造美感的诸种艺术技巧，正蜕变为如何吸引最大关注度、如何制造奇观、如何打造时尚、如何引发社会话题和社会心理的工具，与之匹配的是伴随消费社会兴起而形成的后现代文化。
此外，近年來，对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化“重写”也是热议的话题。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红色经典中在特定历史时期积淀下的厚重内涵，在新的时代和語境之下拥有进行再阐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红色经典本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影视产业觊觎的重心所在，当传统的改编手法山穷水尽之时，其中的各种审美元素，可以再度被移植、改造，最终打造为新的卖点。因此可以说，当代“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始作俑者仍是市场。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9.
[2]金慧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2.
[3]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J].文学评论，2003（5）.
[4]塔尔科夫斯基.雕刻时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78.
[5]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1-2.
作者简介：
王珏殷（1981—），男，湖北武汉人，成都大学美术与影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电视文化与纪录片研究。
欧阳宏生（1951—），男，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
关键词：文学创作；泛影视化；技术表征
在大传媒时代中，各种媒体的外在形态不断离散、融合，传媒的商业价值已逐步突破内部组织结构，不再孤立地进行呈现。传媒开始在行业内和社会上寻找、整合各种力量，试图建构起全新的共享与传播平台。在大传媒背景下，文学当然不甘“终结”，投靠影视成为其嬗变的主要路径之一。“泛影视化”，即以影视为表现载体，将人类一切文明尽可能地在其中以特定形式进行表达，其边界已突破影视文化本身的界限。
一、文学性感知方式的改变
媒介改变了世界，也改变着文化格局、文化生态和文化场。以广播、电视为标志的电子媒介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网络媒介创造出崭新的文化产业，电影、电视、音像、广告、IT、娱乐、体育、表演艺术等产业交相辉映，形成了专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大众传媒新格局。然而，麦克卢汉却认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在大传媒时代，文学创作泛影视化现象的技术表征首先表现为人们感知文学性的方式不断受到影视的影响，从而发生改变。
电影媒介以逼真的声画元素去再现生活，它通俗的表达特征对剧本创作提出了通俗化的要求，进而对文学的通俗化进程产生着影响。它所具有的文学性为电影文学形态的诞生提供了基础，大量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流通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的写作。而电视媒介在传播上具有共时性、传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以及视听兼容、深入家庭、高度综合的优势，作为“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媒介，电视吸收了各种传播媒介、各个艺术品种、各大文化门类的养分，逐步成为媒介家族的霸主。电视节目的发展导致电视文学形态的出现，其通俗性赋予了电视文学和改编作品的日常性、家庭性、通俗性，电视融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等多种艺术于一体，极大地激发和满足公众的日常消费需求。由此，影视不仅“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而间接地改变文学”，而且“直接地就重新组织了文学的诸种审美要素”。
受此影响，将传统文学作为主要表达形式的文艺作品逐步边缘化，与此同时，影视媒体却借鉴了文学的某些特质，处处浮现着文学的身影。在当下现实中，文学更多地被媒介作为文化母本和文化元素进行加工，去滿足消费市场和人们审美趣味的需要，变换为形态各异的文化产品。
二、影视改编的多元化文学性建构
文学创作泛影视化现象的技术表征还表现在以影视改编为代表的多元化的文学性建构上。传统文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上被图像社会边缘化，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在朝着图像化转型，主要则体现为文学全面“图说化”，或是自觉成为电影、电视创作的“前脚本”。
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写道：“导演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雕刻时光。如同以为雕刻家面对一块大理石，内心中成品的形象栩栩如生，他一片片地凿除不属于它的部分——电影创作者，也正是如此：从庞大、坚实的生活事件所组成的‘大块时光’中，将他不需要的部分切除、抛弃，只留下成品的组成元素，确保影像完整性之元素。”影视和文学虽然是两种不同媒介，但都将回忆、保存或创造时光作为主要功能，提供了感知和体验世界的方法路径。影视艺术将文学艺术中美的元素和内涵以影像方式进行转换，用移植、删减、改造、延展等方法进行处理，带来了文学审美效果的变化。
中国电视剧的开山之作《一口菜饼子》便是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而早在1914年，文明戏《黑籍冤魂》就被张石川导演加以改编并搬上银幕。由此可见，中国影视的发展与文学作品改编相伴而行，电影、电视剧将文学作品作为母本，是中国影视创作的一种重要创作方法。
针对文学的影视改编，布鲁斯东曾写道：“人们可以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也可以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像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间的差异，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手段之间的最根本的差异。”
时至今日，与既往不同的是，文学不单是作为影视创作的母本，更多地是被分解、重构为某种特定元素在影视作品中加以发展和组合。在传统的影视改编创作中，“忠于原著并高于原著”是通常用于检验改编质量的准则，思想内涵、表现风格、人物形象等是否比照原著的创作，成为衡量改编创作成败的标准。围绕着文学原著与影视作品之間的“忠实”与否问题的纷争总体而言，有这样三种观点：第一，文学作品经典与否，决定影视改编忠实的程度，认为名著、经典是集体记忆的积淀，必须充分尊重；第二，忠实的对象的区分问题，认为改编要忠实文本的精神思想内涵，而在具体的细节、情节、人物结构上可作改编；第三，从文学作品获得文学性的方法上去忠实，而非拘泥于文本内容本身。
在当下的影视改编中，“忠于原著并高于原著”的审美原则，或不再被严格遵循，或被完全抛弃。文学作品已然在一种新的规则下被植入影视作品之中，成为商业影片增加票房的手段。这类现象的极端代表莫过于电影《大话西游》，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文学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肢解了《西游记》的元素，掺入大量后现代式的情节和对白，与传统电影的改编原则大相径庭，却成为九十年代后期观影青年人中一种文化上的图腾。
伴随“改编热”的兴起，文艺界涌现出一批横跨文学与影视的“双料作者”，如以《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一米阳光》等小说和电视剧闻名的海岩，以《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心术》等小说和电视剧闻名的六六等人。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乾隆王朝》等小说虽是经由他人之手改编为电视剧，但也撰写了《胡雪岩》等文学剧本。
三、文学性的生产与重写 在消费社会中，一批年轻作家创造出极富个性、另类率性的写作风格，注重对自由性情和内心感受的表达和刻画。他们不仅坐观这类文学表达被影视机构大肆利用，甚至也主动迎接商业操作，把文学作品迅速炒作、包装成时尚的文化产品。2014年上映的电影《后会无期》由韩寒执导，这部作品虽未曾出现在其出版列表之中，与其小说《一座城池》却有异曲同工之处，个中人物因缘某种出由，纷纷奔上未知的旅途。这部票房超过6亿元的电影和郭敬明的《小时代》一样，从一开始便都有着极强的目标人群，《小时代》打造的是“少女之梦”，《后会无期》营造的则是“文青之爱”，皆是“作”出来的电影。
这种现象的背后呈现出一个重要的涵义是，艺术创造不再停留在创作之上，而是大步迈向生产，将作品与商品的属性加以整合。原本定位于创造美感的诸种艺术技巧，正蜕变为如何吸引最大关注度、如何制造奇观、如何打造时尚、如何引发社会话题和社会心理的工具，与之匹配的是伴随消费社会兴起而形成的后现代文化。
此外，近年來，对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化“重写”也是热议的话题。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红色经典中在特定历史时期积淀下的厚重内涵，在新的时代和語境之下拥有进行再阐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红色经典本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影视产业觊觎的重心所在，当传统的改编手法山穷水尽之时，其中的各种审美元素，可以再度被移植、改造，最终打造为新的卖点。因此可以说，当代“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始作俑者仍是市场。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9.
[2]金慧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2.
[3]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J].文学评论，2003（5）.
[4]塔尔科夫斯基.雕刻时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78.
[5]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1-2.
作者简介：
王珏殷（1981—），男，湖北武汉人，成都大学美术与影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电视文化与纪录片研究。
欧阳宏生（1951—），男，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