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首都河内有一处景点，叫还剑湖，湖边有很多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建筑，上面挂着中文书写的牌匾、对联;湖边的玉山祠建于18世纪，里面供奉着关帝、吕祖、文昌帝君等神像;离玉山祠没多远的地方，一个白人姑娘在用中文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姑娘四周的街边小店里，几乎都供着一个土地爷……
　　这是施展第一次到河内时看到的景象——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离开中国，或者说，好像穿越回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
　　“闹哄哄的氛围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城市看上去杂乱无章，却充满活力和人情味。在这种地方生活，你或许会感觉不那么光鲜，但能卸下很多防备，感到舒适惬意。这样一个让人感觉舒适的地方，在经济上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呢？”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施展是带着研究课题而来的。作为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他到越南考察的目的是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中国制造业真的“逃走”了吗？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真正擦出火花后，网上满是“中国制造业工厂正大量向海外，尤其是越南转移”的消息，似乎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大危机。施展却觉得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
　　“海外哪个国家和地区有条件承接这么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呢？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施展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然而这种判断如果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说服力毕竟是有限的。于是在2019年，施展帶领团队来到越南，开始了从北到南的深入调研。而之所以选择这个国家，是因为从各种数据和信息看，越南是中美贸易摩擦“最大受惠国”，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接替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国家。
　　考察了大半年后，施展得出了自己的结论。2020年初的除夕之夜，在一台长达10小时、由55场演讲组成的《2020知识春晚》上，他与全国观众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小卷尺背后的大供应链

　　在施展眼中，越南是一个新旧交织的混合体：从河内机场打车往城区走，笔直宽阔的高速公路给人强烈的现代化国家的感觉，但越靠近市区显得越乱：殖民时代的老房子，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新盖的现代化高楼，三者欠缺章法地混杂在一起。现代化大楼周边是新建的、规划得整齐有序的宽阔马路，而往旁边走一点就是拥挤狭窄、有着多年历史的老街，川流不息的摩托车呼啸而过。

　　对越南当地人来说，无论属于哪个阶层，日常生活里都喜欢在路边摊消费，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施展问过摊主，那些豪华的现代化商场都是什么人去？回答是，基本都是外国人。
　　“与中国人的工作节奏和生活方式相比，越南人要舒服和闲适太多了。中国人为了赚钱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享受，甚至主动加班，在越南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施展说。
　　在《2020知识春晚》上，施展列举了一串“牛气冲天”的中国小镇：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生产了全世界近1/3的吉他;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世界50%以上的钢卷尺;浙江省诸暨市占据了全球73%的淡水珍珠市场;江苏省扬州市杭集镇生产了全世界60%的酒店用品;江苏省丹阳市生产了全球1/3以上的眼镜;湖南省邵东市生产了全世界70%的打火机……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产品，依托的是一个无比庞大而成熟的供应链网络。
　　“在淘宝上，只要花三四元就能买到一盒5米长的钢卷尺，去除各个环节的利润之后，这个钢卷尺的生产成本大体上不超过2元。钢卷尺的生产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这种对成本的控制能力绝不是用一句低技术就能概括的，它的背后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在支撑。”
　　脱离这种供应链体系，虽然还是能生产出钢卷尺，但是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施展认为，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恰恰隐藏在这里。
　　在越南考察期间，施展走访了一位在当地创业、经营近20年的家具厂老板任泽忠。他告诉施展，家具产业供应链包括五金、油漆、板材、皮革、纸箱等十几种配套产业，虽然目前越南已经发展起家具行业配套所需的本地供应商，但这些供应商进行生产时所需的原材料仍然要从中国进口。
　　比如在越南生产一张沙发，其中90%的皮革材料来自江苏;生产家具时所用的夹板，90%以上来自山东临沂;与家具行业配套的五金产业，其中大约60%的铁要从中国进口，再在越南本地加工成五金;就连用来包装家具的纸箱，原材料还是要从中国进口。
　　科技含量不高的家具业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电子产品等行业了。施展告诉记者：“即使是一件不起眼的小商品，也是由十几个乃至几十个零部件组成的，这些零部件在中国都有单独的厂家生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厂家的专业化程度已经到了极致，生产效率极高，同时各种厂家之间互为配套关系，还可以依据上游发包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地动态重组，形成了效率与弹性兼得的能力。这带来了超强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的人工成本是越南的几倍，每件产品的总成本还是能低一半。
　　至于外国厂家为什么难以实现零部件的高效生产，很大原因在于他们的市场规模不够大。
　　“专业化分工越深，越需要大市场的支撑。比如你是生产汽水瓶的，当市场对汽水的需求是每月1亿瓶时，你只做瓶盖就能活了;但如果市场需求只有1000瓶，你光做瓶盖利润太低，必须连同瓶身一起做。”

“所谓转移其实是溢出”

　　施展带着团队从越南北部到南部，跑了3个大城市、3个主要工业省份，走访了4个工业园、7家在越南的中国商会、不同产业和规模的近20家企业，并与越南工人、越南经理层以及几十位在越南打拼的中国人做了深入交流。
　　“我们还拜访了越南政府的基层官员、两所大学的多位学者，甚至在一家中餐馆吃饭时，会说流利中文的越南老板娘都成了我们了解越南民情的访谈对象。”施展说。
　　在河内一所大学调研时，施展问一位越南经济学者：“越南的产业政策是什么？”这位学者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生产时缺什么东西，到中国广州去买就好了。”

　　施展先是大吃一惊，接着想明白了：从河内到广州，走陆路和海路都不到两天时间，甚至比从胡志明市到河内还快。同时由于越南市场规模太小，即便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一旦中国市场有了新动作、新变化，越南所依托的外部环境就变了，其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
　　2019年10月，韩国三星公司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搬到了越南。但施展在越南调研时发现，每天下午4点有很多集装箱卡车开到三星的工厂卸货，卸下来的主要是手机配件，都是前一天下午4点从中国珠三角装车运来的。一位在广西做物流产业的何先生告诉施展，他的公司每天都从珠三角往越南的三星工厂运货，一年下来运的货价值好几亿美元，而这只占三星整个物流链条中很小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三星转移到越南的主要是手机生产中的组装环节，上游环节仍然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不管你是三星四星还是五星，不管你做手机手套还是手表，只要想控制生产成本，就得连上中国的供应链。”
　　正因如此，施展认为所谓中国制造业向越南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这个环节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通常是产品最终的组装环节。而其他环节很难转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
　　“溢出”的结果是，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
　　“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伴随着贸易摩擦，越南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下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长。”施展说，“考察了一大圈之后，我的感受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谁能够替代中国强大的制造力。一方面，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基础工业不行，另一方面，今天全世界沒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工作。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感动我的是‘中干’”

　　在胡志明市调研的时候，施展听到一个新词——“中国干部”。这并不是指中国政府工作人员，而是指越南台资企业里从大陆过来负责管理工作的中层人员。
　　这个群体经常自称“中干”，在越南有几十万人之多，却很少被中国国内媒体关注。他们在越南打拼的故事，是施展此次考察的意外收获。
　　“‘中干’大多是台资企业培养的熟练工人和成熟管理者。他们在越南工作几年后，很多人会自己创业建厂，又雇用了大量越南工人，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施展觉得，这正是他一直寻找的、衔接起中国供应链与越南组装环节的微观载体。
　　在朋友的介绍下，施展接触了很多“中干”，家具行业出身的雷祖旋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雷祖旋是广西人，曾在东莞一家台资家具厂打工，不到3年就从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晋升为主管。2004年，他被老板派到越南建厂，3个月时间就学会了越南话，这让他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2008年，雷祖旋在工厂附近开了一家奶茶店，每月收入能有2万元人民币。在当时的越南，三四千元的月薪就已经过得很舒服了。第二年，雷祖旋带着多年积蓄回国，准备大干一场，却痛苦地发现，短短几年间，中国经济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兴的行业、新的商业方式、新的人际关系圈，让他已经无法跟上节奏。
　　在耗费了几十万元积蓄之后，雷祖旋又无奈地回到了越南，继续经营奶茶店。郁闷和无聊中，他组建了一个QQ群，成员全部是在越南打拼的中国人，大家在一起交流各种感受，这个组织从几十人逐渐发展到几百人、上千人，规模越来越大。
　　几年后，在大家的提议和积极参与下，雷祖旋制作了一本通讯录。大家拿到它时特别激动，有人甚至流下了眼泪。雷祖旋告诉施展：“多年之后，这些人可以拿着这本通讯录，指着里面一个个的名字，和孙子吹牛，当年爷爷在越南曾经做过这样那样的事情。”
　　“中干”的故事让施展深受感动。他感受到这个群体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以某种方式被人记住，让自己获得更多价值感。施展感觉自己见证着一个新时代的“下南洋”。
　　“‘中干’的出身并不高，但在海外的奋斗与努力让他们获得了比在国内更高的地位和身份。这个群体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深刻的意义，我们有责任让他们的故事被大众看到，让他们以更深刻的方式进入历史。”施展说。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干”都无法适应国内的生活。前面提到的任泽忠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出生在重庆大山里，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东莞的台资家具厂打工，把很多老乡也带到了广东。后来台湾老板派他去越南建分厂，他又把很多老乡带到了越南。老家整个村子就这么被他带动了，从镇上最穷的村子逐渐变成全镇第一的富裕村。
　　现在，任泽忠和他的老乡们在中越两国家具业的各个生产环节上开枝散叶，形成一个网络，把资本、技术、人脉、市场全部连接起来。这个网络在供应链上连接中国本土，在劳动力上雇用大量越南工人，在市场上对接美国，联通着全世界。
　　在施展看来，正是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中国人，带动着中国供应链网络向全世界延伸。“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就在于民间的力量，在于这些勤劳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