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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营救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历史奇迹。
这次行动遍布十余个省市，行程上万里，历时二百余天，涉及八百多人，没有出现一次重大事故，更无人遇险牺牲。
作家茅盾称这次营救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社会活动家、文化界人士大都在内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初，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对抗日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导致许多社会活动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等，无法在内地立足，不得不流亡香港。仅1941年1月至5月，转移到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就多达一百余人。
国内大批文化精英来到香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文化孤岛”变成了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反法西斯文化基地，成为“中国的新文化中心”。一时间，香港出现了几十种进步文化书刊，如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范长江为社长的《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等为编委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梁漱溟为社长的《光明报》，郁风主办的《耕耘》等。此外在文艺方面，由夏衍、司徒慧敏、于伶、金山、宋之的等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也活跃在香港舞台上，演出了《雾重庆》《北京人》《愁城记》等多部话剧。
彼时香港，尚无战火之忧。然而很快风云突变，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小时后，日军战机炸毁香港启德机场停驻的英军飞机，开始进攻香港，港战爆发，战火即刻烧到滞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士身上。
其实，在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前夕，身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对形势已有所预判。从12月7日开始，受延安党中央指示，他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领导廖承志、潘汉年、连贯，以及南方局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等人连发几次特急电报，指出“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而“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乘日军立足未稳、情况尚不熟悉之机，以最快速度，“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周恩来在来电中着重指出，应派专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离港。廖承志收到电报后，在第一时间找到宋庆龄，对其说明情况并保护她离开住处。在启德机场被日军攻占前几个小时，宋庆龄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飞往重庆。而其他人，已没有时间在启德机场被炸前离开。
廖承志立即召集在港的部分文化和新闻界人士开会，分析形势。他们一致判断，英军长期坚守的可能性不大，日军将很快占领香港，撤退工作必须抓紧做起来。一同开会的还有中共南方局领导张文彬、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以及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人。会议决定，刘少文负责港内的联络和营救，尹林平负责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和接待，廖承志和连贯负责探路，布置撤退沿途的掩护地点和交通线。
接受任务后，尹林平匆忙从香港赶到九龙，布置建立秘密接待站，疏通向游击区撤退的路线，解决沿线的食宿等问题。
12月18日下午，日机轰炸刚过，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分批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要他们立即就地隐蔽，除了规定单线联系的人外，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同时告知大家撤退方案和路径，明确指定撤退时各小组负责人以及联系地点，并分发了必要的经费。他还指派乔冠华和叶以群等立即到九龙通知当地的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即刻隐蔽，等候撤退通知。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在港督府扯起白旗，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
此時，大部分文化和民主人士已经在香港隐蔽起来。电影人司徒慧敏等把香港中央电影院的地下室作为临时避难所;廖沫沙和胡仲持搬到中环坚尼地道的一座集体宿舍内;蔡楚生和妻子陈曼云躲进了跑马地黄泥涌的防空洞;夏衍、于伶、邹韬奋、胡绳等大部分文化民主人士分散居住在铜锣湾的贫民区内;茅盾夫妇和八个朋友则隐蔽在一家业已停业的歌舞厅内。还有人住到了米铺里，一些女同志甚至去做女工或女仆以掩护身份。
不过，早在战事爆发之前，日伪特工就潜伏在香港，已经把内地在港的那些文化民主人士的行踪摸得清清楚楚。日军占领香港后，初步打算争取这些文化精英为其“大东亚共荣圈”服务，如不从则逮捕，力求一网打尽。日军特务机关在报上登出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企图诱捕在港文化精英;甚至编造谎言，比如在电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田汉、郭沫若等人到半岛酒店（日军司令部所在地）“会面”。不过，日军情报并不够准确，郭沫若、田汉当时并不在香港。
日军严密封锁了海面交通，并在陆路通道的路口设岗哨，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夜晚则实行宵禁;还在街头张贴布告，令“抗日分子”限期前往指定地方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另外，日军在全香港分区分段、挨门逐户大肆搜捕。
文化和民主人士有的暂时躲在寓所内，有的不停地更换住处，邹韬奋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妇也是几易其所。由于日军全面封锁了香港对外的水陆交通如出口码头、火车站等，不管他们怎么更换住址，却都很难离开香港。
更严重的是，不仅数百名文化和民主人士处于危境之中，连负责这次大营救的组织者廖承志、连贯、张文彬、乔冠华等人，也被阻香港，因此，不得不改变营救计划。
转机很快到来。
1942年元旦，日军为缓解粮食紧缺这一问题，决定遣散大批难民回内地。由于是遣散难民，关口检查不严，这成为文化和民主人士逃离香港的好时机。
在港九地下交通员李健行的护送下，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三人，趁机化装成“香客”，混出封锁线，租船偷渡到九龙，然后由黄冠芳、刘黑仔的港九短枪队护送，渡过大鹏湾，抵达惠阳游击区。
廖承志和尹林平等人具体分析了转移路线，认为在日军控制了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南段的情况下，因文化和民主人士人数众多，沿途要经日寇、国民党顽军层层哨卡和封锁线，可谓无比艰险，因此营救工作应该分批、分阶段进行。 几天后，廖承志等三人从惠阳游击区出发，沿确定的路线走了一遍，每到一处，都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布置安排接应撤退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交通线、联络站，陆上沿途联络站由此建立。
从1942年1月5日起，在刘少文的组织下，紧张的偷渡准备工作开始了。刘少文是中共南方局驻香港情报工作负责人，他以情报专家特有的细致和缜密，将营救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到位，包括寻找安全地带作临时集中地，收集渔民、难民的旧衣服用于化装，用重金租用船只作为偷渡的工具，接头的时间和暗语，发生意外如何应变等，甚至连巡逻日军几点换岗都摸得一清二楚，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另外，粤南省委专门派来交通员，在港九地区负责带路。偷渡到九龙后，东江游击队何鼎华、何启明、李健行等负责接应他们。
对于文化和民主人士的行李，要求是简之又简，原则上以自己能负荷为度，比如几件换洗衣服，一床毛毯，洗漱用具和零零星星的日用品等。至于眼镜、钢笔等有文化人特征的东西，要小心藏妥，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有人看着已鼓鼓的包袱，痛下心来，把好不容易置备的衣物、书籍等丢弃。
撤退所需经费主要是党中央汇过来的，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廖承志等人帮助过的港商企业。比如“源吉行”商行，就是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在香港采购汽车轮胎、零部件、汽油等战时紧俏物资出售，生意越做越大，引来不少商家合作，甚至当地国民党部队和政府官员都与他们有生意来往。利用这层关系，“源吉行”套取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并以经商为由搞到了数百张“通行证”，给后来文化和民主人士的撤退提供了“护身符”。
营救工作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尽快寻找到隐藏各处的文化和民主人士。由于日军搜查严密，他们不得不频繁搬家，加上情况复杂，又是单人单线联系，很多人都失去了音信。廖承志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从小在香港长大、熟悉香港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要人员潘柱（即潘静安）。
廖承志对当时年仅22岁的潘柱说：“现在还有一大批文化人士没有离开香港……你一定要设法尽快找到他们。只要找到一两个，就能找到一大堆，然后将他们安全送到九龙。”
潘柱先在铜锣湾找到了担任《华商报》主笔的张友渔，潘柱的助手张淑芬则找到了“生活书店”的负责人徐伯昕。张友渔、徐伯昕知道事情的原委后，主动要求加入寻人队伍。
接着，他们一起联系到了胡绳。又经过几番周折，徐伯昕在西环一家小裁缝铺背后的一间小屋子里找到了刘清扬。张友渔在一次外出找人时，在一条小巷里意外碰上了戈宝权。根据戈宝权提供的地址，他们找到了茅盾夫妇和叶以群。在张友渔、徐伯昕等人的努力下，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也被找到。随后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和她的儿媳，即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随着联系的线索逐步增多，邹韬奋、廖沫沙、夏衍、萨空了、丁聪等著名文化和民主人士相继被找到。
时任粤南省委书记的梁广回忆说，当时正是靠党内熟悉港情的香港本地人的努力，再以这些骨干发动各自的社会关系，才寻找到所有隐藏于各地的文化和民主人士。梁广还记得当时他们请了一些老人、小孩当交通员，其中有一个小姑娘叫方兰，给梁广当交通员，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影片《明月几时有》中的方姑，就是以她为原型的。
就这样，潘柱等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并帮助他们重新安置秘密住所，摆脱日军的搜捕和特务的监视、跟踪。为了安全起见，潘柱要求营救对象待在秘密住所，不要随便外出，他们所需的粮食和蔬菜，由党组织派人送来。与此同时，潘柱还通知这些人做好随时离港的准备。
1月9日下午5点，在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邹韬奋、茅盾、叶以群和胡绳夫妇，穿着当时香港老百姓常穿的“唐装”，扮成难民模样，混在难民中间，由交通员李锦荣在前面带路，尽量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于黄昏时分来到铜锣湾避风塘。李锦荣和岸边小艇船主接上暗号，借着暮霭的掩护，带领众人穿过已剪开的铁丝网缺口，先乘小艇，停泊在避风塘的一艘大驳船上。
次日凌晨3点，他们重又下了大驳船，按照事先编排好的次序，爬上三只竹篷小艇，由三个交通员带领，趁着铜锣湾外巡逻日军换岗的机会，飞快地冲向海峡。
天刚蒙蒙亮，小艇抵达九龙的红磡码头。李锦荣把“偷渡客”们交给早已在岸边迎候的李健行，由后者带着他们穿街走巷，到达旺角菜街的联络点。
之后，经青山道到荃湾、元朗，过深圳河，进入东江游击区。一路上，尽管有游击队员护送，但并不太平。据邹韬奋回忆，他们离开荃湾，走入一个林木茂盛的深谷时，前面突然传来一阵枪声，不久，便看到几个土匪被短枪队员绑着扔在路边。直到最后见到曾生派出的一个警卫班时，大家才终于确认安全，紧张的情绪才一下子放松下来，有人甚至唱起了《游击队之歌》。邹韬奋、胡绳、戈宝权、茅盾夫妇、胡仲持、廖沫沙、沈志远等都是这样到达宝安游击区的。
除了陆路，还有一批人从海上撤离。夏衍等文化人士或在香港工作时间较长，或在电影、戏剧界工作，平时露脸机会比较多，走陆路容易被人认出来，因此，被安排乘船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先到澳門，再经广州湾或江门、台山到桂林。从这条路脱险的还有李少石、廖梦醒、范长江、梁漱溟、金仲华、谢和赓、张云乔、华嘉、千家驹等几十人。
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王莹、郁风等一行，在途中曾经历了日军的盘查。主演《赛金花》的女明星王莹因化装不彻底，引起日本兵的注意而被严加盘问。千钧一发之际，夏衍挺身而出，用日语谎称他们是商人和家属，要疏散到长洲去，还解释说是因害怕才把脸抹黑。几句日语缓和了日本兵的态度，双方闲聊了几句，最后连行李也没查即获放行。惊险之后，大家好似绝处逢生，都暗自庆幸。抵达澳门之后，他们又从水路去台山，终于在1942年2月初到达桂林。
何香凝、柳亚子因年迈体弱，不宜进行长途跋涉，为旅途安全，也走海路。由于当时日军严令一切机动船只出海，故营救人员将两位老人以及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廖承志的妻儿等人所乘机帆船的机器拆下沉海，变成布帆船。1月10日起程，开船不久就在大鹏湾海面遇到海盗截劫，负责护送任务的谢一超孤胆周旋，晓以大义，得免于难。那时海上无风，原计划两三天的行程，走了六天，船还在海上漂着。所谓天无绝人之路，眼见淡水、食物都已喝光、吃光，幸而碰上东江游击队护航队的巡逻艇，他们很快送来食物和淡水。最终，经过整整一个礼拜的航行，这一船人才平安抵达马宫镇。
这次行动遍布十余个省市，行程上万里，历时二百余天，涉及八百多人，没有出现一次重大事故，更无人遇险牺牲。
作家茅盾称这次营救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01 滞留香港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社会活动家、文化界人士大都在内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初，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对抗日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导致许多社会活动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等，无法在内地立足，不得不流亡香港。仅1941年1月至5月，转移到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就多达一百余人。
国内大批文化精英来到香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文化孤岛”变成了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反法西斯文化基地，成为“中国的新文化中心”。一时间，香港出现了几十种进步文化书刊，如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范长江为社长的《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等为编委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梁漱溟为社长的《光明报》，郁风主办的《耕耘》等。此外在文艺方面，由夏衍、司徒慧敏、于伶、金山、宋之的等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也活跃在香港舞台上，演出了《雾重庆》《北京人》《愁城记》等多部话剧。
彼时香港，尚无战火之忧。然而很快风云突变，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小时后，日军战机炸毁香港启德机场停驻的英军飞机，开始进攻香港，港战爆发，战火即刻烧到滞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士身上。
其实，在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前夕，身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对形势已有所预判。从12月7日开始，受延安党中央指示，他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领导廖承志、潘汉年、连贯，以及南方局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等人连发几次特急电报，指出“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而“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乘日军立足未稳、情况尚不熟悉之机，以最快速度，“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周恩来在来电中着重指出，应派专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离港。廖承志收到电报后，在第一时间找到宋庆龄，对其说明情况并保护她离开住处。在启德机场被日军攻占前几个小时，宋庆龄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飞往重庆。而其他人，已没有时间在启德机场被炸前离开。
廖承志立即召集在港的部分文化和新闻界人士开会，分析形势。他们一致判断，英军长期坚守的可能性不大，日军将很快占领香港，撤退工作必须抓紧做起来。一同开会的还有中共南方局领导张文彬、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以及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人。会议决定，刘少文负责港内的联络和营救，尹林平负责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和接待，廖承志和连贯负责探路，布置撤退沿途的掩护地点和交通线。
接受任务后，尹林平匆忙从香港赶到九龙，布置建立秘密接待站，疏通向游击区撤退的路线，解决沿线的食宿等问题。
12月18日下午，日机轰炸刚过，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分批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要他们立即就地隐蔽，除了规定单线联系的人外，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同时告知大家撤退方案和路径，明确指定撤退时各小组负责人以及联系地点，并分发了必要的经费。他还指派乔冠华和叶以群等立即到九龙通知当地的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即刻隐蔽，等候撤退通知。
02 充分准备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在港督府扯起白旗，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
此時，大部分文化和民主人士已经在香港隐蔽起来。电影人司徒慧敏等把香港中央电影院的地下室作为临时避难所;廖沫沙和胡仲持搬到中环坚尼地道的一座集体宿舍内;蔡楚生和妻子陈曼云躲进了跑马地黄泥涌的防空洞;夏衍、于伶、邹韬奋、胡绳等大部分文化民主人士分散居住在铜锣湾的贫民区内;茅盾夫妇和八个朋友则隐蔽在一家业已停业的歌舞厅内。还有人住到了米铺里，一些女同志甚至去做女工或女仆以掩护身份。
不过，早在战事爆发之前，日伪特工就潜伏在香港，已经把内地在港的那些文化民主人士的行踪摸得清清楚楚。日军占领香港后，初步打算争取这些文化精英为其“大东亚共荣圈”服务，如不从则逮捕，力求一网打尽。日军特务机关在报上登出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企图诱捕在港文化精英;甚至编造谎言，比如在电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田汉、郭沫若等人到半岛酒店（日军司令部所在地）“会面”。不过，日军情报并不够准确，郭沫若、田汉当时并不在香港。
日军严密封锁了海面交通，并在陆路通道的路口设岗哨，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夜晚则实行宵禁;还在街头张贴布告，令“抗日分子”限期前往指定地方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另外，日军在全香港分区分段、挨门逐户大肆搜捕。
文化和民主人士有的暂时躲在寓所内，有的不停地更换住处，邹韬奋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妇也是几易其所。由于日军全面封锁了香港对外的水陆交通如出口码头、火车站等，不管他们怎么更换住址，却都很难离开香港。
更严重的是，不仅数百名文化和民主人士处于危境之中，连负责这次大营救的组织者廖承志、连贯、张文彬、乔冠华等人，也被阻香港，因此，不得不改变营救计划。
转机很快到来。
1942年元旦，日军为缓解粮食紧缺这一问题，决定遣散大批难民回内地。由于是遣散难民，关口检查不严，这成为文化和民主人士逃离香港的好时机。
在港九地下交通员李健行的护送下，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三人，趁机化装成“香客”，混出封锁线，租船偷渡到九龙，然后由黄冠芳、刘黑仔的港九短枪队护送，渡过大鹏湾，抵达惠阳游击区。
廖承志和尹林平等人具体分析了转移路线，认为在日军控制了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南段的情况下，因文化和民主人士人数众多，沿途要经日寇、国民党顽军层层哨卡和封锁线，可谓无比艰险，因此营救工作应该分批、分阶段进行。 几天后，廖承志等三人从惠阳游击区出发，沿确定的路线走了一遍，每到一处，都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布置安排接应撤退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交通线、联络站，陆上沿途联络站由此建立。
从1942年1月5日起，在刘少文的组织下，紧张的偷渡准备工作开始了。刘少文是中共南方局驻香港情报工作负责人，他以情报专家特有的细致和缜密，将营救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到位，包括寻找安全地带作临时集中地，收集渔民、难民的旧衣服用于化装，用重金租用船只作为偷渡的工具，接头的时间和暗语，发生意外如何应变等，甚至连巡逻日军几点换岗都摸得一清二楚，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另外，粤南省委专门派来交通员，在港九地区负责带路。偷渡到九龙后，东江游击队何鼎华、何启明、李健行等负责接应他们。
对于文化和民主人士的行李，要求是简之又简，原则上以自己能负荷为度，比如几件换洗衣服，一床毛毯，洗漱用具和零零星星的日用品等。至于眼镜、钢笔等有文化人特征的东西，要小心藏妥，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有人看着已鼓鼓的包袱，痛下心来，把好不容易置备的衣物、书籍等丢弃。
撤退所需经费主要是党中央汇过来的，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廖承志等人帮助过的港商企业。比如“源吉行”商行，就是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在香港采购汽车轮胎、零部件、汽油等战时紧俏物资出售，生意越做越大，引来不少商家合作，甚至当地国民党部队和政府官员都与他们有生意来往。利用这层关系，“源吉行”套取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并以经商为由搞到了数百张“通行证”，给后来文化和民主人士的撤退提供了“护身符”。
03 找齐人员
营救工作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尽快寻找到隐藏各处的文化和民主人士。由于日军搜查严密，他们不得不频繁搬家，加上情况复杂，又是单人单线联系，很多人都失去了音信。廖承志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从小在香港长大、熟悉香港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要人员潘柱（即潘静安）。
廖承志对当时年仅22岁的潘柱说：“现在还有一大批文化人士没有离开香港……你一定要设法尽快找到他们。只要找到一两个，就能找到一大堆，然后将他们安全送到九龙。”
潘柱先在铜锣湾找到了担任《华商报》主笔的张友渔，潘柱的助手张淑芬则找到了“生活书店”的负责人徐伯昕。张友渔、徐伯昕知道事情的原委后，主动要求加入寻人队伍。
接着，他们一起联系到了胡绳。又经过几番周折，徐伯昕在西环一家小裁缝铺背后的一间小屋子里找到了刘清扬。张友渔在一次外出找人时，在一条小巷里意外碰上了戈宝权。根据戈宝权提供的地址，他们找到了茅盾夫妇和叶以群。在张友渔、徐伯昕等人的努力下，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也被找到。随后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和她的儿媳，即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随着联系的线索逐步增多，邹韬奋、廖沫沙、夏衍、萨空了、丁聪等著名文化和民主人士相继被找到。
时任粤南省委书记的梁广回忆说，当时正是靠党内熟悉港情的香港本地人的努力，再以这些骨干发动各自的社会关系，才寻找到所有隐藏于各地的文化和民主人士。梁广还记得当时他们请了一些老人、小孩当交通员，其中有一个小姑娘叫方兰，给梁广当交通员，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影片《明月几时有》中的方姑，就是以她为原型的。
就这样，潘柱等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并帮助他们重新安置秘密住所，摆脱日军的搜捕和特务的监视、跟踪。为了安全起见，潘柱要求营救对象待在秘密住所，不要随便外出，他们所需的粮食和蔬菜，由党组织派人送来。与此同时，潘柱还通知这些人做好随时离港的准备。
04 撤出香港
1月9日下午5点，在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邹韬奋、茅盾、叶以群和胡绳夫妇，穿着当时香港老百姓常穿的“唐装”，扮成难民模样，混在难民中间，由交通员李锦荣在前面带路，尽量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于黄昏时分来到铜锣湾避风塘。李锦荣和岸边小艇船主接上暗号，借着暮霭的掩护，带领众人穿过已剪开的铁丝网缺口，先乘小艇，停泊在避风塘的一艘大驳船上。
次日凌晨3点，他们重又下了大驳船，按照事先编排好的次序，爬上三只竹篷小艇，由三个交通员带领，趁着铜锣湾外巡逻日军换岗的机会，飞快地冲向海峡。
天刚蒙蒙亮，小艇抵达九龙的红磡码头。李锦荣把“偷渡客”们交给早已在岸边迎候的李健行，由后者带着他们穿街走巷，到达旺角菜街的联络点。
之后，经青山道到荃湾、元朗，过深圳河，进入东江游击区。一路上，尽管有游击队员护送，但并不太平。据邹韬奋回忆，他们离开荃湾，走入一个林木茂盛的深谷时，前面突然传来一阵枪声，不久，便看到几个土匪被短枪队员绑着扔在路边。直到最后见到曾生派出的一个警卫班时，大家才终于确认安全，紧张的情绪才一下子放松下来，有人甚至唱起了《游击队之歌》。邹韬奋、胡绳、戈宝权、茅盾夫妇、胡仲持、廖沫沙、沈志远等都是这样到达宝安游击区的。
除了陆路，还有一批人从海上撤离。夏衍等文化人士或在香港工作时间较长，或在电影、戏剧界工作，平时露脸机会比较多，走陆路容易被人认出来，因此，被安排乘船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先到澳門，再经广州湾或江门、台山到桂林。从这条路脱险的还有李少石、廖梦醒、范长江、梁漱溟、金仲华、谢和赓、张云乔、华嘉、千家驹等几十人。
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王莹、郁风等一行，在途中曾经历了日军的盘查。主演《赛金花》的女明星王莹因化装不彻底，引起日本兵的注意而被严加盘问。千钧一发之际，夏衍挺身而出，用日语谎称他们是商人和家属，要疏散到长洲去，还解释说是因害怕才把脸抹黑。几句日语缓和了日本兵的态度，双方闲聊了几句，最后连行李也没查即获放行。惊险之后，大家好似绝处逢生，都暗自庆幸。抵达澳门之后，他们又从水路去台山，终于在1942年2月初到达桂林。
何香凝、柳亚子因年迈体弱，不宜进行长途跋涉，为旅途安全，也走海路。由于当时日军严令一切机动船只出海，故营救人员将两位老人以及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廖承志的妻儿等人所乘机帆船的机器拆下沉海，变成布帆船。1月10日起程，开船不久就在大鹏湾海面遇到海盗截劫，负责护送任务的谢一超孤胆周旋，晓以大义，得免于难。那时海上无风，原计划两三天的行程，走了六天，船还在海上漂着。所谓天无绝人之路，眼见淡水、食物都已喝光、吃光，幸而碰上东江游击队护航队的巡逻艇，他们很快送来食物和淡水。最终，经过整整一个礼拜的航行，这一船人才平安抵达马宫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