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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安徽省霍丘县叶集人，1904年4月6日出生，1997年5月4日在天津谢世，享年93岁。
一位著名作家
霁野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是位颇有声望的外语教授和著名作家，各类作品约有30种，包括译作、小说集、诗集、杂文集、散文集，他的第一部译作是美国房龙的《上古的人》。1924年翻译俄国著名戏剧家安德列夫作品《往星中》时结识了鲁迅先生，成了鲁迅先生的一位年轻朋友，同时成了“未名社”的一员。“未名社”以鲁迅为旗帜，其成员有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等人。
由于受鲁迅先生的影响，霁野先生写作也是先构思，后动笔。先生自述，一旦思考成熟，则“一气呵成，从不打草稿”。先生读书也有特点，一般以浏览为主，但特别欣赏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绝句。当人们问及他喜欢哪些中外作家时，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代作家我喜欢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外国作家中我却偏爱英国的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
一个正直的人
霁野先生建国前曾应邀到台湾编译馆工作与从教，故在台湾图书馆借过书。1949年他因政治原因秘密回到大陆。由于海峡两岸阻隔，所借图书就一直留在身边。直到两岸交往密切有人来访时，霁野先生才郑重地请其带回并代交图书馆。几十年不忘还书，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霁野先生极有正义感。关于这，可以从孔另境先生的散文选《我的记忆》中得到证明。
1932年，孔另境先生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与霁野先生是同事。一个编校刊，一个教英语，两人并无特别交往，只能“勉强算个点头之交”。然而，当孔另境先生因共产党嫌疑而被北洋军阀逮捕后，霁野先生应孔先生家属之请，马上托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想办法。不料这位国民党人竞做了相反证明，于是孔先生被解送北平军法处，霁野先生知道后大为光火，遂与此人断交。随后，霁野先生转请鲁迅先生及好友台静农教授帮忙，终于将孔先生保了出来。此事本身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霁野先生以及与孑L先生毫无瓜葛的鲁迅、台静农等敢于挺身为之奔走，他们的侠义风骨令人为之钦敬。霁野先生曾说：“那时候被捕的人，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或是党的同情者或同路人，都是我所钦佩的人，若有可能，我乐于做点营救的工作。”那时，“做点营救工作”很有可能给自己招来祸患，可霁野先生没有明哲保身，却置自己安危于不顾。没有热血与正义，哪能这样做呢!
霁野先生曾赴朝鲜慰问过志愿军，也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访问过欧洲等地。1956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以为一向进步的他在“文革”期间也成了重点批斗人物：从“教授住宅”被赶到了僻远处的一间小屋里。大批判的第一天的两三个小时内，贴他的大字报就有815份。他写诗明志：“生平志愿未曾忘，功过原当尺斗量。留得忠魂赤胆在，粉身碎骨又何妨!”先生多少次被威逼要揭发他人，可他从不对人落井下石，他的信念是：“艰辛知人生，危难鉴友情。”
与众不同的长寿观
1991年6月的一天，我与天津的友人一起去拜访霁野先生。没想到这位国内外知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待人竟是那么亲切随和。当我们在霁野先生那整洁的客厅里落座后，没容我们发问，先生就主动谈起我们想要知道的问题了——原来，天津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事先已向先生打了招呼，转述过我们来访的意图，所以一见面，先生就开门见山进入正题，可见先生是个爽直人。
那天，霁野先生精神挺好，十分健谈。在两个多小时的拜访中，先生始终在滔滔不绝地说这论那，毫无倦意。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先生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聆听之后受益殊多。
一般人都愿意多活些年，亲友相见或书信交往中，也喜欢说一句“祝您长寿”的话。真的，生命只有一次，大家又怎能不倍加珍惜呢。
然而，霁野先生却说：“我最近体会，活着不一定就是好，长寿更不等于就是幸福。”
霁野先生认为，长寿者的幸福是以健康，亦即自身的健康和亲朋的健康为前提的。
“首先是自身必须健康。”霁野先生说，年纪大的人，要是得了脑溢血、瘫痪、痴呆、失明等大病，活着就没有什么生气了。长寿也就不是什么幸福的事，而且还使家人受累。他接着引申开来：“在无术回天而又自己痛苦、家人受累的情况下，我是赞成安乐死的。”霁野先生说，安乐死看起来很残酷，实际上是慈悲的，因为这免除了大家的痛苦。他还相信，大多数人会愿意接受安乐死。
“二是亲朋好友们也能健康长寿。光是自己活着，那也没意思。”霁野先生解释说，朋友的年龄大多相当，如果朋友们相继谢世，长寿者在精神上必然受到打击，也就会带来压抑感。要是亲友的身体不健康，自己也会十分烦恼。霁野先生举例来佐证他的观点。
他的朋友李何林教授，平时是个乐观开朗的人，常说：“活到60岁以后就是‘赚’的了。”不过教授还是活到了85岁。由于教授得了脑癌，后来竟然不能说话。霁野先生动情地回忆道：“我去看望他，他知道是我却又无法言语，只能紧紧握住我的手。我非常难受，当时就流泪了。”
先生的另一位朋友台静农，小说家，也是得了癌症后去世的。说到这里，先生感慨起来：“我两个最好的朋友先后走了，对我的打击很大，心里很不平静。”“还有，我侄女也患有癌症，外甥又重病需动手术，老伴在两个月前被诊断得了脑萎缩，生活自理发生困难。看看周围这些纷至沓来的事，生活还有多少乐趣?”
先生的观点是：“我希望死时最好一下子就过去了。”
霁野先生再次申述他的长寿观：“总之，活着不一定就是幸福。只有在自身无大病、亲友尚健康的情况下，长寿才是有意义的。”
霁野先生谈养生
霁野先生高寿87岁时，满头银丝。先生说，他的头发从40多岁起就变白了，然而白发对他的寿命毫无影响。
霁野先生在养生问题上有诸多独特见解。例如他认为，“人生乐观不容易，活在世上总有诸多麻烦的，但我们仍然应该心境宽敞”。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友善和信任。我平时的信条是：好话多说，坏话不听”。他认为，“1小时的午睡很重要，睡后精力较充沛，做事效率要高些”。这些，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探其真谛。
不过，最使霁野先生乐道的，是他的体质由弱转强的过程。
原来，霁野先生孩提时身体赢弱，家里人想方设法希望他能强壮起来，就尽量让他吃东西，诸如猪脑、鸡蛋、肥肠，甚至人奶，等等。然而霁野先生的身体仍是“弱不禁风”的样子，以至于当时有人断言他活不过40岁。霁野先生忆及此事时说道：“这话对我心灵上有震动，促使我从中学起就比较注意身体的锻炼。那时，体育教师要求学生每人每天坚持1小时的体育活动(随便玩)，我就利用这1小时‘玩’出汗来。”先生说：“上大学时，尽管学校给我的体质总评仍是个‘弱’字，可我自我感觉还好，10个小时的学习、工作也不觉得累。”
霁野先生告诉我们，他一辈子没生过大病，没吃过一刀；半年前还能看蝇头小楷的书报。只是近来才感到左眼白内障在急剧发展，还有一次因心区不适而住了几天医院。可总的看来，他的身体始终是虽弱犹强的。对此，先生强调：“我没有别的养生方法，我终身坚持的就是每天散步。从1928年起，我每天坚持快步50-60分钟，冬天要走到冒汗。譬如1930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从天纬路走到宁园，在园中绕一圈，再回到天纬路，这一趟走下来正好1小时。后来到北京辅仁大学教书，学校离北海很近，我也每天散步，登白塔，上五龙亭，同样走得很快，走得冒汗。晚上睡前也要在柏木斜街的住房院内走它20分钟。抗战时期在四川，生活很苦，营养不足，脚下又净是山路，出门就要爬坡，但我仍未放弃散步的习惯。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回到天津，仍是每天散步1小时。我想，几十年来坚持散步，是我基本保持自身健康的方法。”
霁野先生说，他的另一养生之道就是劳逸结合。“在学校上课50分钟后要休息10分钟。在这10分钟里，我就只休息，不工作。我利用这10分钟去洗洗脸、闭闭眼，冬天则在室外晒晒太阳。这样劳逸结合的习惯也是几十年不变的，对我大有好处。”
不过，先生认为，任何良好的养生方法，都需要长期做下去才有益。有些人虽有更好的养生强身条件，但不能持之以恒地去做，终究还是达不到健体长寿的目的。所以先生主张：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不懈，养生亦不例外。
我想，霁野先生的经验之谈，对广大读者是会有启迪的。(编辑 祝健)
一位著名作家
霁野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是位颇有声望的外语教授和著名作家，各类作品约有30种，包括译作、小说集、诗集、杂文集、散文集，他的第一部译作是美国房龙的《上古的人》。1924年翻译俄国著名戏剧家安德列夫作品《往星中》时结识了鲁迅先生，成了鲁迅先生的一位年轻朋友，同时成了“未名社”的一员。“未名社”以鲁迅为旗帜，其成员有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等人。
由于受鲁迅先生的影响，霁野先生写作也是先构思，后动笔。先生自述，一旦思考成熟，则“一气呵成，从不打草稿”。先生读书也有特点，一般以浏览为主，但特别欣赏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绝句。当人们问及他喜欢哪些中外作家时，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代作家我喜欢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外国作家中我却偏爱英国的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
一个正直的人
霁野先生建国前曾应邀到台湾编译馆工作与从教，故在台湾图书馆借过书。1949年他因政治原因秘密回到大陆。由于海峡两岸阻隔，所借图书就一直留在身边。直到两岸交往密切有人来访时，霁野先生才郑重地请其带回并代交图书馆。几十年不忘还书，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霁野先生极有正义感。关于这，可以从孔另境先生的散文选《我的记忆》中得到证明。
1932年，孔另境先生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与霁野先生是同事。一个编校刊，一个教英语，两人并无特别交往，只能“勉强算个点头之交”。然而，当孔另境先生因共产党嫌疑而被北洋军阀逮捕后，霁野先生应孔先生家属之请，马上托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想办法。不料这位国民党人竞做了相反证明，于是孔先生被解送北平军法处，霁野先生知道后大为光火，遂与此人断交。随后，霁野先生转请鲁迅先生及好友台静农教授帮忙，终于将孔先生保了出来。此事本身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霁野先生以及与孑L先生毫无瓜葛的鲁迅、台静农等敢于挺身为之奔走，他们的侠义风骨令人为之钦敬。霁野先生曾说：“那时候被捕的人，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或是党的同情者或同路人，都是我所钦佩的人，若有可能，我乐于做点营救的工作。”那时，“做点营救工作”很有可能给自己招来祸患，可霁野先生没有明哲保身，却置自己安危于不顾。没有热血与正义，哪能这样做呢!
霁野先生曾赴朝鲜慰问过志愿军，也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访问过欧洲等地。1956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以为一向进步的他在“文革”期间也成了重点批斗人物：从“教授住宅”被赶到了僻远处的一间小屋里。大批判的第一天的两三个小时内，贴他的大字报就有815份。他写诗明志：“生平志愿未曾忘，功过原当尺斗量。留得忠魂赤胆在，粉身碎骨又何妨!”先生多少次被威逼要揭发他人，可他从不对人落井下石，他的信念是：“艰辛知人生，危难鉴友情。”
与众不同的长寿观
1991年6月的一天，我与天津的友人一起去拜访霁野先生。没想到这位国内外知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待人竟是那么亲切随和。当我们在霁野先生那整洁的客厅里落座后，没容我们发问，先生就主动谈起我们想要知道的问题了——原来，天津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事先已向先生打了招呼，转述过我们来访的意图，所以一见面，先生就开门见山进入正题，可见先生是个爽直人。
那天，霁野先生精神挺好，十分健谈。在两个多小时的拜访中，先生始终在滔滔不绝地说这论那，毫无倦意。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先生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聆听之后受益殊多。
一般人都愿意多活些年，亲友相见或书信交往中，也喜欢说一句“祝您长寿”的话。真的，生命只有一次，大家又怎能不倍加珍惜呢。
然而，霁野先生却说：“我最近体会，活着不一定就是好，长寿更不等于就是幸福。”
霁野先生认为，长寿者的幸福是以健康，亦即自身的健康和亲朋的健康为前提的。
“首先是自身必须健康。”霁野先生说，年纪大的人，要是得了脑溢血、瘫痪、痴呆、失明等大病，活着就没有什么生气了。长寿也就不是什么幸福的事，而且还使家人受累。他接着引申开来：“在无术回天而又自己痛苦、家人受累的情况下，我是赞成安乐死的。”霁野先生说，安乐死看起来很残酷，实际上是慈悲的，因为这免除了大家的痛苦。他还相信，大多数人会愿意接受安乐死。
“二是亲朋好友们也能健康长寿。光是自己活着，那也没意思。”霁野先生解释说，朋友的年龄大多相当，如果朋友们相继谢世，长寿者在精神上必然受到打击，也就会带来压抑感。要是亲友的身体不健康，自己也会十分烦恼。霁野先生举例来佐证他的观点。
他的朋友李何林教授，平时是个乐观开朗的人，常说：“活到60岁以后就是‘赚’的了。”不过教授还是活到了85岁。由于教授得了脑癌，后来竟然不能说话。霁野先生动情地回忆道：“我去看望他，他知道是我却又无法言语，只能紧紧握住我的手。我非常难受，当时就流泪了。”
先生的另一位朋友台静农，小说家，也是得了癌症后去世的。说到这里，先生感慨起来：“我两个最好的朋友先后走了，对我的打击很大，心里很不平静。”“还有，我侄女也患有癌症，外甥又重病需动手术，老伴在两个月前被诊断得了脑萎缩，生活自理发生困难。看看周围这些纷至沓来的事，生活还有多少乐趣?”
先生的观点是：“我希望死时最好一下子就过去了。”
霁野先生再次申述他的长寿观：“总之，活着不一定就是幸福。只有在自身无大病、亲友尚健康的情况下，长寿才是有意义的。”
霁野先生谈养生
霁野先生高寿87岁时，满头银丝。先生说，他的头发从40多岁起就变白了，然而白发对他的寿命毫无影响。
霁野先生在养生问题上有诸多独特见解。例如他认为，“人生乐观不容易，活在世上总有诸多麻烦的，但我们仍然应该心境宽敞”。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友善和信任。我平时的信条是：好话多说，坏话不听”。他认为，“1小时的午睡很重要，睡后精力较充沛，做事效率要高些”。这些，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探其真谛。
不过，最使霁野先生乐道的，是他的体质由弱转强的过程。
原来，霁野先生孩提时身体赢弱，家里人想方设法希望他能强壮起来，就尽量让他吃东西，诸如猪脑、鸡蛋、肥肠，甚至人奶，等等。然而霁野先生的身体仍是“弱不禁风”的样子，以至于当时有人断言他活不过40岁。霁野先生忆及此事时说道：“这话对我心灵上有震动，促使我从中学起就比较注意身体的锻炼。那时，体育教师要求学生每人每天坚持1小时的体育活动(随便玩)，我就利用这1小时‘玩’出汗来。”先生说：“上大学时，尽管学校给我的体质总评仍是个‘弱’字，可我自我感觉还好，10个小时的学习、工作也不觉得累。”
霁野先生告诉我们，他一辈子没生过大病，没吃过一刀；半年前还能看蝇头小楷的书报。只是近来才感到左眼白内障在急剧发展，还有一次因心区不适而住了几天医院。可总的看来，他的身体始终是虽弱犹强的。对此，先生强调：“我没有别的养生方法，我终身坚持的就是每天散步。从1928年起，我每天坚持快步50-60分钟，冬天要走到冒汗。譬如1930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从天纬路走到宁园，在园中绕一圈，再回到天纬路，这一趟走下来正好1小时。后来到北京辅仁大学教书，学校离北海很近，我也每天散步，登白塔，上五龙亭，同样走得很快，走得冒汗。晚上睡前也要在柏木斜街的住房院内走它20分钟。抗战时期在四川，生活很苦，营养不足，脚下又净是山路，出门就要爬坡，但我仍未放弃散步的习惯。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回到天津，仍是每天散步1小时。我想，几十年来坚持散步，是我基本保持自身健康的方法。”
霁野先生说，他的另一养生之道就是劳逸结合。“在学校上课50分钟后要休息10分钟。在这10分钟里，我就只休息，不工作。我利用这10分钟去洗洗脸、闭闭眼，冬天则在室外晒晒太阳。这样劳逸结合的习惯也是几十年不变的，对我大有好处。”
不过，先生认为，任何良好的养生方法，都需要长期做下去才有益。有些人虽有更好的养生强身条件，但不能持之以恒地去做，终究还是达不到健体长寿的目的。所以先生主张：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不懈，养生亦不例外。
我想，霁野先生的经验之谈，对广大读者是会有启迪的。(编辑 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