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背景】
　　原本就是一种因缘际会。
　　从一开始看查晓原的片子到认识他，我都不愿意轻易地用“改行”、“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这样的字眼来作为他和他的《老马》的定语。虽然，查晓原在1982年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一直干的是电信工作，2004年来西海固前，他还在经商。这一年，查晓原47岁。
　　查晓原说：“为了了却我个人的一桩心事，2004年我到海原县的山村去教了一年的小学。当时的另一个想法是去了解一下那些与我们有着很大不同的南部山区的农民，想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
　　今年三月份的一天，朋友王征（摄影家）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位宁夏来的查晓原拍了一部有关西海固的纪录片，想让我看看。片子拿到手里，一共有七八盘，原片名叫《毡匠老马家的日子》，接连看来，我被震撼。这是一部诠释着生活的穷困与生命的尊严相抵牾的好片子。
　　尽管，片子初看上去，章法不拘，率性而为，粗粝得如同西海固人的生活景况。然而，就是这种影像与情致相互交融的粗粝，硌得叫人生疼，你不由得会被一种使命般的热情、信仰般的真纯、宿命般的遂顺所感动。
　　毕竟，热情是具有神性的。
　　从王征历时七年拍摄的一幅幅摄影作品《最后的西海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族群，他们与土地相依相生的融合；看到这个族群，他们从心底里生长出来的自得自乐。
　　此时，一种尊严矗立，一种敬重油然而生。不必自作多情地释放一种廉价的悲悯，西海固人的生命自在，老马一家人的生活自在。
　　查晓原的《老马》就是这样一种品质。
　　
　　随心而往，怎么高兴就怎么拍
　　
　　刘：因缘，这东西很有意思，它会变着法儿地让你改变，让你吃惊。表面上看，它好像来无来处，去无去处，其实这粒种子早就埋下了。怎么突然一下就有这种想法，什么都不顾了？
　　查：为了了却我个人的一桩心事吧。这跟人的性格有关，我这个人可能就是不太成熟吧，呵，不像人家说的能够深思熟虑，就这么去了。要等把公司的事情干完，停下来再走，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给人家没干好的东西，赔偿就是了。
　　刘：您哪年去的西海固？怎么又遇到了老马？
　　查：2004年，我到海原县的一个山村小学支教，遇到老马是第二年的事了。2005年4月，我的一个朋友，他是画画的，需要拍几张有关西海固民风的照片，这里的山都一样的，就是人有意思，我带他去拍我们村的一个老太太，半道上就看见了几个人在那里撕毡、擀毡。我说这个东西不错，跟他们没多聊，就开了机。老马就是其中的一个毡匠。
　　刘：就这么开机，是一种直觉吧。我也有过这样的体会，当您凭着直觉把镜头对准一件事和一个群体时，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场的“气氛”和这个群体中的某个或某几个人就会自然地浮现出来，很有意思的，虽然隔着镜头，但这也是一种人跟人的对应与交流。
　　查：是啊。当时我随便问了问，就开拍了，就感觉老马这个人很沉稳，也很从容，不受我的这种拍摄“架势”的影响，不卑不亢，特别自然。我就对他感兴趣了。
　　刘：您拍摄的时候，脑子里有什么框框吗？比如说，我打算拍什么？我应该怎么拍？我要拍成什么样？
　　查：没有。我有一个朋友是专拍纪录片的，在全国影响还比较大，我为什么不去找他呢，就是怕他把我框到里面去了。就怕最后被弄成专业到不了位，而自己的东西也没了。
　　刘：您拍的那组老马和老伴在地头休息的镜头就挺地道的，老马吹着曲，老伴用土坷垃在膝头的裤子上画着花儿，声音线没断，但从老马摇到老伴的长镜头中，穿插了交代环境的镜头和反应镜头等等。
　　查：我不知道我拍得怎么样，但是我拍到一些自认为很好的东西时就特别高兴，特别舒服。啊呀！盖镜头盖儿的时候，那个美呀！剪出第一集后，我特别高兴，就觉得没有辜负我走一趟西海固，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应该干点这样的事。
　　
　　白鸟黄沙，可人还是最精彩的
　　
　　刘：我看片子的时候，觉得老马这些人身上有股子劲儿，可说不清这是一种宗教情怀下生出的气质，还是一种文化传承中带来的影响，反正感觉不一样，就连他们说的话也是那么有味儿。比如：“中方无际土，甜的甜来，苦的苦”，“人没钱就成鬼了，水没茶就成水了”，“把自己认得咧，把主认得咧，穆圣就认得咧”，“有钱的好汉，有膘的好马”，“出的门多，受的苦多，得的经验多”，“吃亏忍耐为高”，“咱们麻多的缰绳牢么”……可以说随处都可以听到，他们身上还有着一种风骨，只是贫困让他们很无奈。
　　


　　查：是，你说得太对了。我想说清楚一点，拍片子的时候我的那种舒服劲儿，就是因为拍到了一些这样的东西。穷人嘛，净是糟心的事，它比编剧编得要精彩多了。老马和村里的人相约着一起到呼和浩特去打工，我跟了一路。他们在公共汽车上跟售票员吵架，这谁能想得到。16个人，售票员要他们交23块钱，说行李多了，老马他们的路费本来就挤挤巴巴的，他们不愿交，闹到要打110，结果还是被赶下了车。后来他们聚在广场上，打着牌，聊着天，这时依然有人忧心忡忡地说：“要是人家把110叫来，我们咋办呀？”那老马淡淡地说：“那我们就跟警察说吧，我们是下三烂！”——强势和弱势就是这种关系！
　　刘：这是压抑之后的一种自我消解？
　　查：他们习惯于压抑，压抑之后仍然是压抑，没有什么消解。这些活生生的东西，不是哪个人能编出来的。
　　刘：从一开始，您就关注这些人吗？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片子，虽然有人也有环境，但是一拍到自然风光的时候，就拍成了漂亮的年历画或者是明信片，常常与人物的活动远远地隔着，缺少一种让人感动的灵气。
　　查：是啊，这景儿一定要有人性、人气在里面。我去海源之前，有人让我拍一些回民的习俗什么的。拍了两次以后，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要拍的。虽然，我搞这一行比较晚，但是我很清楚，我不要拍成了漂亮的明信片，因为我就想拍人嘛。我觉得“人”可以尽情地表现，可以展现出从他的生存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东西，比如：文化、宗教、习俗等等。宗教它永远是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再过三千年，现在的文化、宗教、习俗一类的东西也许毁灭了，但只要人在，人还是最精彩的。
　　


　　封闭框架，隔离着拍摄者与被拍者
　　
　　刘：《老马》中没有解说词，只是偶尔有些交待性的字幕，我们通过现场气氛和人物对话，自然可以明白影片所要给我们的表达。这倒是无意间扣合了法国真实电影或美国直接电影所倡导的创作理念。虽然，真实电影与直接电影有着质的不同，但是它们共同强调最大限度地呈现影像的表现力，尽可能剔除文学、艺术、戏剧等对影像的干扰，让生活现实与人物内心的真实自然显相。
　　查：这个我倒是不大懂，只是凭着感觉来拍、来编的。我看过一些别人的片子，在网上也看过有关纪录片的一些说法，可我想按照自己的思路走，虽然我的思路也不太明确，专业能力也肯定不够。但后来发现，我的想法比老马他们的生活本身的精彩差了很多，我跟个傻子一样。所以，完成之后，就想拿出来让大家看看，说道说道。这次上北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怎么说。
　　刘：《老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率性”。《老马》是一种出于直觉的拍摄，但也不能说没有受到一些创作风格的影响，毕竟我们没有生活在真空里。比如说，片子的纪录方式和编辑方式似乎都比较刻意地表明你不在现场，尽量地在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客观”记录。当然，我这样说并没有否定这种假装不在场的表达方式的确也是一种重要的表现风格，它能够直接“靠近”你所要表现的生活现实。
　　查：这个我倒还没有仔细想过。我的要求就是要真实，就是要尽量做到没有我和这个镜头的影响。当然，有时候也很矛盾，要完全做到不影响，也不太可能。
　　


　　


　　刘：其实这种影响自始至终都在。您尽量做到“不在场”，只是一种表达风格，一种表现理想。而且，很多影响还是显在的。比如说《老马》从头到尾都诠释着生活的“穷困”与生命的“尊严”，在很多关键处，老马家的生活被“钱”所困，他们在贫瘠的黄土里刨食，不得已外出打工，借钱……在这每一个当口，您怎么办？不帮他们或者帮助他们，结局肯定是不一样的，他们呈现出来的心底的苦痛或尊严，会不会因此而打了折扣？
　　查：看着他们糟心的样子，我都不忍心开机。当然，我也不是来当救世主的，来大把散钱的。老马的小儿子订了婚，但是实在拿不出彩礼和操办结婚的钱。这些年大家都没有钱，大家都在借钱。借不到钱，老马和儿子就想跑，就是所谓的逃婚。这对女方来说，也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订好的婚期，到时嫁不出去，这对女方家和姑娘来说，都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对老马家来说，他们会受到人们的长期指责。这个事情太大了，大到了能够改变这两家人的命运。
　　刘：这里面纠结着一个悖论，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那个著名的获得了普利策摄影大奖的摄影家凯文·卡特的作品《饥饿的非洲》。在秃鹰与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小女孩之间，这是很多纪实性创作者永远无法权衡的一道鸿沟。对于老马，这是一种很残酷的现实，那您怎么办呢？
　　查：那次，我好像借给他们几千块钱。后来还有一连串的事情，包括盖房子，也是我给他们找的贷款。我始终没有松口说不用还，但到期了我也没有催要。我当然知道，如果我不借钱给他，老马他们父子俩逃了，女方家追讨过来，我一定能够拍出特别牛、相对凄惨的片子……唉，但是我实在做不到！
　　
　　抛沙去杂，淘换出生命的质感
　　
　　刘：从2005年4月开拍到2007年底，您一共拍了多少素材？
　　查：60分钟一盘的DV带，我拍了大约有105盘。
　　刘：听王征老师说，您在剪出这7集之前，曾经剪了个18集的版本。剪辑的时候，是不是特别舍不得丢素材？
　　查：最早的时候我很“轴”，一个都不想丢。后来剪成13集，又剪成7集。现在看来确实是不一样，应该听听别人的。
　　刘：我建议你把《毡匠老马家的日子》改成《老马》。老马，既象征着劳碌一生的马的形象，又是一个回民的符号，马是宁夏是全国回回的一个大姓。叫《老马》并不妨碍您表现老马的毡匠身份和外出打工、抓发菜的艰辛，以及他们家里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毡匠老马家的日子》，太全乎，太面面俱到了，反而容量小了。
　　查：嗯，《老马》很好。我现在感受最深的地方就是原先我对自己拍的东西不太自信，不知道自己这些表达方法怎么样，现在我明白了，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近乎跟他们一样的一个人，我身在其中，我把我看见的、够得到的东西给大家端上来了，这就是我能做的事情。我很清楚，跟他们比，我唯一的幸运是我没生在这个地方，除此之外，我根本不如他们。
　　


　　
　　【访谈结语】
　　
　　查晓原从北京返回宁夏后，就开始把原来时长为七八个小时的《毡匠老马家的日子》进行了重新剪辑。隔了些日子，我接到了他剪成的160分钟版本的《老马》。尽管，我们的访谈是基于第一版的，但是各版片子里的气脉是相同的。
　　从3月份与查晓原交谈后到今天整理完成这篇访谈，时间已经滑过了很久。这时，我也在各种借口、理由的延宕中看清楚了自己依然“放不下”的理由，那就是——当生命活泼泼地呈现在你面前时，你必须专注地正视它，于是那些类似“表达”、“艺术”、“方式”等辞藻也才有了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