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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中国的文化艺术要融入国际体制，应该借鉴国外的演出机制体制，才能够形成中国特色的演出行业机制，否则形势不容乐观
琵琶、唢呐、笛、二胡、古筝、笙、箫、古琴……数种乐器，独立、交融。十面埋伏、金戈铁马、宽阔草原、离群鸿雁、荒凉山坡、庭深小院，千年历史传承之荣衰，辽阔地域多元文化之精髓，在音乐大门打开的瞬间，如万马奔腾，奔涌而出。
2015年12月底，中央民族乐团携大型民族乐剧《又见国乐》赴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卡耐基音乐厅演出。
《华盛顿邮报》说，“中央民族乐团是在打一场‘战役’，一场所有民乐人熟悉的、让青年人喜爱并享受中国传统音乐的‘战役’。”
拥有246位成员的管弦乐团和合唱团所表演的一些曲目是流传千年的经典乐曲。
“而1960年由著名指挥家、作曲家李焕之创立的中央民族乐团，正在为中国传统经典曲目创造一个新的契机：通过融合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和现代音乐元素，并辅以舞台、灯光等方式，将中国民族音乐以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著名二胡演奏家席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民乐需要再次被世界看见。”
发展理念要用文化传播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对于文化“走出去”有不同的尝试，中央民族乐团有何经验总结？
席强：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早在20多年前，中央民族乐团就曾以大型编制、大型民族管弦乐的形式走向了欧洲、走到了美国。
1997年2月春节前我们在美国的卡耐基音乐厅演出。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有中国大型民族音乐在世界主流音乐殿堂公演。
中央民族乐团这么多年来进行文化“走出去”，实际上就是一个目的：把中国当代人的精神风貌传递到世界各个国家去，让西方国家真正认识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是今天中国所主张的和平发展。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和平发展理念，用我们文化的凝聚力、感染力传播到世界上。我觉得这是中央民族乐团“走出去”的核心。
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民族乐团也有很大的变化，有技术上的，也有理念上的，我们需要再次被看见。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达到这个“被看见”的效果？
席强：优秀经典的传统民族音乐，创新型的剧目，或者是把西方优秀的经典作品改成大型管弦乐表演等等，都是传递的介质。要做到让西方主流观众认可你，喜爱你，最终热爱你，理解你。
比如，我们把《图兰朵》改成中国民族管弦乐组曲，还把《拉特斯基进行曲》改编成中国特色的民族管弦乐。
我们把中国的大鼓、小锣、大锣、琵琶、唢呐加入进来，这种融合产生了很好的互动效应。西方观众对中国音乐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甚至是好奇。他们提出要买我们的民族乐器，甚至问你们是用什么乐谱？我们说，就用你们的五线谱。
他们还要和我们的演奏家合影留念，索要我们的音像制品。最关键的是，好多欧洲观众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提出要到中国来旅游，要学习中国民族乐器。
就像中国很多观众喜欢欧洲的歌剧、交响乐、芭蕾舞一样，我相信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器乐、民族管弦乐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通行的艺术表演形式。
传统音乐的修旧如旧
2015 年11 月24 日，中央民族乐团演奏家在上海表演《春江花月夜》
《瞭望东方周刊》：中央民族乐团与企业的合作受到了业内关注，你如何看这类合作？
席强：全年冠名合作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走出去。我们通过优秀剧目让西方重要的国际企业赞助中国的民族音乐品牌。
宝马2014年赞助的《印象国乐》进行了30多场的全国巡演，2015年蒙牛是《又见国乐》全年总冠名。一个企业的赞助费是2000多万元，两个企业有4000多万元。因为这样的赞助，我们在演出市场甚至文化市场上成了一道风景线。
我经常说，经过严格甄选的商业赞助能够把优秀作品、一流的表演水平呈现到舞台上，让真正好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显身手。
国有院团真正得到企业赞助，尤其是全年总冠名的并不多。《印象国乐》的导演王潮歌从中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说全国的民族音乐界应该感谢王潮歌，是她促成了这样一个大型的合作项目，把《印象国乐》真正做到了创新。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创新，你如何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席强：《印象国乐》是中央民族乐团原创性的创新，《又见国乐》也在创新，就是把中国传统音乐时代化了。
传统音乐时代化，就是传统经典作品如何在今天的创作理念里修旧如旧。修旧如旧，是把传统原汁原味的演奏和技法保留，而不是说只用一种元素、只做基本加工。保留了最核心的原汁原味的内涵，用当代创作理念进行重新加工改编，重新创作而成了今天的经典。
你会发现，《二泉映月》还是古老的文化核心在里面，《春江花月夜》还是那个夜晚、那种花前月下。《十面埋伏》既有创新又有传统，既有大美的音乐情感，还有琵琶的传统韵味。这就是作曲家姜莹对中国传统音乐创新的贡献。
这样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做到了既有传统又有未来。仔细看观众席，有那么多学者，还有少年儿童，也有青年。音乐做到能让他们都喜欢，非常不容易。是优秀剧目赢得了这一切，尤其是赢得了市场。
中国传统音乐来自民间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这两年民营乐团的出现？
席强：民间艺术团体或者个人，我觉得他们是今天中国文艺舞台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忽视。虽然演出份额很小，但他们也在进行不同艺术形式和市场机制的探索，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和演出市场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像十二乐坊、陕西安志顺打击乐艺术团等。
这样的民营个体在全国有很多，我觉得政府应该拿出一定的资金，公益性地补贴、扶持他们。
中国传统音乐就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的行业以及社会阶层，所以从社会群众基础和社会文化角度来讲，这些人或者团体，更应该得到政府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但目前来看，他们虽然得到了关注，但是关注力度不大？
席强：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这样的提案，希望政府加强对他们的扶持，尤其是对边疆少数民族音乐的帮扶。中央民族乐团这几年帮扶了全国很多地方乐团，也是在帮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大量传统音乐艺术需要得到更好的扶持 。
让院团到市场上去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家大型国有文化院团的负责人，你如何看改革的前景？
席强：现在尽管文化部把所属的9个中直院团进行企业化管理，但是我觉得国有艺术乐团还是缺乏一种演出机制。比如说国外的演出代理人机制，现在中国演出市场还没有形成。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没有真正地建立起商业化运营机制，而这又和我们的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
我觉得应该由国有艺术院团，尤其是中直院团带头打破过去的“大锅饭”体制，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国际标准的演出行业机制。
今后中国的文化艺术要融入国际体制，应该借鉴国外的演出机制体制，才能够形成中国特色的演出行业机制。否则，形势不容乐观。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如何建立这个机制？
席强：商业演出代理人机制、演出经纪人机制、演出行业机制，都需要重新洗牌、建立。你看全国那么多的艺术院团都没有自己的演出市场，也没有建立自己的营销体系。为什么？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演出行规，关键问题就在这儿。
行规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因为中国还有一个文化体制的问题。我觉得应该给所有院团放权，让它们到社会上、到市场中间去，自己去壮大发展，而不是国家养起来。这就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是深层次的改革问题。扶持可以，但一定要有度，要有一个阶段。
琵琶、唢呐、笛、二胡、古筝、笙、箫、古琴……数种乐器，独立、交融。十面埋伏、金戈铁马、宽阔草原、离群鸿雁、荒凉山坡、庭深小院，千年历史传承之荣衰，辽阔地域多元文化之精髓，在音乐大门打开的瞬间，如万马奔腾，奔涌而出。
2015年12月底，中央民族乐团携大型民族乐剧《又见国乐》赴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卡耐基音乐厅演出。
《华盛顿邮报》说，“中央民族乐团是在打一场‘战役’，一场所有民乐人熟悉的、让青年人喜爱并享受中国传统音乐的‘战役’。”
拥有246位成员的管弦乐团和合唱团所表演的一些曲目是流传千年的经典乐曲。
“而1960年由著名指挥家、作曲家李焕之创立的中央民族乐团，正在为中国传统经典曲目创造一个新的契机：通过融合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和现代音乐元素，并辅以舞台、灯光等方式，将中国民族音乐以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著名二胡演奏家席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民乐需要再次被世界看见。”
发展理念要用文化传播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对于文化“走出去”有不同的尝试，中央民族乐团有何经验总结？
席强：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早在20多年前，中央民族乐团就曾以大型编制、大型民族管弦乐的形式走向了欧洲、走到了美国。
1997年2月春节前我们在美国的卡耐基音乐厅演出。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有中国大型民族音乐在世界主流音乐殿堂公演。
中央民族乐团这么多年来进行文化“走出去”，实际上就是一个目的：把中国当代人的精神风貌传递到世界各个国家去，让西方国家真正认识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是今天中国所主张的和平发展。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和平发展理念，用我们文化的凝聚力、感染力传播到世界上。我觉得这是中央民族乐团“走出去”的核心。
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民族乐团也有很大的变化，有技术上的，也有理念上的，我们需要再次被看见。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达到这个“被看见”的效果？
席强：优秀经典的传统民族音乐，创新型的剧目，或者是把西方优秀的经典作品改成大型管弦乐表演等等，都是传递的介质。要做到让西方主流观众认可你，喜爱你，最终热爱你，理解你。
比如，我们把《图兰朵》改成中国民族管弦乐组曲，还把《拉特斯基进行曲》改编成中国特色的民族管弦乐。
我们把中国的大鼓、小锣、大锣、琵琶、唢呐加入进来，这种融合产生了很好的互动效应。西方观众对中国音乐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甚至是好奇。他们提出要买我们的民族乐器，甚至问你们是用什么乐谱？我们说，就用你们的五线谱。
他们还要和我们的演奏家合影留念，索要我们的音像制品。最关键的是，好多欧洲观众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提出要到中国来旅游，要学习中国民族乐器。
就像中国很多观众喜欢欧洲的歌剧、交响乐、芭蕾舞一样，我相信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器乐、民族管弦乐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通行的艺术表演形式。
传统音乐的修旧如旧
《瞭望东方周刊》：中央民族乐团与企业的合作受到了业内关注，你如何看这类合作？
席强：全年冠名合作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走出去。我们通过优秀剧目让西方重要的国际企业赞助中国的民族音乐品牌。
宝马2014年赞助的《印象国乐》进行了30多场的全国巡演，2015年蒙牛是《又见国乐》全年总冠名。一个企业的赞助费是2000多万元，两个企业有4000多万元。因为这样的赞助，我们在演出市场甚至文化市场上成了一道风景线。
我经常说，经过严格甄选的商业赞助能够把优秀作品、一流的表演水平呈现到舞台上，让真正好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显身手。
国有院团真正得到企业赞助，尤其是全年总冠名的并不多。《印象国乐》的导演王潮歌从中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说全国的民族音乐界应该感谢王潮歌，是她促成了这样一个大型的合作项目，把《印象国乐》真正做到了创新。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创新，你如何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席强：《印象国乐》是中央民族乐团原创性的创新，《又见国乐》也在创新，就是把中国传统音乐时代化了。
传统音乐时代化，就是传统经典作品如何在今天的创作理念里修旧如旧。修旧如旧，是把传统原汁原味的演奏和技法保留，而不是说只用一种元素、只做基本加工。保留了最核心的原汁原味的内涵，用当代创作理念进行重新加工改编，重新创作而成了今天的经典。
你会发现，《二泉映月》还是古老的文化核心在里面，《春江花月夜》还是那个夜晚、那种花前月下。《十面埋伏》既有创新又有传统，既有大美的音乐情感，还有琵琶的传统韵味。这就是作曲家姜莹对中国传统音乐创新的贡献。
这样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做到了既有传统又有未来。仔细看观众席，有那么多学者，还有少年儿童，也有青年。音乐做到能让他们都喜欢，非常不容易。是优秀剧目赢得了这一切，尤其是赢得了市场。
中国传统音乐来自民间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这两年民营乐团的出现？
席强：民间艺术团体或者个人，我觉得他们是今天中国文艺舞台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忽视。虽然演出份额很小，但他们也在进行不同艺术形式和市场机制的探索，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和演出市场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像十二乐坊、陕西安志顺打击乐艺术团等。
这样的民营个体在全国有很多，我觉得政府应该拿出一定的资金，公益性地补贴、扶持他们。
中国传统音乐就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的行业以及社会阶层，所以从社会群众基础和社会文化角度来讲，这些人或者团体，更应该得到政府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但目前来看，他们虽然得到了关注，但是关注力度不大？
席强：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这样的提案，希望政府加强对他们的扶持，尤其是对边疆少数民族音乐的帮扶。中央民族乐团这几年帮扶了全国很多地方乐团，也是在帮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大量传统音乐艺术需要得到更好的扶持 。
让院团到市场上去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家大型国有文化院团的负责人，你如何看改革的前景？
席强：现在尽管文化部把所属的9个中直院团进行企业化管理，但是我觉得国有艺术乐团还是缺乏一种演出机制。比如说国外的演出代理人机制，现在中国演出市场还没有形成。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没有真正地建立起商业化运营机制，而这又和我们的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
我觉得应该由国有艺术院团，尤其是中直院团带头打破过去的“大锅饭”体制，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国际标准的演出行业机制。
今后中国的文化艺术要融入国际体制，应该借鉴国外的演出机制体制，才能够形成中国特色的演出行业机制。否则，形势不容乐观。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如何建立这个机制？
席强：商业演出代理人机制、演出经纪人机制、演出行业机制，都需要重新洗牌、建立。你看全国那么多的艺术院团都没有自己的演出市场，也没有建立自己的营销体系。为什么？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演出行规，关键问题就在这儿。
行规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因为中国还有一个文化体制的问题。我觉得应该给所有院团放权，让它们到社会上、到市场中间去，自己去壮大发展，而不是国家养起来。这就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是深层次的改革问题。扶持可以，但一定要有度，要有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