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冲击，拉美遭遇1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冲击将显著改变拉美地区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展望后疫情时代，拉美国家将在致力于解决结构性脆弱的过程中寻求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疫情冲击暴露结构脆弱性

　　历史表明，经济波动是拉美地区的显著特征。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11年起，拉美再次陷入近十年的经济下行周期。2020年的疫情冲击更是加剧了周期衰退的程度。根据拉美经委会数据，2014～2019年，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0.3%，创有史以来增长最弱的六年;2020年地区经济衰退6.8%，也创下1900年以来经济最差的纪录。从世界范围来看，拉美地区不仅是新兴市场中遭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地区，而且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趋势正在显现，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11年的8.3%降至2020年的5.7%。
　　与国际金融危机相似，本次疫情冲击主要通过对外部门（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等多个渠道传导并影响拉美经济。在贸易投资渠道，拉美经委会数据显示，2020年，拉美地区出口、进口和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分别下降10%、16%和34.7%。在金融市场渠道，影响主要体现为货币贬值和主权债务评级下降。2020年前十个月，拉美地区17国的货币平均贬值16.3%;2020年，拉美21国的主权评级被认定为实质性风险或投机等级。在大宗商品市场渠道，2020年初至2021年5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经历“V”型走势。在价格暴跌階段，贸易环境的恶化直接削弱了拉美能源资源出口国的出口收入和财政收入。
　　鉴于拉美国家经济结构存在差异性，各国受不同渠道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以资源能源出口为主的南美洲国家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冲击最大。以毗邻美国市场以及客户加工业为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面临贸易需求萎缩以及北美价值链中断的双重压力。而以离岸金融业和旅游业为主的加勒比国家则遭受资金外流和旅游人数大幅缩减的双重打击。有数据显示，2020年，南美洲、墨西哥和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经济衰退分别为6.3%、8.1%和7.5%。与此同时，按照工业部门生产要素集中度分类，实体部门经济显著分化：劳动密集型部门表现最差，技术密集型部门居中，自然资源密集型部门则表现出较大的弹性。
　　疫情对拉美经济造成的影响超出预期，主要归因于该地区长期积累的结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结构的脆弱性。拉美地区的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很大;而且，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有限，无法享受国际分工红利，对生产多元化不利。第二，财政和国际收支的脆弱性。拉美地区持续存在的“双赤字”显然增加了经济风险。财政赤字的扩大容易引发主权债务危机，而经常账户长期赤字容易引发国际收支危机。第三，社会结构的脆弱性。地区的非正规就业、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了外部冲击的程度。

疫情加剧经济格局调整

　　全球经济格局变革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已现端倪，而本次疫情冲击更加剧了这种调整趋势。就拉美地区而言，具有长期深远影响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全球价值链调整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疫情冲击对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显著影响是，全球生产网络的“近岸生产”（nearshoring）趋势加强。换言之，处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将供应商布局于更接近终端市场的位置。这种调整将加快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进度，从而使其较深融入北美价值链。而拉美国家能否承接全球价值链的新布局，通常要受政局稳定及政府治理能力、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基础设施完善度、技术准备度等多重因素影响。有鉴于此，拉美国家有必要从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四个方面入手，推进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
　　其次，数字经济兴起有利于生产结构转型。数字经济不仅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新动力，而且在应对疫情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疫情期间，与数字平台相关的活动持续快速增长，不同类型规模的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技术。鉴于拉美地区中小微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拉美国家需要制定公共政策，鼓励企业在供应链、加工、制造、运营以及分销渠道中使用数字技术。与此同时，拉美国家也应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保护和数字安全、竞争和监管政策以及数字税收方面加强区域内外合作。
　　最后，社会结构必须匹配经济结构的变化。拉美发展历史表明，社会结构转型相对于经济结构的滞后会快速放大危机所造成的冲击程度，这种冲击可能以抗议、暴乱等社会运动形式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从而导致更大的破坏力。本次疫情充分暴露了地区中等收入阶层的脆弱性。拉美经委会数据显示，2008～2019年十余年间，拉美社会结构出现收入分层固化、社会流动停滞现象，这也成为2019年底拉美地区出现新一轮社会抗议浪潮的导火索。而在疫情冲击下，拉美地区社会阶层出现明显向下流动趋势，中等收入阶层占人口比例从2019年的41%降至2020年的37%，倒退至2008年的水平，这表明有更多的人陷入贫困。鉴于此，在中长期内，拉美国家必须更新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后疫情时代增长动力来源

　　展望后疫情时代，拉美地区经济增长仍受到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除了依赖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全球贸易投资需求恢复以及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等外部因素改善外，拉美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短期而言，政策空间决定需求侧增长潜力。为抗击疫情，拉美国家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限于财政的脆弱性和国内金融市场深化不足，两者都面临严峻的考验。财政政策方面，拉美地区中央政府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高达79%，这种高债务水平减少了财政政策运作的空间。货币政策方面，为应对持续走高的通胀预期，部分拉美国家提前加息，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形成反差，容易造成金融市场的波动。同时鉴于拉美国家国内金融深化不足，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容易受阻。因此，短期内，拉美地区需要增加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以刺激需求增量。

　　中期而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决定供给侧质量。实践表明，拉美地区初级产品专业化、去工业化和经济非正规化增加了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农业和矿业的初级产品专业化使得拉美经济易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同时也阻碍了技术进步，影响了工业化进程;去工业化趋势将影响拉美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非正规性就业的存在拖累了服务业现代化的步伐。鉴于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增长质量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再工业化会成为适应全球价值链调整、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长期而言，结构性改革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程度。拉美地区的发展问题不是要素积累问题，而是生产率水平低下且生产率增长乏力问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而结构性改革恰好能够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就具体措施而言，拉美地区国家可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技术、管理和组织的创新提高生产率;通过贸易投资便利化改善营商环境;通过完善反周期宏观政策框架增加经济韧性;通过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社会融合;通过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反腐机制完善政府治理能力，等等。简言之，唯有切实推进结构性改革，拉美国家才能在长期内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