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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正是天府之国六畜兴旺、鱼米丰收的时节。1982年9月21日，在四川省欢迎金日成的会议上，四川人迎来了永远值得骄傲的美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用他那不变的乡音宣布：“四川是改革之乡。”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向外国客人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时又说：“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四川缘何成为“改革之乡”的？这还得从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就开始呼唤“包产到户”、与那个年代的政治口号唱反调说起。1958年12月，《四川日报》刊登了芦山县人民银行干部吴玉明写的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包产到户能更好地贯彻责任制》。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对当时农业遭受严重破坏进行反思、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开始纠正“左”的错误的实践时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大讲“包产到户”，肯定“包产到户”。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文革前要调出大批粮食去支援其他省；可是，1976年，四川调入粮食12亿斤——这对当时9000多万人口的四川来说是杯水车薪，每人平均才5公斤多。饥饿再次降临“天府之国”。在邓小平的故里广安，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我是广安叫花子，最恨江青几爷子，小平同志快出来，免得我们饿肚子。”在历史上，广安是有名的产粮区，故有“金广安”之称。而在1976年吃了96万斤返销粮以后，仍然不能填饱百万人口大县广安饥民的肚子，10万广安饥民爬火车“下渝州（重庆）”去逃生，不能外出的饥民则把广安全城的树皮剥光充饥，县委门前的两棵树，要不是被涂上油漆，其树皮也难逃被剥光的命运。
民以食为天。人们连肚子也吃不饱，还说得上发展吗？在这种情况下，不改革行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正准备发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1978年9月17日，他在沈阳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邓小平到成都“点火”，是1978年1月底至2月初。他听取了四川省委的汇报后，对四川的工作作了指示，支持四川省委制定的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规定。为了让四川省委解放思想，他对省委一班人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3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5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邓小平来川“点火”，使四川带头改革，把四川作为他改革的一个试验田和根据地。邓小平指出：“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带头改革的四川省，起步最早，率先在全国“搞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农村改革敢为人先
一场农民渴望已久的体制大变革，势不可挡地来到了四川。
四川的改革先锋是广汉县。1977年底，广汉县金鱼公社西高大队的一个队偷偷摸摸搞起了“定产”（实际上是“包产”）生产，很快就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生产大变样。金鱼公社的改革，拉开了四川打破农村旧的管理体制的序幕。1977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京接见了四川省委负责人，在听取了关于四川的情况汇报后，邓小平强调要抓政策。
当省委正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金鱼公社改革等情况，制定出充分肯定农民自发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等方法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时，邓小平又来到了成都，肯定了该《规定》。有了邓小平的明确指示和强有力支持，省委吃下了“定心汤圆”，肯定了金鱼公社的改革。1978年10月27日，省委更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第71期）加按语的形式，将金鱼公社的经验，转发全省。
无独有偶，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18户人也冒着风险，悄悄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就这样，四川广汉县金鱼公社的“包产到组”和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不约而同地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导。
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四川的广泛推行，越来越与人民公社的体制发生矛盾和冲突。敢不敢变革人民公社的体制，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又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在四川悄悄地进行着。
1980年6月18日（据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广汉县向阳公社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冲破“左”的禁区，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挂起了“中共向阳乡委员会”、“向阳乡人民政府”等3个牌子，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其经验迅速推广到全省。这一行动，轰动了全国，影响到海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政法委先后派来调查组和工作组。国内外许多报刊都称其“开启了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向阳在全国第一个摘下“公社”牌子两年多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这项以向阳为开端的体制改革，便迅速在全国推开。向阳因此获得了“中国第一乡”的美誉。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客人时说：“这一次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然后我们又把农村改革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城市改革走在前列
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四川又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开始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的城市体制改革。
1978年9月，省委首先选择了分别属于不同行业、各具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家国营企业进行扩权试点。经过3个月的实践，这6家国营企业的利润均得到了较大的增长，收到明显的效果——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最早的城市体制改革，并且取得了成功。接着，省委又于1978年11月，选择了成都市人民商场等3家商业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试点。1979年2月，省委把扩权试点的单位扩展到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国有企业。四川14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1979年7月，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带有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企业扩权的经验。1979年6月26日，四川宁江机床厂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推销产品的广告。此后，四川媒体的产品广告解禁。同年8月29日，省委负责人在成都市国防工业民用产品汇报展销会上提出，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这条路非走不可，军工企业应发挥人力、技术、设备等各方面的优势，走出一条生产民用产品之路。几个月后，军工企业绵阳长虹机器厂引进日本技术、设备，成为国内最早建成彩电进口生产线的企业。1979年9月4日，省委发出文件，强调要重视集体（民营）经济，要与全民所有制一视同仁。学习了省委有关政策后，新津县刘永好等四兄弟，从种植业、养殖业起步、发展，很快奠定了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海外求发展的基础。20年后，刘永好资产已上亿，他所带领的希望集团，位居中国500家最大规模民营企业之首。
也在1979年，四川还在广汉、新都、邛崃等县，进行财政包干试点。省委经过调查研究、试点和预测，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改变原来的统收统支办法，实行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建议。次年2月，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四川的建议，决定在15个省（市）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此后，省委报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四川省重庆市在全国率先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实行计划单列，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不久，省委选择了自贡铸钢厂和嘉陵机器厂等部分国营工业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再以后，四川省嘉陵公司被国家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嘉陵股份有限公司”，它在股份制、军民结合、领导体制、分配制度、职工入股及职工民主管理等方面都作了有益的探索。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家乡作为改革的一个试验田和根据地，到四川来点燃改革之火，并一直坚定支持其大胆探索、进行多种改革，使四川农村和城市改革的许多重大举措走在全国的前列，起到了先锋和示范作用，使四川成为了“改革之乡”。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四川缘何成为“改革之乡”的？这还得从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就开始呼唤“包产到户”、与那个年代的政治口号唱反调说起。1958年12月，《四川日报》刊登了芦山县人民银行干部吴玉明写的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包产到户能更好地贯彻责任制》。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对当时农业遭受严重破坏进行反思、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开始纠正“左”的错误的实践时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大讲“包产到户”，肯定“包产到户”。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文革前要调出大批粮食去支援其他省；可是，1976年，四川调入粮食12亿斤——这对当时9000多万人口的四川来说是杯水车薪，每人平均才5公斤多。饥饿再次降临“天府之国”。在邓小平的故里广安，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我是广安叫花子，最恨江青几爷子，小平同志快出来，免得我们饿肚子。”在历史上，广安是有名的产粮区，故有“金广安”之称。而在1976年吃了96万斤返销粮以后，仍然不能填饱百万人口大县广安饥民的肚子，10万广安饥民爬火车“下渝州（重庆）”去逃生，不能外出的饥民则把广安全城的树皮剥光充饥，县委门前的两棵树，要不是被涂上油漆，其树皮也难逃被剥光的命运。
民以食为天。人们连肚子也吃不饱，还说得上发展吗？在这种情况下，不改革行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正准备发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1978年9月17日，他在沈阳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邓小平到成都“点火”，是1978年1月底至2月初。他听取了四川省委的汇报后，对四川的工作作了指示，支持四川省委制定的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规定。为了让四川省委解放思想，他对省委一班人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3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5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邓小平来川“点火”，使四川带头改革，把四川作为他改革的一个试验田和根据地。邓小平指出：“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带头改革的四川省，起步最早，率先在全国“搞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农村改革敢为人先
一场农民渴望已久的体制大变革，势不可挡地来到了四川。
四川的改革先锋是广汉县。1977年底，广汉县金鱼公社西高大队的一个队偷偷摸摸搞起了“定产”（实际上是“包产”）生产，很快就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生产大变样。金鱼公社的改革，拉开了四川打破农村旧的管理体制的序幕。1977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京接见了四川省委负责人，在听取了关于四川的情况汇报后，邓小平强调要抓政策。
当省委正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金鱼公社改革等情况，制定出充分肯定农民自发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等方法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时，邓小平又来到了成都，肯定了该《规定》。有了邓小平的明确指示和强有力支持，省委吃下了“定心汤圆”，肯定了金鱼公社的改革。1978年10月27日，省委更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第71期）加按语的形式，将金鱼公社的经验，转发全省。
无独有偶，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18户人也冒着风险，悄悄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就这样，四川广汉县金鱼公社的“包产到组”和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不约而同地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导。
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四川的广泛推行，越来越与人民公社的体制发生矛盾和冲突。敢不敢变革人民公社的体制，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又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在四川悄悄地进行着。
1980年6月18日（据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广汉县向阳公社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冲破“左”的禁区，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挂起了“中共向阳乡委员会”、“向阳乡人民政府”等3个牌子，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其经验迅速推广到全省。这一行动，轰动了全国，影响到海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政法委先后派来调查组和工作组。国内外许多报刊都称其“开启了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向阳在全国第一个摘下“公社”牌子两年多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这项以向阳为开端的体制改革，便迅速在全国推开。向阳因此获得了“中国第一乡”的美誉。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客人时说：“这一次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然后我们又把农村改革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城市改革走在前列
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四川又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开始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的城市体制改革。
1978年9月，省委首先选择了分别属于不同行业、各具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家国营企业进行扩权试点。经过3个月的实践，这6家国营企业的利润均得到了较大的增长，收到明显的效果——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最早的城市体制改革，并且取得了成功。接着，省委又于1978年11月，选择了成都市人民商场等3家商业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试点。1979年2月，省委把扩权试点的单位扩展到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国有企业。四川14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1979年7月，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带有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企业扩权的经验。1979年6月26日，四川宁江机床厂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推销产品的广告。此后，四川媒体的产品广告解禁。同年8月29日，省委负责人在成都市国防工业民用产品汇报展销会上提出，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这条路非走不可，军工企业应发挥人力、技术、设备等各方面的优势，走出一条生产民用产品之路。几个月后，军工企业绵阳长虹机器厂引进日本技术、设备，成为国内最早建成彩电进口生产线的企业。1979年9月4日，省委发出文件，强调要重视集体（民营）经济，要与全民所有制一视同仁。学习了省委有关政策后，新津县刘永好等四兄弟，从种植业、养殖业起步、发展，很快奠定了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海外求发展的基础。20年后，刘永好资产已上亿，他所带领的希望集团，位居中国500家最大规模民营企业之首。
也在1979年，四川还在广汉、新都、邛崃等县，进行财政包干试点。省委经过调查研究、试点和预测，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改变原来的统收统支办法，实行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建议。次年2月，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四川的建议，决定在15个省（市）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此后，省委报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四川省重庆市在全国率先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实行计划单列，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不久，省委选择了自贡铸钢厂和嘉陵机器厂等部分国营工业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再以后，四川省嘉陵公司被国家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嘉陵股份有限公司”，它在股份制、军民结合、领导体制、分配制度、职工入股及职工民主管理等方面都作了有益的探索。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家乡作为改革的一个试验田和根据地，到四川来点燃改革之火，并一直坚定支持其大胆探索、进行多种改革，使四川农村和城市改革的许多重大举措走在全国的前列，起到了先锋和示范作用，使四川成为了“改革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