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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张承志的小说里，自然、生命一直是一个醒目的存在，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张承志的这些小说文本显然没有达到所谓生态文学的标准。关于自然、关于生命、关于人的认识在他的小说里常常是互相矛盾、冲突的。正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破坏了他的小说的和谐美，留下了一些遗憾。
关键词： 张承志小说 生态批评 自然 人道 矛盾和冲突
张承志曾经深情与自豪地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美丽新疆至死不渝的恋人。”从“红卫兵”时代的重走长征路开始，到二十来岁插队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再到后来的对新疆和黄土高原等北方大陆和民族的考察，张承志的足迹总是频繁地出现在他钟情的北方大陆。他的文学创作绝大多数也是以内蒙古草原、新疆天山及黄土高原为背景甚至主角的，描绘特定自然环境下人的生存状况是他从创作一开始就坚持的“为人民”的理想的诠释。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张承志小说里一个比较重要的存在，尤其是近年来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以后。一些关于张承志小说的生态批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总感觉一些论述存在着一个较大的问题，那就是生态批评理论和小说文本的游离。张承志的小说对自然的关注达到了他那个年代少有的高度，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张承志的小说就是生态文学的出色代表。在张承志的小说里，关于自然、关于人、关于文化，它们的内涵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符合生态审美的要求：和谐，矛盾和冲突一直存在。
一
张承志是一位激情洋溢的作家，他的小说抒情意味浓烈，在文体上常常是散文、诗、小说三者的融合。在这些抒情性的小说中，情感和意象的地位无疑十分重要，它们取代了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成为连缀全篇的线索。“只要归拢张承志小说的题目，我们就能触到他小说的意象群。他拥有山河、大阪、泥屋、太阳、草地、骏马、雪路、绿夜、血衣、拱北及残月……这样一个完整的且经严格挑剔而构成的宇宙世界。这个宇宙的贫旱而壮美、严酷而倾心、惨烈而神圣，便拥有不可思议的魅力与颇具深意的韵味。令我们特别应该感悟的则是：一切倾述的表达只是意象。”［1］马丽蓉用了几组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来形容张承志营造的那个宇宙：贫旱而壮美、严酷而倾心、惨烈而神圣。这些两两并列的词在大多数情况下含义是有一些冲突的，但是用在这里却恰到好处。
张承志小说里关于自然意象的审美很多时候是充满矛盾的，细读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比如，那蓝得醉人的冰大阪对那个一心想要翻越它证明自己的年轻研究员来说显得既雄壮又荒凉恐怖（《大阪》）；神秘的汗腾格里对誓言征服它的骑手铁木耳来说显得那样美丽又残酷；那汹涌奔腾的黄河对横渡它的准研究生来说，一会儿是一个宽容、仁慈的父亲，一会儿又是一个给他的肉体造成伤害的冰冷存在（《北方的河》）。就连令张承志心醉神迷的骏马，他的审美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在《金牧场》里吐木勒将“骄横健美”的红儿马星·怱伦誉为“一切动物的美神”，说“它的额心有一簇洁白的毛，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烧炼着一颗雪亮的星”，它“猛地甩起了沉重的大鬃，雪地上扬起了一面燃烧的大旗……”。［2］作者用了大量华丽美好的词语对这匹马进行了赞颂。但是在短篇小说《春天》里，同样是整个东乌珠穆沁草原上无人能敌、野性难驯的马儿，安巴·乌兰却被马倌乔玛斥为“白色的魔鬼”，它“穷凶极恶”，被涂上了“暗白色”、“惨白色”的色彩，乔玛甚至认为那场热清明过后罕见的白毛风也是安巴·乌兰引来的。从这些互相矛盾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张承志的小说里，这些自然界的美景和生命本身并不具备稳定的美学内涵，它们在小说文本里呈现的模样取决于作者描述它们的心情，以及它们在文本中对衬托人物所起的作用。如果用一句生态批评的术语来概括的话，就是张承志小说中的描写的自然仍然不具有独立的品格，还是人化的自然或工具化的自然。
审美的两极化，很容易就影响了张承志对自然的态度，要么征服，要么崇拜，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正是他对自然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才造成了审美的两极化。张承志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大自然的，这一观点在很多学者的论述中都曾出现过。《大阪》就是关于征服的一个典型文本。主人公满怀着雄心壮志想要独自征服海拔三千多米，连科学院的考察队都望而却步的天山冰大阪。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和阻挠，先是同行的冷嘲热讽、漠不关心，然后是妻子流产孩子夭亡，再就是高原反应造成的身体不适，以及向导老李不合作。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吓到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将翻越冰大阪当作是一次男性的证明，一次向敌对势力挑战的机会。在充满着仇恨的攀登途中，“他已难以压制一股冲动，一股野兽般的、想蹂躏这座冰雪大山的冲动。他想驰骋，想纵火焚烧，想唤来千军万马踏平这海洋般的峰峦”。［3］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敌对关系。《北方的河》则是一个兼有崇拜和征服的复杂文本。在这个文本里张承志将他和自然（黄河）的关系设喻为“父子关系”。但这种“父子关系”并不代表着张承志以“自然之子”的身份与自然亲密无间的融合。我觉得王一川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非常出色而精彩的，他将《北方的河》解读为双重文本，表层文本的含义是“我”的“寻父”行为，寻找并将黄河确定为自己的精神之父；而深层文本则是主人公的“弑父”情结。因为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所以他的愿望就是长成一个块大劲足的男子汉，找到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当着他的老婆孩子的面，狠狠地揍他那张脸。在文本里，这种弑父情结的表现就是不顾一切地横渡黄河。［4］将黄河确立为自己的精神之父无疑是一种崇拜，而“弑父”的行为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征服。而对自然的崇拜体现得最明显的文本我觉得是作者写于1985年的《顶峰》。这也是一个以征服为起点的故事，但故事的结尾却转向了征服的反面——崇拜。铁木耳为了报复父亲的侮辱、显示自己的勇敢，决定从父亲恐惧并崇拜的神山——汗腾格里峰顶上翻过去。他特意赶着两百匹马舍弃平坦的峡谷，向冰雪覆盖的汗腾格里进发。尽管他拥有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以及可以代步的骏马等诸多有利因素，但是自然轻而易举地就打败了他。马被陷在雪里，人被冻得万念俱灰，他拼尽所有的努力，却只翻越了汗腾格里山区边缘的一个小山包。当他“从这条可怜巴巴的小矮山梁向前望去，雪白的山尖紧紧毗连着浪头一样向彼岸滚去”。［5］在这里作者用了一个富有宗教意味的词——“彼岸”来表示一种永远无法到达的遗憾。面对着这种神一般无法征服的自然，主人公铁木耳不禁发出了“汗腾格里，天上的王”这样的感慨，“隔着这片被阳光照得线条明晰的雪岭浪头，他看见暴露在阳光中的汗腾格里冰峰屹立在天地间，晶莹浑圆的极顶和微微发蓝的前裾美丽又残酷”。［6］这个故事的结尾是铁木耳黯然神伤地打算将马赶向裕勒都斯平原。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单个的人和自然相比，力量实在太小，人并不能为所欲为，而需要像主人公铁木耳的父亲老猎人一样，对自然怀有崇拜之情，有所敬畏。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承志对自然的审美和态度是复杂的，至少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立场和观点，就像南帆说的，张承志的小说中同时存在两种情感方式，“一种是强悍的，激烈的，不屈不挠的；另一种则伴随着感悟而出现：宁静、温厚，同时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悠长感动”。［7］在这里，我们把引语里面的情感换成自然审美或对自然的情感态度也是可以的。矛盾，是张承志小说的本质特征之一。
二
由“红卫兵”而知青的人生经历让一代人饱尝了生活的跌宕起伏和命运对人的无情捉弄，给这一代人心理造成了很大创伤，他们或多或少对命运怀有一种不满的情绪。然而张承志不一样。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对命运表示了深深的感激：“因为‘命运’——这个词被许多朋友挂在嘴上并形容得那么可悲——把我深深送进了广阔的草原和朴实的牧人之间，使我得到了两种无价之宝：自由而酷烈的环境与‘人民’的养育，我很庆幸在关键的青春期得到了这两件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耽误，半点也不觉得后悔。”［8］所以张承志从一开始登上文坛就抱定了“为人民”的创作宗旨，以期报答人民对他的养育之恩。《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可以作为诠释：“在‘额吉——母亲’这个普通单词中，含有那么动人的、深邃的意义。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永恒的主题。”［9］人民也是他的小说创作中的主题。学术界一般以张承志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皈依伊斯兰教为界，将他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俗世中的他秉承的是敬畏生命的理念和对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后一阶段作为穆斯林的张承志关注的是人的信仰自由和以血为代价的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张承志对人的关注内容都是含有矛盾的。
《黑骏马》是张承志早期的代表作之一，里面崇拜生命的理念随处可见，小说中的老奶奶和索米亚就是这种理念的代表。奶奶的心怀是博大的，她养活了很多草原上失去母亲的羊羔子和马驹，将主人公抚养成人，坚强地护卫小猫一样弱小的琪琪格，甚至对草原上的无赖——黄毛希拉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认为和生命相比他犯的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索米亚也是，宁可放弃自己的爱情，也要保护女儿，艰难地延续着草原的生命。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连多少年总是抱着一个哇哇哭的婴儿在这条路上慢慢走着”。［10］主人公后来对琪琪格的弥补疼爱也可以看出他对这种敬畏生命的草原文化的理解和某种程度上的赞同。但是我们要知道《黑骏马》是一出悲剧，这个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从表面上看是草原上的恶棍黄毛希拉，但从本质上讲却是接受过现代文明（人道主义）教育的白音宝力格。由于无法面对老奶奶对恶棍的饶恕，由于无法理解索米亚对新生命防备性的保护，他离开了孤苦无依的两个女人。在白音宝力格看来，他的这一举动是“明晓爱憎因由”的，虽然事后他对此感到罪过和痛苦，但“能做个内心丰富的人，毕竟还是人生之幸”。他所坚持的爱憎分明、他所强调的正义正是人道主义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些东西却给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造成了老奶奶暮年无依地死去，索米亚生存的艰难，以及琪琪格备受歧视的童年。他所坚持的“人道”并没有成为生命的保护伞，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人造成了伤害，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事与愿违，人道主义的另一种“僭妄”了。
张承志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他创作的回族题材小说中矛盾依然存在。他将人道、正义等概念宗教信仰自由联系起来，大加赞扬，但是他崇尚的追求方式太过于激烈和绝对，往往会对他所提倡的“人道”和宗教信仰造成一定的消解。张承志所信仰的哲合忍耶是伊斯兰的一个教派，由于一直被清朝视为异端，被镇压，没有信仰的自由。但是信仰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教徒）一直没有屈服，进行了多次的反抗战争，由于教徒的不怕牺牲，哲合忍耶因此被人们称为“血脖子教”，教徒们的最大心愿是“提着血衣撒手进天堂”。这些在张承志的《心灵史》里都有描述。我们现在不谈《心灵史》，来试着分析张承志的另一个回族题材小说《西省暗杀考》。《西省暗杀考》讲的是回族起义领袖马化龙被凌迟后，门下教众几代人四十年不间断地向汉军首领左宗棠等人复仇的故事。在竹笔满拉和喊叫水马车夫都牺牲了后，伊斯儿接过了口唤（命令），但是他一直没找到报仇的机会。左宗棠不等他来找便先行去世，潜入湘阴想找左氏家族报仇却又不小心暴露了行踪，四十年后，好不容易兰州来了个左氏后裔，一切都计划好了，却被辛亥革命的大潮湮没了复仇的星星之火。最后，受到打击的伊斯儿悲痛欲绝。看了这个故事，大多数人都会佩服这些有信仰的回民的执著、血性，也会尊重他们的哲合忍耶，但是我相信多半不会同意伊斯儿那种祖先死后找无辜的后人复仇的做法（连小说中的土匪都觉得不妥）。这样的做法顶多只能让这些饱受欺压的回民们出一口恶气，但对于他们的信仰并无多大的助益。世界上最著名的几大宗教都是以爱引领人向善的，作为伊斯兰教分支的哲合忍耶也一样。所以真主没有给伊斯儿口唤，让他复仇成功，不管张承志对着他们的不屈不挠的血性有多高的赞扬、对它的消失有多少不舍。不错，宗教信仰的自由确实意味着人的精神生态达到自由和谐的境界，追求这个目标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高贵的，但是如果这种追求失去了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变成了不顾一切的报“血仇”，我想这和他们的信仰初衷是相违背的，也是和“人道”相违背的。这样一来，对宗教信仰自由和人道、正义的追求和对“血性”的过度宣扬，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一对矛盾的组合。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张承志一直强调“人性、人道、信仰”，但是他的敬畏生命的观点和人道主义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冲突的；他的追求信仰自由以达到精神和谐的主观意愿和他的“血性论”在某些地方也是相互矛盾的。这些矛盾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张承志小说意义的含混和价值取向的模糊。
三
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生活，文本里一切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客观的原因。张承志的小说有很强的个人化抒情色彩，小说里的抒情主人公很多时候是作者经历和精神的投射。他的小说里出现这些矛盾因素，也是因为他自身就存在矛盾冲突。简要来看，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话语层面上的冲突。张承志是“红卫兵”一词的创造者和信奉者。“红卫兵”一代所受的个人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是张承志最重要的精神来源之一。在大家对“红卫兵”大加批判的时候，张承志仍然认为“红卫兵”的主要精神是合理的，只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出现了偏差。他在《三分没有印在书上的前言》里说道：“我尚未发现有谁比我对红卫兵造反事实的意义更肯定，也没有谁比我对红卫兵的特权思想更敌对。”“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和叛逆这两点性质，坚决地实行了辩护。”他对“红卫兵”精神的反思就是“红卫兵应该首先是人民的儿子”，应该“一开始就有就有人道和人心的大字；一开始就有对人权的绝对尊重；一开始就有底层、穷人、正义；一开始就有叛乱、造反、青春、反体制的底色”。［11］他的小说《刻在心上的名字》里的小刚就是一个典型的“红卫兵”知青形象，一心只想“红红火火闹革命”，向往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然而错误的行为造成了乌力记等无辜牧民的死亡，被草原人民怨恨。他们为了得到草原人民的原谅，大夏天给草原打了一口井。结果想当然地与牧民和解了。在另一个著名中篇《北方的河》里，面对着12岁时父亲就被“红卫兵”打死的姑娘，“我”的反应首先是借姑娘的口说出了“我知道你和那些人根本不一样”，继而是找出当年那个带头打人的“红卫兵”头头，揍他那张贵族味十足的脸。从这两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张承志的反省是相当有限的，首先是将问题的责任弱化，前者要负主要责任的不是小刚，而是自治区下来的干部老徐；后者则是出生高干家庭的“贵族红卫兵”，卸除了主要责任以后再来谈弥补的行为，显示英雄的意志。这样一种不彻底的反省和他所提倡的“为人民”的创作宗旨是相违背的，和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提倡的以人的生命、人的利益为第一要素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相违背的，然而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确实又是他的思想的共同组成部分，这就很容易造成作品价值取向的混乱。
其次是文化立场层面上的冲突。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角色转变，使这一代人从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插队地区实实在在的艰苦生活淡化了他们的政治激情，知青开始在艰难中感悟命运和人生，深受当地民间文化的熏陶，甚至部分认同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哲学。张承志是作为一个知青作家登上文坛的，蒙古草原四年的插队生涯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再加上他长期浪游中国北方的新疆和黄土高原，所以他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十分了解，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十分同情，他的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一种坚定的民间取向，“民间成为行走、指述、审视、守定的一个真实而博大的空间”。［12］然而张承志毕竟出生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北京，插队之前已经上完高中，插队四年后又上了北大，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还不止一次到国外学习过，这一系列的精英化教育对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当他开始创作小说的时候，两种因立场而不同的观点就时常混杂着出现。如在《黑骏马》里，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的父亲为了防止他“学坏”将他送到了蒙古老奶奶家，让他在草原长大。老奶奶将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在草原生活得仿佛是个地地道道的牧人，还和索米亚沉入了爱河，准备结婚。可是当索米亚被黄毛希拉玷污后，针对要不要向黄毛希拉复仇，他们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以奶奶为代表的草原牧民们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证明索米亚能生养也挺不错，而白音宝力格则认为像黄毛希拉这样的恶棍一定要受到惩罚，他应该被杀死。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能理解对方。在奶奶的阻止下，白音宝力格感到了一种外来者的孤独：“也许是因为几年来读书的习惯渐渐地陶冶了我的另一种素质吧，也许是因为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发现了自己和这里的差异。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惯和它的自然法律，尽管我爱它爱得那样一往情深。……一种新的渴望已经在痛苦中诞生了。这种渴望在召唤着我、驱使我去追求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13］直到若干年后，白音宝力格对自己当年轻率离去的行为表示后悔，重新返回草原来寻找昔日的恋人，表现出对奶奶和索米亚代表的民间立场的某种认同时，他仍然觉得“能做个内心丰富的人，明晓爱憎因由的人，毕竟还是人生之幸”。在这里我们如果把奶奶和索米亚为代表的牧人坚持的立场视为民间立场，把白音宝力格“读了几年书”熏陶出来的立场视为精英立场的话，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作者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摇摆不定的模糊态度。
最后是精神层面上的冲突。从新时期开始，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商业文化的大潮席卷了整个文化界，人们为了生存和享受拼命追求物质，精神和信仰逐渐成了奢侈的东西。这种情况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张承志不愿意看到的，他一直强调人要有精神追求，在他的小说创作里也一再表达这种观念，他的小说创作前期关注的是重点是人道主义的俗世哲学，而后期关注的重点是宗教范畴内的精神信仰。然而这个分段并不明显，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愿分得那么明显。在他描写哲合忍耶信仰史的长篇小说《心灵史》里，他就一边强调颂扬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追求信仰的执著坚贞，一边强调这才是真正的“人道”。确实，信仰能让人的精神达到一个和谐、安宁的境界，对人有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和人道主义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两者是不同的。最明显的一点是一个是以人为中心，一个是以神为中心。人道主义讲究人是万物的灵长，是宇宙间最重要的存在，而哲合忍耶这个“高声赞颂”的教派最重要的信条则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张承志内心矛盾的结果。皈依伊斯兰教的张承志由于其激烈的言行，以及和学术界对抗的姿态，一直受到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批判，但是他又背负着让世界了解哲合忍耶的“口唤”，他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们这个教派，所以权宜之计是找个大家都熟悉都能接受的词来诠释哲合忍耶，这个词就是“人道”。此外，张承志一直很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人道主义也是他比较赞同的一种理论，所以才有了用“人道”将俗世和宗教信仰沟通的选择。
以上就是在生态批评理论下对张承志小说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的分析。尽管我并不是很赞同一些生态批评论著对张承志小说生态意义的拔高，但不可否认，他的坚持、他的信仰、他对现实的批判，确实给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虽然偏激，间或带些狂热，却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参照，对现有的文化确实是一种纠正和补充。著名作家史铁生也曾说：“人应当有信仰，在信仰的引导下我们会过上一种比现在更为和谐的生活。”我想这就是张承志理想主义的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马丽蓉.踩在几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75.
［2］张承志.金牧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34.
［3］张承志.张承志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148.
［4］王一川.大学从游——王一川文学批评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3-136.
［5］张承志.北方的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155.
［6］张承志.北方的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155-156.
［7］黄发有.复调的探寻——张承志研究述评.回族研究，2006，（3）.
［8］张承志.《黑骏马》写作之外.民族文学，1983，（4）.
［9］张承志.张承志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15.
［10］张承志.张承志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217.
［11］张承志.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91.
［12］何清.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19.
［13］张承志.张承志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210.
关键词： 张承志小说 生态批评 自然 人道 矛盾和冲突
张承志曾经深情与自豪地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美丽新疆至死不渝的恋人。”从“红卫兵”时代的重走长征路开始，到二十来岁插队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再到后来的对新疆和黄土高原等北方大陆和民族的考察，张承志的足迹总是频繁地出现在他钟情的北方大陆。他的文学创作绝大多数也是以内蒙古草原、新疆天山及黄土高原为背景甚至主角的，描绘特定自然环境下人的生存状况是他从创作一开始就坚持的“为人民”的理想的诠释。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张承志小说里一个比较重要的存在，尤其是近年来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以后。一些关于张承志小说的生态批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总感觉一些论述存在着一个较大的问题，那就是生态批评理论和小说文本的游离。张承志的小说对自然的关注达到了他那个年代少有的高度，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张承志的小说就是生态文学的出色代表。在张承志的小说里，关于自然、关于人、关于文化，它们的内涵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符合生态审美的要求：和谐，矛盾和冲突一直存在。
一
张承志是一位激情洋溢的作家，他的小说抒情意味浓烈，在文体上常常是散文、诗、小说三者的融合。在这些抒情性的小说中，情感和意象的地位无疑十分重要，它们取代了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成为连缀全篇的线索。“只要归拢张承志小说的题目，我们就能触到他小说的意象群。他拥有山河、大阪、泥屋、太阳、草地、骏马、雪路、绿夜、血衣、拱北及残月……这样一个完整的且经严格挑剔而构成的宇宙世界。这个宇宙的贫旱而壮美、严酷而倾心、惨烈而神圣，便拥有不可思议的魅力与颇具深意的韵味。令我们特别应该感悟的则是：一切倾述的表达只是意象。”［1］马丽蓉用了几组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来形容张承志营造的那个宇宙：贫旱而壮美、严酷而倾心、惨烈而神圣。这些两两并列的词在大多数情况下含义是有一些冲突的，但是用在这里却恰到好处。
张承志小说里关于自然意象的审美很多时候是充满矛盾的，细读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比如，那蓝得醉人的冰大阪对那个一心想要翻越它证明自己的年轻研究员来说显得既雄壮又荒凉恐怖（《大阪》）；神秘的汗腾格里对誓言征服它的骑手铁木耳来说显得那样美丽又残酷；那汹涌奔腾的黄河对横渡它的准研究生来说，一会儿是一个宽容、仁慈的父亲，一会儿又是一个给他的肉体造成伤害的冰冷存在（《北方的河》）。就连令张承志心醉神迷的骏马，他的审美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在《金牧场》里吐木勒将“骄横健美”的红儿马星·怱伦誉为“一切动物的美神”，说“它的额心有一簇洁白的毛，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烧炼着一颗雪亮的星”，它“猛地甩起了沉重的大鬃，雪地上扬起了一面燃烧的大旗……”。［2］作者用了大量华丽美好的词语对这匹马进行了赞颂。但是在短篇小说《春天》里，同样是整个东乌珠穆沁草原上无人能敌、野性难驯的马儿，安巴·乌兰却被马倌乔玛斥为“白色的魔鬼”，它“穷凶极恶”，被涂上了“暗白色”、“惨白色”的色彩，乔玛甚至认为那场热清明过后罕见的白毛风也是安巴·乌兰引来的。从这些互相矛盾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张承志的小说里，这些自然界的美景和生命本身并不具备稳定的美学内涵，它们在小说文本里呈现的模样取决于作者描述它们的心情，以及它们在文本中对衬托人物所起的作用。如果用一句生态批评的术语来概括的话，就是张承志小说中的描写的自然仍然不具有独立的品格，还是人化的自然或工具化的自然。
审美的两极化，很容易就影响了张承志对自然的态度，要么征服，要么崇拜，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正是他对自然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才造成了审美的两极化。张承志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大自然的，这一观点在很多学者的论述中都曾出现过。《大阪》就是关于征服的一个典型文本。主人公满怀着雄心壮志想要独自征服海拔三千多米，连科学院的考察队都望而却步的天山冰大阪。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和阻挠，先是同行的冷嘲热讽、漠不关心，然后是妻子流产孩子夭亡，再就是高原反应造成的身体不适，以及向导老李不合作。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吓到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将翻越冰大阪当作是一次男性的证明，一次向敌对势力挑战的机会。在充满着仇恨的攀登途中，“他已难以压制一股冲动，一股野兽般的、想蹂躏这座冰雪大山的冲动。他想驰骋，想纵火焚烧，想唤来千军万马踏平这海洋般的峰峦”。［3］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敌对关系。《北方的河》则是一个兼有崇拜和征服的复杂文本。在这个文本里张承志将他和自然（黄河）的关系设喻为“父子关系”。但这种“父子关系”并不代表着张承志以“自然之子”的身份与自然亲密无间的融合。我觉得王一川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非常出色而精彩的，他将《北方的河》解读为双重文本，表层文本的含义是“我”的“寻父”行为，寻找并将黄河确定为自己的精神之父；而深层文本则是主人公的“弑父”情结。因为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所以他的愿望就是长成一个块大劲足的男子汉，找到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当着他的老婆孩子的面，狠狠地揍他那张脸。在文本里，这种弑父情结的表现就是不顾一切地横渡黄河。［4］将黄河确立为自己的精神之父无疑是一种崇拜，而“弑父”的行为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征服。而对自然的崇拜体现得最明显的文本我觉得是作者写于1985年的《顶峰》。这也是一个以征服为起点的故事，但故事的结尾却转向了征服的反面——崇拜。铁木耳为了报复父亲的侮辱、显示自己的勇敢，决定从父亲恐惧并崇拜的神山——汗腾格里峰顶上翻过去。他特意赶着两百匹马舍弃平坦的峡谷，向冰雪覆盖的汗腾格里进发。尽管他拥有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以及可以代步的骏马等诸多有利因素，但是自然轻而易举地就打败了他。马被陷在雪里，人被冻得万念俱灰，他拼尽所有的努力，却只翻越了汗腾格里山区边缘的一个小山包。当他“从这条可怜巴巴的小矮山梁向前望去，雪白的山尖紧紧毗连着浪头一样向彼岸滚去”。［5］在这里作者用了一个富有宗教意味的词——“彼岸”来表示一种永远无法到达的遗憾。面对着这种神一般无法征服的自然，主人公铁木耳不禁发出了“汗腾格里，天上的王”这样的感慨，“隔着这片被阳光照得线条明晰的雪岭浪头，他看见暴露在阳光中的汗腾格里冰峰屹立在天地间，晶莹浑圆的极顶和微微发蓝的前裾美丽又残酷”。［6］这个故事的结尾是铁木耳黯然神伤地打算将马赶向裕勒都斯平原。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单个的人和自然相比，力量实在太小，人并不能为所欲为，而需要像主人公铁木耳的父亲老猎人一样，对自然怀有崇拜之情，有所敬畏。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承志对自然的审美和态度是复杂的，至少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立场和观点，就像南帆说的，张承志的小说中同时存在两种情感方式，“一种是强悍的，激烈的，不屈不挠的；另一种则伴随着感悟而出现：宁静、温厚，同时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悠长感动”。［7］在这里，我们把引语里面的情感换成自然审美或对自然的情感态度也是可以的。矛盾，是张承志小说的本质特征之一。
二
由“红卫兵”而知青的人生经历让一代人饱尝了生活的跌宕起伏和命运对人的无情捉弄，给这一代人心理造成了很大创伤，他们或多或少对命运怀有一种不满的情绪。然而张承志不一样。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对命运表示了深深的感激：“因为‘命运’——这个词被许多朋友挂在嘴上并形容得那么可悲——把我深深送进了广阔的草原和朴实的牧人之间，使我得到了两种无价之宝：自由而酷烈的环境与‘人民’的养育，我很庆幸在关键的青春期得到了这两件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耽误，半点也不觉得后悔。”［8］所以张承志从一开始登上文坛就抱定了“为人民”的创作宗旨，以期报答人民对他的养育之恩。《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可以作为诠释：“在‘额吉——母亲’这个普通单词中，含有那么动人的、深邃的意义。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永恒的主题。”［9］人民也是他的小说创作中的主题。学术界一般以张承志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皈依伊斯兰教为界，将他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俗世中的他秉承的是敬畏生命的理念和对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后一阶段作为穆斯林的张承志关注的是人的信仰自由和以血为代价的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张承志对人的关注内容都是含有矛盾的。
《黑骏马》是张承志早期的代表作之一，里面崇拜生命的理念随处可见，小说中的老奶奶和索米亚就是这种理念的代表。奶奶的心怀是博大的，她养活了很多草原上失去母亲的羊羔子和马驹，将主人公抚养成人，坚强地护卫小猫一样弱小的琪琪格，甚至对草原上的无赖——黄毛希拉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认为和生命相比他犯的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索米亚也是，宁可放弃自己的爱情，也要保护女儿，艰难地延续着草原的生命。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连多少年总是抱着一个哇哇哭的婴儿在这条路上慢慢走着”。［10］主人公后来对琪琪格的弥补疼爱也可以看出他对这种敬畏生命的草原文化的理解和某种程度上的赞同。但是我们要知道《黑骏马》是一出悲剧，这个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从表面上看是草原上的恶棍黄毛希拉，但从本质上讲却是接受过现代文明（人道主义）教育的白音宝力格。由于无法面对老奶奶对恶棍的饶恕，由于无法理解索米亚对新生命防备性的保护，他离开了孤苦无依的两个女人。在白音宝力格看来，他的这一举动是“明晓爱憎因由”的，虽然事后他对此感到罪过和痛苦，但“能做个内心丰富的人，毕竟还是人生之幸”。他所坚持的爱憎分明、他所强调的正义正是人道主义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些东西却给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造成了老奶奶暮年无依地死去，索米亚生存的艰难，以及琪琪格备受歧视的童年。他所坚持的“人道”并没有成为生命的保护伞，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人造成了伤害，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事与愿违，人道主义的另一种“僭妄”了。
张承志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他创作的回族题材小说中矛盾依然存在。他将人道、正义等概念宗教信仰自由联系起来，大加赞扬，但是他崇尚的追求方式太过于激烈和绝对，往往会对他所提倡的“人道”和宗教信仰造成一定的消解。张承志所信仰的哲合忍耶是伊斯兰的一个教派，由于一直被清朝视为异端，被镇压，没有信仰的自由。但是信仰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教徒）一直没有屈服，进行了多次的反抗战争，由于教徒的不怕牺牲，哲合忍耶因此被人们称为“血脖子教”，教徒们的最大心愿是“提着血衣撒手进天堂”。这些在张承志的《心灵史》里都有描述。我们现在不谈《心灵史》，来试着分析张承志的另一个回族题材小说《西省暗杀考》。《西省暗杀考》讲的是回族起义领袖马化龙被凌迟后，门下教众几代人四十年不间断地向汉军首领左宗棠等人复仇的故事。在竹笔满拉和喊叫水马车夫都牺牲了后，伊斯儿接过了口唤（命令），但是他一直没找到报仇的机会。左宗棠不等他来找便先行去世，潜入湘阴想找左氏家族报仇却又不小心暴露了行踪，四十年后，好不容易兰州来了个左氏后裔，一切都计划好了，却被辛亥革命的大潮湮没了复仇的星星之火。最后，受到打击的伊斯儿悲痛欲绝。看了这个故事，大多数人都会佩服这些有信仰的回民的执著、血性，也会尊重他们的哲合忍耶，但是我相信多半不会同意伊斯儿那种祖先死后找无辜的后人复仇的做法（连小说中的土匪都觉得不妥）。这样的做法顶多只能让这些饱受欺压的回民们出一口恶气，但对于他们的信仰并无多大的助益。世界上最著名的几大宗教都是以爱引领人向善的，作为伊斯兰教分支的哲合忍耶也一样。所以真主没有给伊斯儿口唤，让他复仇成功，不管张承志对着他们的不屈不挠的血性有多高的赞扬、对它的消失有多少不舍。不错，宗教信仰的自由确实意味着人的精神生态达到自由和谐的境界，追求这个目标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高贵的，但是如果这种追求失去了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变成了不顾一切的报“血仇”，我想这和他们的信仰初衷是相违背的，也是和“人道”相违背的。这样一来，对宗教信仰自由和人道、正义的追求和对“血性”的过度宣扬，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一对矛盾的组合。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张承志一直强调“人性、人道、信仰”，但是他的敬畏生命的观点和人道主义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冲突的；他的追求信仰自由以达到精神和谐的主观意愿和他的“血性论”在某些地方也是相互矛盾的。这些矛盾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张承志小说意义的含混和价值取向的模糊。
三
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生活，文本里一切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客观的原因。张承志的小说有很强的个人化抒情色彩，小说里的抒情主人公很多时候是作者经历和精神的投射。他的小说里出现这些矛盾因素，也是因为他自身就存在矛盾冲突。简要来看，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话语层面上的冲突。张承志是“红卫兵”一词的创造者和信奉者。“红卫兵”一代所受的个人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是张承志最重要的精神来源之一。在大家对“红卫兵”大加批判的时候，张承志仍然认为“红卫兵”的主要精神是合理的，只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出现了偏差。他在《三分没有印在书上的前言》里说道：“我尚未发现有谁比我对红卫兵造反事实的意义更肯定，也没有谁比我对红卫兵的特权思想更敌对。”“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和叛逆这两点性质，坚决地实行了辩护。”他对“红卫兵”精神的反思就是“红卫兵应该首先是人民的儿子”，应该“一开始就有就有人道和人心的大字；一开始就有对人权的绝对尊重；一开始就有底层、穷人、正义；一开始就有叛乱、造反、青春、反体制的底色”。［11］他的小说《刻在心上的名字》里的小刚就是一个典型的“红卫兵”知青形象，一心只想“红红火火闹革命”，向往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然而错误的行为造成了乌力记等无辜牧民的死亡，被草原人民怨恨。他们为了得到草原人民的原谅，大夏天给草原打了一口井。结果想当然地与牧民和解了。在另一个著名中篇《北方的河》里，面对着12岁时父亲就被“红卫兵”打死的姑娘，“我”的反应首先是借姑娘的口说出了“我知道你和那些人根本不一样”，继而是找出当年那个带头打人的“红卫兵”头头，揍他那张贵族味十足的脸。从这两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张承志的反省是相当有限的，首先是将问题的责任弱化，前者要负主要责任的不是小刚，而是自治区下来的干部老徐；后者则是出生高干家庭的“贵族红卫兵”，卸除了主要责任以后再来谈弥补的行为，显示英雄的意志。这样一种不彻底的反省和他所提倡的“为人民”的创作宗旨是相违背的，和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提倡的以人的生命、人的利益为第一要素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相违背的，然而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确实又是他的思想的共同组成部分，这就很容易造成作品价值取向的混乱。
其次是文化立场层面上的冲突。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角色转变，使这一代人从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插队地区实实在在的艰苦生活淡化了他们的政治激情，知青开始在艰难中感悟命运和人生，深受当地民间文化的熏陶，甚至部分认同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哲学。张承志是作为一个知青作家登上文坛的，蒙古草原四年的插队生涯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再加上他长期浪游中国北方的新疆和黄土高原，所以他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十分了解，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十分同情，他的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一种坚定的民间取向，“民间成为行走、指述、审视、守定的一个真实而博大的空间”。［12］然而张承志毕竟出生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北京，插队之前已经上完高中，插队四年后又上了北大，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还不止一次到国外学习过，这一系列的精英化教育对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当他开始创作小说的时候，两种因立场而不同的观点就时常混杂着出现。如在《黑骏马》里，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的父亲为了防止他“学坏”将他送到了蒙古老奶奶家，让他在草原长大。老奶奶将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在草原生活得仿佛是个地地道道的牧人，还和索米亚沉入了爱河，准备结婚。可是当索米亚被黄毛希拉玷污后，针对要不要向黄毛希拉复仇，他们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以奶奶为代表的草原牧民们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证明索米亚能生养也挺不错，而白音宝力格则认为像黄毛希拉这样的恶棍一定要受到惩罚，他应该被杀死。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能理解对方。在奶奶的阻止下，白音宝力格感到了一种外来者的孤独：“也许是因为几年来读书的习惯渐渐地陶冶了我的另一种素质吧，也许是因为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发现了自己和这里的差异。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惯和它的自然法律，尽管我爱它爱得那样一往情深。……一种新的渴望已经在痛苦中诞生了。这种渴望在召唤着我、驱使我去追求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13］直到若干年后，白音宝力格对自己当年轻率离去的行为表示后悔，重新返回草原来寻找昔日的恋人，表现出对奶奶和索米亚代表的民间立场的某种认同时，他仍然觉得“能做个内心丰富的人，明晓爱憎因由的人，毕竟还是人生之幸”。在这里我们如果把奶奶和索米亚为代表的牧人坚持的立场视为民间立场，把白音宝力格“读了几年书”熏陶出来的立场视为精英立场的话，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作者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摇摆不定的模糊态度。
最后是精神层面上的冲突。从新时期开始，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商业文化的大潮席卷了整个文化界，人们为了生存和享受拼命追求物质，精神和信仰逐渐成了奢侈的东西。这种情况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张承志不愿意看到的，他一直强调人要有精神追求，在他的小说创作里也一再表达这种观念，他的小说创作前期关注的是重点是人道主义的俗世哲学，而后期关注的重点是宗教范畴内的精神信仰。然而这个分段并不明显，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愿分得那么明显。在他描写哲合忍耶信仰史的长篇小说《心灵史》里，他就一边强调颂扬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追求信仰的执著坚贞，一边强调这才是真正的“人道”。确实，信仰能让人的精神达到一个和谐、安宁的境界，对人有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和人道主义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两者是不同的。最明显的一点是一个是以人为中心，一个是以神为中心。人道主义讲究人是万物的灵长，是宇宙间最重要的存在，而哲合忍耶这个“高声赞颂”的教派最重要的信条则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张承志内心矛盾的结果。皈依伊斯兰教的张承志由于其激烈的言行，以及和学术界对抗的姿态，一直受到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批判，但是他又背负着让世界了解哲合忍耶的“口唤”，他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们这个教派，所以权宜之计是找个大家都熟悉都能接受的词来诠释哲合忍耶，这个词就是“人道”。此外，张承志一直很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人道主义也是他比较赞同的一种理论，所以才有了用“人道”将俗世和宗教信仰沟通的选择。
以上就是在生态批评理论下对张承志小说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的分析。尽管我并不是很赞同一些生态批评论著对张承志小说生态意义的拔高，但不可否认，他的坚持、他的信仰、他对现实的批判，确实给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虽然偏激，间或带些狂热，却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参照，对现有的文化确实是一种纠正和补充。著名作家史铁生也曾说：“人应当有信仰，在信仰的引导下我们会过上一种比现在更为和谐的生活。”我想这就是张承志理想主义的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马丽蓉.踩在几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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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一川.大学从游——王一川文学批评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3-136.
［5］张承志.北方的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155.
［6］张承志.北方的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155-156.
［7］黄发有.复调的探寻——张承志研究述评.回族研究，2006，（3）.
［8］张承志.《黑骏马》写作之外.民族文学，1983，（4）.
［9］张承志.张承志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15.
［10］张承志.张承志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217.
［11］张承志.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91.
［12］何清.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19.
［13］张承志.张承志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