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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进化理论的敌对状态
现代社会中宗教信仰已经丧失了其曾经拥有的巨大感召力。同时，信仰在国家承诺保护宗教自由的情况下进入了私人领域。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无神论者有充分理由坚信自己选择的优越性。对他们来说，告别宗教意味着人性的解放、自由的可能、科学的昌明以及理性的进步。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达尔文主义进化理论是信奉进步观念的无神论者攻击传统宗教的最有力武器。他们认为，达尔文主义彻底消灭了上帝创造万物的邪说，代表了科学理性对异端迷信的胜利。
在传统印象中，宗教和达尔文主义进化理论一直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这一点在缺乏西式宗教传统的中国尤其明显。如果在中国你问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宗教和进化关系的看法，他们一般会想到宗教是迷信，而迷信是落后的；进化论是科学，而科学是进步的。其实不只我们国家，这种进化论代表进步，宗教代表落后的论调在西方的无神论人群中（特别是科学界的激进科学家）也有相当市场。如果考察一下国内有翻译的部分知名进化生物学家的科普著作（如《自私的基因》、《上帝的迷思》等），我们发现在书中宗教一般被作为进化论的对立面。作者有意无意地将宗教和迷信、残暴、旧式专制联系起来，暗示宗教是和现代社会基本理念相悖的反动势力，是应该剪除的对象。另一方面，在某些场合下，似乎宗教也有意识地和进化论尖锐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各年的统计数据都显示美国严格信奉人类来自于进化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20%不到（盖洛普民调1982～2014），有不少宗教人士仍然坚持上帝创造万物的理论，即特创论。对此，信奉进化论的科学家群体十分愤怒并在公开场合多次指责坚持特创论的宗教人士宣扬迷信。这些科学家们也坚信，进化论作为一门科学将像“以前”科学史所显示的那样，最终克服宗教所带来的阻碍，将启蒙精神和现代理念传遍整个人类。
可是，这种二元对立、胜利者战胜失败者的叙事模式在科学史界早已是明日黄花。以国内教科书上的哥白尼日心说为例，其实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科学史家指出哥白尼日心说挑战宗教神权这种历史叙事的虚妄。更准确的历史是，哥白尼理论其实是当时早就出现过的一种流行异端，而罗马天主教会也因此对其并不在意。其次，由于缺乏精确的测量手段，日心说并未显得比传统的地心说有多少优越性。回到本文讨论的问题，同样地，宗教和进化论的真实关系远比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得复杂。对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科学史研究早已经走上了修正这种二元对立的道路。本文力图借助于一些最新成果，首先修正传统印象，然后提供一幅更复杂的宗教与进化关系图像。第一，当代流行的所谓进化论和特创论之间的争论更多的是一个“美国”问题，其在进化论发展史上从来不是主流。第二，如果作为科学理论，进化论并不能在经验上严格证明上帝的不存在；并且它在科学史上的最大对手根本不是宗教，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理论。第三，达尔文主义所代表的已经远远超出纯粹科学理论的范畴；作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达尔文主义和传统宗教的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所谓现代和传统之间冲突的一部分。而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达尔文主义过度强调，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和其他异质传统社会都有相当的危害。
在本文中“达尔文主义”有两种含义。其一，作为科学理论的达尔文主义指的是形成于1950年代、当今生物学界正统的进化理论（注意：此正统理论和达尔文本人的理论有很大不同）；其二，作为意识形态的达尔文主义是指见诸于科普书籍和大众媒体的一种文化符号，它在大众印象中模糊地代表了科学理性进步。另外，在生物学史上有多种多样的进化理论，比如拉马克主义以及发育进化论等。但本文论及的进化论，如果不特别指出，一律均指作为当今生物学界正统理论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论。
进化论和特创论在当代的争论
在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进化论和特创论的斗争直到今天仍在进行。进化论坚持物种是长时间自然演化而来，特创论认为物种由上帝创造。它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诉诸于《圣经》的文本，坚持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万物。第二种被称作“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学尽管在远古已有源头，但它在启蒙之后得到真正发展。它反对坚持圣经的字面意义，而主张通过对外在自然以及人类理性的研究来探讨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上帝有哪些属性。达尔文同时期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达尔文的神学哲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曾经通过一个类比来论证上帝创造万物这一假说有较大的可行性。其论证结构如下：一个结构精巧的钟表必须由一个能干的钟表匠制造，那么一个同样精巧的生物体也应该有一个制造者，即上帝。在进化理念尚未时兴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坏的论证。它也曾使许多头脑聪明的自然哲学家如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信服；而对传统基督教并不待见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依然坚持特创论是比进化论更优的理论选择。但是，我们强调，所谓进化论和特创论的争论从来都不是达尔文主义科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主流，甚至可以说只是细微到足以忽略不计的一部分（见下一节）。
使这个争论变得流行、并误使人以为进化和宗教水火不容的是它在美国激起的争议。而较之于科学理论，这些争议更多地关注伦理和政治问题。美国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似乎对进化论极为恼恨，他们的手腕也相当强大。在1981年，阿肯色州甚至通过了特创论可以和进化论一起出现在课堂上的法律（后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取消）。科学家们也不甘示弱。美国科学院在2008年出版了一期（科普）专刊阐述进化论的理论结构以及经验验证，并指责持特创论观点的人拒绝科学方法，并在课堂上教授特创论误导青年。对此争论，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为是特创论者在胡搅蛮缠，而这种和进化论的无谓纠缠也使他们的所谓信仰褪掉了真正让人尊敬的部分。不过，这并不能反过来就证明主流科学家们就完全正确。
其实不管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这种争论都只在美国有市场（在理论提出初期的英国也发生了少量争论）。对达尔文主义科学理论发展史的探究告诉我们，英国科学家几乎很快地接受了进化论中各个物种都有同一个起源的命题，但包括号称“达尔文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在内的多数人都对自然选择机制疑虑重重。在他们眼里，达尔文只是在重复他们法国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拉马克以及杰弗里（?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的理论。这种说法有部分道理，因为达尔文确实在自然选择之外采用了（拉马克）用进废退的机制以解释进化过程；同样，德国科学家虽然对进化论的发展贡献很多，但他们在生理学、发育生物学以及形态学上的工作对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接受造成了很大困难。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历史上进化论和所谓宗教的争论其实是被严重放大了。而在现实中，科学家们在2008年的专刊中也承认许多宗教人士认为进化论与宗教并不矛盾。当代著名哲学家兼天主教徒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也说，宗教徒（可能指天主教徒）一般对进化论没有厌恶，除非是那些非常无知的人。 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
首先，严格来说达尔文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无法证明上帝不存在。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最简单结构是，变异——选择——适应。这里面可以为上帝安插一个角色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比如有人说，某些变异看起来是随机的，其实是上帝有意的安排；或者在生存斗争中某个个体获胜也可以是上帝的安排；甚至还有人说是上帝让物种按进化的方式形成。这些看起来有些荒谬的命题如果仅从经验证据来看不能被否定。但是，科学一般通过诉诸一些科学哲学理念来否认这些可能性。比如，科学理论选择的简单性原则可以直接排除上面这些选项，因为它们除了武断地加上一个上帝角色外并不额外带来任何和经验相关的命题。不过，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经验证据并不能严格证明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科学界的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不少科学家，甚至包括少量进化生物学家都是有神论者，宗教和科学并不必然矛盾。
在进化论和特创论的争议中，一些激进的传统科学史叙事认为进化论自达尔文提出之后冲破了宗教的层层阻隔，最终战胜了落后和迷信，捍卫了科学的精神。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第一，在基督教被18世纪启蒙运动批判之后，上帝的角色已经基本从科学研究中消失。尽管当时多数的自然哲学家仍保留着基督教信仰，但他们在科学活动中通常遵循牛顿方法论——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归纳得出科学理论。对他们来说，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许多的自然现象。比如，被他们奉为楷模的牛顿使用万有引力定律综合了“地上世界现象”（terrestrial phenomena）和“月上世界现象”（celestial phenomena），证明天体运动和地球上物体的运动遵循同样的规律。另一位科学革命的巨人莱布尼茨尽管仍然将万物之本赋予上帝，但他坚持认为自然哲学中合理的解释必须是机械解释，而在机械解释中已经没有上帝的任何位置。相反，他认为随意在科学研究中援引上帝违反了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第二，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他遇到的诘难只有少数来自于宗教方面。而主要的批评是自然哲学家对其方法论、推理过程以及经验证据的质疑。比如，达尔文曾经的地理老师亚当·塞迪威克（Adam Sedgwick）认为达尔文只是堆砌了一些事实，没有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理论；惠威尔和密尔都认为达尔文的变异选择然后产生物种的想法是玄想思辨，缺乏经验验证——没有人曾经观察到一个物种转化为另一个物种。
达尔文主义进化论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自然哲学家对于自然选择机制的普遍质疑。在批评者眼中，很难想象自然选择能够产生如此丰富的生命现象。这种批评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一直盛行，并直接造成了20世纪初所谓“达尔文主义的日食”（the Eclipse of Darwinism）。从19世纪末一直到1950年正统进化理论最终形成，达尔文主义一直和其他形式的进化理论例如“拉马克主义”、“直生论”等处于竞争状态，很难说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界取得了主导地位。而在批评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学说的科学家看来，新个体的发育和新物种的形成，不能完全交给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其中最好有某些定律支配。这些学者试图通过观察归纳的方法得出相关定律（这才是真正的牛顿方法论！）。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做法至今不衰。最近（2014年）都还有发育生物学学家质疑正统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强调应该在发育过程中寻找一定的“规律”（regularity）。而如果我们细读科学家们在2008年对进化论的辩护，他们的证据大多集中在“物种有同一个起源”（common descent）这个几乎不会有争议的命题上，而对于自然选择的证据则语焉不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代对于所谓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使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如果留意的话，学术界已经有了“演化经济学”、“演化社会学”、“进化心理学”以及“进化伦理学”等时髦新兴学科。一些传统的以研究人类为主的学问都想借助进化论的光环来提升自己的科学含量。在笔者看来，这种追求进化解释的时髦已经损害了这些学科的研究质量和科学水准（不少进化生物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进化论在生物学之外不能随意使用）。但是当这些学科遇到批评之后，立马会有所谓“科学家”指责批评者在质疑科学，甚至直接将批评者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歇斯底里暗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进化论对他们来说不只是生物学里的一个科学理论，而是他们信奉的、他们认为别人也应该信奉的一种现代社会意识形态。
达尔文主义作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
在来美国求学之前，我曾经听说美国有很多人不信进化论，于是我经常向美国朋友请教这一问题。问及我的一位同系美国女孩是否相信进化论，她答道，当然了（of course）！并且极力强调自己和支持特创论的宗教人士没有任何关系。而最有意思、也可能最具代表性的回答来自于一位伊朗朋友。他说，在伊朗受过教育的人都信进化论。似乎他坚信进化论和他的伊斯兰信仰是相容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位对于进化论的理论结构和经验证据都了解甚少。对于他们来说，进化论实际上只是给了他们一种模糊的信仰——这种信仰暗示物种起源问题不需要援引上帝，而可以有一个自足的自然解释。而提供一个自然解释，对于这些受过所谓现代教育的人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在科学中一个理论对另一个理论的胜利；这还意味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和理性完全战胜了传统社会中和宗教相关的落后、癫狂和暴力。对于现代社会受过教育的知识群体来说，进化论作为一个科学理论的重要性相当有限，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其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合法性辩护。这是启蒙的胜利，也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现代价值甚至现代性的胜利。而启蒙理性及其造就的现代价值对待传统宗教的态度有两种：
第一，对其“落后愚昧”的部分坚决批判。这种立场造成了现代社会和传统宗教格格不入的印象。在这种立场下，宗教的面貌被“扭曲”为以下几种（当然我毫不否认这种“扭曲”的部分合理性）：宗教是迷信，其来源于古代人自然知识的不足与对外界的恐惧（休谟）；宗教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虚伪的政治家利用同样虚伪的教士无情地压迫贫苦大众并麻痹大众的反抗意志（马克思）；宗教在历史上造成了数不尽的战争和屠杀，是人类悲剧的孵化器。最后一点更为现代无神论者（如道金斯）所津津乐道。他们还认为，尽管这种纷争在欧洲已经基本消失，它仍然在祸害伊斯兰世界的人民。 第二，吸收其中“优秀”的部分加以发扬。这种态度集中体现为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和英国哲学家密尔的“人文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它部分针对某些宗教人士的论证——宗教教义以及对上帝的崇信是人类道德的基础，而没有上帝人类将无法生存。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论证曾将我们中国人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某些西方人便曾污蔑不信上帝的华夏民族是没有道德的民族。但对于密尔来说，将信仰上帝的宗教和人类的道德挂钩是站不住脚的。密尔提出，人类主要从三个方面收获道德准则——权威、教育以及公共意见。这三者都和宗教无甚关联。密尔认为宗教和道德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宗教中看似指导着人类道德的教义实际上反映了某种普适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在先，宗教教条在后。据此，密尔为创建人文宗教奠定了基础。这种人文宗教将消灭传统宗教基督教中“落后愚昧”的部分，并保留其反映了人类“普遍”道德法则的部分。根据密尔的功利主义，这些法则满足了所谓的“人类需求”。密尔坚信，认识到了这些价值并加以利用将带来个人的完善与人类社会的进步。由此，密尔的人文宗教建立了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humanism）——万事万物的价值都应以其对人类需求的满足以及整个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进行衡量。
人文宗教对于传统基督教的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功利主义改造深深影响了现代社会。首先，它是现代社会中强调社会福利的左翼自由主义或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人文宗教和这些意识形态一样，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外在的所谓宗教、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等等都应该为人类的健康、安全和“幸福”而存在。其次，人文宗教维系了这些现代意识形态和传统基督教之间的亲缘关系。对照现代西方人的价值体系，无论一个人自称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我们都能在其为人处事上找到一些基督教的影子（平等、互助）；然而，传统基督教中一些被认为“愚昧落后”的做法（比如禁欲）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正因为所谓人文宗教以及附着其上的某些现代价值和基督教之间的亲缘关系，某些宗教人士认为现代价值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价值的世俗化，正如某些历史宏大叙事仍然可以不失恰当地将西方文明称为基督教文明。对尼采来说，法国大革命看似激烈反对教会，其口号“平等”、“自由”、“博爱”则仍是基督教价值的延续。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达尔文主义干了些什么？简单来说，达尔文主义积极地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将自己打扮成启蒙和现代价值的代言人。首先，达尔文主义自命为科学和理性的代表。其次，达尔文主义在科学方面提出了一个比上帝创造万物更优的解释物种起源的方案，因此对宗教的某些基本教条进行了直接冲击。第三，最隐蔽的但最能体现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点——它假扮为能够解释现代价值的科学理论，在增强现代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合法性。
达尔文主义为人文宗教及其相关的现代价值（平等、互助、博爱、羞耻、功利、享乐等等）提供了辩护。其“科学”论证模式如下，首先将某个现代价值“还原”为人的某种心理选择或文化癖好，然后从心理学或者生物学中找到一些模糊的和生理结构（甚至基因）有关的“证据”，接着引入进化论并宣称这种生理结构、这种心理选择进而那个最初的现代价值由于能够帮助人类适应环境而在演化过程中得到保留。严格来说，这每一步论证都很难经得起推敲。这里虽然不能详细展开批评，但也许从历史上我们能够发现这种为社会流行意识形态无意识地进行“科学”辩护带来的危害。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和优生学主张欧美之外的人种都是劣等种族，相关的知名科学家按照几乎同样的论证模式煞有介事地为种族主义张目，达尔文主义自然也参与其中。当代，种族主义由于纳粹的原因完全成了意识形态禁区，达尔文主义则又开始为现代价值辩护。现代价值借助达尔文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而达尔文主义搭上了现代价值，也拥有了意识形态的护身符。这种思想统治权力之间的互相利用，使现代人对现代价值和达尔文主义坚信不疑。
达尔文主义对于现代价值的重要意义，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得更加清楚，也更加令人心惊胆颤——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后现代思潮对于现代价值的挑战。对后现代思潮深有影响的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曾经评论过，哲学家缺乏一种历史意识。而后来在这种历史意识启发下形成的历史方法构成了质疑现代性、挑战现代价值的一种普遍思路。这种方法将现在普遍信奉的现代价值历史化——通过细致的历史研究揭示这些价值观念如何产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福柯对于疯癫的研究）。这种历史探究直指现代价值观念的“偶然性”——我们并不必然在当下拥有这些观念，它们产生并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是某些极为偶然的历史事件。而达尔文主义在获得科学光环后在其他领域（社会学和历史）中的过度使用，使人产生了一种人类历史以及现代价值选择是有理性基础的错觉——它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控制。如此，对于所有的现代价值，达尔文主义使我们忘记了它的偶然性本质，并进而模糊地断定这些价值是进化而来。这样一来，我们偶然获得的现代价值居然也得到了“理性”的验证。如果说历史方法带来了人类对自身现实深深的怀疑以及对于未来无限可能性的向往，达尔文主义却假装提出了一种“科学”和“理性”的解释来无限地肯定现在，同时消除历史带来的紧张感并压抑相应的对于未来的期许。我不想苛责达尔文主义。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达尔文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刺激现代社会产生了最没有希望的一种人。这种人没有对过去的怀念，也没有对未来的向往，只有一个为达尔文主义所“验证”了的现在。达尔文主义在这一刻也完全褪去了科学的外衣，并赤裸裸地显示出自身意识形态的一面。
结语
尽管难与牛顿物理学、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甚至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智力成就相比肩，作为科学理论的进化论还算有一个精致的理论结构。尽管这个理论有时过分宏观而使某些细节显得模糊不清，但它还是为进化生物学搜集数据和阐释事实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概念框架。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进化论过度使用违背了科学精神，但它毕竟是我们在生物学中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达尔文主义有不小的危害。它和现代意识形态互相结合，不仅假装解释了人类丰富的精神历史，还蛮横地无限肯定现在，并进一步限制了人类探求更高人性可能的动力。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世俗人群号称信奉进化论，但其实他们信奉的是像牢笼一样关押自己自由灵魂的现代价值。这一点在中国危害还可以更大。中华民族没有西式宗教传统，这似乎可以使我们很快地接受达尔文主义——不管是科学的还是意识形态的。而对于意识形态毫无保留地接受，将使我们民族又一次令人惋惜地丧失了解异质宗教的机会。这些异质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在地球上的不同文明形态。如果不了解宗教，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直接“嫁接”在我们头上的现代社会——韦伯的所谓新教伦理精神、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哲学之间的深刻联系以及尼采对启蒙和基督教的双重蔑视。对于某个文明的研究如果不深入其宗教内核及其精神实质，将永远只能停在十分粗浅的层次，而抱定所谓进化论来研究人类文化只会更加粗浅。而对于这些粗浅，我们到了今天似乎都还不以为意。
达尔文主义支持下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价值教条化后其危害也开始显现——对自身现状无限的肯定使人们缺乏对于他者的关注并开始造成普遍化的无知。我在北京求学时曾经接待过一位英国名牌大学教授。他一方面认为人类心理应该由“进化心理学”来研究；另一方面他却对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人类心理以及人类社会十分无知。他轻蔑地问我，你们能读洛克和罗尔斯吗？我对他的自大感到恼火，也对他的无知感到震惊。布鲁姆就曾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痛心于美国年轻人在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下缺乏了解历史和其他文化的兴趣。而大中华范围内的某些地区也表现出了对于外部世界让人匪夷所思的无知。这些都足以让我们警惕完全浸淫于现代世俗价值带来的糟糕后果。同时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地在精神上走出去——我们可以去古希腊经典中请教柏拉图对于神的看法，也能在《圣经》中求教耶稣基督如何完成救赎，还能向佛陀学习如何在尘世中寻找生命意义。
向他者学习不仅可以丰富自身的文化底蕴，还可以反过来以一种非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的方式确证自己的华夏根基。例如，当我们深入学习佛教和基督教对于生命意义的讨论之后，再翻开《荀子·宥坐篇》找到孔子和子路的一段对话：
子路：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
孔子：……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
这时，我们也许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华夏文化——我们既不会在轮回中消解生命的意义，更不会创造出一个末世审判来将现世灾祸合理化。我们永远都选择自我提升（知祸福终始）并坚守美德（而心不惑也）。
卢卡奇在其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深重的经济危机，还在于无产阶级高度成熟的阶级意识。也许卢卡奇的乌托邦早已从历史上消逝，但他的智慧仍然可资借鉴：华夏文明的复兴不仅在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还在于返回经典并形成相当包容的自主文化意识。以此，我们才能真正重建民族的精神根基。
（作者单位：美国圣母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
现代社会中宗教信仰已经丧失了其曾经拥有的巨大感召力。同时，信仰在国家承诺保护宗教自由的情况下进入了私人领域。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无神论者有充分理由坚信自己选择的优越性。对他们来说，告别宗教意味着人性的解放、自由的可能、科学的昌明以及理性的进步。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达尔文主义进化理论是信奉进步观念的无神论者攻击传统宗教的最有力武器。他们认为，达尔文主义彻底消灭了上帝创造万物的邪说，代表了科学理性对异端迷信的胜利。
在传统印象中，宗教和达尔文主义进化理论一直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这一点在缺乏西式宗教传统的中国尤其明显。如果在中国你问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宗教和进化关系的看法，他们一般会想到宗教是迷信，而迷信是落后的；进化论是科学，而科学是进步的。其实不只我们国家，这种进化论代表进步，宗教代表落后的论调在西方的无神论人群中（特别是科学界的激进科学家）也有相当市场。如果考察一下国内有翻译的部分知名进化生物学家的科普著作（如《自私的基因》、《上帝的迷思》等），我们发现在书中宗教一般被作为进化论的对立面。作者有意无意地将宗教和迷信、残暴、旧式专制联系起来，暗示宗教是和现代社会基本理念相悖的反动势力，是应该剪除的对象。另一方面，在某些场合下，似乎宗教也有意识地和进化论尖锐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各年的统计数据都显示美国严格信奉人类来自于进化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20%不到（盖洛普民调1982～2014），有不少宗教人士仍然坚持上帝创造万物的理论，即特创论。对此，信奉进化论的科学家群体十分愤怒并在公开场合多次指责坚持特创论的宗教人士宣扬迷信。这些科学家们也坚信，进化论作为一门科学将像“以前”科学史所显示的那样，最终克服宗教所带来的阻碍，将启蒙精神和现代理念传遍整个人类。
可是，这种二元对立、胜利者战胜失败者的叙事模式在科学史界早已是明日黄花。以国内教科书上的哥白尼日心说为例，其实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科学史家指出哥白尼日心说挑战宗教神权这种历史叙事的虚妄。更准确的历史是，哥白尼理论其实是当时早就出现过的一种流行异端，而罗马天主教会也因此对其并不在意。其次，由于缺乏精确的测量手段，日心说并未显得比传统的地心说有多少优越性。回到本文讨论的问题，同样地，宗教和进化论的真实关系远比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得复杂。对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科学史研究早已经走上了修正这种二元对立的道路。本文力图借助于一些最新成果，首先修正传统印象，然后提供一幅更复杂的宗教与进化关系图像。第一，当代流行的所谓进化论和特创论之间的争论更多的是一个“美国”问题，其在进化论发展史上从来不是主流。第二，如果作为科学理论，进化论并不能在经验上严格证明上帝的不存在；并且它在科学史上的最大对手根本不是宗教，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理论。第三，达尔文主义所代表的已经远远超出纯粹科学理论的范畴；作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达尔文主义和传统宗教的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所谓现代和传统之间冲突的一部分。而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达尔文主义过度强调，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和其他异质传统社会都有相当的危害。
在本文中“达尔文主义”有两种含义。其一，作为科学理论的达尔文主义指的是形成于1950年代、当今生物学界正统的进化理论（注意：此正统理论和达尔文本人的理论有很大不同）；其二，作为意识形态的达尔文主义是指见诸于科普书籍和大众媒体的一种文化符号，它在大众印象中模糊地代表了科学理性进步。另外，在生物学史上有多种多样的进化理论，比如拉马克主义以及发育进化论等。但本文论及的进化论，如果不特别指出，一律均指作为当今生物学界正统理论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论。
进化论和特创论在当代的争论
在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进化论和特创论的斗争直到今天仍在进行。进化论坚持物种是长时间自然演化而来，特创论认为物种由上帝创造。它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诉诸于《圣经》的文本，坚持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万物。第二种被称作“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学尽管在远古已有源头，但它在启蒙之后得到真正发展。它反对坚持圣经的字面意义，而主张通过对外在自然以及人类理性的研究来探讨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上帝有哪些属性。达尔文同时期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达尔文的神学哲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曾经通过一个类比来论证上帝创造万物这一假说有较大的可行性。其论证结构如下：一个结构精巧的钟表必须由一个能干的钟表匠制造，那么一个同样精巧的生物体也应该有一个制造者，即上帝。在进化理念尚未时兴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坏的论证。它也曾使许多头脑聪明的自然哲学家如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信服；而对传统基督教并不待见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依然坚持特创论是比进化论更优的理论选择。但是，我们强调，所谓进化论和特创论的争论从来都不是达尔文主义科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主流，甚至可以说只是细微到足以忽略不计的一部分（见下一节）。
使这个争论变得流行、并误使人以为进化和宗教水火不容的是它在美国激起的争议。而较之于科学理论，这些争议更多地关注伦理和政治问题。美国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似乎对进化论极为恼恨，他们的手腕也相当强大。在1981年，阿肯色州甚至通过了特创论可以和进化论一起出现在课堂上的法律（后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取消）。科学家们也不甘示弱。美国科学院在2008年出版了一期（科普）专刊阐述进化论的理论结构以及经验验证，并指责持特创论观点的人拒绝科学方法，并在课堂上教授特创论误导青年。对此争论，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为是特创论者在胡搅蛮缠，而这种和进化论的无谓纠缠也使他们的所谓信仰褪掉了真正让人尊敬的部分。不过，这并不能反过来就证明主流科学家们就完全正确。
其实不管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这种争论都只在美国有市场（在理论提出初期的英国也发生了少量争论）。对达尔文主义科学理论发展史的探究告诉我们，英国科学家几乎很快地接受了进化论中各个物种都有同一个起源的命题，但包括号称“达尔文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在内的多数人都对自然选择机制疑虑重重。在他们眼里，达尔文只是在重复他们法国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拉马克以及杰弗里（?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的理论。这种说法有部分道理，因为达尔文确实在自然选择之外采用了（拉马克）用进废退的机制以解释进化过程；同样，德国科学家虽然对进化论的发展贡献很多，但他们在生理学、发育生物学以及形态学上的工作对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接受造成了很大困难。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历史上进化论和所谓宗教的争论其实是被严重放大了。而在现实中，科学家们在2008年的专刊中也承认许多宗教人士认为进化论与宗教并不矛盾。当代著名哲学家兼天主教徒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也说，宗教徒（可能指天主教徒）一般对进化论没有厌恶，除非是那些非常无知的人。 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
首先，严格来说达尔文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无法证明上帝不存在。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最简单结构是，变异——选择——适应。这里面可以为上帝安插一个角色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比如有人说，某些变异看起来是随机的，其实是上帝有意的安排；或者在生存斗争中某个个体获胜也可以是上帝的安排；甚至还有人说是上帝让物种按进化的方式形成。这些看起来有些荒谬的命题如果仅从经验证据来看不能被否定。但是，科学一般通过诉诸一些科学哲学理念来否认这些可能性。比如，科学理论选择的简单性原则可以直接排除上面这些选项，因为它们除了武断地加上一个上帝角色外并不额外带来任何和经验相关的命题。不过，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经验证据并不能严格证明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科学界的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不少科学家，甚至包括少量进化生物学家都是有神论者，宗教和科学并不必然矛盾。
在进化论和特创论的争议中，一些激进的传统科学史叙事认为进化论自达尔文提出之后冲破了宗教的层层阻隔，最终战胜了落后和迷信，捍卫了科学的精神。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第一，在基督教被18世纪启蒙运动批判之后，上帝的角色已经基本从科学研究中消失。尽管当时多数的自然哲学家仍保留着基督教信仰，但他们在科学活动中通常遵循牛顿方法论——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归纳得出科学理论。对他们来说，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许多的自然现象。比如，被他们奉为楷模的牛顿使用万有引力定律综合了“地上世界现象”（terrestrial phenomena）和“月上世界现象”（celestial phenomena），证明天体运动和地球上物体的运动遵循同样的规律。另一位科学革命的巨人莱布尼茨尽管仍然将万物之本赋予上帝，但他坚持认为自然哲学中合理的解释必须是机械解释，而在机械解释中已经没有上帝的任何位置。相反，他认为随意在科学研究中援引上帝违反了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第二，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他遇到的诘难只有少数来自于宗教方面。而主要的批评是自然哲学家对其方法论、推理过程以及经验证据的质疑。比如，达尔文曾经的地理老师亚当·塞迪威克（Adam Sedgwick）认为达尔文只是堆砌了一些事实，没有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理论；惠威尔和密尔都认为达尔文的变异选择然后产生物种的想法是玄想思辨，缺乏经验验证——没有人曾经观察到一个物种转化为另一个物种。
达尔文主义进化论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自然哲学家对于自然选择机制的普遍质疑。在批评者眼中，很难想象自然选择能够产生如此丰富的生命现象。这种批评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一直盛行，并直接造成了20世纪初所谓“达尔文主义的日食”（the Eclipse of Darwinism）。从19世纪末一直到1950年正统进化理论最终形成，达尔文主义一直和其他形式的进化理论例如“拉马克主义”、“直生论”等处于竞争状态，很难说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界取得了主导地位。而在批评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学说的科学家看来，新个体的发育和新物种的形成，不能完全交给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其中最好有某些定律支配。这些学者试图通过观察归纳的方法得出相关定律（这才是真正的牛顿方法论！）。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做法至今不衰。最近（2014年）都还有发育生物学学家质疑正统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强调应该在发育过程中寻找一定的“规律”（regularity）。而如果我们细读科学家们在2008年对进化论的辩护，他们的证据大多集中在“物种有同一个起源”（common descent）这个几乎不会有争议的命题上，而对于自然选择的证据则语焉不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代对于所谓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使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如果留意的话，学术界已经有了“演化经济学”、“演化社会学”、“进化心理学”以及“进化伦理学”等时髦新兴学科。一些传统的以研究人类为主的学问都想借助进化论的光环来提升自己的科学含量。在笔者看来，这种追求进化解释的时髦已经损害了这些学科的研究质量和科学水准（不少进化生物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进化论在生物学之外不能随意使用）。但是当这些学科遇到批评之后，立马会有所谓“科学家”指责批评者在质疑科学，甚至直接将批评者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歇斯底里暗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进化论对他们来说不只是生物学里的一个科学理论，而是他们信奉的、他们认为别人也应该信奉的一种现代社会意识形态。
达尔文主义作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
在来美国求学之前，我曾经听说美国有很多人不信进化论，于是我经常向美国朋友请教这一问题。问及我的一位同系美国女孩是否相信进化论，她答道，当然了（of course）！并且极力强调自己和支持特创论的宗教人士没有任何关系。而最有意思、也可能最具代表性的回答来自于一位伊朗朋友。他说，在伊朗受过教育的人都信进化论。似乎他坚信进化论和他的伊斯兰信仰是相容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位对于进化论的理论结构和经验证据都了解甚少。对于他们来说，进化论实际上只是给了他们一种模糊的信仰——这种信仰暗示物种起源问题不需要援引上帝，而可以有一个自足的自然解释。而提供一个自然解释，对于这些受过所谓现代教育的人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在科学中一个理论对另一个理论的胜利；这还意味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和理性完全战胜了传统社会中和宗教相关的落后、癫狂和暴力。对于现代社会受过教育的知识群体来说，进化论作为一个科学理论的重要性相当有限，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其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合法性辩护。这是启蒙的胜利，也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现代价值甚至现代性的胜利。而启蒙理性及其造就的现代价值对待传统宗教的态度有两种：
第一，对其“落后愚昧”的部分坚决批判。这种立场造成了现代社会和传统宗教格格不入的印象。在这种立场下，宗教的面貌被“扭曲”为以下几种（当然我毫不否认这种“扭曲”的部分合理性）：宗教是迷信，其来源于古代人自然知识的不足与对外界的恐惧（休谟）；宗教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虚伪的政治家利用同样虚伪的教士无情地压迫贫苦大众并麻痹大众的反抗意志（马克思）；宗教在历史上造成了数不尽的战争和屠杀，是人类悲剧的孵化器。最后一点更为现代无神论者（如道金斯）所津津乐道。他们还认为，尽管这种纷争在欧洲已经基本消失，它仍然在祸害伊斯兰世界的人民。 第二，吸收其中“优秀”的部分加以发扬。这种态度集中体现为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和英国哲学家密尔的“人文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它部分针对某些宗教人士的论证——宗教教义以及对上帝的崇信是人类道德的基础，而没有上帝人类将无法生存。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论证曾将我们中国人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某些西方人便曾污蔑不信上帝的华夏民族是没有道德的民族。但对于密尔来说，将信仰上帝的宗教和人类的道德挂钩是站不住脚的。密尔提出，人类主要从三个方面收获道德准则——权威、教育以及公共意见。这三者都和宗教无甚关联。密尔认为宗教和道德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宗教中看似指导着人类道德的教义实际上反映了某种普适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在先，宗教教条在后。据此，密尔为创建人文宗教奠定了基础。这种人文宗教将消灭传统宗教基督教中“落后愚昧”的部分，并保留其反映了人类“普遍”道德法则的部分。根据密尔的功利主义，这些法则满足了所谓的“人类需求”。密尔坚信，认识到了这些价值并加以利用将带来个人的完善与人类社会的进步。由此，密尔的人文宗教建立了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humanism）——万事万物的价值都应以其对人类需求的满足以及整个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进行衡量。
人文宗教对于传统基督教的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功利主义改造深深影响了现代社会。首先，它是现代社会中强调社会福利的左翼自由主义或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人文宗教和这些意识形态一样，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外在的所谓宗教、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等等都应该为人类的健康、安全和“幸福”而存在。其次，人文宗教维系了这些现代意识形态和传统基督教之间的亲缘关系。对照现代西方人的价值体系，无论一个人自称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我们都能在其为人处事上找到一些基督教的影子（平等、互助）；然而，传统基督教中一些被认为“愚昧落后”的做法（比如禁欲）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正因为所谓人文宗教以及附着其上的某些现代价值和基督教之间的亲缘关系，某些宗教人士认为现代价值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价值的世俗化，正如某些历史宏大叙事仍然可以不失恰当地将西方文明称为基督教文明。对尼采来说，法国大革命看似激烈反对教会，其口号“平等”、“自由”、“博爱”则仍是基督教价值的延续。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达尔文主义干了些什么？简单来说，达尔文主义积极地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将自己打扮成启蒙和现代价值的代言人。首先，达尔文主义自命为科学和理性的代表。其次，达尔文主义在科学方面提出了一个比上帝创造万物更优的解释物种起源的方案，因此对宗教的某些基本教条进行了直接冲击。第三，最隐蔽的但最能体现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点——它假扮为能够解释现代价值的科学理论，在增强现代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合法性。
达尔文主义为人文宗教及其相关的现代价值（平等、互助、博爱、羞耻、功利、享乐等等）提供了辩护。其“科学”论证模式如下，首先将某个现代价值“还原”为人的某种心理选择或文化癖好，然后从心理学或者生物学中找到一些模糊的和生理结构（甚至基因）有关的“证据”，接着引入进化论并宣称这种生理结构、这种心理选择进而那个最初的现代价值由于能够帮助人类适应环境而在演化过程中得到保留。严格来说，这每一步论证都很难经得起推敲。这里虽然不能详细展开批评，但也许从历史上我们能够发现这种为社会流行意识形态无意识地进行“科学”辩护带来的危害。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和优生学主张欧美之外的人种都是劣等种族，相关的知名科学家按照几乎同样的论证模式煞有介事地为种族主义张目，达尔文主义自然也参与其中。当代，种族主义由于纳粹的原因完全成了意识形态禁区，达尔文主义则又开始为现代价值辩护。现代价值借助达尔文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而达尔文主义搭上了现代价值，也拥有了意识形态的护身符。这种思想统治权力之间的互相利用，使现代人对现代价值和达尔文主义坚信不疑。
达尔文主义对于现代价值的重要意义，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得更加清楚，也更加令人心惊胆颤——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后现代思潮对于现代价值的挑战。对后现代思潮深有影响的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曾经评论过，哲学家缺乏一种历史意识。而后来在这种历史意识启发下形成的历史方法构成了质疑现代性、挑战现代价值的一种普遍思路。这种方法将现在普遍信奉的现代价值历史化——通过细致的历史研究揭示这些价值观念如何产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福柯对于疯癫的研究）。这种历史探究直指现代价值观念的“偶然性”——我们并不必然在当下拥有这些观念，它们产生并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是某些极为偶然的历史事件。而达尔文主义在获得科学光环后在其他领域（社会学和历史）中的过度使用，使人产生了一种人类历史以及现代价值选择是有理性基础的错觉——它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控制。如此，对于所有的现代价值，达尔文主义使我们忘记了它的偶然性本质，并进而模糊地断定这些价值是进化而来。这样一来，我们偶然获得的现代价值居然也得到了“理性”的验证。如果说历史方法带来了人类对自身现实深深的怀疑以及对于未来无限可能性的向往，达尔文主义却假装提出了一种“科学”和“理性”的解释来无限地肯定现在，同时消除历史带来的紧张感并压抑相应的对于未来的期许。我不想苛责达尔文主义。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达尔文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刺激现代社会产生了最没有希望的一种人。这种人没有对过去的怀念，也没有对未来的向往，只有一个为达尔文主义所“验证”了的现在。达尔文主义在这一刻也完全褪去了科学的外衣，并赤裸裸地显示出自身意识形态的一面。
结语
尽管难与牛顿物理学、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甚至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智力成就相比肩，作为科学理论的进化论还算有一个精致的理论结构。尽管这个理论有时过分宏观而使某些细节显得模糊不清，但它还是为进化生物学搜集数据和阐释事实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概念框架。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进化论过度使用违背了科学精神，但它毕竟是我们在生物学中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达尔文主义有不小的危害。它和现代意识形态互相结合，不仅假装解释了人类丰富的精神历史，还蛮横地无限肯定现在，并进一步限制了人类探求更高人性可能的动力。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世俗人群号称信奉进化论，但其实他们信奉的是像牢笼一样关押自己自由灵魂的现代价值。这一点在中国危害还可以更大。中华民族没有西式宗教传统，这似乎可以使我们很快地接受达尔文主义——不管是科学的还是意识形态的。而对于意识形态毫无保留地接受，将使我们民族又一次令人惋惜地丧失了解异质宗教的机会。这些异质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在地球上的不同文明形态。如果不了解宗教，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直接“嫁接”在我们头上的现代社会——韦伯的所谓新教伦理精神、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哲学之间的深刻联系以及尼采对启蒙和基督教的双重蔑视。对于某个文明的研究如果不深入其宗教内核及其精神实质，将永远只能停在十分粗浅的层次，而抱定所谓进化论来研究人类文化只会更加粗浅。而对于这些粗浅，我们到了今天似乎都还不以为意。
达尔文主义支持下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价值教条化后其危害也开始显现——对自身现状无限的肯定使人们缺乏对于他者的关注并开始造成普遍化的无知。我在北京求学时曾经接待过一位英国名牌大学教授。他一方面认为人类心理应该由“进化心理学”来研究；另一方面他却对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人类心理以及人类社会十分无知。他轻蔑地问我，你们能读洛克和罗尔斯吗？我对他的自大感到恼火，也对他的无知感到震惊。布鲁姆就曾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痛心于美国年轻人在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下缺乏了解历史和其他文化的兴趣。而大中华范围内的某些地区也表现出了对于外部世界让人匪夷所思的无知。这些都足以让我们警惕完全浸淫于现代世俗价值带来的糟糕后果。同时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地在精神上走出去——我们可以去古希腊经典中请教柏拉图对于神的看法，也能在《圣经》中求教耶稣基督如何完成救赎，还能向佛陀学习如何在尘世中寻找生命意义。
向他者学习不仅可以丰富自身的文化底蕴，还可以反过来以一种非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的方式确证自己的华夏根基。例如，当我们深入学习佛教和基督教对于生命意义的讨论之后，再翻开《荀子·宥坐篇》找到孔子和子路的一段对话：
子路：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
孔子：……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
这时，我们也许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华夏文化——我们既不会在轮回中消解生命的意义，更不会创造出一个末世审判来将现世灾祸合理化。我们永远都选择自我提升（知祸福终始）并坚守美德（而心不惑也）。
卢卡奇在其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深重的经济危机，还在于无产阶级高度成熟的阶级意识。也许卢卡奇的乌托邦早已从历史上消逝，但他的智慧仍然可资借鉴：华夏文明的复兴不仅在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还在于返回经典并形成相当包容的自主文化意识。以此，我们才能真正重建民族的精神根基。
（作者单位：美国圣母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