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青年姚文元的两篇“反右”杂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受到毛泽东点名表扬
20世纪50年代初期，姚文元在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宣传部做宣传工作。因家中藏书甚多，他有条件博览群书。由于常给报刊写一些杂文和文艺评论，逐渐在上海文艺界崭露头角。
1957年“反右”运动时，姚文元发表了一些杂文，其巾有两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7年2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毛泽东在此前的1956年读过姚雪垠的文章，还称赞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此后，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也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况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
2月16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了青年作家王蒙、青年文艺理论家李希凡，也谈到了姚文元。毛泽东在谈到这三个人时，对姚文元的评价最高。毛泽东是从要防止片面性谈起的。他说：“片面性的打击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指2月6日《文汇报》发表的《教条与原则》一文)，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20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并确定他为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艺界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于3月到北京，3月10日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3月10日接见上海文化界代表团时，再一次提到了他，表扬了他，而且把他摆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
姚文元的另一篇“反右”杂文，发表在1957年6月10日的《文汇报》上，题目为《录以备考》，受到毛泽东更大的重视。这则杂文的大意是：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会议代表时发表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与行动都是错误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作了版面上的突出处理，“但《文汇报》却把这条重要的新闻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的。’”过了8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7月1日，毛泽东给《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其中有言：“《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大量采用过的当做向无产阶级进攻工具的反动编排。”这说明，姚文元的这篇杂文与毛泽东的这篇社论在观点与思路上完全沟通与衔接起来了。
不久，姚文元被调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社。这样一来，姚文元离上头精神更近了，文章也写得更多了。
担任文艺部主任的姚文元为人低调，衣着朴素
1962年，姚文元调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前，他的编制与职务都没动过。名义上在《解放日报》呆了五年，实际上呆的时间并不多。一因市委有指示，姚的主要任务是照中央精神给市委写重点文章。文艺部实际上仍由副主任黎家健主持日常工作。二因他生了一场重病、长病。姚文元到报社一年多就得了传染性肝炎，就去住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后又去青岛疗养。身体恢复后，他于1965年4月又向报社请全假，说市委要他写文章了，不看文艺部的稿子了。“五一”节后，即到宛平路11号(后为市委写作班所在地)的三楼去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从此未回报社文艺部办过公。所以，姚实际在文艺部工作不过两年而已。
姚文元初来报社时，被安排在汉口路274号二楼西南角的一间带有卫生间的房子里办公。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有十五六平方米。靠窗是一张正方形的两边带抽屉的双人台。东西两边分别坐着副主任黎家健和组版编辑徐葆璟。靠西墙卫生间门前是一张单人写字台，坐着言论编辑武振平。进门一张双人台由姚文元和我合用。姚文元坐北朝南，我坐南朝北。姚文元有时来上班。上班时经常是从黑色塑料提包里拿出一摞书，一声不响地看书。一般没有人主动跟他讲话，他也极少对别人开口。曾读到原《上海海港报》主编金宝山的一则短文。是怀念文艺部已故编辑汤家驹的。其中有言，说姚文元明明与他认识，但不与他搭腔。这是事实。但姚文元不是对他一个人。对其他熟人也一样。我坐在姚文元对面，对这一点观察得是十分准确的。
姚文元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是穿一套当时流行的蓝卡叽布的中山装，配一顶蓝色干部帽。中山装后来已洗得泛白，长期戴帽子大概是因头发稀少之故。脚上常穿一双旧皮鞋。在文艺部期间，我从未见他穿过新皮鞋。有时在春节期间穿一套深藏青粗呢中山装制服，配套的黑粗呢帽子，都属最一般的大众粗呢料。对姚来说，他因父亲姚蓬子有历史问题(指1934年在南京登报脱离中国共产党和1955年因胡风问题而被逮捕审查)，故为人低调，服饰上也不想显眼惹人注意。“文革”期间，我多次遇到姚文元，他大都是穿着军装。有时，他夜里穿着军装，戴上口罩，骑上自行车，从兴国宾馆住处骑到他父母住处，去看望他的父母和女儿。
我和文艺部同人，工作上的问题大多向副主任黎家健请示。偶尔问及部主任姚文元时，他还是耐心回答的，但都是简明、扼要，从不发长篇大论，包括在部务会议上的发言。他给我的印象是，虽擅长写作，但不擅长辞令。1967年1月，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小会上遇到陈伯达，听其发言，也是这种类型。这同乔冠华、胡乔木等那种既擅文又擅言类型的文人截然不同。
姚文元调到报社初期。报社内部有些关于他的传闻。如说他在卢湾区委、区政府工作时谈恋爱，主动追求同事金英，但金英见他相貌平平，发稀齿松，并不回应。当时区委一位头头不知出于何种动机，也极力劝阻金英不要与姚好。姚在写作上逐渐崭露头角后，金英还是嫁给了姚。后来在回忆对比时，金英“揭发”这位区委头头阻挠她与姚文元谈恋爱。姚后来写文章时，有时用“金文”的笔名。
据我观察，在文艺部期间的姚文元，是一个十分内向、不善言谈的人。在那个常“以言获罪”的年代，也许这种不善言谈有一种主观上的自我制约性、保护性在调控着他，是孔老夫子的谨言慎行的箴言在起作用。姚撰文批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是根据中央、市委的文件精神或上级领导人的直接口谕。批别人者，也怕被人
20世纪50年代初期，姚文元在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宣传部做宣传工作。因家中藏书甚多，他有条件博览群书。由于常给报刊写一些杂文和文艺评论，逐渐在上海文艺界崭露头角。
1957年“反右”运动时，姚文元发表了一些杂文，其巾有两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7年2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毛泽东在此前的1956年读过姚雪垠的文章，还称赞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此后，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也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况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
2月16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了青年作家王蒙、青年文艺理论家李希凡，也谈到了姚文元。毛泽东在谈到这三个人时，对姚文元的评价最高。毛泽东是从要防止片面性谈起的。他说：“片面性的打击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指2月6日《文汇报》发表的《教条与原则》一文)，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20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并确定他为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艺界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于3月到北京，3月10日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3月10日接见上海文化界代表团时，再一次提到了他，表扬了他，而且把他摆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
姚文元的另一篇“反右”杂文，发表在1957年6月10日的《文汇报》上，题目为《录以备考》，受到毛泽东更大的重视。这则杂文的大意是：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会议代表时发表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与行动都是错误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作了版面上的突出处理，“但《文汇报》却把这条重要的新闻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的。’”过了8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7月1日，毛泽东给《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其中有言：“《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大量采用过的当做向无产阶级进攻工具的反动编排。”这说明，姚文元的这篇杂文与毛泽东的这篇社论在观点与思路上完全沟通与衔接起来了。
不久，姚文元被调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社。这样一来，姚文元离上头精神更近了，文章也写得更多了。
担任文艺部主任的姚文元为人低调，衣着朴素
1962年，姚文元调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前，他的编制与职务都没动过。名义上在《解放日报》呆了五年，实际上呆的时间并不多。一因市委有指示，姚的主要任务是照中央精神给市委写重点文章。文艺部实际上仍由副主任黎家健主持日常工作。二因他生了一场重病、长病。姚文元到报社一年多就得了传染性肝炎，就去住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后又去青岛疗养。身体恢复后，他于1965年4月又向报社请全假，说市委要他写文章了，不看文艺部的稿子了。“五一”节后，即到宛平路11号(后为市委写作班所在地)的三楼去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从此未回报社文艺部办过公。所以，姚实际在文艺部工作不过两年而已。
姚文元初来报社时，被安排在汉口路274号二楼西南角的一间带有卫生间的房子里办公。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有十五六平方米。靠窗是一张正方形的两边带抽屉的双人台。东西两边分别坐着副主任黎家健和组版编辑徐葆璟。靠西墙卫生间门前是一张单人写字台，坐着言论编辑武振平。进门一张双人台由姚文元和我合用。姚文元坐北朝南，我坐南朝北。姚文元有时来上班。上班时经常是从黑色塑料提包里拿出一摞书，一声不响地看书。一般没有人主动跟他讲话，他也极少对别人开口。曾读到原《上海海港报》主编金宝山的一则短文。是怀念文艺部已故编辑汤家驹的。其中有言，说姚文元明明与他认识，但不与他搭腔。这是事实。但姚文元不是对他一个人。对其他熟人也一样。我坐在姚文元对面，对这一点观察得是十分准确的。
姚文元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是穿一套当时流行的蓝卡叽布的中山装，配一顶蓝色干部帽。中山装后来已洗得泛白，长期戴帽子大概是因头发稀少之故。脚上常穿一双旧皮鞋。在文艺部期间，我从未见他穿过新皮鞋。有时在春节期间穿一套深藏青粗呢中山装制服，配套的黑粗呢帽子，都属最一般的大众粗呢料。对姚来说，他因父亲姚蓬子有历史问题(指1934年在南京登报脱离中国共产党和1955年因胡风问题而被逮捕审查)，故为人低调，服饰上也不想显眼惹人注意。“文革”期间，我多次遇到姚文元，他大都是穿着军装。有时，他夜里穿着军装，戴上口罩，骑上自行车，从兴国宾馆住处骑到他父母住处，去看望他的父母和女儿。
我和文艺部同人，工作上的问题大多向副主任黎家健请示。偶尔问及部主任姚文元时，他还是耐心回答的，但都是简明、扼要，从不发长篇大论，包括在部务会议上的发言。他给我的印象是，虽擅长写作，但不擅长辞令。1967年1月，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小会上遇到陈伯达，听其发言，也是这种类型。这同乔冠华、胡乔木等那种既擅文又擅言类型的文人截然不同。
姚文元调到报社初期。报社内部有些关于他的传闻。如说他在卢湾区委、区政府工作时谈恋爱，主动追求同事金英，但金英见他相貌平平，发稀齿松，并不回应。当时区委一位头头不知出于何种动机，也极力劝阻金英不要与姚好。姚在写作上逐渐崭露头角后，金英还是嫁给了姚。后来在回忆对比时，金英“揭发”这位区委头头阻挠她与姚文元谈恋爱。姚后来写文章时，有时用“金文”的笔名。
据我观察，在文艺部期间的姚文元，是一个十分内向、不善言谈的人。在那个常“以言获罪”的年代，也许这种不善言谈有一种主观上的自我制约性、保护性在调控着他，是孔老夫子的谨言慎行的箴言在起作用。姚撰文批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是根据中央、市委的文件精神或上级领导人的直接口谕。批别人者，也怕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