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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翁闹和郁达夫文学创作个案（郁达夫：《沉沦》等 ）；（翁闹：《天亮前的恋爱故事》 《音乐钟》等）的比较研究，以二者与日本文化的密切联系所带来的相似之处为基础，探讨二人在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历史经历下而产生的自叙式颓废抒情的区别，深层的挖掘二十世纪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下两岸留日学生不同的心灵感受。
【关键词】：郁达夫；翁闹；自叙式颓废抒情
一、前言
他像是梦中见过的“幻影之人”，而他是踽踽独行的“零余者”。多情才子多情怪，这两人都是于20 世纪初期远赴日本；也同样是从诗歌创作起步，并以小说创作成名。而二者最为相似之处则表现为同样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所产生的自叙式颓废抒情手法，都热衷于深入的剖析自己的内心，大胆的展示灵与肉的冲突。
翁闹是早夭的文坛怪才，1908 年出生于台湾彰化的农村穷小子，26岁便崭露头角，并在短短五年，创作了《音乐钟》 、《戇伯仔》 、《残雪》等文艺佳作。在发表《有港口的街市》后，翁闹结束其怀才不遇的一生。黄得时于《挽近台湾文学运动史》说：“最富于潜力的翁闹以本作品（系指《有港口的街市》——著者注）为最后作品而辞世，真是本岛文坛的一大损失——否则大可占有日本文坛的一席。”郁达夫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坚力量，也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在日本留学阶段，写了《沉沦》、《南迁》等作品，引起文坛注目。回国后，郁达夫创作达到高峰，《春风沉醉的晚上》 、《迷羊》 、《迟桂花》等作品相继问世，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理论甚至译著方面都有非凡建树。
纵然二人的文化构成和文学创作都与日本的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各自的类“私小说”也都喜欢以沉湎于醇酒和美色的颓废抒情来表明自己的独具风神。但由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份以及海峽两岸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处境使得他们即使是表现同一主题的小说时，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二、 翁氏“实颓”VS郁氏“虚废”
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的帝国主义发展伴随的侵略扩张则直指海峡两岸，妄图完成对亚洲的全线征服。在此大背景下的翁闹与郁达夫前往日本留学，在对自己势弱认知及对日本强大的敬畏的矛盾情结衍生出阴郁、自卑之气，外加之现代都市生活给予他们的冲击，那些阴郁之气上升至颓废心态，进而表现在二人各自的文学创作中。
郁的颓废始终徘徊在家国意识中，“是在日本， 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如同鲁迅、郭沫若等留日作家一样，郁达夫也将类似“弱国子民”的屈辱写入了文本，以展现其爱国意识之强烈，笔者在此称其颓废抒情为“虚废”。《沉沦》里“他”窥视少女沐浴，却在最后自我毁灭时高呼“祖国快快富强起来吧！”的口号，单凭这样的“奇异”的结尾便不能看出家国意识于郁达夫脑海中的根深蒂固。留学日本生活被郁达夫的“情调”手法强化，以一种近乎病态的自卑心理，实则意图为彰显了个体的国族意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确实是明显的，但只可称他的作品为类 “私小说”。日本“私小说”的主张把文学与社会的分离，“文艺不可能和人生无关，可是，和社会的关系却不一定是必要的。”日本“私小说”回避现实矛盾，脱离社会生活，只是照写作家个人的身边琐事的，对于社会、他人几乎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只醉心于如何暴露自己、表现一种所谓的真实。郁达夫曾明确地表示过：“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再看《沉沦》中作为受屈辱的“他”，实指是中华民族，异国虽然有种种不好之处，但祖国母亲的羸弱，才使“他”，使郁达夫发出愤怒一吼。个人的心态与祖国的窘境融合到一起，写身边事却又连带出祖国忧患，郁达夫也这使他的小说中将爱国意识以一点为中心，向周围辐射，从而扩大了小说的思想容量。
郁达夫颓废抒情的家国意识，在翁闹这里未有明显的体现。翻看翁闹的留日生活，翁闹尽管在日本的生活十分贫穷，却不愿回台湾，“他常常蓬头不戴帽子，四处旁听，逛讲演会、书铺或参加各种座谈会，即所谓当时盛行的“游学”方式。” 作为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处在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断裂感之下，无法掌握个人命运，便开始走向个性化的自我世界的乌托邦，追求纯“个人”的叙事。施淑评《残雪》和《天亮前的恋爱故事》 ：“就是以‘现代的’标准衡量，仍不失其怵目惊心的现代性。” 此处的“现代性” 即是指历史断裂之下产生的个体的焦灼与偏执，竭力回归自我的内心，是一种现代的颓废。
“不管怎么追，你跟我的距离纵使维持不变”（《残雪》）
“为了恋爱，决心不惜抛弃身上最后一滴血……就算夹杂在千万人中间，我也不过是一个绝对不会引人注意的凡夫俗子。”（《天亮前的爱情故事》）
不管怎么去追逐，林无法弥补被殖民者与殖民母国的鸿沟，于是颓废便纷至沓来；以疯狂的爱情之癖掩盖内心空乏的事实，“我”才能变成一个找到属于“我”的本位。
现实中的翁闹颓废浪漫，不拘小节，一再地去追求十分渺茫的爱情和生活（追求日本女性，追去台湾人与日本人的地位平等），这些事情的结局自然不可能成功，所以翁闹把最后的安慰放在现实的颓废。在《音乐钟》 、《残雪》 、《天亮前的恋爱故事》等小说中，开篇时主人公的便无一例外毫无理由地沉入到一种低气压的情绪之中，再而回眸叙述几件或喜或悲，或关乎于爱情的往事，复又再回到现实情境中，重新更深地陷入彷徨无奈的阴郁里去，无法挣脱。《天亮前的恋爱故事》“我”挣扎后最终不过是祈求“让我看一眼，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回去了。”；而《音乐钟》则是用怀念旧时的音调感知人事代谢；《残雪》里“不回台湾，也不回北海道”。台湾自《马关条约》后便成为日本的附属地，而在殖民地的历史断裂的夹缝中，作家个人很容易更多回归本我，对殖民母国带来的发展之欣喜与遥不可及的无奈交相辉映造就了翁闹的小说中出现强烈的颓废意识。在选取的文本中，翁闹肆意流淌的情感除了颓废毫无其他的情绪可言，而这样的一种“实颓”带来了一种纯粹无杂的文学审美品味，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翁闹作为被殖民作家那种无奈的，无法作为的，永远不属于的过客意识。
三、结语
翁闹与郁达夫，都因留学日本的契机而接触到“私小说”，也因此开创了各自独一套的自叙式颓废抒情手段。在他们的文学创作里，受写作地点和写作时间以及写作时的情绪状态和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有诸多不同。翁闹心灵深处那无所归依的“孤儿意识”，便只能借“私小说”来安放那无处安放的怨怼与漂泊的灵魂，“幻影之人”的潦倒的一生，便透过“感觉”酣畅淋漓的释放，无所顾忌的流淌，毫无目的性可言。而郁达夫，正如张恩和指出的，“郁达夫小说的‘自叙传小说’体也不完全是因为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他是融会了外国文学和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走出了自己创作的路子。”对“私小说”接受比之翁闹明显表现出合目的性----对于文学的革新提供有利支援。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郁达夫的抒情，成为五四时期现代小说观念更新的重要标志，小说中的抒情和写景也因此得到了新的观照。
参考文献：
[1]丁帆主編，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中国新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4（2014.1重印）.
[2]陈藻香，许俊雅编译.翁闹作品选集--彰化市；彰县文化，民86--（磺溪文学，第五辑，彰化县作家作品集；1
[3]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本）[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谢秉哲（1997.08—），男，单位：江苏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郁达夫；翁闹；自叙式颓废抒情
一、前言
他像是梦中见过的“幻影之人”，而他是踽踽独行的“零余者”。多情才子多情怪，这两人都是于20 世纪初期远赴日本；也同样是从诗歌创作起步，并以小说创作成名。而二者最为相似之处则表现为同样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所产生的自叙式颓废抒情手法，都热衷于深入的剖析自己的内心，大胆的展示灵与肉的冲突。
翁闹是早夭的文坛怪才，1908 年出生于台湾彰化的农村穷小子，26岁便崭露头角，并在短短五年，创作了《音乐钟》 、《戇伯仔》 、《残雪》等文艺佳作。在发表《有港口的街市》后，翁闹结束其怀才不遇的一生。黄得时于《挽近台湾文学运动史》说：“最富于潜力的翁闹以本作品（系指《有港口的街市》——著者注）为最后作品而辞世，真是本岛文坛的一大损失——否则大可占有日本文坛的一席。”郁达夫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坚力量，也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在日本留学阶段，写了《沉沦》、《南迁》等作品，引起文坛注目。回国后，郁达夫创作达到高峰，《春风沉醉的晚上》 、《迷羊》 、《迟桂花》等作品相继问世，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理论甚至译著方面都有非凡建树。
纵然二人的文化构成和文学创作都与日本的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各自的类“私小说”也都喜欢以沉湎于醇酒和美色的颓废抒情来表明自己的独具风神。但由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份以及海峽两岸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处境使得他们即使是表现同一主题的小说时，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二、 翁氏“实颓”VS郁氏“虚废”
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的帝国主义发展伴随的侵略扩张则直指海峡两岸，妄图完成对亚洲的全线征服。在此大背景下的翁闹与郁达夫前往日本留学，在对自己势弱认知及对日本强大的敬畏的矛盾情结衍生出阴郁、自卑之气，外加之现代都市生活给予他们的冲击，那些阴郁之气上升至颓废心态，进而表现在二人各自的文学创作中。
郁的颓废始终徘徊在家国意识中，“是在日本， 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如同鲁迅、郭沫若等留日作家一样，郁达夫也将类似“弱国子民”的屈辱写入了文本，以展现其爱国意识之强烈，笔者在此称其颓废抒情为“虚废”。《沉沦》里“他”窥视少女沐浴，却在最后自我毁灭时高呼“祖国快快富强起来吧！”的口号，单凭这样的“奇异”的结尾便不能看出家国意识于郁达夫脑海中的根深蒂固。留学日本生活被郁达夫的“情调”手法强化，以一种近乎病态的自卑心理，实则意图为彰显了个体的国族意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确实是明显的，但只可称他的作品为类 “私小说”。日本“私小说”的主张把文学与社会的分离，“文艺不可能和人生无关，可是，和社会的关系却不一定是必要的。”日本“私小说”回避现实矛盾，脱离社会生活，只是照写作家个人的身边琐事的，对于社会、他人几乎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只醉心于如何暴露自己、表现一种所谓的真实。郁达夫曾明确地表示过：“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再看《沉沦》中作为受屈辱的“他”，实指是中华民族，异国虽然有种种不好之处，但祖国母亲的羸弱，才使“他”，使郁达夫发出愤怒一吼。个人的心态与祖国的窘境融合到一起，写身边事却又连带出祖国忧患，郁达夫也这使他的小说中将爱国意识以一点为中心，向周围辐射，从而扩大了小说的思想容量。
郁达夫颓废抒情的家国意识，在翁闹这里未有明显的体现。翻看翁闹的留日生活，翁闹尽管在日本的生活十分贫穷，却不愿回台湾，“他常常蓬头不戴帽子，四处旁听，逛讲演会、书铺或参加各种座谈会，即所谓当时盛行的“游学”方式。” 作为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处在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断裂感之下，无法掌握个人命运，便开始走向个性化的自我世界的乌托邦，追求纯“个人”的叙事。施淑评《残雪》和《天亮前的恋爱故事》 ：“就是以‘现代的’标准衡量，仍不失其怵目惊心的现代性。” 此处的“现代性” 即是指历史断裂之下产生的个体的焦灼与偏执，竭力回归自我的内心，是一种现代的颓废。
“不管怎么追，你跟我的距离纵使维持不变”（《残雪》）
“为了恋爱，决心不惜抛弃身上最后一滴血……就算夹杂在千万人中间，我也不过是一个绝对不会引人注意的凡夫俗子。”（《天亮前的爱情故事》）
不管怎么去追逐，林无法弥补被殖民者与殖民母国的鸿沟，于是颓废便纷至沓来；以疯狂的爱情之癖掩盖内心空乏的事实，“我”才能变成一个找到属于“我”的本位。
现实中的翁闹颓废浪漫，不拘小节，一再地去追求十分渺茫的爱情和生活（追求日本女性，追去台湾人与日本人的地位平等），这些事情的结局自然不可能成功，所以翁闹把最后的安慰放在现实的颓废。在《音乐钟》 、《残雪》 、《天亮前的恋爱故事》等小说中，开篇时主人公的便无一例外毫无理由地沉入到一种低气压的情绪之中，再而回眸叙述几件或喜或悲，或关乎于爱情的往事，复又再回到现实情境中，重新更深地陷入彷徨无奈的阴郁里去，无法挣脱。《天亮前的恋爱故事》“我”挣扎后最终不过是祈求“让我看一眼，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回去了。”；而《音乐钟》则是用怀念旧时的音调感知人事代谢；《残雪》里“不回台湾，也不回北海道”。台湾自《马关条约》后便成为日本的附属地，而在殖民地的历史断裂的夹缝中，作家个人很容易更多回归本我，对殖民母国带来的发展之欣喜与遥不可及的无奈交相辉映造就了翁闹的小说中出现强烈的颓废意识。在选取的文本中，翁闹肆意流淌的情感除了颓废毫无其他的情绪可言，而这样的一种“实颓”带来了一种纯粹无杂的文学审美品味，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翁闹作为被殖民作家那种无奈的，无法作为的，永远不属于的过客意识。
三、结语
翁闹与郁达夫，都因留学日本的契机而接触到“私小说”，也因此开创了各自独一套的自叙式颓废抒情手段。在他们的文学创作里，受写作地点和写作时间以及写作时的情绪状态和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有诸多不同。翁闹心灵深处那无所归依的“孤儿意识”，便只能借“私小说”来安放那无处安放的怨怼与漂泊的灵魂，“幻影之人”的潦倒的一生，便透过“感觉”酣畅淋漓的释放，无所顾忌的流淌，毫无目的性可言。而郁达夫，正如张恩和指出的，“郁达夫小说的‘自叙传小说’体也不完全是因为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他是融会了外国文学和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走出了自己创作的路子。”对“私小说”接受比之翁闹明显表现出合目的性----对于文学的革新提供有利支援。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郁达夫的抒情，成为五四时期现代小说观念更新的重要标志，小说中的抒情和写景也因此得到了新的观照。
参考文献：
[1]丁帆主編，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中国新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4（2014.1重印）.
[2]陈藻香，许俊雅编译.翁闹作品选集--彰化市；彰县文化，民86--（磺溪文学，第五辑，彰化县作家作品集；1
[3]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本）[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谢秉哲（1997.08—），男，单位：江苏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