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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一些新的史料对井冈山根据地和东固根据地的异同作了比较分析，进一步论证了毛泽东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下山以后，在东固地区实现了历史性、战略性的转折，一是从创造自己模式到借鉴学习他人模式的转折，二是从一个落脚点的失守到寻找一个新落脚点的转折，三是从保存革命火种到走上燎原之路的转折。三个方面的转折归结到一点，就是由小井冈变成了大井冈。
［关键词］ 毛泽东 井冈山 东固 战略转折
我们在《试述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及历史意义》［1］p7-8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在东固实行的战略转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由公开的武装割据转变为公开武装割据和秘密武装割据相结合。第二，在战术方法上由固定的公开区域割据转变为盘旋式的变动不居的打圈子政策。第三，在战略目标上不再坚持固守井冈山一个山头，大胆抛弃那种守势的根据地观念，把战略目标转变为赣西南闽西20余县更大范围的割据，并与井冈山（湘赣边）相连接。由此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东固的战略转折，是对他自己在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的重要发展和转折。
今年3月，《党的文献》首次全文公开发表了毛泽东1929年4月13日从于都城写给湘赣边界特委的《前委来信》［2］ p15-16，从而印证了笔者所提观点。结合笔者今年所读到的几则史料，就此观点再作如下阐述：
一、介绍几则史料中的新内容
笔者今年查找了一些史料，发现了一些新的内容，现简介如下：
第一，《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发表的《前委来信》。其主要内容分为三大块：一是介绍了前委4月11日会议的行动方向和政策，即以江西为目标，把赣西、赣北、赣南、赣东各不相连的孤立之地相互联结起来，以期一年夺取江西。二是详细介绍了东固的秘密游击武装割据经验，对其赞赏有加。三是“指明边界工作应改变方式之理由颇痛切”， ［3］P318即学习东固经验，把工作重点由山上转到山下，联合各地武装，以湘赣边界为腹地，盘旋式的游击扩大，实际上为创建湘赣苏区勾划出了蓝图。本文将对这三个方面详细分析解读。
第二，陈毅同志1961年接受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有关同志的访谈记录文稿《江西革命斗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4］P2在访谈中陈毅讲了很多重要的观点，这里介绍与东固战略转折相关的几个观点：一是赣西南的革命种子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他说：“你们问到当时红军游击赣南时撒下了一些什么革命种子的问题。如果要说撒下了革命种子，那就是当时纪律很好，给群众影响很好。地方党的组织并不是红四军去建立的。革命种子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各个地方的党组织，也是那时的江西省委建立的。北伐战争在江西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赣西南的影响最大。当然，影响最大的是湖南省。而红军正是利用了这种影响。罗贵波、赖传珠等同志就是受到那种影响在北伐时期入党的，以后再和红四军结合起来了。至于各地党组织的大规模的建立，那是建立根据地以后的事情，是从上而下建立的。这点和其他根据地是一样的。特别是‘二七’会议以后，党的组织才较快地发展起来。所以，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红军的力量，一个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种子，有地下党。”［4］P3二是星火燎原问题，是风助火，火助风。“在寻乌，我们见着了古柏，他也是逃出来的。县里反动派要捉他。以后直到东固和二、四团会师后，耳目才灵动了。由此可见，当时建立苏区的地方，都是大革命有基础的地方。……所以根据地在南方很发达，北方虽然有秘密工作，但是没有红军，所以没有根据地。这两个因素，主要还是红军。所谓星火燎原，火就是红军，燎原就是群众，风助火，火助风，但引子还是红军。”［4］P4三是根据地的发展方向问题，主要是江西。“自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以后，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向江西，而不是向湖南发展，是向东向北发展，而不是向西。因為湖南方面的敌人比较强，而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阀，外省军阀与地方又有矛盾。所以我们利用这点，避强就弱。以后井冈山站不住脚了，便向东发展，选择赣江以东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以后我们转来转去，总是不肯离开这块地方，经之营之，惨淡经营，把根据地搞起来。以后在这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攻。第五次反围攻，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失败了，我们被迫退出这个根据地，如果没有‘左’倾路线的错误，很可能在这里最后发展到全国的胜利。……当时赣西南以兴国、吉安、东固党的组织比较强大，寻乌、信丰、闽西党的组织也很起作用，兴国有陈奇涵同志，东固是曾山同志。”［4］P4作为经历过井冈山和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开拓创建的过来人，陈毅同志这一番点评和介绍是很有份量的。
第三，杨至诚同志1964年重访赣南，着重谈了八一起义部队在赣南整训和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问题。这篇访谈记录名为《赣南忆旧》［4］P18，和陈毅同志的访谈记录文稿一同发表在《中央苏区风云录》一书中。杨至诚谈到了在寻乌项山罗福嶂决策去东固的问题。他说：“部队在寻乌边界（项山）罗福嶂休息了一天，前委开了会议，决定部队进行整编，改编为3个纵队，决定第一纵队由林彪负责；第二纵队由胡少海负责；第三纵队由伍中豪负责。会上还讨论了部队去东固的问题，项山至罗福嶂这一段，是一个转折点，很重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在项山找到了一根洋火（火柴），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还常讲：‘在项山找到了一根洋火。’可见，毛泽东同志对罗福嶂会议印象很深，评价很高。罗福嶂会议后，部队离开寻乌，经武平入会昌，走武阳过河到瑞金。……我们在大柏地开会，一边烤火烧红薯芋吃，一边开会讨论如何对付敌人。……所以大柏地也是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同志后来写了一首词以示纪念。大柏地战斗后，部队向宁都前进，由黄陂到东固，和江西红军二、四团会合。会合后，部队离开东固，插到广昌、石城，然后到瑞金的壬田出发进福建，在长汀的长岭寨打死郭风鸣。随后红军又从闽西回师赣南，开始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新战斗。”［4］P19杨至诚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副官，所引毛泽东的讲话，当是最具有权威性的。作为过来人，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叙述为一个又一个重要转折，应是发自内心的深切感叹。
第四，《毛泽东年谱》中的记载和论述。作为毛泽东革命历程的记录，《毛泽东年谱》是最具有权威的。从1929年2月初在寻乌决策去东固，到2月下旬在东固召开前委会议，再到长汀3.20前委会议；从4.5前委会议到4.13《前委来信》，《年谱》都有详细记载。
1、“2月初，同朱德率红四军进驻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停留一天。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总结进军赣南以来的经验；决定红四军开往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根据地——东固地区。”［5］P264
2、“2月22日，在红四军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联欢大会上讲话，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称赞东固人民和红二、四团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得知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三十团主力已突围向赣南转移，加之‘追剿’军第二十一旅向东固地区进逼，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离开东固，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继续以盘旋式打圈子战术拖住‘追剿’敌军。”［5］P266
3、“3月20日，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提出了红四军、红五军以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的行动方针。当天，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将这次前委会议的精神，向福建省委和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红军的战略计划和行动方针，勾划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幅蓝图。”［5］P269
4、“4月5日，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精神，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复信。……复信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这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广大的群众。’” ［5］P271
5、“4月13日，在于都以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湘赣边界特委写信，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观念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5］P273
第五，赣州市委党史办凌步机同志访谈老同志提供的口述史料。史料表明，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游击赣南处于最困难之时，“到东固去与东固红军胜利会师”成为当时红四军最希望实现的目标和最鼓舞斗志的口号。如果没有这个目标和口号作支撑，当时红四军极有可能溃散失败。［6］ P286
这一系列的记载反映了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是一个动态过程。以上所引史料，其中许多内容可以说是第一次公开披露。正是这些史料，才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看待毛泽东1929年2月到4月之间所作出的战略转折。
二、井冈山根据地、东固根据地异同之分析比较
要了解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必须对井冈山、东固两个根据地的异同作一分析比较，才能深刻理解东固战略转折的重大意义。
先说相同之处。第一，这两个根据地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区域范围之内，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创建的以工农武装割据为标志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1930年1月5日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等，指的就是一个区域范围内独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各具特色和经验。第二，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基本上建立了革命政权（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经济社会形态相对完整，必需的经济社会文化组织基本都有。第三，基本上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广大农民群众得到了自己的基本利益，愿意在这块另立政权的土地上生存发展，并拥护这个政权，积极参加这个政权所领导的各种活动。
再来看看两个根据地的不同之处。第一，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模式不相同。井冈山是公开的固定区域武装割据，打起旗帜造反，革命政权也是公开的。东固则是秘密的游擊区域武装割据，不公开建立革命政权，不公开打起红旗。第二，实行武装割据的战术方法不一样。井冈山依托地势天险作屏障，以固守山头不放弃地盘为目标。东固山则以地势天险为大本营，可进可退，变动不居，能守就守，该弃就弃。第三，建设根据地的经济政策有差异。井冈山远离经济腹地，相对封闭，加上地理环境因素和外来封锁，经济建设形式多是自力更生，难以开展对外交流。东固山则离经济中心较近，历史上就是五县边贸地区，邮路商业贸易照常，虽然有外来封锁，但贸易渠道却没有完全断绝，经济建设形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对开放，对外交流渠道相对畅通。第四，两个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高有低。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东固山区内小块盆地量多面积大，井冈山区内小块盆地量少面积小。东固山区物产更丰富一些，依托的经济腹地更广阔，特别是粮食产量，基本能满足人们生存需要。而井冈山区物产不足，依托的经济腹地狭小，由于山高水冷，不适宜生产粮食，难以养活人口。毛泽东两相对比后写道：“他们（指东固地区）经常的是一角五分一天的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2］井冈山官兵伙食一天只有五分钱，一旦人员增多，吃穿经常处在一种窘迫状态，经济困难难以缓解。第五，两个根据地与上级领导机关联络渠道不可比。由于交通条件的制约影响，井冈山根据地与省委特委联络渠道不畅，上级指导意见特别是中央指示难以到达，东固根据地与省委特委关系密切，联络渠道能够得到保证。当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作些比较，但主要的就是这些。叶剑英同志在80年代初与身边工作人员交谈时，曾经回忆道：1931年4月，他刚刚来到中央苏区，就到了东固敖上，与郭化若一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同时也向他介绍到东固有三好：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7］ P81这“三好”的概括，与1929年4月13日的前委来信对东固经验的推介，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学者把东固、井冈山根据地形象地称之为“内生型割据”和“外力型割据”。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上海浦东干部学院的黄琨先生。所谓“内生型、外力型”，是依据创建根据地时所主要依靠军事力量的不同，将其加以区分。依靠自己军事力量为主的，叫内生型；依靠外来军事力量为主的，叫外力型。但这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划分。［8］ P448笔者认为，东固割据，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内生型割据，但当其力量发展壮大，并向周边扩展成“大东固”时，特别是“朱毛”红四军下山，则成了“内生型”和“外力型”相结合的割据，正如陈毅同志所说“风助火、火助风”。井冈山根据地在袁文才手上初始可称之为“内生型”，但其力量、规模小得多，还不能称之为割据。而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山，便是外力型割据为主了，但不能排除袁文才“内生型”助其发展的根本事实，实际上也是“内生型”和“外力型”的相结合，也是“风助火、火助风”。如果套用一句哲学术语，所谓内生型、外力型实际上就是内因、外因作用力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三、对毛泽东东固战略转折的新认识
根据以上所披露的公开史料和对井冈山、东固两个根据地异同之处的分析比较，那么我们对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在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实施“围魏救赵”之举未获成功，2月到达东固后果断放弃重回井冈山之策，而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依托，开创一个“大井冈”的战略转折，便会有清晰、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对于邓力群同志所说“上井冈山伟大，下井冈山也伟大”也会有一种更清新的感受。
1、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是从创造自己模式到借鉴学习他人模式的转折。
毛泽东在4.13《前委来信》明确指出：“因为我们和东固两种不同的经验，觉得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可以仍然是苏维埃，因为苏维埃已经深入人心）。茅坪、茨坪、田西等处是例外。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 ［2］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要湘赣边特委学习东固斗争经验的态度和决心。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和斗争经验饱含着毛泽东的心血和智慧，本身也获得极大成功，毛泽东完全可以引以为豪。但是到了东固，他发现东固的斗争经验对于革命更有利，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更为宽广的胸怀，热情地宣传、推介东固斗争经验：“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是驱逐了，权力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却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间完全没有。” ［2］那么什么是边界的痛苦呢？毛泽东在信中对此作了无情的剖析：“在全国或一省的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势<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如湘南、如醴陵，如平江，如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亦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齐毁坏完了——即此问题亦是使群众失掉而有余。” ［2］这一段无情解剖的话语，至少表明了三点：一是如何运用革命的手段方法去建立革命政权，其形式还值得探讨。二是在强敌压境面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因为盲动主义的错误，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完了。三是要注重解决经济问题，革命不能毁坏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在对湘赣边界模式和东固模式两种斗争经验比较之后，毛泽东豁然开朗，在革命斗争初期，还是采取东固模式为好，毛泽东从六个方面作了概括，一是秘密割据的形式好，二是转圈子的战术好，三是组织发动群众好，四是与省委特委关系密切好，五是经济状况好，六是地形条件好，这六好的关键在于能取得群众而不致失掉群众。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之处，他敢于放弃自己的东西，善于学习借鉴别人的东西。也正是这一点，促成了毛泽东以东固斗争经验为借鉴，实行他的又一伟大战略转折。
2、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是从一个落脚点的失守到寻找到了一个新落脚点的转折。
毛泽东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其原始之想法是从外线作战引开第三次“会剿”的敌军，以在外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再重返井冈山，此战术方法叫做“围魏救赵。”因为井冈山是他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他决不愿意放弃。这从1928年11月25日他以井冈山前委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出来。报告说：“我们对于‘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而不是政治的意义；政治意义上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 ［9］ P62这段话也表明了两点：一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即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是十分必要十分正确的。二是万一要离开井冈山，也仅仅是因为经济发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问题，即无法维持生存，否则他决不会放弃井冈山。但出乎毛泽东意外的是，离开井冈山之后出现了两个始料不及的问题，一是一路被敌军追剿，沿途是无党无群众之地，红四军被动挨打，寻乌圳下之溃，红四军几乎形成解体状况，大家在一起商议怎么办，甚至想到了万一被打散了，主要领导人化名进入城市以后再登报联络。情急之下，提出了“到东固去与东固红军会师”，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春，东固会师成了挽救红四军的希望和曙光。二是到了东固又得知井冈山失守，从东固打回井冈山也成泡影。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实际上是无家可回。我们通过杨至诚同志的谈话回忆，便得到了毛泽东在寻乌项山罗福嶂前委会议决策去东固的心理状态：在黑暗中找到了一根洋火，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落脚点。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呢？这可以从毛泽东另一段谈话找到答案。据肖显社、沈丽文所著《统帅毛泽东》记载：“不过，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东固’这个地方是他终身未能忘怀的。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多次谈到，他一生忘不了三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延安。谈到东固时，他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 ［10］ P251杨至诚回忆也说到，建国后毛泽东还是念念不忘，说是“在项山找到了一根洋火”。［4］P19毛泽东一生忘不了的这三个地方，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在危难之中寻找到的落脚点。秋收起义失败，起义部队何去何从，于是有了一系列的探寻、决策，才最终把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并在袁文才、王佐等革命武装和绿林武装的帮助下，在井冈山安了家，落了脚。下井冈山“围魏救赵”，也是陷入困境，然后有了寻乌罗福嶂会议决策和大柏地之胜，顺利到达东固，与江西红二、四团会师后，才有了当时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闽西这样一个大家，又一次找到了安家落脚之地。长征突围到达大西北，千里黄土高坡，何处能够安身？何处能够抗敌？后从报上得到消息，陕北有红军，于是又一次找到了家。这三次找家，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在困境之中找到的新家，都成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新的安身之地；二是这三个新家，都是当地共产党人自己打出来的地盘，本身就是革命武装的家。井冈山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本身就是共产党的革命武装；王佐领导的绿林武装，也受革命影响，支持革命。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本身就是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直接领导的党的武装，东固根据地当时就已成为赣西南革命大本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堡垒。因为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毛泽东才能在危难之时找到自己的新家，这就是毛泽东一生忘不了井冈山、东固、延安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虽然失去了井冈山这个小家，却得到了东固、赣西南、闽西这样一个大家，这个转折不也是很伟大吗？
3、 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是从保存革命火种、实行小区域武装割据到走上燎原之路、实行大区域武装割据的转折。
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其伟大之处在于保存了革命火种，并在一个小小的山沟里形成燎原之势，在四周都是白色政权的恐怖环境之中，创建成了中国革命第一块红色政权区域，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一历史功勋是其他任何人、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拟的，没有这一小步，就没有后来的一大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中国革命的道路之所以冠名为井冈山道路，就意义就在于此。井冈山道路在井冈山革命时期的实践，仅仅是那一段历程的一个起点，但并不是唯一起点。从当时的历史状况和革命发展的态势来看，全国各地爆发了成百上千次的革命武装暴动，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小小有几十块，真是一个“群雄并起、四面开花”的伟大时代。在江西也出现了除井冈山之外李文林等领导的东固根据地，方志敏等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正如陈毅同志所说，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种子。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在危难之中来到了东固这样一个革命的新天地，其惊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发现了这样一个最有助于实现他星火燎原梦想的大舞台。
朱德同志在和史沫特莱谈话时引述了毛泽东在东固会师时讲的一段话：“‘我们很弱小’，毛泽东向大家说，‘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有远大的前程。’毛泽东同平常一样，解释了革命的一般战略和战术。他说革命一定要首先占领农村小据点，建立牢固的山区根据地，例如东固山区和井冈山区，最终联结起来。‘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他继续说，‘人民政权就可以伸展到有大城镇的地区，从全国小部分地区的解放，我们就可以扩展到较大或更大的地区，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 ［11］ P278
当时江西红二团的一名战士、建国后曾任民政部副部长的卓雄，这样回忆毛泽东在东固会师时的讲话：“东固山很好，是第二个井冈山。”“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现在东固山、井冈山联合起来了，最终要全中国大联合，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 ［12］ P134-135
从毛泽东的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星火燎原”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一个多月之后，在4.13《前委来信》中他又明确写道：“江西我们力量的现状，赣西、赣北、赣南、赣东，各个孤立，不相连属，大区域的群众尚待发动。因此前委于四月十一日召集扩大会，决定军阀混战中我们的政策和行动。其意义就是使各地，特别是红军有一个工作的总目标，使孤立的各地相互联属起来。”［2］他总结东固到处“点火”的经验，“用这种方法游击的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很多地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 ［2］他指示湘赣边界特委采用游击战术的方法，在湘赣边界数十个县地区也象东固革命武装那样，采取变动不居的方法，到处去点火扩大革命武装，要以联合的方法扩大根据地。而毛泽东自己则和朱德一起，带领红四军在赣西南、闽西大地不断地转大圈子去点火，通过转圈点火的战术演变成了建立中央苏区的大战略。他的燎原之路，就是一条到处点火，联合发展的胜利之路。革命武装一定要联合起来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这是贯穿在4·13《前委来信》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与他在井冈山时期认为“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 ［13］ P67的思想，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这样，毛泽东通过学习东固经验，并与井冈山经验结合起来，一是开创了赣西南、闽西连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二是指导井冈山留守的革命武装开创了湘赣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对井冈山、东固的斗争经验采取“扬弃”的辨证态度，并由此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终于获得了极大成功，特别是在攻打长沙失败后转向攻打吉安，继之在以东固为中心的老苏区范围，成功地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下井冈山到“一苏大”召开这两年零十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实际上走的就是一条转大圈子的燎原之路，而发生在东固的战略转折，就是这一燎原之路的起点。“风助火，火助风”，陈毅同志这一形象比喻，很贴切地说明了毛泽东在东固、赣西南、闽西成功的奥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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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毛泽东 井冈山 东固 战略转折
我们在《试述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及历史意义》［1］p7-8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在东固实行的战略转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由公开的武装割据转变为公开武装割据和秘密武装割据相结合。第二，在战术方法上由固定的公开区域割据转变为盘旋式的变动不居的打圈子政策。第三，在战略目标上不再坚持固守井冈山一个山头，大胆抛弃那种守势的根据地观念，把战略目标转变为赣西南闽西20余县更大范围的割据，并与井冈山（湘赣边）相连接。由此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东固的战略转折，是对他自己在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的重要发展和转折。
今年3月，《党的文献》首次全文公开发表了毛泽东1929年4月13日从于都城写给湘赣边界特委的《前委来信》［2］ p15-16，从而印证了笔者所提观点。结合笔者今年所读到的几则史料，就此观点再作如下阐述：
一、介绍几则史料中的新内容
笔者今年查找了一些史料，发现了一些新的内容，现简介如下：
第一，《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发表的《前委来信》。其主要内容分为三大块：一是介绍了前委4月11日会议的行动方向和政策，即以江西为目标，把赣西、赣北、赣南、赣东各不相连的孤立之地相互联结起来，以期一年夺取江西。二是详细介绍了东固的秘密游击武装割据经验，对其赞赏有加。三是“指明边界工作应改变方式之理由颇痛切”， ［3］P318即学习东固经验，把工作重点由山上转到山下，联合各地武装，以湘赣边界为腹地，盘旋式的游击扩大，实际上为创建湘赣苏区勾划出了蓝图。本文将对这三个方面详细分析解读。
第二，陈毅同志1961年接受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有关同志的访谈记录文稿《江西革命斗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4］P2在访谈中陈毅讲了很多重要的观点，这里介绍与东固战略转折相关的几个观点：一是赣西南的革命种子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他说：“你们问到当时红军游击赣南时撒下了一些什么革命种子的问题。如果要说撒下了革命种子，那就是当时纪律很好，给群众影响很好。地方党的组织并不是红四军去建立的。革命种子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各个地方的党组织，也是那时的江西省委建立的。北伐战争在江西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赣西南的影响最大。当然，影响最大的是湖南省。而红军正是利用了这种影响。罗贵波、赖传珠等同志就是受到那种影响在北伐时期入党的，以后再和红四军结合起来了。至于各地党组织的大规模的建立，那是建立根据地以后的事情，是从上而下建立的。这点和其他根据地是一样的。特别是‘二七’会议以后，党的组织才较快地发展起来。所以，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红军的力量，一个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种子，有地下党。”［4］P3二是星火燎原问题，是风助火，火助风。“在寻乌，我们见着了古柏，他也是逃出来的。县里反动派要捉他。以后直到东固和二、四团会师后，耳目才灵动了。由此可见，当时建立苏区的地方，都是大革命有基础的地方。……所以根据地在南方很发达，北方虽然有秘密工作，但是没有红军，所以没有根据地。这两个因素，主要还是红军。所谓星火燎原，火就是红军，燎原就是群众，风助火，火助风，但引子还是红军。”［4］P4三是根据地的发展方向问题，主要是江西。“自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以后，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向江西，而不是向湖南发展，是向东向北发展，而不是向西。因為湖南方面的敌人比较强，而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阀，外省军阀与地方又有矛盾。所以我们利用这点，避强就弱。以后井冈山站不住脚了，便向东发展，选择赣江以东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以后我们转来转去，总是不肯离开这块地方，经之营之，惨淡经营，把根据地搞起来。以后在这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攻。第五次反围攻，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失败了，我们被迫退出这个根据地，如果没有‘左’倾路线的错误，很可能在这里最后发展到全国的胜利。……当时赣西南以兴国、吉安、东固党的组织比较强大，寻乌、信丰、闽西党的组织也很起作用，兴国有陈奇涵同志，东固是曾山同志。”［4］P4作为经历过井冈山和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开拓创建的过来人，陈毅同志这一番点评和介绍是很有份量的。
第三，杨至诚同志1964年重访赣南，着重谈了八一起义部队在赣南整训和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问题。这篇访谈记录名为《赣南忆旧》［4］P18，和陈毅同志的访谈记录文稿一同发表在《中央苏区风云录》一书中。杨至诚谈到了在寻乌项山罗福嶂决策去东固的问题。他说：“部队在寻乌边界（项山）罗福嶂休息了一天，前委开了会议，决定部队进行整编，改编为3个纵队，决定第一纵队由林彪负责；第二纵队由胡少海负责；第三纵队由伍中豪负责。会上还讨论了部队去东固的问题，项山至罗福嶂这一段，是一个转折点，很重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在项山找到了一根洋火（火柴），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还常讲：‘在项山找到了一根洋火。’可见，毛泽东同志对罗福嶂会议印象很深，评价很高。罗福嶂会议后，部队离开寻乌，经武平入会昌，走武阳过河到瑞金。……我们在大柏地开会，一边烤火烧红薯芋吃，一边开会讨论如何对付敌人。……所以大柏地也是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同志后来写了一首词以示纪念。大柏地战斗后，部队向宁都前进，由黄陂到东固，和江西红军二、四团会合。会合后，部队离开东固，插到广昌、石城，然后到瑞金的壬田出发进福建，在长汀的长岭寨打死郭风鸣。随后红军又从闽西回师赣南，开始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新战斗。”［4］P19杨至诚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副官，所引毛泽东的讲话，当是最具有权威性的。作为过来人，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叙述为一个又一个重要转折，应是发自内心的深切感叹。
第四，《毛泽东年谱》中的记载和论述。作为毛泽东革命历程的记录，《毛泽东年谱》是最具有权威的。从1929年2月初在寻乌决策去东固，到2月下旬在东固召开前委会议，再到长汀3.20前委会议；从4.5前委会议到4.13《前委来信》，《年谱》都有详细记载。
1、“2月初，同朱德率红四军进驻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停留一天。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总结进军赣南以来的经验；决定红四军开往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根据地——东固地区。”［5］P264
2、“2月22日，在红四军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联欢大会上讲话，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称赞东固人民和红二、四团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得知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三十团主力已突围向赣南转移，加之‘追剿’军第二十一旅向东固地区进逼，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离开东固，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继续以盘旋式打圈子战术拖住‘追剿’敌军。”［5］P266
3、“3月20日，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提出了红四军、红五军以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的行动方针。当天，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将这次前委会议的精神，向福建省委和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红军的战略计划和行动方针，勾划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幅蓝图。”［5］P269
4、“4月5日，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精神，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复信。……复信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这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广大的群众。’” ［5］P271
5、“4月13日，在于都以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湘赣边界特委写信，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观念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5］P273
第五，赣州市委党史办凌步机同志访谈老同志提供的口述史料。史料表明，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游击赣南处于最困难之时，“到东固去与东固红军胜利会师”成为当时红四军最希望实现的目标和最鼓舞斗志的口号。如果没有这个目标和口号作支撑，当时红四军极有可能溃散失败。［6］ P286
这一系列的记载反映了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是一个动态过程。以上所引史料，其中许多内容可以说是第一次公开披露。正是这些史料，才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看待毛泽东1929年2月到4月之间所作出的战略转折。
二、井冈山根据地、东固根据地异同之分析比较
要了解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必须对井冈山、东固两个根据地的异同作一分析比较，才能深刻理解东固战略转折的重大意义。
先说相同之处。第一，这两个根据地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区域范围之内，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创建的以工农武装割据为标志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1930年1月5日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等，指的就是一个区域范围内独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各具特色和经验。第二，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基本上建立了革命政权（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经济社会形态相对完整，必需的经济社会文化组织基本都有。第三，基本上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广大农民群众得到了自己的基本利益，愿意在这块另立政权的土地上生存发展，并拥护这个政权，积极参加这个政权所领导的各种活动。
再来看看两个根据地的不同之处。第一，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模式不相同。井冈山是公开的固定区域武装割据，打起旗帜造反，革命政权也是公开的。东固则是秘密的游擊区域武装割据，不公开建立革命政权，不公开打起红旗。第二，实行武装割据的战术方法不一样。井冈山依托地势天险作屏障，以固守山头不放弃地盘为目标。东固山则以地势天险为大本营，可进可退，变动不居，能守就守，该弃就弃。第三，建设根据地的经济政策有差异。井冈山远离经济腹地，相对封闭，加上地理环境因素和外来封锁，经济建设形式多是自力更生，难以开展对外交流。东固山则离经济中心较近，历史上就是五县边贸地区，邮路商业贸易照常，虽然有外来封锁，但贸易渠道却没有完全断绝，经济建设形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对开放，对外交流渠道相对畅通。第四，两个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高有低。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东固山区内小块盆地量多面积大，井冈山区内小块盆地量少面积小。东固山区物产更丰富一些，依托的经济腹地更广阔，特别是粮食产量，基本能满足人们生存需要。而井冈山区物产不足，依托的经济腹地狭小，由于山高水冷，不适宜生产粮食，难以养活人口。毛泽东两相对比后写道：“他们（指东固地区）经常的是一角五分一天的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2］井冈山官兵伙食一天只有五分钱，一旦人员增多，吃穿经常处在一种窘迫状态，经济困难难以缓解。第五，两个根据地与上级领导机关联络渠道不可比。由于交通条件的制约影响，井冈山根据地与省委特委联络渠道不畅，上级指导意见特别是中央指示难以到达，东固根据地与省委特委关系密切，联络渠道能够得到保证。当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作些比较，但主要的就是这些。叶剑英同志在80年代初与身边工作人员交谈时，曾经回忆道：1931年4月，他刚刚来到中央苏区，就到了东固敖上，与郭化若一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同时也向他介绍到东固有三好：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7］ P81这“三好”的概括，与1929年4月13日的前委来信对东固经验的推介，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学者把东固、井冈山根据地形象地称之为“内生型割据”和“外力型割据”。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上海浦东干部学院的黄琨先生。所谓“内生型、外力型”，是依据创建根据地时所主要依靠军事力量的不同，将其加以区分。依靠自己军事力量为主的，叫内生型；依靠外来军事力量为主的，叫外力型。但这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划分。［8］ P448笔者认为，东固割据，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内生型割据，但当其力量发展壮大，并向周边扩展成“大东固”时，特别是“朱毛”红四军下山，则成了“内生型”和“外力型”相结合的割据，正如陈毅同志所说“风助火、火助风”。井冈山根据地在袁文才手上初始可称之为“内生型”，但其力量、规模小得多，还不能称之为割据。而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山，便是外力型割据为主了，但不能排除袁文才“内生型”助其发展的根本事实，实际上也是“内生型”和“外力型”的相结合，也是“风助火、火助风”。如果套用一句哲学术语，所谓内生型、外力型实际上就是内因、外因作用力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三、对毛泽东东固战略转折的新认识
根据以上所披露的公开史料和对井冈山、东固两个根据地异同之处的分析比较，那么我们对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在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实施“围魏救赵”之举未获成功，2月到达东固后果断放弃重回井冈山之策，而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依托，开创一个“大井冈”的战略转折，便会有清晰、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对于邓力群同志所说“上井冈山伟大，下井冈山也伟大”也会有一种更清新的感受。
1、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是从创造自己模式到借鉴学习他人模式的转折。
毛泽东在4.13《前委来信》明确指出：“因为我们和东固两种不同的经验，觉得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可以仍然是苏维埃，因为苏维埃已经深入人心）。茅坪、茨坪、田西等处是例外。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 ［2］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要湘赣边特委学习东固斗争经验的态度和决心。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和斗争经验饱含着毛泽东的心血和智慧，本身也获得极大成功，毛泽东完全可以引以为豪。但是到了东固，他发现东固的斗争经验对于革命更有利，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更为宽广的胸怀，热情地宣传、推介东固斗争经验：“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是驱逐了，权力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却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间完全没有。” ［2］那么什么是边界的痛苦呢？毛泽东在信中对此作了无情的剖析：“在全国或一省的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势<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如湘南、如醴陵，如平江，如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亦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齐毁坏完了——即此问题亦是使群众失掉而有余。” ［2］这一段无情解剖的话语，至少表明了三点：一是如何运用革命的手段方法去建立革命政权，其形式还值得探讨。二是在强敌压境面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因为盲动主义的错误，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完了。三是要注重解决经济问题，革命不能毁坏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在对湘赣边界模式和东固模式两种斗争经验比较之后，毛泽东豁然开朗，在革命斗争初期，还是采取东固模式为好，毛泽东从六个方面作了概括，一是秘密割据的形式好，二是转圈子的战术好，三是组织发动群众好，四是与省委特委关系密切好，五是经济状况好，六是地形条件好，这六好的关键在于能取得群众而不致失掉群众。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之处，他敢于放弃自己的东西，善于学习借鉴别人的东西。也正是这一点，促成了毛泽东以东固斗争经验为借鉴，实行他的又一伟大战略转折。
2、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是从一个落脚点的失守到寻找到了一个新落脚点的转折。
毛泽东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其原始之想法是从外线作战引开第三次“会剿”的敌军，以在外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再重返井冈山，此战术方法叫做“围魏救赵。”因为井冈山是他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他决不愿意放弃。这从1928年11月25日他以井冈山前委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出来。报告说：“我们对于‘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而不是政治的意义；政治意义上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 ［9］ P62这段话也表明了两点：一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即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是十分必要十分正确的。二是万一要离开井冈山，也仅仅是因为经济发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问题，即无法维持生存，否则他决不会放弃井冈山。但出乎毛泽东意外的是，离开井冈山之后出现了两个始料不及的问题，一是一路被敌军追剿，沿途是无党无群众之地，红四军被动挨打，寻乌圳下之溃，红四军几乎形成解体状况，大家在一起商议怎么办，甚至想到了万一被打散了，主要领导人化名进入城市以后再登报联络。情急之下，提出了“到东固去与东固红军会师”，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春，东固会师成了挽救红四军的希望和曙光。二是到了东固又得知井冈山失守，从东固打回井冈山也成泡影。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实际上是无家可回。我们通过杨至诚同志的谈话回忆，便得到了毛泽东在寻乌项山罗福嶂前委会议决策去东固的心理状态：在黑暗中找到了一根洋火，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落脚点。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呢？这可以从毛泽东另一段谈话找到答案。据肖显社、沈丽文所著《统帅毛泽东》记载：“不过，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东固’这个地方是他终身未能忘怀的。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多次谈到，他一生忘不了三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延安。谈到东固时，他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 ［10］ P251杨至诚回忆也说到，建国后毛泽东还是念念不忘，说是“在项山找到了一根洋火”。［4］P19毛泽东一生忘不了的这三个地方，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在危难之中寻找到的落脚点。秋收起义失败，起义部队何去何从，于是有了一系列的探寻、决策，才最终把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并在袁文才、王佐等革命武装和绿林武装的帮助下，在井冈山安了家，落了脚。下井冈山“围魏救赵”，也是陷入困境，然后有了寻乌罗福嶂会议决策和大柏地之胜，顺利到达东固，与江西红二、四团会师后，才有了当时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闽西这样一个大家，又一次找到了安家落脚之地。长征突围到达大西北，千里黄土高坡，何处能够安身？何处能够抗敌？后从报上得到消息，陕北有红军，于是又一次找到了家。这三次找家，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在困境之中找到的新家，都成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新的安身之地；二是这三个新家，都是当地共产党人自己打出来的地盘，本身就是革命武装的家。井冈山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本身就是共产党的革命武装；王佐领导的绿林武装，也受革命影响，支持革命。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本身就是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直接领导的党的武装，东固根据地当时就已成为赣西南革命大本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堡垒。因为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毛泽东才能在危难之时找到自己的新家，这就是毛泽东一生忘不了井冈山、东固、延安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虽然失去了井冈山这个小家，却得到了东固、赣西南、闽西这样一个大家，这个转折不也是很伟大吗？
3、 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是从保存革命火种、实行小区域武装割据到走上燎原之路、实行大区域武装割据的转折。
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其伟大之处在于保存了革命火种，并在一个小小的山沟里形成燎原之势，在四周都是白色政权的恐怖环境之中，创建成了中国革命第一块红色政权区域，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一历史功勋是其他任何人、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拟的，没有这一小步，就没有后来的一大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中国革命的道路之所以冠名为井冈山道路，就意义就在于此。井冈山道路在井冈山革命时期的实践，仅仅是那一段历程的一个起点，但并不是唯一起点。从当时的历史状况和革命发展的态势来看，全国各地爆发了成百上千次的革命武装暴动，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小小有几十块，真是一个“群雄并起、四面开花”的伟大时代。在江西也出现了除井冈山之外李文林等领导的东固根据地，方志敏等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正如陈毅同志所说，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种子。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在危难之中来到了东固这样一个革命的新天地，其惊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发现了这样一个最有助于实现他星火燎原梦想的大舞台。
朱德同志在和史沫特莱谈话时引述了毛泽东在东固会师时讲的一段话：“‘我们很弱小’，毛泽东向大家说，‘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有远大的前程。’毛泽东同平常一样，解释了革命的一般战略和战术。他说革命一定要首先占领农村小据点，建立牢固的山区根据地，例如东固山区和井冈山区，最终联结起来。‘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他继续说，‘人民政权就可以伸展到有大城镇的地区，从全国小部分地区的解放，我们就可以扩展到较大或更大的地区，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 ［11］ P278
当时江西红二团的一名战士、建国后曾任民政部副部长的卓雄，这样回忆毛泽东在东固会师时的讲话：“东固山很好，是第二个井冈山。”“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现在东固山、井冈山联合起来了，最终要全中国大联合，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 ［12］ P134-135
从毛泽东的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星火燎原”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一个多月之后，在4.13《前委来信》中他又明确写道：“江西我们力量的现状，赣西、赣北、赣南、赣东，各个孤立，不相连属，大区域的群众尚待发动。因此前委于四月十一日召集扩大会，决定军阀混战中我们的政策和行动。其意义就是使各地，特别是红军有一个工作的总目标，使孤立的各地相互联属起来。”［2］他总结东固到处“点火”的经验，“用这种方法游击的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很多地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 ［2］他指示湘赣边界特委采用游击战术的方法，在湘赣边界数十个县地区也象东固革命武装那样，采取变动不居的方法，到处去点火扩大革命武装，要以联合的方法扩大根据地。而毛泽东自己则和朱德一起，带领红四军在赣西南、闽西大地不断地转大圈子去点火，通过转圈点火的战术演变成了建立中央苏区的大战略。他的燎原之路，就是一条到处点火，联合发展的胜利之路。革命武装一定要联合起来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这是贯穿在4·13《前委来信》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与他在井冈山时期认为“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 ［13］ P67的思想，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这样，毛泽东通过学习东固经验，并与井冈山经验结合起来，一是开创了赣西南、闽西连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二是指导井冈山留守的革命武装开创了湘赣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对井冈山、东固的斗争经验采取“扬弃”的辨证态度，并由此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终于获得了极大成功，特别是在攻打长沙失败后转向攻打吉安，继之在以东固为中心的老苏区范围，成功地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下井冈山到“一苏大”召开这两年零十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实际上走的就是一条转大圈子的燎原之路，而发生在东固的战略转折，就是这一燎原之路的起点。“风助火，火助风”，陈毅同志这一形象比喻，很贴切地说明了毛泽东在东固、赣西南、闽西成功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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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