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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向死而生的生存姿态下，死亡作为人的最终存在方式和生的最高虚无，成为盛开在文学艺术花园中的一朵妖娆之花。本文以古希腊悲剧为研究对象，试图挖掘其中普遍蕴含的死亡主题与死亡情结，并以具体文本的呈现，对其中的死亡做美学的关照，探寻古希腊悲剧在对死亡的超越过程中凸显的死亡美学。
关键词：古希腊悲剧 死亡 死亡美学 超越
海德格尔说：“人是向死的存在。”某种程度上，“生命因死亡而美丽，因死亡而变得有意义。” 撇开对死的关照，就难以透视生的意义或是无意义。于是，死亡毫不意外地成为了艺术的宠儿，在艺术的殿堂中开出妖娆的黑色之花。“艺术家是死亡的真切观察者和敏感体验者” ，甚至，在今道友信看来，死就是最高的美学命题。那么就姑妄将这种在文艺作品中暗含的死亡之美称为死亡美学。
在西方文学史上，古希腊悲剧的核心内容与高潮以死亡为前提并以死亡主要构成，因而死亡的美学价值在古希腊悲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死亡主题与古希腊悲剧
借助神话和宗教，古希腊人将死亡融入原始的文明和文化，以期达到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超越死亡的目的。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这种祭祀活动描述说：“几乎在所有的地方这些节日的核心都是一种癫狂的性放纵，它的浪潮冲决每个家庭及其庄严规矩；天性中最凶猛的野兽径直脱开缰绳乃至肉欲与暴行令人憎恶地相混合，我始终视之为真正的‘妖女的淫药’。” 从悲剧的诞生以及酒神精神备受古希腊人推崇的情况看，死亡的主题无疑与古希腊悲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死亡的主题也缠绕在古希腊悲剧的发展与成熟过程中。伯利克里说：“这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 死亡的主题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价值取向而被悲剧家们所钟爱，于是深深嵌入古希腊悲剧中。
古希腊悲剧的内容基本取材于神话和传说，以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为代表的悲剧多探讨形而上的问题，通过人与命运的抗争，生与死的较量，将探索的触角直指伦理观的终端。而三人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布满了死亡与濒死的噩运。
除此以外，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埃阿斯》、《厄勒克特拉》，埃斯庫罗斯的《七将攻忒拜》、《奥瑞斯提亚》以及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刻提斯》、《特洛伊妇女》等作品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描写了死亡，或是悲壮，或是凄惨，或是无奈。
古希腊悲剧中死亡的审美价值
死亡在古希腊悲剧中成为一种暗涌的悲剧意识，或许正如“所有哲学与所有宗教的个人的与情感的起点，就是在于这一种生命的悲剧意识” ，观众获得的心灵震撼与美的享受也正源于这种死亡背后的悲剧意识。具体而言，“在艺术中，死亡的审美价值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通过艺术的中介可以化死亡的恐怖为美感。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艺术的筛选和抽象，可以进一步强化一些特定的死亡行为和现象先已具有的审美价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借引起怜悯或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 ，而引起怜悯和恐惧的，正是毁灭中的崇高。
普罗米修斯则死于对人的爱与对权威的反抗。他选择做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者。“任电光的曲折栏杆，把我的骨肉摧残；任疾电把碧空震撼；任暴风吹乱蓝天；任狂飙把大地根基掀翻，把天上星辰的轨道扰乱；……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性的唯唯诺诺。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⑦他承受了比死亡痛苦百倍的折磨。在古希腊人眼中，命运是难以违抗的，也是不可战胜的，但命运无法摧毁悲剧人物的意志和个性，如此，全剧透露出一种反抗与无奈的崇高，也反映出埃斯库罗斯继承的荷马式的带有浓郁悲剧色彩的世界观。
死亡意象具有美学价值却不是单纯的美学价值，它不一定提供接受者以单纯的美感。这与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看法不谋而合，悲剧正是通过对死亡的演绎，表现崇高，以达到对人的心灵的提升和净化。
古希腊悲剧对死亡的超越
死亡意识具体表现在人们一面对死亡充满未知的恐惧，一面又对其充满好奇乃至渴望；一面知道死亡是亘古不变，难以逃避的，一面又妄图否定人生而必死的事实。于是，包括古希腊悲剧在内的文学作品为追求对死亡的超越而做着孜孜不倦的探索。
这样，古希腊悲剧并未停留在单纯的表现死亡层面上踟蹰不前，悲剧主人公通过对死亡的承受、对责任的承担而通向复活——实现了对死亡的超越，达到了人的自由本质。为了自由和尊严，死亡的价值被彰显，成为对生的一种阐释与推动。从难以抗拒的死亡中，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到生的终极意义，也更深刻地体悟到比生更崇高的精神存在。
也许，一个珍视生命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迷恋死亡的人。死亡作为生命的最高的虚无，象征着一种精神和灵魂的升华，古希腊悲剧家利用了这种虚无，刻画死亡又超越死亡，给我们上演了一出震撼人心的死亡美学之剧。
参考文献：
1.颜翔林《死亡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陆扬：《中西死亡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4.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
5.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
6.亚里士多德，贺拉提乌斯《诗学·诗艺》，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
7.李向平：《死亡与超越》，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古希腊悲剧 死亡 死亡美学 超越
海德格尔说：“人是向死的存在。”某种程度上，“生命因死亡而美丽，因死亡而变得有意义。” 撇开对死的关照，就难以透视生的意义或是无意义。于是，死亡毫不意外地成为了艺术的宠儿，在艺术的殿堂中开出妖娆的黑色之花。“艺术家是死亡的真切观察者和敏感体验者” ，甚至，在今道友信看来，死就是最高的美学命题。那么就姑妄将这种在文艺作品中暗含的死亡之美称为死亡美学。
在西方文学史上，古希腊悲剧的核心内容与高潮以死亡为前提并以死亡主要构成，因而死亡的美学价值在古希腊悲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死亡主题与古希腊悲剧
借助神话和宗教，古希腊人将死亡融入原始的文明和文化，以期达到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超越死亡的目的。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这种祭祀活动描述说：“几乎在所有的地方这些节日的核心都是一种癫狂的性放纵，它的浪潮冲决每个家庭及其庄严规矩；天性中最凶猛的野兽径直脱开缰绳乃至肉欲与暴行令人憎恶地相混合，我始终视之为真正的‘妖女的淫药’。” 从悲剧的诞生以及酒神精神备受古希腊人推崇的情况看，死亡的主题无疑与古希腊悲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死亡的主题也缠绕在古希腊悲剧的发展与成熟过程中。伯利克里说：“这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 死亡的主题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价值取向而被悲剧家们所钟爱，于是深深嵌入古希腊悲剧中。
古希腊悲剧的内容基本取材于神话和传说，以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为代表的悲剧多探讨形而上的问题，通过人与命运的抗争，生与死的较量，将探索的触角直指伦理观的终端。而三人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布满了死亡与濒死的噩运。
除此以外，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埃阿斯》、《厄勒克特拉》，埃斯庫罗斯的《七将攻忒拜》、《奥瑞斯提亚》以及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刻提斯》、《特洛伊妇女》等作品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描写了死亡，或是悲壮，或是凄惨，或是无奈。
古希腊悲剧中死亡的审美价值
死亡在古希腊悲剧中成为一种暗涌的悲剧意识，或许正如“所有哲学与所有宗教的个人的与情感的起点，就是在于这一种生命的悲剧意识” ，观众获得的心灵震撼与美的享受也正源于这种死亡背后的悲剧意识。具体而言，“在艺术中，死亡的审美价值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通过艺术的中介可以化死亡的恐怖为美感。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艺术的筛选和抽象，可以进一步强化一些特定的死亡行为和现象先已具有的审美价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借引起怜悯或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 ，而引起怜悯和恐惧的，正是毁灭中的崇高。
普罗米修斯则死于对人的爱与对权威的反抗。他选择做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者。“任电光的曲折栏杆，把我的骨肉摧残；任疾电把碧空震撼；任暴风吹乱蓝天；任狂飙把大地根基掀翻，把天上星辰的轨道扰乱；……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性的唯唯诺诺。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⑦他承受了比死亡痛苦百倍的折磨。在古希腊人眼中，命运是难以违抗的，也是不可战胜的，但命运无法摧毁悲剧人物的意志和个性，如此，全剧透露出一种反抗与无奈的崇高，也反映出埃斯库罗斯继承的荷马式的带有浓郁悲剧色彩的世界观。
死亡意象具有美学价值却不是单纯的美学价值，它不一定提供接受者以单纯的美感。这与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看法不谋而合，悲剧正是通过对死亡的演绎，表现崇高，以达到对人的心灵的提升和净化。
古希腊悲剧对死亡的超越
死亡意识具体表现在人们一面对死亡充满未知的恐惧，一面又对其充满好奇乃至渴望；一面知道死亡是亘古不变，难以逃避的，一面又妄图否定人生而必死的事实。于是，包括古希腊悲剧在内的文学作品为追求对死亡的超越而做着孜孜不倦的探索。
这样，古希腊悲剧并未停留在单纯的表现死亡层面上踟蹰不前，悲剧主人公通过对死亡的承受、对责任的承担而通向复活——实现了对死亡的超越，达到了人的自由本质。为了自由和尊严，死亡的价值被彰显，成为对生的一种阐释与推动。从难以抗拒的死亡中，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到生的终极意义，也更深刻地体悟到比生更崇高的精神存在。
也许，一个珍视生命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迷恋死亡的人。死亡作为生命的最高的虚无，象征着一种精神和灵魂的升华，古希腊悲剧家利用了这种虚无，刻画死亡又超越死亡，给我们上演了一出震撼人心的死亡美学之剧。
参考文献：
1.颜翔林《死亡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陆扬：《中西死亡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4.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
5.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
6.亚里士多德，贺拉提乌斯《诗学·诗艺》，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
7.李向平：《死亡与超越》，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