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期间，一系列老方子在民间流传。就连当时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公布了一帖抗SARS中药方。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詹姆斯博士在广东省中医院一附院考察时，对中医治疗非典给予了高度评价：“平均退烧时间缩短至7天、住院时间为18天左右……跟其他医院相比，这一经验值得研究与学习。”
　　钟南山的“老方子”故事
　　2010年钟南山出席广医荔湾医院新病区揭牌时谈对中医看法：“中医讲各个脏器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并强调应将人当成一个整体来治疗，这是我看重的一个理念。”
　　2003年的非典期间，钟南山的女儿不幸也感染上了非典，就将女儿托给著名老中医邓铁涛用中医进行治疗。不是钟院士不相信西医，他本身就是西医，但他也担心西医疗治后的后遗症。
　　当时，邓铁涛率领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另一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
　　京城“儿科王”刘弼臣作为中医专家曾参与治疗“非典”，提及这段经历指出：“股骨头坏死主要是因为缺钙，为什么缺钙？使用了大量激素！用来控制急性症状每天也不过40～60克，‘非典’的时候一次都用到了120克！”
　　“治急性病、重病是西医的特长，比如细菌感染发热，用西药退热快。但热退了之后，用中医药对免疫功能进行调节能起到好作用，一些慢性病的防治也是如此。”
　　钟南山列举中西医对肿瘤的治疗理念解释说，以前西医是简单地把肿瘤给杀灭了，最后发现瘤没了，人也死了；中医不是直接把瘤消灭，而是提出“以正攻邪”、“人瘤共存”，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他称，现在整个世界对肿瘤的治疗理念也向这方面转变，跟中医是有关的。
　　“李时珍早就提过，发疟疾寒热时‘用青蒿一把，加水二升，捣汁服’。青蒿素现在已走向世界，其功效也已被反复证明。”
　　钟南山认为，中药两千多年的经验积累了不少好东西，但到底有多大用途，必须迈过循证医学这道“门槛”。“方舟子说中医不科学，只有中药还可验证，他可能讲得太绝对了。我认为中医整体治疗和‘治未病’的理念是科学的。”
　　非典期间，一系列老方子在民间流传。就连当时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公布了一帖抗SARS中药方。
　　中医视角中的传染病
　　用西医来解释SARS比较单纯，“非典型性肺炎”，源于冠状病毒感染。但中医名家关庆维说，用中医的视角看，SARS在广州表证是“风瘟夹湿”，到了北京，是“风瘟夹寒”，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和地域有关。“中医讲三因制宜，因人、因地、因时。所以，中医药介入‘非典’后，治愈率很高，并发症也少了，愈后非常好。”
　　“‘非典’的时候，最开始都是西医治疗，后来吴仪专门召集老中医开会研究中医如何参与治疗，中医才能进入医院。中医上手后，高热的患者3天退烧，发展成急症的没了。而经过西医治疗的很多患者虽然活了下来，但基本上都留有后遗症由于激素大量使用导致的股骨头坏死。”
　　“张仲景时代，以非发疹性传染病为主，特别是流感为多。所以他用温法治伤寒。到了唐宋时期，发疹性传染病为多，一开始就高热，再用温药不合适，开始用凉药。”之所以有这种变化，《中国疫病史鉴》主编梁峻指出，综观整个古代疫病流行资料，疫病高峰期第一是在东汉末年及三国战乱时期，政治及战争因素对疫病流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南宋、元及明代前期，这一时期南方地区人口增加，城市繁荣；第三个高峰期便是公元16世纪以后，相当于明代后期至清代，海内外交通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鼎盛期，因而对疫病流行的影响作用也都达到了高峰。
　　而张仲景、刘完素，包括吴又可、吴鞠通等医史留名的中医就分别出现在这些年代，他们都属于根据个人所在行医地区环境，自出机杼、灵活变通的名医。
　　对于甲型H1N1流感，无论是关庆维还是孟庆云都觉得并不可怕。“按照中医的观点，这就是一种外感性传染病，一种自限性疾病。这种病与气候有关，就像SARS，最后的消亡是因为季节，天气热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中医专家都持有这一观点。
　　即使是中医，同样认为防治传染病，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是切断传染源。“鼠疫的时候，意大利人发明了隔离；霍乱的时候，大家讲求切断水源。对于甲型流感这种输入型传染病，最关键的是切断传染源。所以，像国家目前加强对交通关口的检疫，对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都是古已有之的科学办法。”